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翟泰丰
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个重大理论观点的提出，既涉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内涵、矛盾性质及其属性，涉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诸多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又涉及在当前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下，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并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重大社会实践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解放思想，总结经验，进一步发展、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1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实践的探索过程和认识过程。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正是从这样一个认识线索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学说，研究并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告诉人们，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剩余价值学说，则彻底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是资本剥削劳动，进而揭露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条件下，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本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理论上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生产资料摆脱了资本属性之后，“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同上第443页）同时，马克思当时设想，“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同上第10页）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属于社会共有的“总劳动”又怎么分配呢？马克思设想：“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同上第11页）很显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这种社会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当然不再存在商品生产，从而也就无需进行商品交换，自然也就更不存在什么商品市场了。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似乎也不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了。
20世纪初，列宁所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工农苏维埃国家。从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便从理论探索阶段进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阶段。从1917年10月25日革命成功，到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在短短6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巩固工农苏维埃政权，列宁领导的俄国工人阶级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战胜了国内资产阶级、地主、白匪等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反抗。列宁在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曾主张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承认商品货币关系。但是，到了1921年，列宁及时指出，实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战时共产主义“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形式，“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1卷第208—209页）1921年3月8日在联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的政策，即由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提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不但容许而且还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2卷第366页）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上，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城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迅速活跃起来。可惜，列宁在确立了这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之后，不久就逝世了。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开始着手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行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体制。当然，对于这一点也要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中主要精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国防工业，对于打破十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对于后来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正是社会主义可以集中优势加快发展的优越性的体现。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斯大林对小生产的合作经济形式，逐步予以否定，对集体农庄采取了国营农场式的经济管理方法。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把小的和极小的农庄统一为大的农庄”，以此削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坚持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否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这种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越来越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直到他的晚年，1952年5月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才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他正确地指出：“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斯大林选集》下第548页）他论证：“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同上第549页）因此他问道：“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同上第549页）这样看来，斯大林想到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实际上斯大林并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是商品，他只承认：第一，“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他们所需要的商品。”“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能接受的。”第二，他认为商品交换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同上第551页）这样，尽管他承认了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但是他却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一种“特种的商品生产”。（同上第551页）因此，在这篇著作中，他用了很大篇幅强调限制商品生产和限制价值规律作用，并要求尽快过渡到产品经济。正是由于这样，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运行机制，一直没有打破。这种高度集中的单一的计划体制逐渐失去活力，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由此也就历史地必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问题，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任务。
2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在其自身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基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基本矛盾的运动，仍然存在着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在世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述的是毛泽东同志。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以苏联为鉴提出了解决“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十大关系的问题。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时指出：“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论点，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他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在这里他讲了三层意思：一是讲“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二是讲“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三是讲“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6—767页）毋庸置疑，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哲学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涉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事实时，他又只承认我国当时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矛盾主要是资本家还拿定息，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经济部门的生产、交换还需要寻找适当的形式。在上层建筑方面也只提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还存在。所有这些内容显然都没有从总体上对我国生产力水平作出正确分析与认识，没有涉及根据我国生产力水平如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消费形式，更没有涉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范畴内的体制、结构如何建立、完善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这些重大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理论论述中，才逐步得到了解决。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198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十二大以来》中册第656—657页）对于农业体制的改革，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并指出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仍然有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所说的改革，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正是由于这种改革涉及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调整，因此也是解放生产力。所不同的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指的是推翻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是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性质的社会变革；“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指的则是不改变生产关系性质的社会变革，它的主要任务是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形式。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解放生产力的变革过程，是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总结回顾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革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历史结论，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这仍然是社会变革、发展的基本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历史上我们犯过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由于超越生产力发展允许的范围和可能，过早过快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结果导致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大跃进”时期，把基本上尚能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半社会主义初级社，急急忙忙进入高级社，又“跑步”进入实质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理论上提出所谓“先改变生产关系后发展生产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论点，完全违背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三年调整”的惩罚。
历史上我们还犯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滞后于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左”的错误。例如：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体制，政企合一，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长期实行“大锅饭”、“铁饭碗”的分配体制等等……，严重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发展必将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则必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3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中心的环节，是要正确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这方面，首先作出正确论述的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它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基于对当时的历史情况的分析作出的。当时我们党已经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的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因此政治报告的决议同时指出：“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是，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因为这个提法没有全面地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但是，上述提法的着眼点，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当前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就是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根本环节不放的客观根据。认识主要矛盾和明确解决主要矛盾的任务之后，还要进一步认识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小平同志多次论述：“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意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怎么使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呢？就是要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改革。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性变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论述得十分清楚了。
把握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运动规律，才能真正解放思想，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及时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认识这种按照基本矛盾自身运动规律，不断调整基本矛盾不相适应的部分，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有些同志承认，现在改革原有的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当然带有革命的性质，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但是他们又认为，对现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进行了改革之后，在建立和完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之后，生产关系就适应了生产力的要求，就不会再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了，所以他们理解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只是改革现行高度集中的旧的经济体制，现行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要求，就不会再有什么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了。这种看法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因为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在社会发展运动的过程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必将冲破一切束缚，不断地向前发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一切运动着的事物一样，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矛盾的双方总是在对立统一中无终止地发展。因此不能认为在当前的改革中，改变了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之后，改革的任务就一劳永逸了。当然，在经济领域，一个新的体制、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要有一个过程并有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阶段，被解放了的生产力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飞跃时期，但其中还会有若干次过程性、阶段性的运动和调整，以至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还会再次出现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不相适应的新状况，并要求再次作出新的变革，直到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这种变革才会进入一种新的形式，但也还会有矛盾，只是矛盾的形式、性质有了新的变化而已。
第5版(理论)
专栏：社科书讯
社科书讯
▲《中国经济科学年鉴》一九八四年由中国经团联创办，一九九○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接办。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该年鉴已出版六卷。一九九○年卷因故未能正常出版，改为与一九九一年合卷（从一九九二年起仍逐年出版），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并从本卷开始，由三十二开本改为十六开本。本卷除充实一般内容外，恢复了曾一度去掉的论文索引，增加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介绍等内容。凡欲购买本卷和一九八九年卷（尚有少量存书）者，请与经济管理出版社联系。
▲为配合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国务院经贸办、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及十几个部门制定了配套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组织编辑了《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政策汇编》。此书将于今年八月出版。
▲由陶同撰写的《大智慧——思场流控制学》一书，已于日前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解决思维实践的实际出发，创建了思场流控制学。该书认为，处于自流状态的人类思维有着极大的盲目性和惊人的浪费。如果能经由“控制——通达——自由”实现思场流的最佳自控，就能成为大智慧者，这将是一场思维和教育的革命。
▲冷溶、俞晓秋主编的《蓝眼睛——从外部看中国》译丛，由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现已推出六种：《中国的改革能不能继续下去？》、《中国的挑战：调整与改革》、《一九七六—一九八○，我在中国当大使》、《外国学者评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改革与中国未来的前景》、《中国的宗教》等。这套译丛将较客观、及时地反映国外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的各种问题的代表性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开拓视野，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
（文东）
▲《行为科学百科全书》最近由中国劳动出版社出版。该书收词三千余条，共一百二十余万字，介绍了行为科学各学科的专业术语、学术流派、理论方法、人物、著述、机构等，是一部知识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史料性较强的参考读物，为我国第一部中型行为科学工具书。
（李凌霄）
▲当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急需国际金融知识普及之时，一套名为《金融大世界》的系列金融教学片，已由中国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
该片共十二讲，以刘鸿儒、厉以宁为顾问，聘请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租赁有限公司等机构的高级专家，和高等院校金融学教师，以及证券业专家、金融时报记者，对于国际贸易结算信用证、外汇交易、证券（股票）融资实施要点、西方商业银行经营方针、银行清算电子化、融资租赁、信用卡、中西方储蓄、美国风险投资公司机制等问题进行系统化的讲授，既引进国外的先进业务知识，又结合中国现实的业务难点，为目前国内尚不多见的电化教材。
（黄一丁）
▲汇集了一九九一年全国公共关系理论研讨会上多篇优秀论文的《公共关系与改革开放》一书近日出版。该书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丁济沧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论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总结和升华了发挥公共关系功能促进企业和其他方面改革开放的经验，是目前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值得一读的一本公共关系论文集。 （于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