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新机制的大胆探索者
——来自“苏、锡、常”的报告之一
新华社记者王礼贶费强杨福田陈妩
这是一块令人惊奇的土地：１３００多万人在１．７５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没有国家的优惠政策，竟然创造了连续１３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递增１６．２％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日本、韩国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提前实现了“奔小康”的奋斗目标。
这是一块令人精神振奋的土地：短短十几年间，这里从鱼米之乡的农业社会一步跨进了工业化社会，成为全国工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去年苏、锡、常三市的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过了“大上海”的水平。
这又是一块引起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土地：许多外商兴高采烈地说：“这里办厂同资本主义没什么两样！”而一位当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老红军战士在苏、锡、常考察后，却自豪而又充满信心地说：“这是一块牢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这就是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及所属的县（市）——中国最大的也是最早迈向市场经济的“试验区”。
在苏、锡、常，一提起经济工作，在人们嘴边出现最频繁的两个字就是“市场”。
在这里，每年近２０００亿的工业总产值中，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产品产值仅５％不到，其余９５％都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安排生产的；
这里每年大约需要１０００万吨煤、几十万吨油、上百万吨的钢材和水泥，其中通过国家计划渠道分配的仅占１０％左右，其余９０％都是从国内外市场采购来的；
这里每年生产的价值１０００多亿元的各种工业产品都是靠产品的质量、品种、技术水平和价格在国内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销往全国各地和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在这里，各级政府更多地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改用各种经济杠杆通过市场“中介”引导和规范企业的行为。就连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政府也开始只管“三个一”，即“一个承包指标、一个效益同分配挂钩的工资分配总额和企业‘一把手’的考察任命”。
一幢又一幢物资交易市场大楼取代过去物资部门的计划分配渠道；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１２００多个各种类型市场取代了过去横亘在企业同消费者之间的“二级站”、“三级站”；建一个市场、兴一个行业、富了一方群众，在苏、锡、常比比皆是。
就连资金、外汇、劳动力这些一直以计划经济管理为主的重要生产要素，市场供应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仅１９９１年，苏、锡、常三市通过资金市场融通资金２２３亿元，调剂外汇７．７亿多美元。在苏、锡、常城乡，外来的劳动力已达四五十万人，成为这一地区十分重要的一支劳动大军。
苏、锡、常的同志说，他们较早地利用市场机制、搞市场经济，也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无锡乒乓球厂是国家定点的乒乓球生产厂。１９７８年，这个厂按计划生产了６００多万只乒乓球，只销售了１０５万只，库存积压了５００多万只。有人算了一笔帐，这些球足够全国打两年用的。可是，第二年，上级主管部门又下达了再生产４００万只乒乓球的计划。厂里学乖了，计划归计划，他们在市里的支持下，悄悄转产市场畅销的化纤地毯。等到上级主管部门从市场上醒悟过来不再下达生产乒乓球计划时，这个厂生产的钻石牌地毯已经在全国打响了，并且还一直铺上了天安门城楼，这给苏、锡、常企业的同志很大的启发：“计划也要适应市场的需要”。
从诞生起就被排斥在计划之外的乡镇企业更是把市场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这些农民出身的乡镇企业家不是热衷于跑“官场”，而是跑市场，跑“洋场”（国际市场），跑“科场”（科技成果转让市场），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了占苏、锡、常经济总量２／３的经济主体。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来自“苏、锡、常”的报告（共三篇），值得一读。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这是理论上的新突破。但这决不是说，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以前全无这种实践。从苏、锡、常的情况看，如果不说可见其雏形，至少也可说已见其端倪。这些实践，既给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添了信心，又创造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编者的话（附图片）
第2版(经济)
专栏：
发票：还其一个干净的面庞
肖玮
发票，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记帐需要它，报销需要它，纳税需要它，大凡有经济活动的地方，便有发票的存在。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票在法定作用范围以外的领域中反倒表现得更加活跃，一张成本不足一分钱的发票每每释放出令人瞠目结舌的“高额能量”。
在发票上做手脚用以假公济私，这种手法在很多人看来虽不新奇但颇能奏效。而某些商业部门为了多卖货多挣钱，常常推波助澜，顾客对发票有什么要求，一般都能得到满足。比如，抬头写不写、购物内容如何、价格定多少，买卖双方几乎都可磋商而定。于是高档变色眼镜在发票上变成了汽车的遮光板；电饭锅、铜火锅变成了预热器；皮茄克、呢料变成了苫布；白酒变成了防冻液……
在偷税漏税中，在发票上做手脚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去年１０月，山东省某税务所发现管区内的两处窑厂的税额比上年同期明显下降。为弄清原因，税务人员来到窑厂实地考察。他们根据窑厂耗电、耗煤及考勤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推算，同时检查了窑厂用过的２６５０份发票存根，结果发现，税额下降的原因在于窑厂虚开发票，发票联数额大，存根联数额小。税务机关按规定依据存根联收税，自然被窑厂钻了空子，窑厂以此偷税５万元。
这种大头小尾的发票像发票家族中的一个畸形儿，大肆吞噬着国家财政税收。某地税务机关统计，该地区９０％以上的单位和个体户使用发票有违法行为。某食品厂被抽查的８５份发票中有６１份违反规定，其中一张发票开出９１５６０元，而存根联只记１７１．５０元，仅此一张就偷税４５７０元。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０年，黑龙江省绥化市检察院共办理偷税案件３７起，其中８０％是利用大头小尾发票达到不法目的的。
发票在各种追逐非法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发生了畸变，以至于被当成了“商品”和“货币”。北京熙熙攘攘的前门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叫卖声，其中有些人肩挎书包、手持打火机、地图，不厌其烦地拦住一个个行人：“要打火机吗？给发票的。”“住旅馆吗？要发票吗？”这帮人卖打火机不假，但真正的买卖是或真或假的发票。
尽管法律明文规定，未经税务机关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出售发票，但非法制售发票从来不曾杜绝。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的一天，广州市税务稽查队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电话，称一个从浙江来的不法分子带着两箱假发票准备在广州销售。税务稽查队迅速与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顺藤摸瓜，一举查获了设在浙江省黄岩市秀桥区凤凰村的一个专门印制假发票的地下工厂，破获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伪造、炒卖假发票团伙。
据有关资料统计，国家税务部门在１９８８年检查、清理发票工作中查出假发票４亿多张，金额以千亿元计；四川省查出未经税务机关批准、私自印制发票的单位和个人达８９０户，印刷数量高达２７７６万份。
参与买卖的不独为假发票，也有真发票。一些单位的财会人员和个体户到税务局买来发票，转手就到黑市上卖给倒爷，一赚数千元，然后花几十元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声明发票不慎丢失。有人曾对上海各报分类广告做了一个统计，最多的便是发票丢失一类。
国家税务部门经过长达两年的充分准备，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日，在全国各地城乡张贴出了编号为９２（０１）的国家税务局发票换版通告：“所有印刷、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对所持有的旧版发票进行认真清理……上缴当地主管税务机关集中销毁，并按规定印制、购领和使用新版发票。”
据国家税务局专司发票管理的人士称，新版的发票大大增加了印制难度，从而提高了防伪能力。人们期待着，从新的一年开始，发票不再被当成“货币”或者“商品”。发票就是发票，它应该有一张干净的面庞，有一个清洁的环境。
（《中国检察报》供稿）
第2版(经济)
专栏：周末话题
买卖发票与凭票报销
辛言
为什么会有卖发票的？因为有人买。为什么买？因为个人有赚头。一张发票成本不足一分钱，票面价值却可以由人填写——不论多少钱，只要能“凭票报销”，即刻就能兑现。如果把发票比作“商品”，还没有哪种商品能有如此低的成本，如此高的“利润”。巨大的差额足以使买的人见利忘义，卖的人利令智昏。而见票付款的公家，则一次次成了由人算计、任人宰割的“冤大头”。
买卖发票无疑是一种丑恶现象，它不仅侵蚀了公家的大量财产，还毒化了人们的心灵。笔者有一次乘坐郊区的小公共汽车，每客２元。有人提出要票，不用说，准是要回去报销。答曰：“要票的三元。”身边一位毫不犹豫地买了两张——替他和他的孩子。试想一下，如果连孩子都学会了“公家的油不揩白不揩”，我们还建什么社会主义？
为什么我们实行了几十年的凭票报销的财务管理办法在今天会有那么大的漏洞，以至于引发出一个“买卖行当”来？笔者以为，管理不严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管理办法与现实情况存在很大的不适应。其一，过去是统一价格，现在价格放开了，同一商品可能有几种价格，财务凭发票无法进行价格监督；其二，过去大都是公家的商店，是公对公，现在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商店并存，既有公对公，也有私对公（即使是公家的店，由于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很难说都能公事公办）；其三，经济活动日趋多样化，有些花销难以取凭证。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现行的凭票报销办法有必要进行一番改革，一个现实的选择，就是缩小发票的使用范围。以公出人为例，除了车、船、飞机票以外，其它费用可视出差地的生活指数或出差人担负使命的难易程度全数包给个人，超出不补，节约归己。这样做既能赋予公出人更多的灵活性和选择性，又调动了公出人的节约机制，还确保了公家的利益不受算计。在国外购物、住店、乘出租车很少见有开发票的；其实，即使是私人企业，外出办事也有公私之分。我国的乡镇企业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它们中的不少企业早就这样干了。我们应该学习、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我们过去曾经当作资本主义批判过的东西。
第2版(经济)
专栏：
鞍山电子货币流通系统开通
本报讯由鞍山市工商银行和鞍山钢铁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共同提出，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组织，辽宁省分行、鞍山市分行及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总公司共同承接的鞍山市电子货币流通系统一期工程已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３日上午胜利剪彩开通。
第2版(经济)
专栏：
谁来治电梯综合症
本报记者朱剑红
今天的城市在长高，可现代化又给居民带来新的烦恼，电梯就是其中之一。
电梯的雏型据说出现在１９００多年前。据记载，古罗马就出现了一种用绳子吊拉木板做竖向升降的装置，大斗兽场里的井壁深坑就是这种人力升降器所运行的竖井管道的遗迹。１８５３年，美国人奥的斯在纽约发明了以蒸汽为动力的载人升降机，高楼大厦内都开始安装这东西。１８８３年又出现了以电能作动力的升降机，从此，奥的斯的名字与电梯更是密不可分。
电梯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尽言的好处，也时时制造些麻烦。高层建筑的居民都怕电梯趴窝，十几层楼爬个气喘吁吁热汗流。不过，真正令人恐怖的是电梯事故：深圳某宾馆，一位乘客的大腿卡在电梯一楼厅门，身体却随电梯升到２０多层，身腿异处，当场气绝；天津一位邮局职工打开电梯厅门，一脚踏空坠落井底；广州某医院，电梯在人们进出时突然启动，两名婴儿被夹死；北京某高层建筑中，一乘客被关在五层和六层之间，当他向外跳时，摔死在电梯井道里……
死人的事虽不常见，却每年都在发生，在人们的心中投下道道阴影。
电梯质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国产电梯成为众矢之的，电梯厂更是千夫所指。对此，专家们倒是有一个更公允的说法：电梯综合症。
从工厂出来的电梯，只是一个个零部件，要通过现场的安装才能组成一部电梯。据说，一部十层电梯就有八九千个零件！安装，成为电梯制造的最后一道工序。电梯在投入使用后，还要合理使用、科学保养。可以说，电梯质量由制造、安装、维护、使用四个环节决定。要想搞清楚国产电梯的问题所在，就得追根溯源，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分析。
先从制造说起。据中国电梯协会、《中国经营报》社进行的社会调查，我国电梯制造厂的数量已成为世界之最，然而总产量却还抵不上国外的一个大厂。直接的后果是，行业技术水平落后，产品质量无法保证。目前我国一些大的电梯厂应该说技术水平、产品质量都不低，但在电梯的几千个部件中，电梯厂大都只生产轿厢、控制屏、安全钳、厅门等，其他大多是外购、外加工，恰恰是这些配套件的质量无法保证。如：天津一高层建筑的电梯，使用了外购的断相保护器，该断不断，不该断时断开；接触器，该通不通，不该通时却触到触点，导致电梯该停不停，不该停时却停了。尽管电梯厂在买进配件时要逐个检验，但终究无法检查出每一个零件的疲劳度、使用寿命等。
再说安装吧。它号称电梯制造的最后一道工序，对电梯质量可谓至关重要！但是，安装因为技术含量高，利润也就相当高，一块儿大肥肉，谁都想来啃。一些人宁可舍弃堂堂正正的大企业不用，偏偏找外地包工队安装。上海瑞华公寓由外地包工队安装后，故障频繁；北京某办公楼用的是中迅公司上海电梯厂的产品，安装是几经转手分包后的个体户，电梯连导轨都是偏的，如要修复，比重新安装还要麻烦！像这样一些技术水平低的安装队，把安装费的１４％用于交际，还有高额利润可赚，工程中的手脚可想而知。据报载，在国外，生产电梯并不赚钱，甚至赔钱，电梯公司主要靠安装、保养、维修等赚钱。瑞士迅达公司员工的２／３搞安装和保养，而中国迅达公司只有１／３的员工搞安装和保养，还往往吃不饱。
好东西也经不起糟蹋，这个理谁都懂。电梯是机电合一的产品，起动、运行、制停非常之频繁，最繁忙时每小时要运行２４０次。１９９２年３月，在国家技术监督局、建设部、国家电梯质检中心等部门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对北京市竣工交用工程电梯运行质量的投诉中，９５％以上属于管理维修方面的问题。可是很多用户不懂得这一点，不愿意花钱花精力去请专业维修人员，有的就让电工附带管管。云南某机关的电梯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坏了，厂方派人坐飞机去抢修，结果发现只是保险丝松了，拧了两圈半，电梯就好了。苏州科达电梯厂销到新疆的一台电梯出现故障，厂里派人四天四夜赶到，发现不过是几个螺母松了，而厂家为此花的差旅费高达４０００余元。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几乎每个电梯厂家都碰到过。
按说，电梯造出来就是给人使唤的，可它毕竟是一部复杂的机器，在素质不高的人面前，就显得“娇气”一些。那些耐不住候梯寂寞的人，拚命打信号，使劲踹厅门。不少电梯锁空内被插进火柴棍，按钮上塞着菜帮、木棍。许多楼房的电梯内，电梯工坐在椅子上，手里挥舞着一根半米长的木棍操纵电梯。某机关几个职工的孩子在电梯里玩，当他们乱按电钮碰到急停钮时，电梯突然停下将他们关了起来。家长们用棍棒撬、榔头砸，怎么也打不开门。等厂家赶来时，厅门已被砸坏。其实，只要再按一次急停钮，电梯就能恢复正常。上海宝钢领导曾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如再发现有人在电梯内大小便，罚款３００元……
中国电梯协会和《中国经营报》在联合调查报告中，恳切地向社会呼吁：提高国产电梯质量已迫在眉睫。或许，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没有广大用户的参与，没有全民质量意识的提高，改变国产电梯质量不过是一句空话！
第2版(经济)
专栏：
民众轿车第一人
——记重庆长安机器厂厂长谭细绵
新华社记者李安定
“我就不信中国人只是骑自行车的命”。６年前，说这话不啻是天方夜谭，但学火炮专业的谭细绵却抱定这个信念一头扎进轿车梦里。
中国的轿车由产品转变为商品，这其中水有多深，当年受命于危难之际，初任大型兵工企业——重庆长安机器厂厂长的谭细绵事后才清楚。但铁杵终于磨成针，老谭成功了。１９９２年岁末，５０００多辆“长安奥拓”微型轿车驰上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城市的街头，以其国内轿车最低的价格和油耗，以及国际水准的舒适性和可靠性，翻开了中国汽车史的新篇章。它称不上豪华，也算不上气派，却开创了自费购买、平民乘坐的家庭用车的先河。北京，一次投放４００辆，除４辆外均为私人购买，买主多为影视名人，因此被称为“明星车”；上海，出租车管理部门一次就要订购２０００辆，尽管那里是“桑塔纳”的故乡；温州，市政当局把“奥拓”定为“市车”，推荐给市民使用。让轿车进入家庭，中国汽车界有志于此的人不在少数，但实实在在造出小巧价廉的民众轿车的第一人，当属谭细绵。
８年前，老谭第一次赴日本考察，就被穿梭于城乡之间的微型轿车、面包车迷住了。虽然当时国内正值“家电热”，但这位正为转产民品选择方向的企业家却不为之所动，他颇有远见：中国下一代热门商品是轿车；轿车进入中国人家庭，打头阵的就是物美价廉的微型车。１９８６年谈判，１９８８年签约，长安厂从日本铃本公司引进技术，生产微型车系列，靠着走一条边生产、边积累、边发展的路，长安厂如今已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微型车生产基地，“奥拓”是这个产品系列中最露脸的宠儿。
新年伊始，谭细绵喜不自禁——国家给了４亿元贷款，用于建一条年产能力５万辆“奥拓”车的生产线。在此以前，他只有靠自己。枪炮厂搞汽车，“块块不下雨，条条不沾边”，不能坐等国家给钱建厂。几年来，几乎是背水一战，靠着前后加起来的２０００多万元贷款，１０００多万元自筹资金，利用旧厂房，自己造设备，巧打时间差，重庆长安在国内率先形成了年产３万辆微型车的生产能力。算下来每辆车的投入只有其它大企业的１／７，而质量无论是国家检测，还是司机投票评议，都是国内第一名。“我们是汽车工业的游击队，艰苦奋斗的口号不能丢”，这句话常挂在老谭嘴边。几年来，长安累计生产１０多万辆微型卡车、面包车和轿车，上缴利税４亿元，但长安的厂部至今还设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的一个中学的旧校舍里。
在中国作个投身汽车产业的企业家，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份潇洒。定点难、筹款难，引进技术难，开发新品难，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也难。前年国务院批准在原定“三大三小”轿车项目之外，把“奥拓”定为覆盖兵器工业微型轿车生产的统一车型，至此，中国民众轿车拿到了准生证。男儿有泪不轻弹，此刻老谭落了泪。今天，他正在精心筹划，建立实力雄厚的合资汽车集团，扩大产品批量、降低销售价格，迎接“入关”的挑战。让更多的“奥拓”轿车进入中国的寻常百姓家。愿日益改善的经济大环境能助老谭再次一搏。（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2版(经济)
专栏：
跳出“诸侯经济”圈子
西藏形成开放新格局
本报拉萨１月８日电记者刘伟、贺广华报道：西藏从“诸侯经济”的圈子里跳出来，大开区门，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开放新格局。１９９２年，西藏进出口总额达５７７０多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６６％。出口市场由历史上的印度、尼泊尔扩大到欧亚美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西藏积极发展邻国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边贸成交额突破１亿元。
１９９２年，西藏与内地洽谈协作项目６３项，外资合作项目１１项，在区内外建立了１７个联办或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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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韶山七型电力机车试制成功
本报讯大同机车工厂韶山七型电力机车近日试制成功。这是目前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最先进的电力机车车型，达到或接近世界８０年代先进水平。（吴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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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门黄河大米畅销京津唐
本报讯山东济阳县稍门乡的“黄河”大米，已敲开北京、天津、唐山的大门。仅去年底的两个月，全乡大米就外销１５０万公斤。（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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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阳光电视动画创作系统问世
本报讯北京荣誉计算机图形制作有限公司与深圳索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推出阳光８０００、５０００型电视特技字幕动画创作系统，为电视节目制作者提供了更实用方便的创作手段。（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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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星厨房设备在京受欢迎
本报讯合肥搪瓷厂生产的三星牌六件套搪瓷厨房设备，集洗涤、烹调、储藏、排油烟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去年进入首都市场，被推荐为可信商品。（舒华）
第2版(经济)
专栏：
新年到来之际，南京浦口区政府奖给该区私营企业纳税大户——石林商场总经理刘丰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刘丰在过去一年里共交税150万元。葛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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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囹圄之苦原载《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