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
——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周年诞辰
马文瑞
１９２９年，在米脂举行陕北共青团代表会议时，我初次见到了刘志丹同志，他当时是作为党特委的代表参加指导这次会议的。我当时任绥德团县委书记，曾同他面谈灾荒和农民的苦难情况，并说到准备组织灾民斗争，他指出：你们应该坚决领导灾民要食粮、要救济的斗争。１９３４年秋天，我外出作兵运工作回到陕甘边根据地时又见到志丹同志，当时这里办起一所陕甘边根据地军政干校，无人教政治课。志丹兼任校长，他要我暂去该校担当此职，于是我到该校工作三个多月，和他有了较多的接触。１９３５年，我担任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时，志丹指挥红军部队攻克延长县城后率部来到临镇镇休整，我同他再次会见了，相互高兴地交谈了开辟扩大根据地问题。那时同志们说：“志丹是平民政治家，精明的军事家。”这也是我的看法。志丹牺牲后，毛泽东同志题词称赞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更是确当。今年１０月４日是志丹９０周年诞辰，我写这篇回忆文章，以资纪念。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１９２８年志丹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省委又任命他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派他回陕北工作。他回来后认真总结了参加北伐以及在旧军队和关中做群众工作的经验，特别是起义失败的教训，又迈出了新的步伐。１９２９年秋他曾代理特委书记，在榆林开会时，他多次强调说：“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这就要我们灵活运用各种办法，关键是团结民众，再就是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军政官员、绅士、老先生，能团结的就要主动去做工作，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站住脚。”
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保安县（今志丹县）后，利用合法手段使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先后打入国民党县政府民政科、教育科任科长。他又逐个向教育界名人、开明绅士等做工作，利用改选民团团总之机，选志丹为团总，曹力如为副团总，未发一弹把保安县民团变成了外白内红的革命武装。他又向相连的甘肃合水县太白镇的各界人士做工作，里应外合收了这个镇民团的枪支，壮大了保安民团。
谢子长同志来到保安，讲了宜川后九天山寨和黄龙山的情况。后九天山寨以杨庚武为首搞土匪武装，有１０００多人，其中周维祺股力量较大。黄龙山是森林区，人烟稀少，一些人造反失败或因仇杀在家呆不住，或因生活所迫，逃来这里求生。有的当了“山大王”，有的当了土匪。贾德功、梁占魁、郭宝珊等是山上的名人。这些头目，有的志丹和子长还认识，他俩商议决定派人去联系，周维祺看了志丹和子长的信，就带了１００多人，到保安三道川来参加起义，但被反动地方军头目张廷芝设计打散，周维祺手下的部分兵参加了保安民团。郭宝珊是河南人，家贫被迫上山，当了黄龙“山大王”，刘志丹多次派人去做工作，郭宝珊说：“刘志丹我信得过。”１９３４年，国民党把梁占魁、贾德功和郭的山寨部队收编并让开到庆阳地区，准备缴枪。他们发现受骗后哗变出来，郭带了３００多人来参加我革命军队，先编为义勇军，后编为正式红军。郭到革命队伍后，立场坚定，作战英勇，多次立功。全国解放后曾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像这样的同志，成为县团级干部的更多。
志丹回到保安后，了解到“哥老会”在陕甘交界处声势很大，其成员大都是农民，多是为了乱世能保家保命，口号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志丹认为把这些人团结过来，对革命事业很有利。马锡五是永宁山的大爷（领头人），教过书，为人正直。刘志丹去找他，向他讲革命道理，马锡五听了，十分敬佩，说：“你是做大事的人，我虽比你年长，但你是我的先生。”后来马锡五参加了党，经他联系各地大爷，很快就有２００多“哥老会”成员参加了革命。马锡五入党后勤奋好学，努力工作，成了一位革命家、法律专家，人称“马青天”，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级法院院长，全国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他在世时经常对人说：“志丹虽比我年龄小，但他是我的老师。”苍沟马大爷、东坪冯大爷，小石崖民团团总罗连城，经过争取都和我们合作得很好。红军打仗，经过他们的地盘都主动让路，还帮助购买枪支，支援给养，保护伤员。
１９３１年后，陕甘游击队能纵横驰骋于陕北、渭北平原，经常打胜仗，这是和我们注意做群众工作，并向各界人士做统战工作分不开的。
办事既合情又合理
志丹常向同志们说：“我们办事一要方向对，二要合情合理，民众最讲这后一条。”因此，他在分田地中，主张主要打击土豪劣绅，没有罪恶的大小地主可以不斗争，不从肉体上消灭，还分给一份田。富农大都不动，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能吸收工作的尽量吸收。他指示在边区内开辟市场，发展商业，红军刚到时，敌人宣传共产党“杀奸商”，没有集市了。志丹要求和白区有关系的同志，去请商人来，制定出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他们来往方便。他还亲自给白区来的商人讲道理。渐渐市场恢复了，发展了。边区的山货特产被运出去，日用杂货从外面运进来。
志丹带部队打仗，每到一个地方，如果有小战士的家离得近，他就叫小战士回家去看父母，家庭困难的，还给带上一块银元。有一个战士家在白区，和根据地隔一条沟，晚上志丹派几个战士送这个战士回去探家，还给了两块银元，白区人知道后，都说：“红军真是仁义之师。”
志丹讲话写文章，简练生动，没有多余的话，很有说服力。但是遇到老学究，志丹也能“之乎者也”，引经据典地对答，和一些有“左”倾思想的同志辩论起来，他也能从理论中找出根据，说服他们。１９３４年８月，党中央从上海派来一个同志，南方人，说话难懂，满嘴“左”的名词，对根据地的工作横加指责。有的同志讲：“干脆把他赶走，吃上喝上，还找岔子。”志丹说：“他受经历的限制，不懂实际，我们要多作解释，对上级来的同志不能鲁莽。”志丹同志耐心向他介绍情况，带他到各地察看，还引用《庄子》中的一个故事：“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形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这是说人走动有身影和脚迹本来是正常的现象，愚人却要快快走而离开身影、脚踪，结果累死了。经过志丹同志的帮助，这个同志丢掉了“左”的一套，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１９３５年“左”倾分子搞“肃反”时，志丹被逮捕，这个同志也被抓了起来，说他“被刘志丹右倾同化了”。
谦虚和蔼 大智若愚
志丹在工作中，因上级认为他右倾，多次被降职被错误地处分，甚至打成“反革命”，但他从没有怨言，更不计较地位职务高低，不论在上面，还是到基层，他都照样努力工作。１９３３年，“左”倾的省委书记杜衡强行命令红二十六军南下，志丹不同意，就把他撤职。在指挥员王世泰等同志要求下，才把他留在部队。给了个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剥夺了领导权。王世泰经常向他请教，志丹仍一一指点。部队打仗失败了，他和世泰一起承担责任。有的同志说：“听志丹同志的，本来就不会犯这次错误。”志丹说：“现在不是说谁正确的时候，先设法保存好我们的力量。”
１９３４年，国民党抄了志丹的家，他一家老少流落在山沟，革命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知道后，向志丹说：“伯父和嫂子下落不明，我们应当派人把他们找来。”志丹想了想说：“我们现在很困难，带家属不好，不要起这个头。”习仲勋认为，这不是一般同志的家属，他们在白区很难存活，便派人接到根据地来。志丹的父亲和家属被接来后，志丹让妻子同桂荣立即到被服厂去做工。并叮咛说：“咱们不能给红军增加负担，你要多做活。”妻子不仅学会了做军服，还学会做军旗。谁的衣服破了，叫一声“刘嫂子”或“刘大嫂”，她马上就给补一补。她有时做下荞面饸饹，就把一些饲养员、通讯员找去吃，同志们常说，“到刘嫂子那改善生活去。”
最使人难忘的，是１９３５年“左”倾分子下令逮捕他时，他亲自看到了逮捕令，仍前来瓦窑堡“自投罗网”。他被关入监狱后，还是叫同志们不要对党有二心。幸亏党中央及时救他和其他同志出了狱。他出狱后，没有丝毫怨言，并苦口婆心说服陕北同志要服从中央领导，要和兄弟部队团结。１９３６年４月他在前线牺牲了。他在倒下去前，要求宋任穷同志赶快接替他指挥部队打胜仗。他死后，身上只有半盒纸烟，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志丹同志是彻底地做到了。
回想起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我心潮澎湃，这是多么的感人肺腑呀！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党的一份遗产，是我们过去、今天、今后学习的榜样，正如周恩来同志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附图片）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心中的邓颖超
颜一烟
我生长在满族一个封建贵族家庭里。祖母认为“官宦人家”的子弟，不能到外边去上学，就在家里设了三个书房，分教国文、算术和英文。祖母的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她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只准我上国文课，读些《女儿经》、《女诫》、《烈女传》一类的玩意儿。我偏要学英文、算术，就在哥哥弟弟们上课时，站在窗户外头偷听。直到祖母去世，我们才能出来上学。我以在书房里学的国文课，和站在窗户外头偷听来的“学问”，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现名“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五年级，分配在乙班。
１９２５年９月１日，我走进了乙班教室，这把我带进了一个新天地，看到什么都新鲜，对一切都感到惊奇。而最使我惊奇的是：本班不少从一年级上起的同学，以很有些自豪的语气告诉我：他们在一年级的时候，作他们的级任并教他们国文的，是一位女老师，名字叫邓颖超。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就因为我是女的，十几年中我受了多少气，听了多少骂，挨了多少冤枉打呀！进了师大附小，男女同班，女同学和男同学享受同等待遇，不受气不挨打挨骂，我已经觉得是进了天堂了，却万万没想到女的还能当老师！我恨我不能早进这学校四年，也亲身领受这位女老师的教导啊！从这时起，邓颖超老师的名字，就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成为我崇拜的偶像。我年年想，月月盼，多么想能见到这位我敬佩的女老师，亲身领受这位女中英豪的教诲啊！这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
这个愿望，在１５年后，才得以实现。永远忘不了１９４０年３月８日这一天。为了庆祝国际妇女节，我执笔的四幕话剧《秋瑾》在延安首场演出，我担任报幕。我站到幕前，刚要说“演出现在开始”时，幕后有人拉了我一下，叫我先退场。
原来是邓颖超同志刚好回到延安，听说这里正在为庆祝“三八节”上演《秋瑾》，她特地赶到会场，要在幕前致词，并看看戏。
啊？邓颖超同志？我所崇拜的邓老师？我日思夜想盼了１５年的邓老师啊！今天可见着了！
邓老师英姿飒爽地上了台，在幕前致词，向延安各界妇女祝贺节日。我站在侧幕边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邓老师，专心地倾听着她的讲话。这时候，我多么想扑上前去，告诉她我是她在师大附小教过的那个班的学生啊！可这是在庆祝“三八节”的会场上呀！邓老师讲完话就下台看戏去了。
我站在幕前报幕时，看见邓老师和吴老（吴玉章同志）并肩坐在前排，吴老微笑地指着台上向邓老师说着什么。我想，吴老大概是向邓老师介绍他是怎样指导他这个学生创作这个剧本的吧？——我是根据吴老提供的材料并在他老人家指导下才写出《秋瑾》这个剧本的。
演出之后，吴老和邓老师又亲切地慰问演员们，祝贺演出的成功。
我永远忘不了的是：邓老师拉着我的手，连连地说：“不容易！不容易！”我送邓老师走出了礼堂，邓老师一路走一路说着：“不容易啊！延安不像在外边，一不可能多方面进行采访，二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的材料；夏衍先生写过一个《秋瑾》的话剧，延安也没这个本子。只凭吴老介绍的有关她的一些事迹，就能写出这么个四幕话剧来，确实不容易啊！祝贺你成功！”
眼望着邓老师沿着延河水、面向宝塔山渐渐远去的身影，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当年的师大附小，我曾经多么殷切地期望着能见到这位我最崇拜的女老师啊！可是，盼了１５年，今天真见了面，怎么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呢？
我更永远忘不了这一天——１９６２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５０年校庆大喜的日子。我特地前去祝贺，并带去我为少年儿童写的两部中篇小说《活路》和《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献给母校作为贺礼，同时也是向母校汇报我这个学生的学习成绩。没想到，竟把我作为老校友被硬拉着坐在主席台上，更万万没想到的是，坐在我身旁的竟是邓老师——她是母校最早的老教师。我坐在那里，实在是兴奋激动、忐忑不安，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在会议开始之前，邓老师和蔼亲切地悄声和我谈了起来。她老人家竟还记得我！和我谈起了延安，谈起了在延安看到的话剧《秋瑾》和我演的《日出》中的“顾八奶奶”，并悄声地向我说：“总理说过：‘顾八奶奶’这个角色，还是我们延安的好！我也是这个看法。”还问我：现在还演戏吗？……一直谈到主持人宣布开会。
坐在邓老师的身旁，听着邓老师和敬爱的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和鼓励，我的心情万分激动！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日，可谁想到这竟是最后的……
１９９２年９月６日，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八十华诞。我又前去祝贺，母校领导又把我作为老校友而叫坐在了主席台上。坐在这里，我真是百感交集！望着宏伟壮丽的新校舍，我深深地为母校的发展壮大而高兴！可是，曾与我同坐在师大附小主席台上的邓老师，却缺席了！
邓老师生前留下一封贺信，她写道：“我作为老教师，因为革命事业的需要，在校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始终惦记着我曾经工作过的学校，并以曾作为实验一小的教师为荣……”
倾听着邓老师留下的这最后一封特别书信，缅怀老师的丰功伟绩和音容笑貌，许多人热泪盈眶。邓老师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品德，和敬爱的周总理一样，永远活着，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未雨绸缪
——忆粟裕同志在高邮、邵伯和陇海路之战
吕韧敏
日本战败宣布投降后，由于日军拒绝我新四军受降而引起的高邮、邵伯和陇海路之战，是在国内外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粟裕同志不失时机地作出该战役的正确决策，并不失时机地力促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得以实施，仅是他“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的戎马生涯中一个不算太小的小插曲；也是他处于一个战区统帅的局部，却能透过浓烈的硝烟和密布的云雾而高瞻远瞩，将全国（乃至全球）的战略态势尽收眼底，时时事事全局在胸，处处显现雄才大略，运筹指挥了“一个又一个空前再空前的光辉战例”的又一例。本文据实记述，目的在于补遗。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下旬，由苏浙军区从江南北撤的部队和原苏中、淮北军区部队编成的华中野战军（下辖６、７、８、９四个纵队，纵队辖４至５个团）刚刚整编就绪。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经过深思熟虑，于１２月３日向中共华中分局、新四军军部、中共华东局和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华中野战军主力第６、７、８纵队，组织进行高（邮）邵（伯）战役聚歼该地拒降之敌，以除后患，改善我战场条件，并利于未来作战。同时建议：在高（邮）邵（伯）战役后，随即会同山东野战军举行陇海路战役，夺取陇海路东段，以使华中和山东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扩大我军回旋余地，便于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的协同作战。
粟的建议很快获准，部队投入战前准备。但情况突然有变：华中我军主力奉命悉数北调，以配合山东野战军在津浦路开展战斗。当我第６、７、８纵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与第９纵队会合，在宿迁一带集结待命时，突然情况又变：中央电令我军暂时不要在敌之主要交通要道采取军事行动，以免我政治上被动。因为：为实现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而继续商谈的几个具体协议，有可能于近期签字生效。
粟总反复研读电文后，再次提出建议：既然暂停津浦线作战，正可趁我主力集结之机，举行高（邮）邵（伯）战役。理由是：此役作战区域非敌之交通要道，而是我解放区腹地；日伪军拒不缴械投降，我军攻城歼敌，师有有名，名正言顺。这个建议又很快获准，但军部仍留６纵队于淮海地区，以待机协同山东野战军在津浦线作战。按照此令，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即率７、８两个纵队迅速南返，再次投入战前准备。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夺取高（邮）邵（伯）的作战准备一切就绪，战役就要全线发起了，情况再次突变：军部电令７、８两个纵队火速北上，即返津浦路方向。
弓已在手，箭已上弦，歇弓撤弦，谈何容易！何况国民党第２５军先头部队１０８师已到达扬州及江都（仙女庙）一线，待其全军到达后，即可在日伪军掩护下窜入高邮，且必有进攻两淮之图。粟裕同志手捧电令心急如焚。他深知，当务之急，乃在火速实施高、邵和陇海路之战的决策。这一仗势在必打，迟早要打，迟打不如早打。坐失战机，后患无穷；速战而胜，则功在当前，利在长远。想到此，决心定，粟总亲拟复电，洋洋长达千言，据实陈述，详析利弊，情理切切地再次建议先组织高、邵战役。新四军军部收到粟电后，终于收回成命，同意集中第７、８两个纵队先打高邮和邵伯。
６纵队待命于淮海地区，以参加山东野战军的作战行动，这就使得华中野战军进行高、邵之战的主力三缺一，我与敌兵力之比失去绝对优势；且守敌日军气焰嚣张，伪军又是惯于挥舞大刀赤膊上阵、不顾死活横冲直撞的西北军旧部。因此在华中最高领导层，有人曾十分关切地向粟提出过此战速胜有否把握的问题，以及可否延缓时日待６纵队归建后再打这一仗的问题。但粟认为，首先大局对我极为有利，守敌已是穷途末路，嚣张气焰不会持久，可先发动政治攻势，晓之以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指出其顽固死守之毫无意义。而且我攻打高邮的总兵力，与高邮守敌总兵力是一比一还稍多一点；火力上，我们也略强。为了更有把握攻破该城的层层设防，我军有必要首先拿下邵伯及其以南地区，以控制敌出援的唯一通道——运河大堤，构筑成坚固的打援阵地，予出援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始能保障主力有充分时间攻克高邮。据此，战役的第一阶段，粟总命令第８纵司令员陶勇指挥高邮攻坚作战，他则亲自率领精悍的指挥所提前南下，到达邵伯前线，指挥第７纵队以一部尽快拿下邵伯，抢占运河大堤；同时，置重兵于邵伯以南的扬泰线，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扬泰线出援之敌。
１２月１９日晚，粟裕司令员指挥第７纵队向邵伯之敌发起攻击，一举收复该地。１２月２５日夜，我第８纵队出敌意外地分别从城北、城东、城南三个方向，向高邮城发起了猛烈攻击。战至２６日下午４时，在我强大兵力、火力威胁下，日军驻高邮最高司令官岩奇大佐不得不同意向我军投降。
为进一步挫败蒋介石进攻我解放区的图谋，粟裕率领第８纵队和野司特务团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４日从高邮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北上，９日在宿迁以北地区集结完毕。１０日经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批准举行陇海路战役，攻歼徐州到海州段拒降的日伪军，并占领该段铁路线。
陇海路之役于１月１１日夜发起。由于我军行动隐蔽突然并速战速决，事出敌之意外，故徐州和新、海、连方向之敌似乎没有反应过来，主力始终未敢出援。激战至１月１３日停战令生效前，西起曹八集、东到白塔埠，全线敌伪据点悉数为我攻克，控制陇海路３００余里，使我华中、山东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两大战略区直接照应，为此后华中、山东我军纵深迂回、南北机动、协同配合举行宿北、鲁南等战役大打歼灭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