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保持红军本色不变的老将军
——深切怀念杨勇同志
迟浩田
最近，江泽民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全军指战员提出了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老红军本色不变的要求。学习江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不禁使我想起那些为建设强大的新型人民军队而呕心沥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起无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使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不断得以发扬的革命先驱，想起我们总参谋部的优秀领导者、可敬可亲的杨勇同志。
杨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１０周年了。１０年来，他那光明磊落、宽宏大度、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对党忠贞不渝、对同志满腔热忱的赤诚之心；对军队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忘我精神，时时萦绕在许许多多曾经和他一起战斗过、工作过的同志心头，许多往事在人们脑海里留下的印象还是那样清新，那样富于激励、感召和教育作用。我深深感到，在杨勇同志身上，蕴含着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红军精神。杨勇将军是１９３０年参加红军的老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奉命出征，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屡建奇功；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在北京、沈阳、新疆军区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倾注心血抓好部队全面建设，颇多建树；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他胸怀全局，善抓大事，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建设的思想和中央军委的决策，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杨勇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我是１９７７年调入总参工作的。当时杨勇同志任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二书记，先是协助邓小平同志、随后是协助杨得志同志主持总参全面工作。我有幸在杨勇同志具体领导下一起共事将近６年。从杨勇同志身上，我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老红军战士自觉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正派为人，诚实待人，勤奋工作，磊落光明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
我和杨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７７年１０月的一天。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调我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报社的工作卸任时，我当时的愿望是仍回北京军区工作。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总参谋部任副总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对此，我感到很突然，思想上有压力。接到命令的那天夜晚，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第二天，我向有关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杨勇同志知道这些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约我面谈。杨勇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工作调动是军委确定的，这是组织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党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你就非干好不可。”他还鼓励我说：“浩田同志，你还年轻，到总参后要积极大胆地干，工作上错了我负责任。”他见我不同意要首长为自己一旦工作失误而承担责任时，十分豪爽地说：“你可以查查我的历史，我这个人一贯这样，决不会遇事推诿，文过饰非。”杨勇同志还说：“总参任务繁重，情况复杂。小平同志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大事，我们要多请示；小事，我们要多商量，不要去干扰。”杨勇同志和我第一次的谈话是这样坦率、这样推心置腹，这对我解除思想顾虑，愉快地到总参工作，帮助是很大的。
（一）
杨勇同志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上坚定，思想上敏锐。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勇同志当即指示，要在总参组织学习这篇文章。当时军队系统还没有下达组织学习的部署。有的同志提出，是不是等一等再动。杨勇同志明确地对我说：“我们这样做，可能有人会批评你不请示，但不要紧，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有点胆量和气魄。这场讨论，是带有方向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军队是不能回避的。”杨勇同志提出，要从总参党委学起，总参师以上干部读书班也要学。为了推动这个学习，他专门抽出时间到总参第五期师以上干部读书班讲话。强调指出：总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作为根本性的思想建设来抓。他还说，在军事领域里，同其他领域一样，也不能搞“两个凡是”。我们要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军事领域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积极主动地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当好参谋，为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实践证明，杨勇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正由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抓得比较早、比较自觉，特别是总参党委和师以上干部先学了一步，从而为我们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大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拨乱反正，清除派性，分清大是大非，平反冤假错案，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总参落实党的政策，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是当时涉及面较宽、难度较大的事情。杨勇同志非常注重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再强调“全错了的全平，部分错了的部分平，决不能留尾巴”。对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推托现象，杨勇同志察觉后严肃指出：前提是实事求是地搞清问题，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他说：“作为领导干部，我们要注意，不要怕平反昭雪否定了自己，错了就认错，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如果明知错了还装作正确，不肯认错，那就不应该了。”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总参于１９７８年底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大会。事前，在酝酿谁上主席台的问题上，杨勇同志和我商量后明确决定，除总参党委领导成员外，也要让受迫害的同志、被平反的同志坐主席台，其他人一律坐下边。这件事看起来不大，但充分体现了杨勇同志对蒙冤受屈同志的真挚感情。
（二）
杨勇同志坚决贯彻党的“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一贯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非常注意维护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杨勇同志是很能团结人的”。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和他在一起工作，心情很舒畅，也敢于发表个人意见。他豪爽豁达，待人宽厚，哪怕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反对过他的同志，他都能合作共事。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杨勇同志的工作时有调动，每到一个新的岗位，他都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团结、信任大多数同志。他这种既坚持党的原则，又广泛团结同志的品格和才能，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
杨勇同志非常注意从政治上爱护干部，在干部使用上，他心底无私，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坚持党委集体决定，坚持搞“五湖四海”。他曾经多次对我说：“我们两个都在北京军区工作过，在使用干部问题上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决不能搞坨坨，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总参的干部来自全军，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满腔热情地相信他们，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础。”杨勇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对来自各方面的干部，他都一视同仁，从无亲疏远近之分。就是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总是注意历史地、全面地看。总参有少数高级干部曾经程度不同地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有着这样那样的牵连，除极少数人问题比较严重外，大多数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关系问题，经过多次清查和教育帮助，这些同志的问题已经清楚，而且态度都比较好。对于这些同志，杨勇同志主张及早予以解脱。他不止一次地讲：“这些同志也是十年内乱的受害者，战争年代是有功的。对他们的错误，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要全面地、历史地、本质地看待他们。”他还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不打倒我，让我干那种工作，说不定也同样会犯错误。在那种条件下，能不跟着执行？‘四人帮’搞无限上纲，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层层站队，上挂下联。搞株连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是我们党的传统。”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在杨勇同志的具体领导下，总参及时慎重地处理了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使许多同志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三）
杨勇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在军事工作指导上颇有建树，作出了重大贡献。杨勇同志每天的工作异常繁忙，要考虑部队建设和战备方面的重大问题，处理大量日常公务。尽管如此，他还抽出时间深入部队，深入海岛、边防，进行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他为部队的“三化”建设呕心沥血、忘我拚搏，倾注了全部的精力。
杨勇同志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他深知加强战略问题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凡是涉及战略问题的文件、资料，他都仔细阅读，提出见解。他曾多次指示有关部门注意掌握战略情况，重大问题要及时研究、提出建议。有时还亲自出题目研究一些重点、热点问题，甚至对一些重要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能源状况的变化，都提醒有关部门注意掌握，作出判断。
杨勇同志高度重视战场建设。他强调战场建设关系到国家安危，一定要认真搞好。要根据国家经济建设情况，量力而行，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最重要的方面，加强管理，杜绝浪费。他在总参工作期间，每年都要安排时间外出勘察地形，实地研究解决作战指导方面的问题。他患肺气肿病，腿部又有伤，但每次外出都坚持拄着拐杖爬山头、上阵地、登海岛、到前沿。１９７９年是杨勇同志工作比较繁忙的一年，也是他外出勘察次数最多的一年，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杨勇同志对战场建设的各个方面都非常关心，处理问题很注意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不仅考虑到未来作战的需要，而且照顾到平时建设和民用的需要。
１９８１年，杨勇同志担任了全国边防领导小组组长。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提出了全国边防体制改革方案。他反复强调，我国的边防武装力量，要注意充分发挥整体威力，共同完成保卫边防的任务。没有和平安宁的边境，便没有人民的和平生活。已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杨勇同志，对祖国的边防建设十分关心，在他病重期间，还在医院里听取有关边境地区建设问题的汇报，叮嘱有关部门的同志，一定要保持边境地区的稳定，搞好生产生活建设，使边境地区的群众能够听到中央的广播，看到中央的电视。
１９７７年，杨勇同志接任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副组长后，通过调查研究，很快掌握了全国人防建设的情况。杨勇同志为第三次全国人防会议的召开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为制定人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这次会议对加强和发展我国人防建设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期间，杨勇同志还带领各军区和各省市与会的领导干部，到几个城市进行了实地考察，交流了人防工作建设方面的经验。每到一处，他都拄着拐杖逐个洞子进行视察，不论洞子长短，光线强弱，他都看得很仔细，并作了具体指示，要求贯彻平战结合的方针，平时要尽量把洞子利用起来，发挥投资效益，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
杨勇同志对部队请示解决的问题，不分白天黑夜或节假日，都是立即处理，从不积压。他多次说过：凡是报到总参谋部来的，都是大事，我们要认真对待。部队要求解决的问题，都是急迫的，不急迫是不会找到总部来的，所以我们总参谋部不能拖压办件，一定要及时处理，要多给下面留出时间。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
（四）
杨勇同志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严格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堪称典范。杨勇同志生活十分俭朴。他每次外出，总要让机关预先通知部队，一定要严格执行中央和军委规定的高级干部生活准则，一律不准设宴招待，不准搞专场演出。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但对同志对战士却是体贴入微。１９８０年春，杨得志同志任总参谋长后，要外出勘察地形。虽然有些地方杨勇同志刚去过不久，但仍然坚持陪同前往，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总长现场汇报、介绍情况。在东北勘察地形时，有一天，在部队视察，适逢下雨，杨总长和杨勇同志不顾雨淋，坚持看完全部军事表演课目，使部队指战员很受鼓舞。去西沙群岛时，杨勇同志带了一麻袋中南海的沃土，送给守卫祖国宝岛的战士们。他看到岛上树木很少，提出要每个战士每年种三棵椰子树，并且立即动手和同志们一起栽树。他十分关心西沙群岛的建设，详细询问指战员们的生活情况。离岛时，战士们恋恋不舍地说：“希望首长再来！”杨勇同志乐观、爽朗地回答：“一定再来看大家！”
１９８０年初，总参有几位领导同志工作调动，总参领导集体研究确定：几位副总长和调进、调出的领导同志一起吃顿便饭，饭后放场电影，以表示欢送和欢迎。这件事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严肃批评。杨勇同志明确表示：这是我出的主意，既不能找第一书记，也不能怪下边的同志。谁出主意谁掏钱。他在向军委的书面检查中说：在中央规定之后，这样做是错误的，由我负完全责任，没有带好头。随即支付了欢迎欢送活动所花的费用。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吃一堑，长一智，我们要接受教训，贯彻《准则》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纠正不正之风，我们应该作出表率。”
杨勇同志一心致力于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一心扑在总参谋部的建设上。１９８２年初，繁忙的工作终于使他病倒了。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及时采取了有力的治疗措施，病情稍有好转，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坚持总参的日常工作，为总参机关上党课，直至１９８２年底第二次入医院前，还在总参党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对全军和总参机关的建设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惦记着总参机关的建设，嘱咐我要好好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顾全大局。他当时还形象地说：打击经济领域里的严重犯罪活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和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是新的“三大战役”，我们总参谋部一定要在军委的领导下打好这一仗。
杨勇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业绩和品德，将永远成为激励我们保持和发扬老红军传统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用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头脑，认真学习贯彻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杨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党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
——怀念程子华同志
伍修权
每当送“走”一位老同志时，这位同志的往事业绩以至音容笑貌，总是不断浮现在脑际。程子华同志在世时，我们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他一旦与我们永别而去，我却更加怀念和敬重他，与他的有限接触，也成了我十分珍贵的回忆。他去世一年多了，我总想为他说点什么和写点什么，不只是表示纪念，而是想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后辈们，知道在我们中国有过什么样的非凡人物，他对我们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有过什么样的功勋贡献。
我初次见到并结识程子华同志，是１９３１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都”瑞金。当时我在红军学校工作，他作为一位红军师级指挥员，经常来瑞金参加会议和别的活动。在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被授予十分荣耀的二级红星奖章，那时能获此殊荣的人不多，因此比较受人注意。他又是当时红军干部中少有的北方人，并且是“武圣人”关云长的老乡，还是进过武汉黄埔分校的“科班出身”，参加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１９２７年的广州起义与保卫海陆丰的斗争，到中央苏区不久就担任了红军师长，在反“围剿”战争中指挥所属部队连续打了一些胜仗，他的经历和事迹就格外引人注目了。因为我是湖北人，他认识我以后就说起自己曾在湖北的大冶、阳新领导过武装兵变，把一批军阀部队带到了红军中。正好大冶是我的祖籍，阳新又恰是我母亲的故乡，他对那里十分熟悉并且很有感情，因此我们也就更加近乎了。他虽然只比我年长三岁，可是在阅历、经验等方面，却显得更为丰富成熟，在战争中的名气和贡献也更大。他给我的这些初步印象，不仅始终未变，还不断得到印证和发展。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１９３４年６月，中央委派子华同志赴鄂豫皖苏区，去充实和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那里战斗的红四方面军，兵力上实际超过作为中央红军的一方面军，那里北靠中原，南逼武汉，也正处于反对敌人“围剿”的紧张战斗中。中央所以委派子华同志去那里，正是因为他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优秀的思想品德，是能独当一面又深受党的信任的干部，此外他曾在湖北地区战斗过，正在那里“围剿”的国民党部队又是他的老对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既是他的山西老乡，又是黄埔同学，使他有着去那里展开工作的很好的主客观条件。他到达鄂豫皖后果然不负重托，很快被任命为红２５军军长。
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不久，子华同志和徐海东等同志一起，带领红２５军战略转移往鄂豫陕地区，在那里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不久又再次转移北上，在另一条路上进行长征。在此期间，他们曾一度与中央失去联系，实际上是在孤立无援和四面受敌的险恶情况下，独立自主又灵活机动地遵照中央的方针路线，战胜了敌人的军事追剿、政治围攻、经济封锁以及客观条件、自然环境等等方面难以想象的严重困难，使红军的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不仅得到了保存和锻炼，而且更为发展壮大了。红２５军在子华同志指挥下长征到达陕北，会合了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共同抗击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攻，为中央在历时一年多、长征二万五千里后，得以在陕北安身立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于中央将陕北定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红２５军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１５军团时，子华同志担任了军团政委，徐海东与刘志丹同志分任正、副军团长。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５日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渡河东征，中央从一方面军抽调出一大批干部去支援１５军团，我荣幸地也是其中之一，去后被任命为７３师参谋长，使我获得了与子华同志在同一部队共同战斗的好机会。部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后，子华同志和徐海东、刘志丹等同志带领我们连克几座县城，一直打到了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巢太原附近。山西是子华同志的故乡，虽然他家在晋南运城，与我们的前进目标不是一个方向，他却一样打得起劲，他沉着机智地指挥战斗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部队奉命押解着刚缴获的大批物资粮食回师陕北。我当时生了重病，被送到瓦窑堡的中央医院，离开了１５军团。治愈后又被调回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失去了再与子华同志共事的机会。此后我们虽然难以见面，我却不断听到他所在部队及其地区传出的胜利消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一直在华北前线，先后担任了党的北方局委员和八路军纵队司令员，在聂荣臻等领导同志回延安以后，他曾一度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主要领导职务，成为我党我军在华北地区独当一面的重要指挥者。
抗日战争获得胜利时，我随彭真、陈云等同志乘苏联军用飞机到达东北沈阳，子华同志作为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也到了沈阳，原来他已经带领部队从华北打到了东北，配合兄弟部队及苏联红军解放了许多地方。我们在胜利中久别重逢，自然分外兴奋，可惜当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我们来不及细说别情私谊，就又奔赴了各自的战斗岗位。他所领导的地区和指挥的部队，正是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地带，是关内关外联系相互支援解放战争的主要通道，也是敌人不断进攻与我们反复争夺的地区，由于子华等同志的领导正确、指挥有方，这里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中，保证了东北、华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大决战的辽沈战役中，子华同志又作为２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大军投入了决定性的锦州之战。当时我们同为东北局委员，我是东北军区参谋长，他在前线作战部队，虽然与他见面时间有限，个人交谈不多，却是在同一战役中并肩作战了。在这次战役中，他亲自指挥了关键性的塔山阻击战，对于夺取大决战的全面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更为我军战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辽沈战役炮声刚停，子华同志又立即率领部队先行入关，打回华北，一直攻到北平郊区，与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对国民党华北统治中心北平的包围，迫使国民党守军在我们的军政压力下一枪未放，和平解放了这座名闻中外的文化古都。大军进驻北平后，子华同志担任了未来的新中国首都的第一任警备司令兼政委，着手接收并清理这座兵荒马乱中的大城市。各项工作刚刚就绪，他又于１９４９年４月被中央任命为我军１３兵团司令员，再次率领大军南下，从河南、湖北打到湖南，又挥戈直下广西。正当他指挥的部队旗开得胜、扫荡残敌时，忽然一道电令，将他又调回中央，一项新的使命正等待着他。
那是１９４９年底，他奉命“打回老家去”，被中央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兼省府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及政委，成为故乡山西的党政军一把手。穿了几十年的军衣，也就此脱下，以新的形象开始了自己革命历程的一个新的阶段。哪知他在故乡山西干了才十个来月，中央又一道命令，将他调任为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的主任和党组书记，他又以经济战线领导人的姿态，出现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舞台上。以后他又接连担任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长兼党组书记、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６０年代前期又成为党的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一位征战半生的著名将领，一下子又成了一位工作活动无不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经济建设战线重要指挥员，这个变化确实不小，他居然干得十分出色，不能不使人叹服不已。“文革”以后，他又再次大改行，担当了民政部长的重任，为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他的这一系列工作变动，不仅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和丰富经验，更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自己永远是一个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的勇敢战士。只要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他都勇往直前，所向无敌！
在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子华同志和我同时当选为中顾委常委，并且先后退出一线领导岗位。在中顾委组织的活动中，我们交往的机会不少，见面时几乎无话不谈。交谈中我感到他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的每一步发展和曲折，并且总想再为党和国家分担一些责任。我本来以为，我们正可以在此期间，一方面继续为党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方面也可以增多相互来往，好一道畅叙往事和向往未来，以弥补过去因工作不同、公务缠身接触有限的遗憾。却没有想到他竟突然先我而去，这使我怅然若失很久。但静思之后又觉释然，我们这代人虽然经历各不相同，贡献也大小不一，但是都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培育与期望，都忠于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正如子华同志一样，做到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我们将永远为此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