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际)
专栏：学者论坛
对弘扬民族文化的思索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民族精神的根。中华民族有数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用科学的精神对待这个传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一、区分两种文化、两种传统
任何民族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对立又共同存在的文化传统，如善与恶、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革新与保守。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先秦时代，就学派而言，有儒、有墨、有道、有法。汉代独尊儒术，但不久即有佛、道，三教鼎立，互争雄长。儒家之内，也不一致。汉代经学有古文、今文之争，宋明理学有程朱、陆王之别。学派不同，自然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传统。儒家主张用世、赞美阳刚，老庄提倡无为、崇尚阴柔；墨家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后世道教追求长生，佛教宣扬苦空。这些影响深远的主张，都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形成中华文化传统的要素之一。其他领域，也无不如此。政治经济、诗文书画都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传统。有圣君贤相、忠臣孝子，也有昏君奸相、乱臣贼子；有清廉为政者，也有贪官污吏；有岳飞，也有秦桧；有和谐礼让、温良恭俭之风，也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之事；有张衡、祖冲之、李时珍等献身科学的仁人志士，也有装神弄鬼、妖术惑众的巫道术士。
上述不同的、对立的传统，有的是光明与黑暗、精华与糟粕的对立，有的仅是不同主张共存。然而大致说来，诸种传统，可分为精华和糟粕。我们只能继承精华，而不能弘扬糟粕。
二、弄清传统的演变和发展
一个民族，固然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不同的文化特征，否则就不成其为独立的民族。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都是历史发展、演变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如此。对于历史悠久、传统相贯的中华民族，其文化传统更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
今天一般所说的中国传统，往往从先秦诸子开始。其实先秦诸子也是历史演变的产物。只是由于对此前的历史演变不甚了了，人们才不把传统追溯得十分久远。
先秦诸子争鸣，汉代定为一尊，以经学为代表。魏晋代之以玄学，隋唐佛道兴盛，儒学失色；宋明理学兴起，直到清末西学传入。伴随着中西之争，中国传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如果单论古代，一般认为儒家为传统文化代表。但儒家传统，也屡经变迁。韩愈说，孟轲以后，道统失传，他自己以接续儒家传统为己任。但宋代儒者并不以韩愈为然，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传统，而汉唐无足称道。然而清代儒者，却认为儒家经术，一坏于魏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历代儒者的相互攻讦，反映了儒家传统变化的巨大。
在其他领域，我们也很难找到一成不变的传统。比如不少人常说，中国画求神似而不求形似，这样的论断放到汉代就不适合。即如魏晋以后，追求形似的工笔仍然是一大流派。
传统在变化，我们就不能用某朝某代某时某地某人某书的只言片语推而广之，概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做，说是我们当前应发扬某种精神则可，说中国文化就是如此，则不是事实。
三、科学、民主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传统
传统演变的原因，有的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产生了新文化，有的是吸收外来文化改造了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变化，莫过于鸦片战争以来为了自强而吸收西方文化改造旧文化。改造旧文化的过程到“五四”时期达到高潮。新文化运动中，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国继推翻帝制以后，又在文化上发生了根本转变。根本转变的标志，是把“科学”作为“决疑”的、即下判断的依据和标准。
中国古代社会，直到周朝，主要还是依靠占卜对事情作出判断。军国大事，即使国王大臣同意，但占卜不吉，仍不能行。因为占卜的结果是神意。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可算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这次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结果是：下判断要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依靠什么人？汉代独尊儒术，从此都依靠孔子。孔子的话载于儒经，儒经成为下判断的依据。
两千年过去了，在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面前，依赖儒经只能带来屈辱。于是“师夷制夷”，先是学船坚炮利的道理和技术，接着是开议院行共和改革政治，最后全面学习西方学术，以为找到了根本。
用科学的态度观照当时的政局，则民主共和是合理的，尊孔读经和复辟帝制是不合理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也是为了唤醒人们觉悟，巩固刚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所以“五四”时期，陈独秀明确提出了科学、民主两大口号。这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传统。我们弘扬民族文化，不应忘记近代形成的新文化。和古代相比，还应首先弘扬这新的民族文化。
四、迫切需要弘扬为人民服务精神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志士仁人奋斗多年，目的在求中国之富强。然而船坚炮利不足靠，甲午之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也救不了中国，戊戌变法没有成功，于是孙中山才搞革命，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要求自强，必有共和民主；共和民主，是为了中国自强，这是当时先进人物的共识。然而共和制建立以后，并没有使中国富强。打倒了一个大皇帝，却出来了许多小皇帝，中国更乱，人民更苦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先进分子也跟着一起高呼“公理战胜”。然而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仍然保不住主权。中国人民的理想又一次破灭，“五四”运动爆发了。一些更先进的人物为寻求更有效的救国道理，他们把目光转向刚建立不久的苏维埃俄国，从那里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华民族更新的文化。这更新的文化，不仅讲科学、讲民主，还讲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中国共产党人甘愿流血牺牲，艰苦奋斗，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为国家富强民族解放而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所以它获得人民拥护，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为人民服务精神不是一个纯道德主义的口号，它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创造的民族新文化，新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文化、新精神形成至今，已有几十年历史，已经成了传统。因此，弘扬民族文化，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弘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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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不应该忘却
李文海
前几年，有位先生在一本颇有点名气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批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宣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另一位先生则认为，解放以来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谴责，是一种早就应该抛弃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使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按他看来，殖民主义对东方历史“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对于如此高深的理论，浅薄如我辈者自然难以领会。
“感情”和“理性”的关系，本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老问题。历史研究应该客观，所谓客观，就是要尽量探求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描述历史。是不是一定要心如死灰、不带任何一点感情色彩，才能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倒怕也未必。因为不带任何感情这一点首先就难以做到。观察任何问题，也包括观察历史现象，总要有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或者叫立场。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感情，谁也回避不了。譬如说吧，不满于甚至谴责“异族侵略者”的侵略行径，这自然是一种“感情”；但对殖民主义感恩戴德，认为它对被侵略国家的征服，不过是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文明和进步的普遍福音，又何尝不是一种“感情”，这两种不同的“感情宣泄”，究竟哪一种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实在不是靠自我的标榜，而要经受历史实际的检验。
话扯得稍为远了点，现在再拉回来谈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的掠夺。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即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赔款总数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日本国家四年半的财政收入。俄、英、美、日、德等十一国通过《辛丑条约》，则勒索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是洋务企业中创办经费最多的一个，建厂时共支出银五百八十余万两，也就是说，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勒索的赔款，可以建设大约八十个汉阳铁厂，较洋务派创办全部洋务企业时投入资金总和要多出好几倍。
这里仅就不平等条约中对中国财富的掠夺一方面来说的。事实上，不平等条约是一条“屈辱的绳索”，从各个方面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捆绑得死死的，以便听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任意吸吮膏血，作践蹂躏。
不言而喻，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这些理应拥有的主权拱手送给别人，任何一个侵略者也都不可能仅仅通过“友好交往”就把这些特权轻易攫取到手。事实上，在每一个较为重要的不平等条约订立之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曾动用兵舰大炮，通过血与火的残暴手段，用野蛮的军事侵略（当然必不可少的还要伴随着政治讹诈、经济施压之类的种种名堂）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的额尔金在谈到《天津条约》时十分形象地说的那样，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因此，在每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背后，几乎都蕴含着一个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血泪斑斑的悲惨故事。
如果我们说，了解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特征，我想是不能算过分夸张的。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蚊子吮血似的将坚船利炮的“尖刺”刺入近代中国的孱弱肌体，造成近代中国的“大出血”。这“血”流到了谁的身上，“失血”的中国人很清楚，吮血而肥者自然更明白。正是这损失惨重的“历史大出血”，才使得新中国的起步乃至今天的四化建设显得格外艰难。而某些依靠在一个多世纪中大量掠夺世界各国财富而发家的强国的统治者，却在那里一本正经地指责或嘲笑中国经济落后的种种罪过，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历史无法割断。历史也就不应该忘却。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所作的序言的部分摘要，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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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人类思维发生与发展的探讨
汝信
张浩所著《思维发生学》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著作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较深入而系统地研究和探讨了人类思维的发生和发展的问题，而这正是过去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思维的发生与发展本来应该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可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得到我国哲学界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偏重于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忽视了对思维本身的发生与发展进行研究，这样就有意无意地把思维当做生而俱来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了。这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不相符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之中，人类当然也不例外。人类本身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由动物界进化而来的，人类思维当然也有一个由动物思维演化而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完全不能想象人类思维一开始就达到现代人那样的水平。因此，追根溯源，弄清楚人类思维的发生及其原始的形态，对于我们认识人类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也是很艰难复杂的研究工作。它涉及许多学科领域如考古学、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神经心理学等等，需要对不同领域的材料进行综合研究。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作者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根据事实说话，绝少抽象的空论或人云亦云的俗套，令人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我希望，本书的出版将引起我国哲学界对思维发生学的注意，从而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如果本书能够起到这样的积极作用，那就是对哲学研究的一个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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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通论》简介
由吴振坤、陈文通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通论》一书，已由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线，对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作了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总结了十多年来改革的基本经验，指出了改革中尚存在的主要问题，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般原理，并对改革的总体框架和目标模式，以及各领域、各部门近期改革的主要任务和今后改革的主要方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该书不回避问题，富有新意，有理论深度；注重改革的实际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李岚清、金鑫等领导同志，以及孙效良、万典武、赵海宽等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书的撰写。（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