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税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包头市税务局征管改革的经验总结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调研组
1986年开始，包头市税务局解放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征管改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应当前形势的税收征管模式。这套征管模式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
一、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目标，把建设一支四化税收干部队伍放在首位。包头市税务局认为，税务干部代表国家利益，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不能以税法为依据，向纳税人征税，而且很可能以税谋私。为此，搞好税收征管工作，落脚点要放在建设一支“忠于职守，创造业绩，强化征管，依法纳税”的税收干部队伍。以人为本的管理目标像一条红线，鲜明地贯穿在征管模式的体制机构、运行方式、激励机制等环节中。
二、坚持“三支持、三服务”的工作方向，正确处理税企关系。包头市税务局按照国家税务局提出的促产增收的方针，采用多种活动方式，坚持开展“支持生产、支持改革、支持搞活”以及“服务于改革、服务于企业、服务于基层”的工作方向。他们的活动方式有，依法减、免、缓交税金；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提供市场供销信息，为企业间“穿针引线”；帮助企业健全财务制度，等等。这些活动是该局各级税务干部目标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落实到每人的工作计划中。1989年10月，包头第二热电厂新机组建成，工厂无钱购煤开工发电，包头市税务局作出该厂缓交税款250万元的决定，使新机组及时投产，保证了全市生产和生活供热。同时，1990年该局还增收了发电环节税670万元。由于坚持“三支持、三服务”工作方向，使税企之间改变了过去的“猫鼠关系”，真正成为“鱼水关系”。
三、改革内部管理结构，形成新的管理模式。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征管实行征管查统管的模式，由于缺乏制约机制，助长了不正之风的滋生及偷漏税现象的增多。包头市税务局在学习兄弟税务局的经验基础上，建立新的管理模式，即纳税管理、税款征收、稽查检查、思想政治工作四个子系统，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其中，纳税管理的主要职责是强化基础管理。税款征收的主要功能是税款按时足额解缴国库。稽查检查则既负责对偷漏税案件的查处，又要检查税务人员依法治税的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则是在征管过程中，对税务干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并实行监督。同旧模式相比，新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征、管、查之间的适当分工，提高了专业化程度和建立必要的制约机制；二是较好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税收征管业务系统同思想政治工作系统“两张皮”的现象，使两者有机地结合。
四、建立一套科学、严密的规章制度。这套规章制度包括了运行制度、转换制度、管理程序、管理方法等内容。这套制度保证了新模式的运行落到实处，规范了税务干部思想和行为的管理。在基层税务局现场，组织机构和人员，管理程序和方法、科室和个人的工作计划和绩效贴在墙上，表册记录排列在柜、桌等固定位置。这个措施符合目标管理的原理，既便于操作，又便于监督，有利于廉政建设。
五、强化了运行和激励机制，保证了新模式的有效运行。几年来，包头市税务局注意了管理机制的改革。他们逐步建立起一套目标管理指标体系，推行激励机制，税务干部的聘任、提升等都同考核的等级挂钩。该局较早地实行了干部聘任制，在部分职工中实行合同用工制，建立起一套包括税务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在内的廉政建设制度。这些管理机制的改革，大大增强了竞争机制和约束机制，推动新模式的运行。
几年来，包头市税务局的征管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一，全市税收连年增长，从1986年的3.3亿元上升到1991年的7.8亿元。纳税申报率从1986年的84.7％提高到1991年的99.99％，税款征期入库率从1986年的88.7％提高到1991年的98.94％，票证填开准确率从1986年的76％提高到1991年的99.75％，滞纳金加收率从1987年的25.6％提高到1991年的100％。第二，在征管改革中逐步锻炼出一支忠于职守、创造业绩的税务干部队伍。1986年以来，包头市税务局连续4年被评为包头市目标管理优胜单位，1991年又被评为“标兵单位”，1989年被评为全国财税系统先进集体。第三，密切了税企关系，大大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做出了贡献。仅1990年，他们就确定支持项目近200个，创产值1.2亿多元，增加税金和利润各1000多万元。
包头市税务局的改革不仅方向对，而且看得见、摸得着，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1990年6月到1991年底，全国已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的税务部门近千名干部前去考察，给予较高的评价。人们认为，包头市税务局改革的一些基本思路，不仅适用于税务部门，而且对工商行政，财政和劳动等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的改革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5版(理论)
专栏：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东风杯征文
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三条标准
吴树青
改革开放已成为当今中国不可逆转的大潮，但是，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能说完全是一帆风顺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最近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当前妨碍改革开放迈开大步的，主要来自“左”的影响，这集中表现在担心改革开放会偏到资本主义方向，认为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于经济领域。
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和认识？1987年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揭示过它的认识根源，这就是几十年的“左”的思想影响纠正过来不容易，“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例如，在包产到户刚刚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吸引外资，也有人担心会不会发展了资本主义；办特区更有人顾虑是不是搞资本主义。这种种担心和顾虑，主要来自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总把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当成一成不变的东西，倘若稍加变革，就会产生疑虑，就感到有违传统，有违经验，有违习惯，于是自然疑窦顿生：这样做会不会是资本主义？
中国要大踏步改革开放，不能不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因为原有的模式中有许多东西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有些东西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被误认为是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有些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不具有普遍意义；有些则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可能，属于将来可以实行而现在不能做的；还有些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甚至根本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做法。因此，改革开放中一系列新的探索、新的试验、新的做法，绝不能以是否符合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评判其是非得失的标准，更不能依据条款、依据传统、依据习惯。邓小平同志认为，关键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路途上，只要符合这“三个有利于”，就大胆引进，大胆试验，大胆创新。社会主义原有的东西，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的，我们就坚持、巩固、提高，凡是不符合这“三个有利于”的东西，我们就改革、消除、扬弃；同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东西，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的，我们就引进、吸取、消化；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不利于我们改革开放精神的腐朽的东西，我们就坚决抵制，不断消毒。
我们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必须要在实践中闯出一条新路，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也正是我们大胆向前闯，大胆创新的总标准、总依据。
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东西，并非全部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这里有三种不同情况：
第一种，纯属资本主义的东西。比如剥削，比如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等等。
第二种，具备两重性的东西。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管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过，管理具有两重性，通过一定的规章制度来实现生产目标，这既体现资本主义的利益，又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一身兼二任。
第三种，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比如股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买股票仍然是资本家。而工人买股票，它仍然改变不了工人的阶级属性。比如首钢买了外国股票，并不意味着首钢是私有制。国内有学者说股票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个比喻很说明问题。
对于以上三种情况，我们的改革开放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至于用不用，用多少，判断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特别是第一类纯粹资本主义的东西，如果符合“三个有利于”，也完全可以引进采用。作为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发展不能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给资本主义交纳的“贡赋”，并指出交纳这种“贡赋”的时间长短，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列宁的话是沉重的，但也是中肯的。共产党人面对这个事实，应该把缩短这个“贡赋”的时间作为毕生重任，这样才能胸怀大度，不囿经典。至于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我们更应该大度豁达了。
资本主义的东西发展起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有没有危险？对此，我们认为不必回避，应该说会有危险。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总体上看，危险不大，因为我们有优势，社会主义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乡镇企业，都掌握在我们社会主义手里；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只要我们不断地及时地总结经验，正确的坚持，不对的纠正，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我们就一定能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路。
社会主义能否救中国已为历史所证实，无需争辩；社会主义能否发展中国，这是我们这几代人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目前，国际条件具备，国内条件有利，正是我们大力发展经济的绝好机遇；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如果我们再不解放思想，再不打破精神枷锁，那么，我们将逃不过历史的重责。
（原载《人民论坛》创刊号）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党委要敢于和善于抓经济工作
刘泽民
今天，改革开放的浪潮又汹涌而来。全党忙改革、抓经济、干四化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所有的同志对把经济搞上去的重大意义都认识清楚了，搞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都那么高了，各方面的工作都主动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了。事实上，对于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来说，不敢抓、不愿抓、不会抓的问题还严重存在，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淡化和削弱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作用，势必影响整个经济建设的进程。
不敢抓。主要是心有余悸，对涉及和牵动全局的大动作，左顾右盼，谨小慎微，不是推，便是拖，实在拖不过去了才星星点点来那么几下。对一些可能触动旧体制的敏感问题和“老大难”问题，能应付则应付，能绕过去则绕过去。其结果往往是，挺好的主意化泡了，挺好的做法没影了，挺好的机遇误过了。
不愿抓。主要是多年来由于党政分工不科学，甚至有误解，致使在不少方面党政之间不协调，因此，党委的领导成员对经济工作过问不多，对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研究解决得也不够。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带“长”的抓经济，常委们只当“场外指导”、“评论员”、“监督员”，这样下去，党委和实际工作的距离越拉越大，久而久之，自然也就失去了抓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不会抓。主要是只注重一般号召、布置任务，而在督促落实、具体指导上做得不够，一些好的规划、方案、政策虽出台了，但收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另一种情况是总结经验、思考研究不够，找不出经济工作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抓不住突破口，工作很被动。
上述问题的存在，究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左”的影响在作怪。尽管现在谈“资”色变的人不多了，但不少人对发展商品经济仍心存疑虑，总觉得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有某种血缘关系。认为坐而论道，空谈口号，要比到商品经济的大海里去游泳保险得多，宁“左”勿右的思想仍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产生着作用。其次，对党的基本路线理解不深，认识不高。一些人总以为党的任务就是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是搞“革命”、搞“斗争”、把“方向”的，党委是抓政治的，经济建设是政府的事，而不懂得经济建设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其三，思想保守，求稳怕乱，没有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一些同志在理论上也赞成改革开放，但一涉及改革的具体问题就犹豫不决，左顾右盼，提不出具体的主张。有些人的思想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相距甚远，总是“慢半拍”，老是让形势推着走，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党委要取得抓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必须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第一位的是破除迷信，破除迷信就是要求我们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会辩证地看待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成功的作法，达到垂而不死，并且依靠科技，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一吸收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大惊小怪不理解呢。搞农业怕到“户”，一包产到户就是资本主义；搞工业怕提“市”字，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就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实事求是了。迷信一个“字”可以耽误几十年，破除一条迷信就是一个改革开放高潮，就能加倍发展生产力。所以解放思想就要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还要破除一个“怕”字，提倡一个“闯”字。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既要求我们注意改革开放的速度，又要求我们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不能因为怕快了出现失误，就人为地影响改革进程。无论什么事情，要求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干，那是不现实的，要求改革不担风险，无异于取消改革。看准了的事，就应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闯的过程固然可能遭受挫折，而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就能抓住机遇，达到目的。相反，本来可以办得更快的事情因怕冒风险而不去快办，就会不进则退，坐失良机。因此，我们要牢固确立生产力标准，敢“破”敢“立”，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针、政策，都要认真贯彻落实；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都要坚决破除。同时注意做好党的其它各项工作，而这些工作都要围绕并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解放思想，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经济运行有它内在的规律，因此，党委抓经济工作，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制定政策、作出决策时，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摸清情况。要有科学的、民主的作风，做到胆子大、步子稳、工作细、作风实。只有努力认识并运用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使自己的主观愿望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实际，才能取得较多的主动权。
（作者为中共山西朔州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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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向更好地反映时代精神迈出新步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修订本）评介
陈先达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们并不陌生。自1982年出版以来，这两部著作先后印刷过十余次，印数高达60多万册。作为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材和有代表性的哲学读本，《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一代起过重要作用，为此，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总结、概括、汲取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以及科学和哲学研究的新成果，肖前、汪永祥等同志最近对这两部教材作了较大的修改。从总体上看，《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修订本（以下简称“修订本”）具有三个特点。
“修订本”的一大特点在于，它不仅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正确观点，而且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通过反思哲学史的革命变革，深刻分析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的现实基础和内在机制，“修订本”认为，科学的实践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正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立脚点，既从自然考察历史，又从历史考察自然，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从而建立起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新世界观。应该说，这一观点是正确而深刻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修订本”较好地把握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本质特征。它不仅增加了“实践”一章，全面阐述了科学的实践观，而且在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中处处渗透、体现和贯穿着科学的实践观；更为重要的是，它使科学的实践观与唯物辩证法较好地结合起来了。
“修订本”的再一个特点就是，它力求跟踪、概括和反思现代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以进一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和科学性。比如，在本体论中，“修订本”考察了物质范畴在现代科学中的深化，提出最基本的物质形态是实物和场的观点；考察分析了人类意识的产生和结构，并对理性意识与非理性意识、显意识与潜意识、形象意识与抽象意识、经验意识与理论意识，以及人工智能与人的意识的关系作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回答；考察了普遍联系中的系统问题，提出现代系统论的产生开始了从以“实物”为对象深入到以“系统”为对象认识事物的新阶段。在认识论中，考察了认识的反映性与能动性、创造性的关系，以及信息、反映和建构的关系，提出反映特性是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定性，反映又是在选择和创造的过程中实现的；分析了真理和价值的关系，提出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人类对象性活动中两种尺度及其客观作用在人类行为和人类意识中的反映，二者在发展中相互引导，构成了人类正常的、进步的历史活动所实现的基本内容。在历史观中，分析了人的社会存在和人的本质的关系，提出社会与人的关系是“社会生产人”和“人生产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对社会发展与生态平衡的问题作出了较深刻的分析；考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和内在机制，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现代特点，就是在世界性发展的背景下以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方式表现出来；分析了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的关系，提出人的发展是社会化和个性化相统一的过程，而在社会范围内普遍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最高目标。如此等等。你可以不欣赏这幅画面的某个部分，但是它的斑斓五彩却不能不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激起你探索的激情。
“修订本”的又一特点就在于，它在新的历史时期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修订本”通过对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分析，有力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通过对认识的本质和内在机制的分析，批驳了种种否定能动的反映论的错误观点；通过对真理的本质、真理的价值、真理与价值关系的分析，对“真理多元论”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批判；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分析，从根本上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历史必然性，有力地驳斥了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早产儿”的观点，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修订本”还对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哲学的论证，确认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并对“生产力标准”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当然，我们尚不能说“修订本”在各方面已达高屋建瓴，但它也绝不是浅滩上的漫步。在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理论内容，增强它的科学性和战斗性，使之能更好地反映时代精神方面，“修订本”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