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
胡乔木
编者按：这是胡乔木同志生前在准备撰写《回忆毛泽东》一书时所作的多次谈话中的一篇。这本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只想说一件事。好些同志老早就向我提过一个意见，要我写些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有的同志要我写回忆。我虽然作过毛主席的秘书，但许多重要事情并不是经过秘书执行的，说不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来。因此就想另选一个题目，就是着重写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毛主席怎样在四十年代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当然我们还可以往五十年代延伸写，那样问题比较复杂一点。可以先把四十年代的写出来，下一步再作考虑。
四十年代怎么写法？不分阶段写。如果分阶段写，就同党史差不多了。我现在想了这么几个题目。
一、毛主席怎样分析四十年代的形势。形势变化很大、很快、很复杂。现在不是去重复哪一年怎么样变化，而是说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形势中，他用什么态度什么方法来判断、来分析。
二、毛主席怎么运用战略策略。在认识形势后对大的斗争局面要制定一个战略，要有许多具体的策略。在这方面，四十年代毛主席的言论留给我们非常丰富的遗产。
三、政策。政策同策略的性质不一样，有对人民的，有对敌人、对朋友的。一般说是比较稳定的。政策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如土地政策、政权政策，对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等等。这些方面毛主席的言论也特别丰富。
四、对外关系的独立自主。这方面在四十年代主要是对美关系。对美关系是有斗争有联合的。还有对苏联、对共产国际，这方面很需要写，但怎么写好，要研究。现在共产国际的材料许多已经公布了，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利用它。这个题目也可以把它放在前面的政策中作为一个小题来写。
五、关于党的整风和党的建设，毛主席提出各种思想、各种原则。
六、最后还可以写毛主席作为一个宣传家的活动。他在这方面的特色、贡献，直到现在我们还需要向他学习。
这样把毛主席在四十年代所作的贡献作一个比较条理化的分析，还是用他的著作、活动作主线，用当时具体的历史作背景（党内、国内、国际的）。目的是想为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增加一点内容，可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有所贡献。
形势分析方面现在想到一些。四十年代毛主席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过去三十年代没有那样提。从地主资产阶级中分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大资产阶级称为官僚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划分开来，这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在四十年代能胜利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又分出附属于不同帝国主义集团的，如依附日本的，依附英美的。后者主要是依附美国的。依附日本的又分为降日的和亲日的。只有正确认识这些区别，利用这些矛盾，才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取得胜利。对其他中间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也当作一个中间力量），也作了许多具体的分析并采取许多重要的政策。自从三十年代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党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如从福建人民政府开始，利用不同的地方军阀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一直是党的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这方面的情况有更多的变化。党不但把中央军同地方军加以区别，而且对不同的中央军也采取不同的政策。对比较能接受抗日统一战线的如卫立煌，采取主要是联合的政策。在地主阶级中也把开明地主区分出来。这些区别成了四十年代我们党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对农民的研究，毛主席在四十年代用的力量很多。从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关系这一点上，有的是值得说说的。他对农民和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纠正土改中的“左”倾时说得特别清楚。所谓贫雇农坐江山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中立富农的一系列政策。在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上，他讲了许多话，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有任何含糊。讲土改时他提出农村斗争的上述公式，但在分析农民时他讲了在中国社会农民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应采取一个什么态度。在这方面他在四十年代讲的许多话，有助于反驳认为毛主席是民粹派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都有相当的影响，也很容易按照这种观点把毛主席的前前后后的想法、说法、作法作一种歪曲。但毛主席是完全用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观点来看待农民的。
毛主席写给博古的信，谈巩固家庭的问题。这封信点明我们党同民粹派不同，我们并不把社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旧式农民身上。旧式的农民家庭是必然要分化的。农民家庭要出工人，没有工人，革命就没有希望。农民家庭要出战士，妇女要参加劳动，那么农民家庭也就不能巩固了。就在延安，毛主席提出了组织起来的口号，这个组织起来不是说要固守农民的本来面貌，而是作为改造农民的手段提出来的。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在四十年代有许多重要的发展。
对知识分子也讲了很多，对其中不同的部分作了估计，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号召。只要不反共，都欢迎，都要团结，都要使用。
四十年代所以比三十年代有所前进，是因为形势大为发展了。抗日初期，新的国共合作关系刚刚建立，我们党刚到敌后活动，这时对国民党还有种种希望。尽管我们党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但是对蒋介石还是希望他领导抗战到底。蒋介石从武汉撤退到重庆，１９３９年就制造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时我们党对国民党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三十年代已经提出，但到四十年代初，这一点就更加明确了。民族资本家在抗战期间搬迁到大后方，这个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态度愈来愈激进，作用显得比较突出。三十年代它还不能形成自己的政党，到四十年代，它一方面建立自己的政党，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对我们党表示同情，这种形势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就日益明朗了。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关系，是党在抗日时期一个中心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离不了这个问题。从抗日战争初期的局势，到中期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局势有很大的变化，但民族矛盾始终是占主要地位。三次反共高潮为什么没有导致国共关系破裂？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日本尽管用种种方法来诱降，国民党也确实同日本进行了多次接触想妥协下来，但是除汪精卫一派外，国民党的主体还是投降不了。所以反共高潮一次一次掀起，到最后仍不能不收缩。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非常有兴味的问题。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都要求实现和平统一，国际上好多国家也希望中国和平统一，但是一切努力都被国民党破坏了。原因就在于这时候民族矛盾变了，变成另一种形式了，阶级矛盾突出起来了。
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变化很多，也很大。比如美国，在中国抗战开初的几年，它的外交的重点还是同日本妥协。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才被迫改变它的重点。可是，美国在中国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很长一个时期举棋不定。这些关系，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之间的矛盾，也是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也特别复杂。对这种形势怎么作判断？特别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的时候，能够迅速判断这种变化，非常重要。
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个什么情形？然后到困难阶段，日本集中力量来对付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国民党也用主要力量来反共。我们党对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困难是能够度过的。到什么时候这种力量对比逐渐改变过来，以后有了更加明显的变化？到解放战争时期，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已是非常明朗了。
从这种形势分析中说明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客观实际是在不断变化的，是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的，这些因素又是互相联系的。从这种形势分析中制定我们党的战略和策略。在这些矛盾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战略就不作改变，比如只要抗战时期民族矛盾的地位超过了阶级矛盾，就要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战略。日本投降了，蒋介石国民党及支持它的美国成了我们的主要敌人，这时我们又有了新的统一战线。服从于这个战略，有很多策略问题。毛主席曾经讲过，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不同战略阶段，这个策略始终是我们在斗争中坚持的。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这些策略可以说是有普遍意义的贡献。尽管过去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也讲过这些话，但是正式运用成功像中国这样的例子恐怕在世界历史上很少见。
由于运用这些策略，我们党怎么从最困难的境地一步一步地走出来，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的人民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也很大，但是比起抗日战争、以至红军时期，那就要好多了。这些历史情况，许多过去经历过、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能记得。我们要用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来说明，我们党怎么运用这些战略策略来克服困难，度过困难。由某种程度的劣势改变为政治上以至军事上的优势（政治上是明显的优势，军事上是潜在的优势）。抗战结束了，和平谈判是一个争取人民教育人民、争取多数团结多数的过程。解放战争中，我们怎么能以弱小的力量（装备上物质上）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军事上不去讲了，因为我不是搞军事的。就从政治上分析这个变化。从政治上分析的时候，到解放战争时期，可以从许多文件中看毛主席的历次预见，毛主席的坚持胜利的信念。好像历史的发展变化差不多就是他指挥的。抗日战争有许多曲折，解放战争看得比较明显。敌人尽管看起来是那么气势汹汹，但是毛主席毫不动摇，坚信最后胜利一定要到来。结果，最后胜利比党中央预见的来得更快一些。前面说的策略，它的依据，正是对人民的力量、对人民在斗争中创造历史这个根本的信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走这条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写的文件很多。对于敌友我三方的政策、对于敌军友军的政策，都有许多规定。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对大多数国民党军，是当友军看待的。我们力求发展壮大，有时也要退避缩小。这些都依据形势的变化来定。
农民的土地政策，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有个大的改变。为什么有那许多变化？为什么要采取那些政策？要说明。虽然中国人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是捍卫农民利益的这一点至少在四十年代是一致公认的，但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什么要采取群众运动、群众斗争的方式？为什么要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后来又采取平分土地的政策？为什么要依靠贫下中农？还有对富农的政策，等等，这是需要说明的，需要作一些理论上的说明。
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大生产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因为国民党停止给八路军发饷。对这样造成的困难，我们采取了哪些方法？大生产是其中的一项。在精兵简政时，仔细地计算了多少农民能够养活一个脱离生产的人。这里有许多复杂的问题。
在解放战争中出现很多变化。一方面产生新区，新的农民问题，另一方面产生城市，新的城市问题。统一战线政策，对外政策，比在抗日战争中复杂了。像这些政策大都同现在的有很大的不同，但研究这些政策的形成、演变的历史，制定这些政策所依据的原则，对今天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整风和党的建设。整风为什么会产生？要从整个历史背景、党的历史背景来说明。要解决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对立面就是从教条出发。从教条出发，关键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中国革命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情况来做工作，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在俄共、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产生的。这方面给中国共产党许多积极的东西，但同时也给中国党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造成很多困难。当然，在遵义会议后，经过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党已经能够独立地按照中国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战略。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困难。这才产生第二次王明路线。而且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不仅仅是到１９３８年为止，它在党内的思想影响一直还存在，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在这个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
另一个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是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如果不依靠群众，党的斗争也是要失败的。所谓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就是有依靠中国实际依靠中国人民这么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党的历史是一个比较曲折复杂的历史。只有把这个讲清楚，整风运动才能讲清楚。不然一般人对整风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整风文件要那样学习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那么长的时间？这里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前方根据地正处在缩小时期、困难时期。毛主席给彭德怀讲，只有你才懂得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不懂得这个意义。如果不是那个条件，在延安集中那么多干部来学习也是很难理解的。国民党的王世杰曾经问周恩来，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这在国民党是不会这样搞的。普通的政党都不会这样搞。我们党以前的整顿也都同这次的整风不能比。那么多干部达到思想统一，一到需要的时候就能派出去工作，而且很顶用，如日本投降时去东北，都是整风取得成功的结果。不然那是难以想象的。
通过这次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了。这需要作些说明。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利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所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把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点就是到今天也仍然显出它的重要意义。
（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９日同中央党史研究室郑惠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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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加强法制建设 坚决惩治腐败
由首钢总公司、监察部等单位共同发起的“惩治腐败与法制建设”研讨会，于日前在京举行。来自中央国家机关、首都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代表八十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围绕体制转轨时期某些消极腐败现象的成因、特点、规律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与会者对当前消极腐败现象产生和蔓延的原因作出了客观分析，指出，根源主要在于：一是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许多真空地带，以及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无序性，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许多公职人员放松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造，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抛诸脑后，追求金钱、享受，极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三是预防性、养廉性的制度措施长期缺乏，如财产申报制度、社会舆论监督制度、公共权力的权界限定制度、交流回避制度等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致使权力行使得不到有效的制约。
与会者对当前消极腐败现象的特点也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当前的消极腐败现象具有五个特点：一是权钱交易为最集中的表现形式，权钱交易的花样繁多，隐蔽性很强，数额巨大；二是腐败现象涉及的范围广泛，不但行政机关的腐败现象呈上升趋势，而且司法机关及其他执法机关的腐败现象也日益严重起来；三是腐败最严重的领域比较突出，那些手中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尤其是拥有资金、物资分配权、项目及垄断性资源的审批权和决定权的部门与环节，往往都是腐败现象较为集中的领域；四是腐败行为与改革搅和在一起，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披着改革的外衣搞腐败，使腐败行为表面上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五是内外勾结、上下勾结、官商勾结侵吞国家资财或致使国有资财流失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较为严重。
要遏制当前消极腐败现象的蔓延，就必须深化改革。通过改革，以消除消极腐败现象赖以滋生和蔓延的条件，而绝不能因为某些消极腐败现象的存在而动摇对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这是与会者的共识。在坚持改革的同时，为了遏制以至消除腐败现象，还必须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领导干部带头清正廉洁是消除腐败的关键。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公布自己及家人的财产。中纪委二次全会对处级以上干部提出的要求，应尽快通过立法程序使其上升为法律，并获得较强的可操作性。（二）加强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作用。要尽快建立以高级公职人员为对象的弹劾制度，以及进一步加强廉政立法，尽快出台《监督法》、《财产申报法》等。（三）严格限定政府的权力，严禁权力介入经济，抑制官员人数的增长，以减少腐败的机会。（四）完善监察、检察监督体制，增强它们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为其创造必不可少的反腐惩腐的物质条件。（五）加强对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使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和法制观。与此同时，要加强公职人员职业道德规则建设。（六）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增强新闻的监督力度，保障人民的监督权。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如新闻法、举报法，使其切实发挥作用。（七）对党政机关办实体，不要仅停留在“脱钩”的号召上，应采取更坚决、有效的果断措施，加以制止。
与会者认为，当前必须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与此同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的长期性，必须坚持常抓不懈，对腐败现象进行综合治理，着眼于在法制和体制上解决问题，以取得反腐败的长期效果。
（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精神文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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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一本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新著
——评介《当代马克思主义动力论》
沈培新
何永炎主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动力论——邓小平改革思想研究》一书，最近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时代特色鲜明。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是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它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该书以“当代马克思主义动力论”为书名，把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作为研究阐发的对象和主要内容，确实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新发展的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同时，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以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导，注意概括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吸收国内外关于邓小平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使本书充盈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二，逻辑结构严谨。该书作者把邓小平改革思想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十分注重揭示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完整性和内在联系，认为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方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改革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项宏伟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因此，该书不仅注意展示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全貌，而且也注意阐发邓小平关于各个领域改革的思想，以及各个领域改革的相关性和内在联系。此外，还深入阐述了邓小平改革思想与他本人的革命实践、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的关系，并从思想史的角度揭示了邓小平改革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第三，研究视角新颖。邓小平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尊重群众，尊重群众的实践创造。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当代中国改革历史实践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作者在写作中没有采取通常的逻辑演绎方法，而是从实践出发，从邓小平领导亿万人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阐发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对于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关于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所处的总设计师的历史地位，都是根据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来回答，使得对这些问题讨论富有新意和说服力。在具体阐述邓小平改革思想时，即便是对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也尽量避免抽象议论，而努力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和回答问题，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