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奥运会专页)
专栏：
飘扬在蒙锥克体育场的五环旗降下来了，连续18天的本报“奥运会专页”今天与读者告别。精彩纷呈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加深了我们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提高了我们对体育文化的欣赏品味。我国体育健儿的辉煌成绩给人以极大的激励、振奋和启迪。
奥运会期间，本报派往巴城的记者和夜班编辑齐心合力，以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在报道比赛的过程中，前方后方的同志不断就一些共同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各抒己见。今天，我们把平时的议论编成这块版，作为回眸奥运的一点思绪。
这届奥运会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新闻报道也需很好地总结经验，借鉴他人之长，以推动体育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编者
游泳大突破：退回十年不敢想
吴骅：10年前，一提起游泳得世界冠军，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中国游泳在五六年时间里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本届奥运会达到了辉煌的程度。回过头来总结一下，金牌和世界纪录的后面是人才和科技的较量。游泳队的不少教练，要理论有理论，要外语有外语，懂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视野很宽。
黄振中：前不久，我就听说过去选运动员强调心肺功能好，肺活量大，而不注意体型和水感。经过科学论证，发现游泳选手不同于田径选手，对肺活量要求并不很强，主要凭体型和水感。这个理论保证了把真正的好苗子输送到高水平运动队来。还有高原训练问题，几年来坚持在云南等高原地区训练，使运动成绩直线上升。很明显，是科学研究催开了“五朵金花”。
郭伟成：李富荣同志说过，游泳队教练与其他队相比，接受新事物比较多，知识水平高。
许世铨：在巴塞罗那，当中国队在游泳项目中接连创造出好成绩之后，某些西方记者中关于兴奋剂的谣言满天飞，好像游泳奖牌是某些国家的“专利”，别人拿就是不正常。但此间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中国健儿的游泳成绩突破了几个国家垄断金牌的状况，是游泳界的一件好事。
吴骅：有些外国人不愿意承认中国游泳起飞的事实，也不想真的下功夫去寻找其中的奥秘，总是在兴奋剂问题上做文章。我曾在游泳场反问一位欧洲杂志的记者：“为什么美国游泳运动员拿金牌，就无人提兴奋剂问题，好像理所应当，而中国运动员拿了金牌就非得是服用了兴奋剂呢？”他无言以答。
陈昭：游泳之所以在本届奥运会上有所突破，原因是有一批年轻、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教练员挑起大梁。如果我们还沿袭五六十年代那一套，运动员退役之后不经过任何专业学习就去带运动队，是很难吸收国外一些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的。这次我在巴塞罗那了解到，国外教练员已普遍采用培训合格颁发证书的制度。无论多有名的明星，退役之后若要执教鞭，必须要进行各项专业学习，考试合格之后方能上岗。
李长云：游泳队捧了四金五银回来，现在正值宣传、发展游泳的大好时机。要注意后备人才的培养。德国游泳运动员之所以在汉城奥运会上取得11枚金牌，就是因为有奥托、戈罗斯等一批优秀运动员。随着他们的退役，本届奥运会很难看到德国国旗在游泳池畔升起。难道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汉城奥运会上，我们就是靠庄泳等几员女将夺得几枚银牌，本届奥运会又是靠她们夺得几枚金牌、银牌，难道下届奥运会还要指望她们几位去夺奖牌吗？
刘鋆：在这喜庆胜利的时候，不少人看到了“高处不胜寒，后继无来人”的前景，担心今后中国女子游泳能否“风流”下去，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毕竟中国女子游泳找到了曾经落后的原因，摸索出了登上当今世界泳坛最高峰的成功之路。因此，只要在未来继续从全国范围内抓好青少年的选拔和培训，按着趟出来的这条路子走下去，不愁后面无来者。
陈兴贵：由游泳我想到其它项目。抓科学训练，是挖掘运动潜力、提高运动成绩的一个重要方面。体育是最直观、最集中、最充分体现竞争精神的一个领域。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在当今就不能不把科技放到重要的位置。
胡锡进：我非常希望游泳女队的这次成功，能对我国目前其他弱项的崛起起到带头作用，把金银牌的光辉辐射出去。目前，中国普通老百姓对田径、自行车等弱项上去的信心就不足，看到跑道上一阵阵刮起的“黑旋风”，许多人认为我们的体质不行。这种心理上的大背景对弱项的进一步群众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让我们回想一下，仅仅在七八年以前，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也曾望着泳池兴叹，认为我们无法与“白旋风”竞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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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二比四巾帼俏
男儿更当立壮志
陈兴贵：我国体坛“阴盛阳衰”，已不是一年两年了。此次奥运会表现尤为明显，在夺得16枚金牌中，男的占4枚；银牌22枚，男的仅7枚；铜牌16枚，男的占8枚。
刘鋆：“阴盛阳衰”是值得讨论的。从世界竞技体育发展历史来看，男子要比女子走上运动场早得多。因此，男子项目经过长期的竞赛，加之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极限的程度。而中国体育真正谈得上起步，应该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因我国的科研水平又相对落后，所以大部分运动成绩距世界先进目标还要追一些年。这就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阳衰”命题。
刘小明：我们这样一个原来体育不发达国家为赶超别人，必然要从人家薄弱处突破。其次，我们的体育体制是“举国体制”，以前采用类似体制的东德，不也是女将一马当先，成绩相对好于男子吗？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体育“阴盛阳衰”现象将会继续，但男运动员并非不能有所作为。
许世铨：中国体育“阴盛阳衰”的问题在奥运会上可能更突出些。但是，正是因为是在国际背景下看这个问题，有一点就更显突出：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是“阴衰”，那么在运动场上它绝不会是“阴盛”。
李泓冰：不能把中国女运动员成绩好的原因，简单归功于中国的妇女地位较高，果如此，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乞白赖不生个儿子誓不罢休。有一个原因值得提出来，就是中国妇女特别能吃苦，极富韧性和牺牲精神。这股劲拿到训练场上，最终便“傲视”了一回须眉。有不少金牌得主是农村来的女孩，先天条件并不很好，西方女选手恐怕很难想象也很难承受她们为这一瞬辉煌付出的巨大代价。
吴骅：关于“阴盛阳衰”的说法不完全准确。在国际体育大赛和奥运会上，我国女运动员的成绩略好，但在这次奥运会个别项目上，如体操等也并非如此。实际上，中国队在这次奥运会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个人项目好于集体项目；我国三大球除女篮外，基本上处于中下游水平。我们不要过多地在谁“衰”谁“盛”问题上打转转。从整体上改进训练方法和竞赛体制，倒是当务之急。
李泓冰：那天女枪手张山在飞碟比赛中把赛场内外的男士全震了。夜里编张山那篇特写时，我做了个《傲视须眉》的标题，不料编辑组的先生们全不干了，商商量量地说：改成“笑视须眉”成不成？婉转一点，也给我们男子汉留点余地。最后，我还是坚持了巾帼立场，领导也放行了，张山“傲”到了底。中国妇女难得“傲”这么一回，当然得寸土必争。
陈兴贵：阴阳失调如何办？当然是补阳了。我以为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不仅仅在提高男子的运动水平，而且它还直接关系女子运动成绩的巩固和进一步提高。迅速提高我国男子运动水平和成绩，有双重意义。
胡锡进：“阳”如果长时间“衰”下去，“阴盛”我看也难保。奥运会的绝大多数项目都是男女并设，而且男子比赛代表着这个项目的世界最高水平。一个国家男队在一个项目上保持高水平，可以给女队的这个项目提供非常有益的经验。不难看出，目前许多项目的女子动作、技术都有男子化的趋势，而且我国女子运动水平的提高也的确受益于男队的帮助。至少，女队目前的教练大都是过去的优秀男运动员。当然，一个国家男女运动水平的关联性不是绝对的，但对这一点不能轻视。
曹焕荣：“阴盛阳衰”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恐怕要由博士论文去论述。但如果说上三言两语，我认为，首先，不仅男队本身，全社会都应对男队上去树立充分的信心。难，但决非办不到。我们男选手中也有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强项。当然，在多数项目中，我国男队与世界一流水平差距较大，很难要求一代人在其短暂的运动生涯中迎头赶上，这就需要“铺路石”。现在，很多男运动员正起着这种作用。对他们可不要冷嘲热讽。当然，他们也不会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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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体项目滑坡引人注目
心理负担过重旧话重提
郭伟成：这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得的奖牌以个人项目为主，集体项目较少，最高的也只有银牌，因此，有“集体项目滑坡”之说。对这些现象要具体分析。有些团体项目发挥失常，如同有的个人项目发挥失常一样，体育没有常胜者。集体项目牵涉运动员个人技术、集体配合，甚至队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而个人项目，往往有副项、主项，也有强项、弱项，只要掌握一项就可以夺牌夺冠。个人项目是短时间的，一次发挥好了就大功告成；集体项目是持续性的，比较难以控制。因此，不能用同一个标准衡量个人与集体项目夺冠多少。
许世铨：体育界进行战略调整，强调重视投入产出。集体项目投资大，收效慢，后备力量不整齐。个人项目牵涉面小，抓对了一个苗子，就可能出个冠军。因此，比较容易受重视。我主张对每个项目的失利因素作具体分析，对症下药，而不要以偏概全，作一个共同的论断。
黄振中：女排下滑，不该输的两场球全输了。她们不是技不如人，而是缺乏斗志。老女排的精神在她们身上不多见了。前几天，我听国家体委一位研究人员说：一个队伍只要有骄娇二气，离失败就不远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我们希望女排总结经验教训，振作起来。
李长云：女排各强队都在不断充实新的技战术，并都采用了一些男排的立体进攻战术。与此相比，中国女排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必须承认它。
许世铨：这几年，世界女子排球运动确实取得很大进步，中国女排为此做出了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女排输就输在自己的贡献上。与荷兰女排的一战最说明问题。几年前，我看过一场中荷之战，那时的荷兰队基本上是现在的阵容，但打法较陈旧。这次和中国队对阵，在战术变化上更加灵活、细腻，很明显地吸收了中国队的打法。这不只是女排。美国女队教练就对记者说，她训练美国女篮时，就吸取了中国队机敏灵活的优点。
刘鋆：尽管中国女篮在巴塞罗那着实风光了一回，超水平地打出了中国大球的威风，但人们都客观地承认它并没有改变中国大球整体滑坡的事实：中国女排一输再输；男篮在世界劲旅面前一败涂地；还有足球、男排，这次只能隔岸观火……眼观这般寂寞，国人对这些项目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唤：球星，你在哪里？
胡锡进：集体项目滑坡反映了一个老毛病：缺少尖子队员。我们一直重视集体配合，这个传统不能丢。但只靠集体配合也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一旦比赛不顺就容易造成整体的失误。女篮这次打得不错，但最后与独联体的决赛还是暴露了同样的问题。其实，那场球独联体队发挥得不算太好。如果中国队在关键时刻由尖子队员个人突破上篮，打几个漂亮球，全队的士气也许就不是这样了。人们都称赞老女排的集体配合，但不应忘记，该队在以往几次大赛的关键时刻，都是靠郎平等主力队员力挽狂澜的。
刘小明：我国的四大球（足、篮、排、手球）不景气已有不短的时间了，特别是男队。这实际上是近几年各地各级体委实施“奥运金牌战略”的一个“副产品”。今后靠什么把四大球抓上去？我看要靠体育改革。体育部门并非不想搞好大球项目，无奈其耗费人力财力太大，自身难以负担，金牌又那么少，只好着重去抓见效快的个人项目。我们不妨从现在起就采取一个试验：女子大球队伍仍实行“举国体制”，以体委抓为主；男子大球队伍的管理则追随国际上球类项目职业化及俱乐部制的潮流。力争通过8至10年的奋斗和摸索，使中国四大球队伍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李泓冰：从电视上看到，咱们一些选手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表情，远不如第二、第三名生动，风头尽被那些败在自己手下的西方选手占去。这里固然有民族、文化差异的因素，却也让我想起了运动员心理负担过重的老话题。赢了都潇洒不起来，何况败者？原因之一，就是金牌在心目中的分量委实太重，撂在运动员身上自然变成负担。我欣赏一些黑人选手，即使失败了，身上也洋溢出一种运动与生命天然相融的气氛和活力，他们将体育变成一种近乎本能的艺术感觉，体育更纯粹了。记得上一回在汉城，李宁落“马”失败后笑了笑，国内舆论大哗，仿佛这一笑便没了国家尊严。其实，大家都把体育本身给忘了。高敏和庄泳说要退役，不约而同表示她们对水已有厌恶情绪，让人很感动也很感慨。我们的选手牺牲的东西太多，不仅是学业。我能理解高敏、庄泳为什么载誉水中却居然厌水，也从中找到选手心理负担重的又一原因：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还换不到一块金牌，怎么对得起自己？失败者的心情更是可想而知了。
郭伟成：我国相当一批运动员的心理状态要是好一些，这次夺得的奖牌还会多。我举张山的例子。她这次之所以夺魁，首先是因为没有思想负担，放得开。输给男运动员似乎在情理中，没人会责怪。参赛以前，张山曾对教练说：“我这次只要留下个小小的遗憾，不要大的遗憾，那就满足了。”思想开朗，使得张山能够甩手大干，充分发挥，而且超水平发挥，打出了她平时都打不出的水平。而那些男射手都没有发挥好，甚至根本没有达到平时的水平。在大赛中，心理稳定，往往决定水平的发挥。
吴骅：游泳队的心理素质问题，以往并没有解决好，一些该得的奖牌就此丢了。这次在巴塞罗那，心理状态就调整得比较好。赛前，美国队出了一批超过我们的好成绩，于是大造舆论。我们就没受多大干扰。在女子短距离个人项目的比赛中，凡是和美国选手相遇的，我们的运动员都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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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幽灵时时惊扰奥林匹克
兴奋剂成赛场“艾滋病”
刘鋆：不知从何时起，兴奋剂这只恶魔钻进了体育竞技中。可以这么说，每逢国际比赛，兴奋剂的阴影就会笼罩赛场，这对体育的公平原则是一个嘲弄。尽管从理论上讲，一粒500毫克的兴奋剂药丸投入标准的游泳池内也逃不出科学的仪器诊断，但连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也私下承认，使用药物的手段已远远超过检测者的技术。我想，若顺其发展，举重的重量单位可以用吨来计算，铅球也可飞到百米开外。可是，体育的竞赛将会变得毫无价值。
胡锡进：在体育水平已临近“极端”的今天，参赛者很少有人为了强体健身。从宏观上看，兴奋剂的问题只能控制，但难以根除。
曹焕荣：现在，对兴奋剂的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但是，我担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盾的坚固，会使人在新的一个层次上去搞更锐利的矛。能否杜绝兴奋剂，我也是很担心的。
刘小明：只要有人追逐体育功利，只要商人不断介入体育领域，使用兴奋剂问题今后就不会消失。同时，随着体育竞技水平与人体生命科学的发展，在不损害健康的前提下，要不要研究使用更先进、更科学的营养补品补剂，也将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黄振中：汉城奥运会以后，国际体育界对兴奋剂问题有三个变化：一是国际奥委会对服用兴奋剂选手的处理更严厉、更果断；二是各国奥委会的态度更加明朗，都害怕这样的丑闻出现在本国运动员身上；三是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明显减少。国际奥委会提出的教育问题很重要。关键是让广大运动员认识服用兴奋剂的危害，自觉抵制。
许世铨：这次出现了巫丹服中药不慎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对此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认真坦诚的。从事后的反应看，这件事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人们对我国在兴奋剂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的理解。国际奥委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严肃而又负责的态度，对误服和有意服用者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立场，受到各国代表团的好评。
陈昭：巫丹误服中药一事，不仅反映运动员缺少经验，也暴露了一些管理上的问题。本届奥运会前，前往中国集训队慰问者甚众，其中送中药、送营养补剂的最多。记得当时就有记者提出：这些东西是否经过严格的兴奋剂检查？有没有含违禁药物？厂家却莫衷一是，闪烁其辞。从报纸、电视的广告中看，现在各运动队服用的专用饮料、营养补剂不下几十种。我真担心出现巫丹第二。
李长云：反对兴奋剂，不能只在大赛时，更重要的是在训练时。看来，国际体育界已认识到这一点。前年，国际田联曾派员到我国抽查了14名优秀运动员的尿样，结果全部呈阴性反应，证明他们在平时无一违禁。以后，我们也应加强日常的抽查。
陈兴贵：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同教练有没有关系呢？我以为不能说都有关系，但恐怕也不能说都无关系。现在，国际奥委会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有惩罚条例，是否也可以考虑给这些运动员的直接教练以相应的处罚呢？这样做起码有一个好处，可以促进他们对运动员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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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敞着门立章程
——人才外流得失谈
陈兴贵：体育人才交流是体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的，它有两个方面，就是通常所说的走出去，请进来。我国有不少羽毛球、乒乓球、排球教练在国外执教；我们又请了古巴拳击、独联体田径、德国足球的教练来我国执教；我国一些运动员到国外受训学习；外国一些运动员又到我国来。正是这种相互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个国家体育运动水平的发展和提高。
黄振中：我国的羽毛球、乒乓球教练遍布世界，促使这两项运动迅速普及发展。印尼王莲香和魏仁芳夺得本届奥运会羽毛球女子、男子单打金牌，就得益于原中国教练的指导。这也在另一个方面扩大了中国的影响。
刘鋆：近些年来，我们常能看到在国际比赛中有中国人在“同室操戈”。本届奥运会上，一些原我国国家队员在为外国队效力，转过身来向中国队试刀。这一现象很多人接受不了。其实，这种现象本是正常的，可又同“国家利益”相悖。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应注意两方面：一是在国内确实要尊重人才，为他们创造出成绩的条件，也为他们的生活及退役后的归宿安排切实的途径，因为他们毕竟为国家赢得过崇高荣誉。二是对因各种理由愿意出国的运动员要有宽大胸怀，要满腔热情地关心他们。
胡锡进：实行对外开放方针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加入世界体育人才市场。我国一些传统项目的高手被外国人挖走的状况，从宏观上看无法避免。但我觉着应尽一切努力留住“国手中的国手”。如跳水队教练徐益明、男子乒乓球队的教练蔡振华、女篮教练李亚光等，都在本届奥运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他们，除政治上要给予荣誉外，还要大幅度提高经济待遇。
陈昭：羽毛球水平的急剧下降，多少反映了一支队伍的管理问题。从技战术水平看，尽管我们已不比人家占多少优势，但起码也不处在下风头。打汤、尤杯时就暴露出一些问题，个别运动员已为自己找好退路，奥运会后就走人。军心涣散，怎能胜人？乒乓球队外流人员也很严重，但他们管理严格，目标明确，军心较稳。人才交流并非坏事，但关键是管理，是严格的要求。
李长云：在分析体育人才外流的问题上，不能不看到确有拜金主义在作怪。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还不十分富裕的国度里，培养一个优秀运动员要拿出数万元的经费，不容易。可有些尖子队员在他们运动生涯的鼎盛时期，就在着手出国挣钱的事宜。这怎么还能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
陈兴贵：一些退役运动员到国外执教，对在国内执教的教练员是压力，也是促进。从大范围说，从长远来讲，还有利于在教练员队伍中形成竞争机制。竞争促提高。这对我国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则更有利。
胡锡进：对于优秀运动员，总的说谁走都可以，但不能白走。我们应建立一整套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体育明星“跳槽”，都应交纳转会费。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向别国输送体育人才的收入将相当可观，可以用来培养新一代国手。
曹焕荣：马拉多纳等人的转会费，少则几百万美元，多则上千万。乒乓球、羽毛球的影响虽不及足球，但我们每出一名高手，转会费总该有个百八十万吧。
黄振中：对于优秀运动员出国，要作出明确的规定，有章可循。比如，多大年龄可以出国，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代表他国参加国际比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