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在历史的拐弯处
方城
１９２７年，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日益紧迫，毛泽东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走自己认定的路。
４月１２日，蒋介石首举反叛大旗。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滚滚的黄浦江。５天以后，中共在武昌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他的眼睛总是注视着农民。遗憾的是，这个提案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没有讨论。
６月下旬，毛泽东受命于危难之际，就任新组建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他立即赶赴长沙，重整旗鼓。
不料毛泽东到湖南刚刚１０天就被陈独秀召回武汉，原因是他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７月４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１．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２．此外尚有两路线：ａ、上山；ｂ、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尽管陈独秀仍沉迷于幻想之中，毛泽东已清醒地预料到将有更大的事变降临。果不其然，此言道出仅１１天，标志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汪精卫公开“分共”，宁汉合流。共产党由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逼入地下。
摆脱了陈独秀统治的中共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秋收起义计划。
汪精卫叛变后的第５天，中共中央发出农字第九号通告，提出农民武装在合法存在和秘密活动“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这显然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接着，毛泽东在汉口出席了那次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誉为“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会议——八七紧急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谈起了“新姑娘上花轿”。话题是由党内在国共合作上的右倾错误引起的：“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毛泽东进而深刻地说道：“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后来，这段话被概括为一句颇富文学意味的至理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以１２票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８月８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领导湘南地区广大农村的农民革命斗争。
８月９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专题讨论湖南秋收起义问题，正要上船去湘南的毛泽东被通知留下参加会议。
会上传阅着一封长沙来信。这是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马也尔写给中央的。来信主张：在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的军队去广东，以“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
“这是很错误的！”毛泽东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去。”
当日，中央复信长沙，否定了湖南省委的意见。
毛泽东随即赶赴湖南。不过，此时他已不是湘南特委书记，而是中央特派员，去和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湖南全省的秋收起义。
不到一个月，革命烽火燃遍湘赣边界的广袤大地。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初衷是拿下长沙城。可是，敌众我寡，事与愿违。毛泽东力排众议，改弦易辙。他，真的上山了！
他带着那支打着共产党旗帜的工农革命军走上了巍峨雄伟的井冈山，与那里的两位绿林豪杰交上了朋友，在那里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倾注心血建大桥
徐华英 刘家富
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就决定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大桥的建设一直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进行。
１９５０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铁道部一面在武汉建立轮渡工程，维持南北运输，一面派遣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赴汉勘测、钻探，进行建造长江大桥的初步设计。
同年，铁道部讨论了武汉长江大桥桥址方案，建议桥址采用龟山、蛇山线，铁道部将桥址方案上报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随即来到武汉，亲自实地察看。
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８日，雪后初晴，风和日丽，连日大雪把武汉三镇装点得多姿多彩。下午３时许，毛泽东在中南局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沿着盘山小道，登上武昌蛇山的黄鹤楼。毛泽东凭栏伫立，隔江相望的武汉三镇和被长江隔断的京汉、粤汉铁路尽收眼底。有关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情况和桥址方案。经过实地考察，他同意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也同意铁道部的桥址方案。
在毛泽东视察后，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讨论了铁道部《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批准了初步设计、工程概算和竣工期限。
１９５６年５月３１日清晨，毛泽东到武汉视察长江大桥工程。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问：是岸上看还是水上看？毛泽东说：“水上看。”
毛泽东乘坐武康号轮船，经汉阳晴川阁上行，从２、３号桥墩间穿过，驶到鹦鹉洲附近的江面后，又折回下行，从３、４号桥墩间穿出。此时，武汉长江大桥的水中桥墩已全部建成，钢梁从汉阳岸正向江中延伸。
对岩石和水下混凝土抗压强度，毛泽东要求具体解释。彭敏回答：“冲刷假定为百分之一百，就是假定把河床的覆盖层全部冲掉，事实上不会全冲掉。”
毛泽东说：“这样就更保险些，更坚固些。”
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沉下去？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
彭敏详细地作了回答。
这次视察后，毛泽东连续三次畅游长江。在第二次当游到大桥上游水域时，毛泽东一边踩水，一边观看正在紧张施工的大桥。临近桥墩时，毛泽东挥臂侧游，从大桥２、３号桥墩间穿过。第三次游长江后，毛泽东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
１９５７年９月６日，傍晚。从汉口方向驶来了二十几辆轿车，沿龟山山腰公路一直开到汉阳桥头堡旁，徐徐停稳。
毛泽东从轿车里出来。他身穿灰色中山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和等候在桥头的武汉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等一一握手，然后健步走上大桥。
毛泽东向宽阔的江心桥面走去。他一面鸟瞰武汉三镇，一面细心询问大桥工程情况。杨在田汇报说：“武汉长江大桥为公路铁路两用桥，全长１６７０米。正桥长１１５６米，有两台８墩９孔。桥跨结构采用三孔一联等跨的平弦菱形连续钢桁梁共３联。每孔跨度为１２８米。”
毛泽东问修这个桥用了多少钢？多少混凝土？花了多少钱？
杨在田回答说：一共用了５万吨钢，人民币１．３亿元。毛泽东说：“不算多。”
毛泽东继续往前走，一会又面向上游指着江中问道：“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吗？黄鹤楼呢？”
“从前在江中间，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黄鹤楼因修大桥拆了，现在正计划着重修。”王任重回答说。
毛泽东说：“应当修，这是历史古迹。”
接着，毛泽东问杨在田：“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现在如果没有苏联专家可以修了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可以修了。”杨在田回答说。
“可以修了吗？”毛泽东重复问了一句。
“能修能修，我们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杨在田说。
夜幕已经降临，武汉三镇灯火闪烁，毛泽东走到栏杆旁，出神地看着汉口说：“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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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长沙的一百一十四天
夏远生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５年２月，年已８１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１１４天。他在长沙期间，抑制“四人帮”，决定重用邓小平，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权的阴谋，为后来党中央彻底粉碎“四人帮”打下了基础。
实际上，毛泽东反对江青一伙篡权阴谋的斗争在他回湖南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１０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前，周恩来因患病住进医院。１０月４日，毛泽东在武汉让机要秘书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打电话，传达他的意见：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王洪文本能地意识到毛泽东要调整中央的人事安排了，他马上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而过了好几天才通知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其他人。
毛泽东到长沙后，斗争进一步发展。
１０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四人帮”认为召开四届人大，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不顾毛泽东的批评，加紧阴谋活动，妄图攫取国务院总理的职位，使毛泽东关于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提议胎死腹中。在１０月１７日晚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发难，提出了所谓“风庆轮事件”，指责进口船只就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把矛头直指国务院和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他们对邓小平实行突然袭击，要他对“风庆轮事件”的处理立即表态。在“四人帮”围攻下，邓小平愤然离开会场，以示抗议。政治局会议不能继续开下去，无结果而散。
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钓鱼台１７号楼秘密策划，商量对策。恶人先告状。因为他们知道邓小平即将陪同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决定派王洪文先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汇报。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匆匆忙忙飞到长沙。
毛泽东当即严肃地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之后，两次召见唐闻生、王海容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和对外贸易逆差，诬告邓小平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１０月２０日，唐闻生、王海容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后，唐、王二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并表示对江青等人作法的不满。毛泽东听后很生气，对江青尤为不满，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他要唐、王二人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还要唐、王二人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１１月，邓小平陪同来我国访问的也门贵宾再次到长沙。１２日下午，毛泽东向邓小平谈了他对１０月１７日政治局会议发生争论的看法，他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鼓励邓小平把工作担子担起来，并把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交给邓小平。
王洪文的长沙之行没有达到“四人帮”预期的目的，江青亲自上阵，１１月１２日从北京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对领导层人事安排的意见。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写毕，问站在一旁的汪东兴：你有什么意见？汪坦率地说：江青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毛泽东颔首称是，又提笔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的批示，对江青是当头一棒。但江青并不甘心，她以退为进。１９日，她从北京给毛泽东写信，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毛泽东看透了江青的心思，针锋相对地批示：“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在此期间，江青又要唐闻生、王海容在见到毛泽东时，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一语破的，对唐闻生、王海容说：“江青有野心，他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１２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２３日周恩来抱病同王洪文专程到长沙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２３日至２７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四次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针对江青一伙的帮派活动，又一次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概念。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又说：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
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他指指脑袋，又指指王洪文，用英文的“政治”一词表述说：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比他强，他没有邓小平强。边说话边在茶几上的纸上用红蓝铅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强”字。“写话”是毛泽东在重病期间表达自己意思的一种常用方式。周恩来看到这个“强”字，十分赞同地点头。王洪文听不懂英文，但是看懂了中文。毛泽东当着王洪文的面说邓小平比他强，这无疑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周恩来汇报到政治局决定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插话说：“我看邓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又在纸上写下“人材难”几个字，周恩来领会其意，加上“得”字念出声音来：“人材难得”。毛泽东便把笔搁下了。毛泽东对坐在另一边的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又关切地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吧！你可以到外面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这样，毛泽东就把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重担托付给了邓小平。
在几次共同谈话之后，毛泽东于１２月２６日让王洪文去韶山参观参观。王洪文走后，毛泽东又与周恩来促膝长谈。谈话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著名的“三项指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后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二是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安排交换了意见。他们对当时中央领导成员的情况作了分析比较，确定了新的人事安排。有关四届人大的重要事宜就是在这一次谈话中敲定的。当时在场的只有汪东兴一人。他深知这次谈话以及以往几次谈话的重要意义，因而认为：毛泽东在长沙的决策是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键。
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在长沙批阅的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１月８日至１０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等２２人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这样，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正式确定下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完全破产。
１月１６日，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２月２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关于国务院分工的意见，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的支持使邓小平有可能放手工作。
２月３日，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的休养，这是他最后一次告别故乡，取道上海，于２月６日回到北京。他在长沙期间对“四人帮”搞阴谋的一系列揭露与尖锐批评，特别是对江青的揭露和批评，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创造了重要条件。（附图片）
毛主席在农村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