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功德永世风范长存
——深切悼念李先念同志
刘华清郭述申陈先瑞王诚汉张池明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先念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顿时使我们沉浸在无限悲痛和哀思之中。我们都知道先念同志近几年身体欠佳，曾分别去看望或经常打听他的情况，都盼望他能战胜病魔，早日康复。5月27日，他还为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座谈会写了贺信，我们听说后，都很高兴。谁料没过多久他竟突然逝去，使人深感意外和痛惜。
先念同志的逝世，党和国家失去一位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我们痛失一位导师和益友。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先后到先念同志灵堂前哀悼，在向先念同志遗体告别的最后时刻，我们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泪水，默默地向他致哀，与先念同志相处、战斗、交谈的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我们眼前。
（一）
先念同志1909年6月23日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李家大屋。在我们这些大别山区出来的贫苦子弟中，他的年龄是较大的。除郭述申同志外，我们都比他小几岁。我们当中，有的家与先念同志家只一河之隔，儿时就知道先念同志的名字，听过他为穷人打不平的事迹。先念同志12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凡是穷苦人家求他做木工活，他都热情相助，而对地主豪绅家，他却不情愿去干，就是干了，也不认真，还要他们多付工钱。他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朴素阶级感情，在穷苦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小李木匠。1927年11月，黄（安）麻（城）起义的风暴席卷大别山区，先念同志率领家乡农民参加了黄麻起义，后来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5月、11月又相继暴发商（城）南起义和六（安）霍（山）起义，我们也在这些红色风暴的影响下，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黄麻、商南、六霍起义后，分别建立了红军第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相继创建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革命根据地。由于先念同志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又熟悉当地的斗争情况，党组织决定调他去开展地方工作。先念同志当时在第三十一师五大队任副班长，曾参加过反三次“会剿”的战斗，并在战斗中表现勇敢，成为一名战斗骨干。他接到组织决定，没讲任何条件，表现出高度的党性观念。1929年底，先念同志转到地方工作，任中共黄安县高桥区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一到任，就立即深入群众之中，调查研究，迅速建立和恢复各级党的组织，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和农会组织，组织起游击武装，成立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他的领导下，高桥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1931年5月，鄂豫皖苏区红军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建设有了很大发展，红军主力也迅速扩大。6月7日，红军打通了黄陂长轩岭至甘堂铺一线的联系，使黄陂南新老苏区连成一片。为了巩固这一地区，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决定正式建立陂安南县，由先念同志任中共陂安南县县委书记。时年先念同志才22岁。他不畏困难，勇挑重担，大胆工作，很快打开了陂安南县的斗争局面。在陂安南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先念同志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上任伊始，迅速成立起苏维埃政府各领导机构。刘华清同志当时就在陂安南县军事指挥部工作，经常聆听先念同志的讲话。先念同志在抓紧全面工作的同时，重点抓军事指挥部的工作。这是全县武装力量的领导机构，在当时斗争形势下，抓住武装工作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关键。
陂安南县地处黄安南部和黄陂北部，是汉口通向鄂豫边区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陂安南县的工作，分局决定将陂孝北县县委书记郭述申同志调到陂安南县任县委书记，先念同志仍担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9月，郭述申同志到陂安南县县委，这是他第一次和先念同志见面。当他握着先念同志的手时，领导的介绍、亲耳听到的传闻一齐涌向脑际。这位精明强干、满脸透着机灵的年轻人果真名不虚传。先念同志当时的诚恳态度，热情的话语，至今仍在郭述申耳边回响。在欢迎郭述申到任的县委会上，先念同志对工作作了全面的介绍，对形势作了精辟透彻的分析，提出许多卓有见地的建议，给郭述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念同志逝世后，述申同志和我们谈及这些情况时，大家都很敬佩先念同志年轻时的英才，更加深了我们对他的思念。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热潮。国民党反动派无视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不抵抗主义”，一面集结重兵于革命根据地周围，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为做好反“围剿”的准备，鄂豫皖中央分局号召根据地人民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积极参加红军和支援红军作战，决心粉碎敌人新的“围剿”。10月17日，陂安南县召开扩大红军的大会，先念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动员，会后亲自率领3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在欢送先念同志时，先念同志握着郭述申的手，指着旁边的刘华清说，团县委书记这次随我参军了，就调刘华清接任团委书记吧。当时年仅15岁的刘华清同志，至今没有忘记那次欢送的热烈场面，没有忘记先念同志临行前的嘱托。先念同志带头参军的举动，使陂安南县扩红工作受到中央分局和特区军委会的表彰，苏区《列宁报》还进行了宣传。
先念同志一到部队，就被任命为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下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在方面军的指挥下，先念同志率部先后参加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该团因完成战斗任务出色，被方面军总部授予“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1932年7月，先念同志升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指挥部队在反四次“围剿”的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恶战中，重创敌军。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进行战略转移，先念同志率部随主力而去，我们几个随红二十五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从此，和先念同志分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
红四方面军转移以后，我们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了两年多的斗争。1934年11月，按照党中央和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也实行了战略转移，经过艰苦转战，到达陕北。在此期间，我们曾多次打听红四方面军的动向，不时想念那些在鄂豫皖时期并肩战斗的战友。后来大家见面时，彼此都互相询问分离后的情况。先念同志曾分别向我们问起他们转移后，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他说，他们当时也十分关心鄂豫皖的斗争，那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他们开始时是准备打回来的。他还几次询问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况，他说，红二十五军是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是四路长征红军中最小的一路，但它最先到达陕北，成了中央红军的向导。他曾亲笔题写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一页”，这是他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高度评价。每当我们与先念同志谈及往事，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如今，再也听不到他那浓重的湖北乡音，看不到他那慈祥的笑脸，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正当全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的时候，国民党反动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
此时，先念同志正率新四军第五师坚守中原地区。这里地处鄂豫边，是全国解放区的前哨阵地。国民党反动派要向全国部署反革命内战，东下华东，北控华北，抢占东北，就必须占领中原。中原地区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同我党必争的战略要地。
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力量，大量牵制国民党反动军队，配合全国其他各解放区的斗争，中共中央根据李先念、郑位三的请求，决定将王树声、戴季英和王震、王首道的部队集结于鄂豫边区。1945年10月成立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的成立，统一了中原我军的领导，形成一个“铁拳”，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出川的大门。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先念同志的请求给予高度赞扬。这是从战略全局出发的一个伟大决策。
中原军区成立后，给国民党军造成了严重威胁，蒋介石先后调动十几个军二十几个师的部队向我中原解放军进攻。我军在先念同志指挥下，奋起自卫反击。12月上旬，党中央给先念等同志的电报指出，由于中原军区部队在豫南、鄂北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部在平汉线北段作战，使他们打破了国民党军第一次进攻后，能有休整机会。只要李先念部在现地区坚持，国民党军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这在整个战略配合上作用是极大的。电报要求李先念部继续在豫南、鄂东、大别山等广大地区回旋。按照中央指示，先念同志率中原部队一直斗争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地区，把守着中原大门。直到中原部队突围时的5个多月时间里，抗击了国民党军多次进攻，捍卫了中原大地，牵住了敌军的鼻子，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时下达了停战令。李先念命令中原部队恪守停战协定，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他一面指挥部队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予以自卫反击，一面协助周恩来等就中原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教育部队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两手，从各方面作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当时，在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下，中原军区部队处境十分艰苦。先念同志教育部队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开展生产自救，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王诚汉同志这时在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一旅一团任团长，该团坚守在小界岭，全团同志牢记先念司令员关于坚决自卫、临危不乱的指示，在人缺粮、枪少弹、无食盐的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坚守阵地，有理、有利、有节地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今，王诚汉同志还清楚地记着先念同志对部队讲话时的情景，在先念同志的讲话精神鼓舞下，全团上下士气高昂，充满了胜利信心。
在坚持中原斗争的日子里，先念同志在抓紧对敌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军区部队内部建设。几支部队刚编到一起，彼此都不了解，从纵队、旅、团领导干部素质，到人员编制、武器装备，都有很大差别；各部队既有自己的管理办法和战斗作风，又由于长期的分散斗争，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散漫习气和山头主义思想。我们都在部队领导岗位上工作过，深知抓好部队建设，保证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性。先念同志不愧为无产阶级军事家，以他的大智大勇，很快把中原部队统帅起来。全区部队紧紧团结在军区党委周围，严阵以待，准备应付一切突发事件，坚决用枪杆子来保卫和平，争取自由生存。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挑起内战的阴谋虽经党中央和中原军区一再揭露，但蒋介石并未放弃消灭中原我军的企图。他相继调集26个正规师，达30余万人的兵力，对我中原军区6万部队进行围困，战争已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先念同志一面向党中央作准备突围的请示，一面积极作好伤病员和干部家属的安置、转移工作，并整顿部队，轻装简行。在军区召开的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上，先念同志全面分析了当时形势，使大家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在危急中看到希望。他那种临危不乱，豁达乐观的情绪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会场上原来那种压抑气氛一扫而光。当时参加会议的陈先瑞同志如今仍记忆犹新。他念念不忘这次关键会议上先念同志起的关键作用。
按照党中央关于突围的指示，先念同志对突围的方向、时机作了全面部署。6月26日晚，他指挥部队作战略转移，开始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29日夜，先念同志率领的北路军以突然、秘密的快速行动，突破敌人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钢铁防线”，抢在敌军发动总攻之前，跳出了其内层包围圈，越过天河口和苍苔地区，进入伏牛山南麓，接着分两个纵队向西转进。他连续组织了突破敌人天然防线的抢渡丹江战斗、打开入陕门户的南化塘战斗，从敌人重兵追堵的险境中冲出一条通道，直指陕南。与此同时，其他各部也先后完成了突围任务。先念同志到达陕南后，坚决执行中央新的战略决策，在创建鄂豫陕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全面展开后，他才奉命回延安。
中原突围战役，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和中原军区部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显示了先念同志统帅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和作用给予了很高评价。这是先念同志在我军历史上留下的光辉一页。
（三）
新中国成立后，先念同志脱下戎装，致力于地方工作。他从省级领导岗位到国务院、中央各级领导岗位，勤勤恳恳、殚精竭虑，创造性地工作着。我们虽然不在先念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但有时因工作、有时因会议，还有时在外出途中，经常碰到先念同志。无论见到我们哪一人，先念同志都极热情的打招呼，时间紧，就拉着手说上十分八分钟，时间长，坐下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特别是近几年，我们离开工作岗位的同志，有闲常去看望他。交谈中，他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不时感染和教育着我们。
先念同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虽然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职务，但从来不居功自傲，不突出个人。每次见到我们都很随便，忆往事，唠家常，谈笑风生，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一次他到成都去，王诚汉同志在成都军区任司令员，谈到他们是同县同乡时，王诚汉说他在家念小学时就知道先念大名，先念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王诚汉也忘情地笑了。谁知这一欢乐的场面竟被摄影记者照了下来。至今这张照片还在王诚汉同志处精心保存，作为他对先念同志的永久怀念。许多老同志都说，先念同志功高不自傲，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鄂豫皖地区许多县市都在编写本地的革命史，有些县市请先念同志撰写序言，先念同志都推让其他老同志写。《红安县革命史》编成后，要写篇序言，先念同志是红安人，又在那里参加和领导革命多年，这篇序言由先念同志来作很合适，但先念同志一再谦让，非要郭述申同志写不可。相反，老同志有事找他，他却有求必应。1991年冬，新县的同志找到张池明家，请他致信先念同志，求先念同志为该县新建的烈士陵园题个词。信送到先念同志处没几天，“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几个大字就送来了。如今这几个字成为先念同志留给新县人民的珍贵墨宝。
先念同志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爱护干部，团结同志。他以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他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作出了许多正确决策，妥善处理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尤其在经济建设上，成为我国经济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在十年动乱期间，先念同志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党乱军罪行作了坚决斗争。为维护党的领导，保护老同志，他忍辱负重，协助周恩来总理作了大量工作。他敢于讲话，敢于负责，保护和解放了一批老干部。1984年夏，陈先瑞同志去看望他，谈到郑位三同志时，他说，位三同志德高望重，应该写一篇纪念文章。按照他的意见，陈先瑞同程子华、韩先楚等六位老同志为人民日报写了纪念郑位三的文章。先念同志看后很高兴。
先念同志具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气魄和胆略，具有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战争年代，他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严酷斗争环境中，不畏强敌，视险如夷，屡履险境，处惊不变，力挽狂澜，创建奇功，为我军建设立下了好的传统。和平建设时期，他虽然离开了军队，但仍十分关心军队建设。他主管国务院财政工作时，对军队的物资经费都给予优先照顾。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国务院分工他直接管总后工作，他多次找总后领导谈话，给以具体指导，使总后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他特别关心军队的干部，尤其对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他曾多次和刘华清同志谈军队工作。不是他找华清同志去，就是华清同志去看望他时谈。他反复强调部队要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要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军队在选拔干部时一定要按毛主席讲的“五湖四海”，只要党性强、政治上可靠就大胆使用。他从军队领导班子的配备、青年干部的选拔到部队的教育训练、武器装备，从部队的质量建设到未来的作战指导，以其军事家的眼光，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战略性的措施。在我们缅怀先念同志时，华清同志深情地谈了这些情况，使我们这几位老军人都深受感动和教育。
先念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他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经常深入工厂、矿山、农村、学校，特别是对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更是十分关心，对那里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多次提出要全心全意为贫困地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致富。他生前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对我国的扶贫事业十分重视。他要求扶贫工作要贯彻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扶贫开发的步伐。我们都是鄂豫皖革命老区出来的，每当我们回到那战斗过的地方时，都可以听到人民群众对先念同志的拥赞，对共产党的感谢。先念同志不愧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先念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在66年的革命岁月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那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他为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建立的卓著功勋，他的思想、风貌、精神、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安息吧！我们敬爱的先念同志！您的功德永世，风范长存！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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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大姐风范永留人间
金凤
走进庄严的西花厅，耳边哀乐阵阵，仰面见到邓大姐慈蔼的遗容，我禁不住泪如雨下……
建国初期，我便在一些全国性的集会上见过邓大姐，听过她雄辩的充满激情的讲话。我也听说过邓大姐英雄史诗式的革命经历。我深深为中国有邓大姐这样的伟大女性而自豪。
1987年夏天，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全国妇联党组向人民日报借调我为邓大姐写传。我怀着惶恐的心情接受了这一重大任务。7月17日下午，我随原全国妇联第一副主席罗琼、原妇联书记处书记董边和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金瑞英一起去中南海西花厅见邓大姐。邓大姐穿一身蓝布制服，看上去精神很好。她亲切地招呼我们坐下，从容地说，她本来一直不同意写传，现在是组织决定，她只好服从。邓大姐对写作提出了严格要求：事实要准确，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地如实地写，不要尽是颂扬；要写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革命发展情况，把个人和历史联系起来；要写得有感情，文字流畅，有思想性，也有可读性，大胆创出新的风格。写后多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多改几遍，要准备写四遍、五遍。
我边听边记下邓大姐的谈话，心中相当紧张，只怕达不到邓大姐的要求。
我们起身告辞，邓大姐客气地送我们出客厅，来到院子里和我们合影。临走时邓大姐关心地问我：“听说你在‘文革’中受冲击，家庭遭到不幸？”我立即回答：“谢谢邓大姐关心。‘文革’中我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家庭离散，现在团聚了。”邓大姐点点头，似乎放心了。
我很惊奇邓大姐怎么会知道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后来我了解到邓大姐每次会见中外人士，事先总要了解会见人的情况。极端地关心同志爱护同志是邓大姐突出的特点。邓大姐一生会见和接触的中外人士数以万计，她心中装着千百万群众，付出多么巨大的爱心！
1987年9月9日，邓大姐会见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韩素音正在写周恩来传，向邓大姐收集材料。邓大姐又一次提出，写传记不要因袭陈规，要完整地写，写好的也写缺点，忠实于本来面目。邓大姐说：“共产党人只是沧海中的一滴水，一个浪花，不能离开党和群众。个人是渺小的，是革命、党和群众教育了我们。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为人民服务是无止境无限度的。我们可以牺牲一切，为理想的新中国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聆听了这次谈话，进一步了解邓大姐对写作传记的高标准和高要求，也体会到大姐的高尚情怀。
邓大姐不愿多谈自己。她说，自己谈自己难免有主观随意性，客观事实和历史俱在，她要我尽力收集材料，不清楚的向她提问，先写出来，她可以核对事实，还要请同志们帮助审核。这便是邓大姐的风格，一贯谦虚谨慎，坚持实事求是。
邓大姐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医生限制她谈话时间。我乘她会见中外人士，从旁观察和聆听她的讲话，进一步增进对她的感性认识。我听到邓大姐讲话从来不落俗套，不讲官话套话，总是针对不同人的不同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政治性或友好性的交谈。她对不同国家的不同人士讲话各有侧重，在和政界人士交谈时随时掌握谈话的节奏和分寸，态度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使人听了入耳入心，入情入理，印象很深。
1988年春天，连着刮了几天风，下了几天雨。我来到西花厅，只见落英缤纷，海棠花已凋谢。邓大姐坐了轮椅，正要到院中转转。她身穿米黄色夹大衣，头上戴了顶雅致的草帽。我在她身边走着。她说：“可惜海棠花谢了，过几天你来看牡丹花吧。”她指着头上戴的草帽说：“这是山东农村妇女编的草帽，听说出口到国外，英国女王也戴中国妇女编的草帽。咱们中国妇女真能干！”邓大姐七十多年革命生涯中，有58年从事妇女工作，她对中国妇女充满深情。她又指着院中的花木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央号召大办粮食。恩来同志让警卫战士在院子里种庄稼，打下粮食改善战士生活。”
邓大姐回到卧室，拿出一封信让我看。这是著名剧作家曹禺写给大姐的信。当时邓大姐刚刚从全国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曹禺在信中写道：“春兰秋菊，青春常驻，唯大姐当之无愧！”邓大姐缓缓说：“过誉了。”
在采写邓大姐传的过程中，我深深为邓大姐革命的一生和崇高的品德所感动，领受了一次系统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人生七十古来稀，邓大姐的革命生涯长达73年，她参与了当代中国历史的创造与开拓。邓大姐的一生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一生，如她所说，她为人民服务一直到停止呼吸，遗嘱中还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为人民服务。邓大姐便是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