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缅怀革命教育家谢台臣同志
王从吾平杰三刘汉生裴志耕刘镜西白映秋
在编写直南——直鲁豫革命斗争史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聚在一起，以非常感激的心情缅怀半个世纪以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我们的直隶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学校，缅怀我们敬爱的校长谢台臣同志。
直隶（今河北）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创建于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６年冬建立了中共党组织。１９２７年春，校长谢台臣、教务主任晁哲甫、训育主任王振华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大名七师成为党领导下的师范学校。
大名七师党组织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经历的风风雨雨，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大名七师之所以能够为党和革命事业培养出一大批革命干部，主要原因是校长谢台臣提出了“以作为学”和“为革命培养人才”的教育方针，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具有坚强的党性。１９４５年５月，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宋任穷等领导同志路过大名，看了谢台臣同志的纪念碑，认为谢台臣是革命的教育家，嘱咐大名县政府对此碑妥为保存。
谢台臣，名丕阁，１８８４年生于濮阳县鹿斗村。１８岁时（清光绪二十八年），成为秀才。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直隶省在保定创办优级师范。濮阳县选送他到优级师范（后改称直隶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史地专业。毕业后，回到大名省立第十一中学任教。不久，又到保定优级师范任教。１９２０年兼任优级师范附属中学主任，同时当选为直隶省议会议员。谢台臣深感直南教育落后，在省议会工作期间，倡议创办大名师范学校。议会通过后，谢台臣被任命为大名第七师范学校校长。大名七师创办伊始，谢台臣就提出了“以作为学”的教育方针。谢台臣“以作为学”的教育方针，最初是根据他多年的教学经验，吸收清初颜李学派，反对宋、明理学，注重实践的唯物主义思想，借用美国杜威教育主张的辞句而形成的。１９２７年入党以后，由于他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的教育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１９３７年７月建立的谢台臣先生纪念碑中，记载了他对作与学关系的论述。他说：“凡是称得起科学的理论，通统是作为经验的结晶，同时又是推进作的经验发展的动力；只有作才可以产生理论、修正理论、发展理论、并证明理论，也只有从作中锻炼出来的理论，才能指导行动，才算真理论。”显然，这与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还说：“以往司教者往往不了然于作与学的科学关系，误以读书为教育的全部，以致学工业的不会制造，学农业的不会种田，理论与事业分家，教育与生产隔离，所谓理论家与学者，都成了无用废人的别名。”可见，谢台臣提倡的“以作为学”，实际上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
建校初期，谢台臣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以作为学”的教育方针，在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学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当时，学校一面上课，一面修建校舍。谢台臣同志带领师生参加建校劳动。物理、化学由高韶亭担任教员，他在搬石头时讲力学。讲授化学理论后带领学生熬制肥皂，后来发展成制胰厂，生产“荷花牌肥皂”，很受群众欢迎。博物学由王振华担任教员。他一边讲授博物学理论，一边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七师校园里种植了蔬菜、花卉、果树等，还组织学生养兔、养蜂、养蚕、养鸡、养猪，从生产劳动中学习真知识。
马克思说：“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资本论》第一卷第５３０页）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名七师竟然开放了生产劳动同智育、体育相结合的绚丽花朵，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光辉的篇章。
１９２７年５月，大名发生了农民反对奉系军阀的武装斗争，大名七师提前放假，到１９２９年２月复课。在这期间，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商定，大名七师要“为革命培养人才”。这时，“以作为学”的重点已转向社会科学，传播马列主义，树立学生的革命人生观。
为了实现“为革命培养人才”的教育方针，他们决定聘请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教师。如英文教员冯品毅、原政亭、王痴吾，国文教员张苏、王冶秋，历史教员张衡宇、李梦令，体育教员林子仁等，这些人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决定，废除国民党审定的文科教科书，由教员自编讲义。讲论理学时，不但要讲形式逻辑，而且要讲唯物论和辩证法。各个班次要先后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
１９２９年２月到１９３０年５月，教员按部就班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除了教员讲课外，谢台臣同志还让图书馆订购一批马列著作，提倡学生阅读。他亲自向学生推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当时上海、北平新出版的进步书刊，学生很快就可看到。被国民党列为禁书的，如《共产党宣言》等，同学们得到后更是竞相传阅。
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学生的政治思想有很大提高，不少人认识到社会上有穷人和富人，是由于私有制产生了剥削和被剥削，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发展必然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奠定了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群众”、“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人生观。
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发生过１９２９年国民党驻军对大名七师的“十一月围剿”，但是总的说来，学校的发展是正常的，顺利的。当时，全校有教职员工３００多人，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１００余人，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有１００余人。以党团员为骨干的进步力量约占全校职工总数的２／３。受国民党影响的学生人数很少，也很孤立。
由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的错误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大名七师的领导权曾两次被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篡夺。《何梅协定》以后，１９３６年初，谢台臣同志逝世，王振华、晁哲甫重回七师，他们继续贯彻执行谢台臣同志“以作为学”和“为革命培养人才”的教育方针，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人才。
谢台臣同志不仅是革命教育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仅掌握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而且具有坚强的党性。
１９３０年党内发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春天，河北省委巡视员冯温（后来成为叛徒）来到大名七师，要求大名党组织准备武装暴动，攻占大名县城，“把苏维埃的红旗插到七师大门口”。这个错误主张，受到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的抵制。谢、晁、王认为：大名党组织的力量不强，群众的觉悟不高；相反，敌人力量强大，驻军经常不下一个旅。目前暴动条件还不成熟，党应该掌握好大名七师这个公开合法阵地，为革命培养干部，源源输送到农村，在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同时，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积蓄力量，待条件成熟，再举行暴动。由于谢、晁、王不同意“左”倾冒险主义主张，结果被开除党籍。
谢台臣同志被开除后，在“不同党闹对立”的思想指导下，决定向河北省教育厅辞职。１９３０年７月河北省教育厅派来国民党员张达夫担任校长。张达夫推行国民党的一套教育方针，引起学生反对。学生发起的“挽谢驱张”斗争得到胜利。１９３１年春，谢台臣同志重回七师。这时，王明路线又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中共直南特委不但不给谢、晁、王平反；相反却给要求为他们平反的同志以压制和打击。谢台臣同志重回七师后，仍然坚持上述正确主张。执行王明路线的直南特委认为谢、晁、王“坚持错误”，发动学生，提出一些难题。谢台臣知道党组织对他们仍不谅解，说：我们“不同党组织闹对立”，再次向河北省教育厅提出辞职。１９３２年５月教育厅委任国民党蓝衣社分子郭鸣鹤为大名七师校长，郭鸣鹤统治学校达３年多。
从上述谢台臣和晁哲甫、王振华抵制立三路线的正确主张看，他们完全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客观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他们主张“以学校为掩护之所培养党员干部”。在白色恐怖下，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非法的，只能秘密进行；在革命斗争中，有些党员一暴露，谢台臣一面采取保护措施，一面又挂牌开除他们的学籍，以免授人以柄。谢台臣是坚持真理的，他被开除以后，重回七师，仍坚持正确教育主张。当他发现不能得到党的谅解，仍然“不同党闹对立”。他一方面坚持真理，一方面服从组织，这是具有坚强党性的表现。他曾多次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保护革命的师生。
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虽然被开除党籍，但他们始终坚持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晁哲甫、王振华早在抗日战争中重新入党，后来恢复党籍。谢台臣同志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逝世。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了谢台臣同志的历史，通知中共河南省濮阳县委：谢台臣同志１９２７年入党后，为党作了许多工作，１９３０年被执行左倾路线的直南特委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因此，可以恢复谢台臣同志的党籍，承认他生前为我党党员。
大名七师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３７年共招收过１８个班次、７６２名学生。这些学生有２００多人在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外，还有一批参加了反帝大同盟、读书会。这批党员、团员和盟员、会员像是革命的种子，撒播在直南２０多个县的土地上，在那里发芽、扎根、生长。从而，大名第七师范就成为直南——直鲁豫地区的一个革命策源地。
大名七师的革命师生，在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有张衡宇、李尊荣、解蕴山、高焕亭、刘同芳等４０多人为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学生中曾担任过省军级以上职务的约有２０多人，担任过司局级领导职务的约有１００余人。大名七师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我们都已到了耄耋之年，回想起半个世纪前，在我们风华正茂的岁月，大名七师对我们的培养教育，回想起我们的校长谢台臣同志的教育思想，我们觉得学校成功的经验不仅对于把我们这一代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把现在和未来的年轻一代教育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
卫明
历史会因某一事件而发生重大转折，西安事变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例子。这次事件结束了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开始了挽救国家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是“有功于国家民族”的千古功臣。
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杨虎城从一个劫富济贫的“刀客”，走上政治舞台而名垂史册，是与时势和他的信仰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极度动荡和分化，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潮汹涌澎湃。生长在八百里秦川一个农民家庭的杨虎城，由除暴安良而扬名乡里，受同盟会影响揭竿而起，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１９１７年，孙中山竖起护法大旗，就任大元帅职。杨虎城投入靖国军，矛头直指北洋军阀，并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料屡屡遭受挫折。杨虎城困惑不解，为什么三民主义这一救国良策总也实现不了？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也会失败？
通过民主人士杜斌丞的介绍，杨虎城认识了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经李大钊介绍入党的革命家魏野畴。这是杨虎城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接触，从中了解到了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逐渐解决了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信心。他几乎与孙中山等革命先驱一样，逐渐接受共产党人的主张，开始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境界迈进。杨与魏的这段交往，为此后长期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正式实现，蛰居陕西榆林的杨虎城，为这新的气息所感染，积极投入这一革命洪流。他整训部队，开办教导队，招收一批青年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知识，并作为部队骨干培养。学生中如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人，后来担任了部队的师、旅、团长，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杨的革命活动中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他还吸收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任军官，如阎揆要、王太吉等人，延聘共产党员当“三民军官学校”教官，在部队内实行了国共合作。从这时起，直到西安事变前，杨虎城的部队始终存在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容纳了一批革命的进步分子，他们大都受到杨的信任和重用。国共合作，使杨虎城部队的政治素质得到提高，经受住了后来的艰苦卓绝的考验。
在“清党”中要求入党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大肆屠杀。形势逆转的政治旋涡，并没有使杨虎城迷失方向。他违抗命令，使部队在国民党大肆“清党”中反而出现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新高潮，他还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杨虎城真诚合作的态度和对革命者的保护，使许多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下来到他的部队。国民军联军东路军政治部部长南汉宸、《革命军人朝报》总编辑蒋昕松等著名共产党人先后来到了杨部。
为进一步加强与共产党的合作，他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要职，蒋昕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处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政治处处长等。为改造部队，杨虎城筹办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以南汉宸为校长、魏野畴兼政治指导员。杨在国内外资助上学的一批进步青年学生中，其中多数也是共产党员，如王炳南、江隆基、原政庭、蒲子政、郭则沉、亢心栽等。这些都表明了杨虎城在白色恐怖下跟共产党合作的决心。
在与共产党人的密切交往与合作中，杨虎城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国民党全面走向反动之后，他已对国民党失去信心，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继续进行。于是，他向部队中的共产党组织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希望能作第二个贺龙”。据南汉宸回忆，杨虎城还曾几度向他提出将第十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用共产党员彻底改造刷新部队。
当时，中共特委的几位负责人对杨虎城思想的这一飞跃十分兴奋，当即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魏野畴表示愿作杨的入党介绍人，并写信给上海的党中央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有坚强的革命决心，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到底。”南汉宸则表示，他可以负责向河南省委写报告。但是，当时的中共在纠正党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同时，“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杨虎城的入党请求没有得到上级组织的批准，使他的这一愿望成为历史的遗憾。
坚持与中共友好合作
尽管如此，杨虎城始终如一地与共产党交朋友。在他看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可靠的合作对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唯一政治力量。这种思想认识既是杨虎城其后与蒋介石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思想依据，也是他与共产党友好合作的政治基础。
早在１９３１年，杨虎城对陕北红军的重要负责人就采取了保护的态度。刘志丹被杨部骑兵旅苏雨生逮捕。南汉宸在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杨请示。在杨的同意下，南把刘志丹接到西安后秘密释放。当谢子长到西安时，杨还通过杜斌丞为其提供过枪支弹药。
１９３３年，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迫近驻汉中的杨部孙蔚如防区。蒋介石命令川军由南向北，杨的十七路军由北向南夹攻，东西两路又有国民党的军队，企图造成四面围攻之势。杨明白和红军打起来，双方都会受损，不论损失哪一方面都是蒋所喜愿的。因而最好是互相取得默契，根本不打。于是，杨通过十七路军中的地下党员沟通了与红军的联系，签订了互不侵犯和共同反蒋的口头协定。
在蒋介石威胁下不能不打时，杨作出打的姿态来应付，作假战报。１９３５年，红四方面军当时的负责人张国焘下令发动陕南战役，向十七路军部队进攻，停战协定遭到破坏，部队的存在与安全发生危险，才不得不保存实力，合作局面陷于破裂。
到１９３５年，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华北沦入敌手，同时却将全力集中于“剿共”与剪灭异己。这一倒行逆施，引起杨虎城的极大愤慨，使他与蒋的矛盾更加尖锐。因而他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坚持宣传抗日，并仍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一定的联系，暗中支持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群众抗日爱国运动。当时，中共为进一步开展救亡运动，决定在西安建一个西餐饭店，作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由于缺乏资金，便通过《西北文化报》总编辑、共产党员宋绮云请求杨虎城的帮助，杨设法弄到数千元款项作为开办费。当杨获悉党组织准备在西安筹建救亡组织时，又暗中资助了数千元，表示默许和支持。
联共抗日发展关系
这年８月１日，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各党各派、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使杨虎城十分兴奋，他完全同意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和救国的主张，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商讨合作办法。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就开始了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为了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毛泽东写了致杨的亲笔信。杨虎城以往虽和共产党有过某种合作，但都限于局部地区的组织或个别事项，如今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对他这样重视，使他精神非常振奋。
毛泽东在信中说：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锤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中共代表同时还向杨提出四点要求：一、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来往西安的红军干部；二、开辟交通线建立联系；三、经常向红军提供军事情报；四、向红军输送物资。这些都得到了杨的同意，双方还解除了以往的误会。从此，杨和中共的合作，进入了与中共中央直接发生关系的新阶段，全面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共同反蒋、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在互不侵犯、建立关系、交换情报、设立交通站、进行抗日准备等基础上，形成了合作的局面。这一期间，张学良也和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造成了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反对内战、共同抗日，已成为三方一致的方针。
依靠共产党实现历史转折
１９３６年冬，日军进犯绥远，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却将重兵调往西北“剿共”。一时，通往长安的古道上，兵车相接。蒋亲自坐镇西安，威逼张、杨与红军作战。此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急剧激化，并在西北交织成无可回避的焦点。中国向何处去的抉择，取决于西北事态的演进。
首先面临这一历史抉择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置个人的毁誉、集团的安危于度外，他们采取了无可选择的选择——兵谏，毅然决然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自１９３０年杨虎城主持陕西军政以来，西安比国民党统治的其它部分要开明得多。那里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不少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与开明士绅；那里有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的自由，对进步书报也不加禁止。ＣＣ特务头子宋志先曾经说过：“江西是共产党集中的所在，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这些情况说明，西安已经具备了发生革命事变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９日，西安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的轰轰烈烈的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爱国请愿运动，对张、杨最终发动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它是在共产党《八一宣言》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感召下发动起来的。当时张、杨已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密切合作的关系，只是还不便提出联合共产党。事变发生后，政治风云的变幻，超出了张、杨举义前的预想。他们一本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初衷，坚持了反对内战的立场。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中，张、杨急切地盼望得到三位一体的另一位挚友——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
中共中央收到１２月１２日张、杨发出的急电后，立即致电张、杨，明确表示：抗日救亡举国同情，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支持两将军领导的革命事业。并提出，周恩来准备前往西安共商大计，请张学良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请杨虎城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１５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的结果，敦促南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国共两党终于泯灭了十年恩怨，携手一致抗日。从此，中国走上了停止内战，进行全民族抗战的道路。
西安事变是杨虎城一生中参与并领导的最为壮丽的事业，是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是他与蒋介石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多年挚友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从此，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