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经济专页)
专栏：
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的意见
王梦奎
老工业基地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据统计，十几个老工业基地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市区为１１％，包括所属地区为１５％；工业所占的比重更高，市区为１７％，包括所属地区为２２％。而且，老工业基地大多是重工业基地，集中着相当数量的基础工业，又具有技术、人才和规模经济的优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增长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这些老工业基地，就没有我国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也就没有现在强大的国民经济实力。老工业基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地位。
现在，不少老工业基地面临着经济发展迟滞、增长乏力、技术进步缓慢、产业结构老化等方面的问题，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的步伐，是保证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再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第二步乃至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一项迫切任务。
改造与振兴老工业基地，在经济建设中，要正确处理新建企业同利用、改造现有企业的关系。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地建设一批新的企业，事实上每年都有一大批建设项目开工。但与此同时，绝不可忽视利用、改造现有企业。实践证明，利用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同新建同样规模的企业相比，投资可节约４０％，设备和物资可节约６０％，建设周期可缩短一半，投入产出比可提高一倍，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一条重要途径。不注重利用与改造现有企业而热衷于铺新的摊子，正是传统体制下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弊端。实现从片面追求产值速度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克服这种长期存在的弊端。在这方面也需要解放思想。
为了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振兴老工业基地，也有条件振兴老工业基地。４０多年来已经积累了许多改造老企业的成功经验，经济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的经验也可以学习与借鉴。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革开放步伐，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我国老工业基地就一定能够再展雄姿。改造与振兴老工业基地需要着重抓好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围绕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老工业基地发展迟滞既有改革问题，又有发展问题，从当前看，主要是改革问题。产品陈旧、技术设备陈旧、企业组织结构落后、产业结构落后，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体制改革滞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大，不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工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已经由１９８４年的８０％下降到现在的１６％，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和社会零售商品价格由国家定价的部分也大幅度降低。但是，不同类型的企业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指令性计划主要集中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加上价格不合理以及社会负担过重等原因，使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这是目前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把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放在突出位置，以改革开放来推动改造与振兴。要通过改革开放，使老工业基地能够面向市场，在运行机制上能够活起来。可以考虑，逐步使所有的老工业基地都成为开放城市，缩小老工业基地（特别是内地老工业基地）与沿海（特别是南方）开放地区经济政策的差别，使它们能够按照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在市场上平等竞争。有条件的企业要更多地面向国际市场，甚至开展跨国经营。要把改革开放的重点放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上，这是解决老工业基地问题的关键。要更大胆地让老工业基地进行各种配套改革试点，以加快整个城市的体制改革。
第二，走科技振兴之路，充分发挥高新技术的先导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老工业基地，说到底，是推进企业技术进步，用先进技术装备改造传统工业，培育发展新兴工业，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来自技术进步的因素只占３０％，而发达国家已达６０—８０％，差距很大。不抓技术进步，老工业基地就不可能真正振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以及国外的经验都表明，建设技术城或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心城市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现在，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已有２７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有一大批，要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扩展。上海浦东新区的开放与开发，可能为我国改造与振兴老工业基地闯出一条新路。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并且把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
第三，因地制宜地确立地区主导产业，优化经济结构。老工业基地的一个很大弱点，是支柱产业不突出，重点发展的工业部门没有发展起来，不具备优势的东西又上了很多，多种产业齐头并进，消耗了大量资源。老工业基地要以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为指导，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现实基础，确立新的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部门，弱化在本地不占优势的产业部门，淘汰一批已经丧失优势和没有市场的落后企业，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带动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特别要重视发展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商品批发、通讯信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产业，提高城市整体功能，更好地为改造和振兴老工业基地服务。
第四，以规模经济为目标，完善和发展企业集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客观上要求打破行业、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界限，建立各种类型的企业集团，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协作与联合，扩大规模经济，增强竞争力。老工业基地大中型企业多，基础雄厚，在组建企业集团中具有优势地位。组建企业集团，要以技术装备基础好、实力雄厚、管理水平高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为龙头，将众多的中小企业组织起来，形成以资产关系为纽带，多层次的生产力组织新形式，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
第五，广开财路，多渠道筹集资金。如何筹集资金，是改造与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一个大问题。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像５０年代那样，由国家大规模地无偿进行直接投资，对老工业基地进行改造。但是，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改革计划、投资体制和融资方式，筹集资金的途径还是很多的。比如筹建政策性金融，设立老工业基地改造专项基金，发行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等。发展股份制经济，也是一种办法。不管是改造老企业还是建立新企业，都可试行股份制。推行股份制不仅可以解决资金筹集问题，而且有助于改善企业组织结构和经营机制。大力开拓房地产市场，有偿出租、转让土地，也可以筹措到大量资金。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要不断探索。老工业基地的企业虽然老，但基础好，对外商还是有吸引力的，可以直接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并重视引进专利技术、先进管理与工艺，使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
第六，加强指导与规划。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市场预测、资源配置、产业选择、城市布局以及交通运输等诸多方面。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要加紧制定９０年代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明确各个老工业基地产业发展方向，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应该纳入国家的长远规划，以便更富有成效地进行。切不可没有统筹规划就急于铺新的摊子，上许多新的项目。（作者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第5版(经济专页)
专栏：
按国际惯例办事 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
黎桂康
东莞市处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的金三角位置，商品经济发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按国际经济惯例办事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初步建立起一套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
所谓国际经济惯例，即国际组织、国家、法人在国际经济事务的长期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通用习惯做法。由于它得到国际经济关系中主体的认可和采纳，在开展对外贸易、解决国际经济事务争端的过程中具有公理的性质。
按国际经济惯例办事，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东莞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迫切需要解决如下一些问题。
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平等竞争的企业所有制结构。目前企业内部的经济成分单一，与国际上通行的股份制差异较大，不利于企业的运作。应对企业所有制结构进行大胆改革，按股份制要求，建立一个既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又能与国际资本市场沟通的企业所有制结构。重点是打破固定、单一的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结构，允许企业之间互相参股，允许外资和个人持股。通过改革，形成多种多样的企业所有制形式。有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有“中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即若干个中方单位与若干个外方单位形成组合；有市办国营、集体，有国营办的集体企业；有镇和管理区办的集体企业，也有个体和联合体企业。
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使政府的社会行政管理职能和所有权管理职能分离，使企业成为真正的法人。在“三资”企业按国际上通行的办法进行管理，实行董事会下的经理负责制。国营企业和部分市办集体企业，向股份制过渡，实行董事会下经理负责制，或推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承包制。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主要通过政策、法律、税收以及其它经济手段进行，引导企业发展和规范企业的行为。
改革用工和分配制度，建立与外向型经济相适应的就业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目前由于劳动力缺乏横向流动，造成劳动力就业结构不合理。一方面，东莞６０００多家外向型企业需要大量的科技和管理人才，但不能直接接收国家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和科技人员；另一方面，许多国营和集体企业又大量积压劳动力，厂长经理们正苦于无法裁员。按国际惯例改革用工分配制度，首先，要打破原来的人事招工制度，引入劳动力横向流动的就业机制。改革分配制度，重点是使个人收入与工作绩效和劳动成果紧密挂钩，多劳多得。允许技术入股、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和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贡献得到应有的报酬和占有企业的股权。劳动收入分配上，采取计时、计件工资。企业经营和管理者，责任重、风险大，其报酬可高于一般工人。
建立畅顺的国际性资金融通渠道。目前我市有６０００多家外商投资企业，有３万名常住的外籍管理和技术人员用外币支付生活费用；每年要进口３０多亿美元的原材料，年出口创汇７亿多美元。目前由于我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和金融手段的落后，使这些外汇的支付和交换相当部分只能在香港实现。因此，必须建立畅顺的国际性资金融通渠道，使上述支付和交换的相当一部分从香港转移到东莞来进行。为此，一是在结算制度、结算手段、结算设备上进行改革和更新，适应现代经济运作的节奏。二是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实行外汇的自由兑换。国家要逐步调整牌价汇率，使之与市场价接近。三是争取国外金融机构在我市建立分支机构或与东莞办合资银行，把金融业务推向国际化。四是创造条件让企业直接在香港或海外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让企业或银行在海外设立财务公司开展投资或融资业务。五是争取建立证券市场，允许外资加入，逐步实现国际化。
放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信贷规模和向外借款的限制。由于贷款规模限制死，东莞每家银行都有几亿元资金贷不出去。我们建议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控制办法，固定资产中央只管大的项目，一般性的项目应交地方自行调剂。取消信贷规模控制，改为用存贷比例控制各家银行的贷款规模。利用外资、对外借款应实行项目控制，按审批项目允许地方直接向境外借款。
简化审批程序，建立一个有利于国际经济交往的人员进出境制度。现在外方的经济、技术人员在我境内进出比较容易，而我市经济、技术人员出境困难，限制多，使得我方对国际市场信息反应不灵，有的“三资”企业在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产品外销这三方面被外商“砍三刀”。现在有关政策规定“三来一补”企业不设我方驻外人员，这对“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和消化吸收是不利的。把企业办到国外去，也需要有一大批能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人才。因此，开通国际间经济技术人员交流、交往的渠道，要适当放宽我方经济技术人员出境的限制，简化审批手续和签证手续。
更新市场观念，进一步放开市场。不只是让出国内的一部分市场，还要千方百计发挥自己的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在大市场中求得发展。一是要积极开展跨国经营。二是争取放宽生产性“三资”企业的项目类型、内销比例、出口许可证的限制，除污染严重和国家严格控制的行业外，都可以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兴办“三资”企业。对大进大出的“三资”企业的项目类型限制，要与国内自办企业区别对待；对“三资”企业出口许可证尽量放宽，与正常出口的贸易区别对待；对国内市场急需、紧缺、可替代进口的“三资”企业的产品的内销比例，可适当增大。争取建立多个和多种类型的保税区，方便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原材料和设备。三是争取逐步放开农副产品的出口配额限制。目前，农副产品的出口配额限制过多，使瘦猪肉、水果等适销对路的产品不能正常出口。四是目前对第三产业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才控制得相对过严，要逐步进行调整和放宽。
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有效地按国际经济惯例办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还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存在诸多困难和不利条件。这就需要我们从本国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又实事求是，善于把握力度。（作者为中共广东东莞市委常委、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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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西互助 共同发展
项南
有些同志一谈到扶贫，往往就想到要国家和各级政府出钱出物。当然，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投入，确实很重要。不过，贫困地区所缺的，不仅是资金，更主要的是人才。从资金来说，国家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投入。贫困地区所办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复建设，技术落后，管理不善，质量不高，产品大量积压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熟悉经济、善于管理的人才。
如果我们能采取这样一种措施，一方面派出部分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干部，把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信息、技术、管理引进贫困地区；另一方面，把贫困地区的干部放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挂职学习，汲取经济发达地区如何掌握商品信息、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经验，那么，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将有可能变为商品优势；贫困地区的乡镇企业，将有可能得到较快、较健康的发展。这种东西互助，外引内联，共同发展的做法，比单纯投入资金的效果会更好些。这个设想，经过江苏、陕西、山东、天津、甘肃等省、市的实践，已经证明是成功的尝试，它为扶贫开发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为干部交流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
苏陕两省干部交流仅仅一年，通过外引内联、牵线搭桥，进行技术培训，技术改造和联合办厂的项目已达２０９个，其中有些已经建成投产。全部投产后，将新增产值５亿多元，新增税利７０００多万元。此外，两地区还开展了近１亿元的商品交换，成效是显著的，发展速度也是很快的。这里有几点经验特别宝贵。
一、对口支援，要坚持把重点放在发展乡镇企业上。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目前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比较落后，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甚至大部分乡村至今乡镇企业还是空白。去年，东部地区１０个省、市乡镇企业总产值已占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６４％，而西部地区１１个省、区只占３％。把江苏尤其是苏南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移植到贫困地区，使贫苦老百姓不只是能吃饱饭，还要有钱花，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这是最现实、最有效的扶贫措施。干部交流的时间有限，从经济较发达地区派到贫困地区工作的干部，不应过多地参与党政工作，要集中精力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想方设法把现有企业救活，把乡镇企业发展起来。
二、应当把劲主要使在提供信息、先进技术、科学管理和人才引进上面，对口支援不能搞“平调”而削弱较发达地区的活力。西部地区也不能靠单纯扩大投资，搞无经济效益的重复建设，应在深化改革搞活现有企业上下功夫。
三、对口支援，要建立在互利互惠、优势互补的基础上面，不能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这样才能长期合作下去。目前东西互助的主导方面在东部。但从长远看，东部地区也可以从西部的发展中得到发展自己的后劲。例如，陕西省柞水县有个铜矿，产品很有市场前景，却缺少开发资金。交流到那里的苏南干部请家乡金坛县的领导来考察，两个县联合起来开办铜冶炼厂。待投产后，柞水县的矿产得到开发，金坛县也将得到一些稳定的原料来源。
东西之间的差距，是历史形成的，真正实现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共同发展，是现在就可以做到的。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交流工作，不应该是热闹一阵子就收场。小平同志多次提到，先富要帮后富，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在今年年初视察南方时又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一种构想，也是我们长期奋斗的目标。
现实生活也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必须妥善处理的严峻问题。１９９１年，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为７１０元，沿海发达地区人均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中西部地区人均年收入多则五六百，少则三四百，有少数群众温饱还成问题。这个问题如果长期不解决，不仅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边疆的巩固，也将影响奔小康和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和任务的艰巨。近年来许多省市进一步加强了对干部交流工作的领导，把它看成是当前扶贫工作切实可行的有效方式之一。既要实行东西部地区之间大跨度的干部交流，也要在本省内部进行县、市之间的干部交流。四川省成都市和仪陇县结成对子，青岛市对沂蒙山区的支援，都摸索出了在本省区内城乡一体、联合开发的路子。
以扶贫开发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交流工作，已日益受到各方的重视和支持，对口支援的省、市、区不断扩大。但是，这项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缺点。我们应当认真总结经验，踏实苦干，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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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处大别山区的河南省潢川县，从一九九○年以来，分期分批对全县四千五百多名农机人员进行达标培训。图为培训后的白店乡农机人员不畏酷暑，在田间为农户修理机动喷雾机。
陈柏松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