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李先念与中原突围
王震
李先念同志题写书名的《中原突围纪事》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请我为这部书撰写序言。我当年曾在先念同志任司令员、郑位三同志任政治委员的中原军区当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理应对这部书的出版表示贺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豪迈地宣告结束的。震撼世界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消灭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而最后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而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则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埋葬蒋家王朝的光辉开端。它以迎击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的首战壮举，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开创了奠基伟业，在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先念同志在《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的谈话中所说：“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有人认为中原突围就意味着失败，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蓄谋发动新的内战，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中原解放区则首当其冲。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斗争力量，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等同志率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和冀鲁豫军区水东区部队南下，与先念同志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在桐柏地区胜利会师，并组建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军区成立前后，我军坚决地进行了反对内战与争取和平的斗争；继而又展开了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与争取主力合法转移的斗争。当时的局势愈来愈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先后调集了30余万军队进攻包围中原军区部队，并实行经济封锁，中原地区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曾受中原军区委派，于1946年3月到延安请示行动方针，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他要我记住告诉先念同志：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主席要求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的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我于4月9日返回湖北宣化店后，即向先念同志等作了传达。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使我们当时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保持了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地率部继续进行顽强的战略坚持，同时加紧了对付突然袭击与实施武装突围的战略准备。后来突围，都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战略牵制和转移。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深刻地指出了中原内战的爆发必将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为迎击国民党军队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制定了我军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并在拟出和调整南线作战方案与战略方针的前后，对中原军区主力主动作战略转移的方向、时机、终点等也分别作了最后选定，还对主力突围与原地坚持部队的战略牵制任务、分路突围的战略战术等均作了明确指示。正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我中原军区部队面对蒋介石于1946年6月26日发起的大举“围歼”，当日晚即开始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一举杀出了国民党30余万大军的重围，出色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与战略牵制重任，胜利地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
毛泽东主席早在1946年7月15日就曾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电报，指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给反动派以极大的震动与困难”，“关系全局甚大”。10月1日，他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再次指出：“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这是对中原突围战役，以及随后迅速创建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新根据地，广泛开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所作出的高度评价和正确的历史总结。中原突围战役的胜利和中原敌后战场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正面战场，支援了兄弟部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又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创造和积累了实行战略转移、坚持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新鲜经验，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还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尤其是战略反攻中原，准备了有利条件。后来，由原新四军第五师主力（即豫鄂陕军区主力）改编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挥师重返中原；还有在中原敌后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的各支部队和游击队，都一并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所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会合，投入了恢复和发展中原解放区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所说的中原解放军“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即指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东进苏皖解放区，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等胜利返回延安。这亦是中原突围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率三五九旅返回延安后，受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不久，三五九旅扩编为一个军，参加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大斗争。以后，这支部队打到陇东、关中，消灭了胡宗南不少的军队，直至进军新疆，解放新疆，后来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突进苏皖解放区的第一纵队第一旅，补充整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后又改编为华东独立师，统一全军部队番号时又改为第一八一师，先后参加了苏中、莱芜、孟良崮、临汾、太原等著名战役。如果没有胜利的中原突围，也就没有这两支部队后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
先念同志在关于《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的谈话中曾经说过：“我们之所以能够胜利地突出重围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一支党领导的坚强的部队和支持我们的人民，有兄弟部队的支援和配合，还有各地党组织尤其是陕南、关中党组织的接应和配合。”记得1946年10月3日我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播词时曾说过：“这次我军突围胜利，基本的原因是我军全体将士，都认清了蒋介石背信弃义卖国殃民的罪恶，认清了美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而激起了我军高度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继中原突围之后的各路部队的转战，乃至全国解放战争赢得最后胜利的历史事实，都进一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当年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前后所取得的胜利，是与李先念司令员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先念同志是一位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为生活所迫，离家到汉口学木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使他受到很大影响。他毅然于1926年10月回到家乡，参加和领导农民运动，翌年11月率领本乡农民自卫军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同年12月，在白色恐怖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1931年10月，他率领陂安南县的一批青年加入红军，并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治委员。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积累政治工作经验。在粉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各次“围剿”中，他率部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显露了军事才华，并于1932年接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在西征转战中，他率部顽强奋战，多次承担重任，化解危局，为实现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创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率部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战绩辉煌。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时任第三十军政治委员，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长征中，先念同志奉命率部迎接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实现懋功会师，并指挥包座战斗，打开了红军北上通道。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先念同志率部在西渡黄河、血战河西走廊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36年11月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时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受挫后，1937年3月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先念同志统一指挥军事。他以对革命矢志不移、百折不回的顽强奋斗精神，率领西路军余部西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历尽艰辛，于1937年4月底到达星星峡。他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和表现出的坚强党性，毛泽东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徐向前元帅也说：“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木工，在早期革命战争中成长为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我军高级将领。
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当武汉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紧要关头，先念同志受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委派，又从延安奔赴中原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初，他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在极端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正确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同其他领导人一起，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武汉外围敌后地区，创建了由他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创了一个孤悬敌后的独立作战区域，1942年7月开始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1943年1月他就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仍兼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经过7年奋战，他率领的新四军五师部队发展成为5万雄师，先后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多次反共高潮和反共磨擦，解放了鄂豫皖湘赣5省边区的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1300多万人口，建立了7个专区和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兄弟部队在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的作战，同时也支援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正面战场的作战，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这一时期，先念同志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了。在1945年6月举行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念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结束后，先念同志若率部向东进入华东解放区，或向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都是较顺利的事。但他从我党我军对付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的全局出发，冒着巨大的危险，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先后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在作为全国6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顽强进行战略坚持达10个多月之久，为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赢得了宝贵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当国民党以30万大军将中原我军重重围困，妄图“一举包围歼灭”，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时，先念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从容自如，指挥若定，与中原局、中原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主力以南北两路向西，其他在东西北线行动的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的具体部署，并选定敌人“7·1”发动总攻之前，于26日夜指挥中原我军出敌不意，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内层包围圈，展开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他亲率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所在的北路主力，斩关夺隘，冲破了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长驱2000里，胜利实现战略转移。与此同时，他还指挥了其他各路部队的突围行动。突围战役后，他又坚决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新决策，积极部署和指挥创立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革命根据地，坚持和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并是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党中央决定中原局设在延安后，他和中原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继续指挥了中原军区仍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8月，先念同志作为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继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亲率第十二纵队投入反攻中原。后与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一起，参与指挥了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战略反攻的伟大构想。先念同志在中原突围前后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充分地显示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全局在胸、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雄韬伟略，娴熟高超、运用自如的指挥艺术。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全体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相信，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挺起胸膛，艰苦奋斗，把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最终实现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本文是王震同志1991年10月为《中原突围纪事》一书所作的序言，发表时略有删节）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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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前贤志，更上一层楼
——悼敬爱的邓大姐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韩叙
这些天，对外友协的同志们沉浸在深沉的哀思和缅怀中。7月14日上午，为悼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们敬爱的名誉会长邓颖超同志，友协全体同志佩戴白花走进礼堂，在肃穆的哀乐声中，向邓大姐的遗像沉痛告别。遗像前端放着友协全体员工敬献的花圈。连日来，礼堂里的花圈越来越多。其中有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主席送的，有日本总理大臣宫泽喜一和前首相田中角荣送的，有柬埔寨宾努亲王夫人送的，也有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送的。唁电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如雪片样飞来。世界人民在和我们一起哀悼一位伟人的谢世。
邓颖超同志是从1982年4月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的，直到她息肩瞑目时为止。实际上，在担任名誉会长之前，邓大姐也常参加友协的外事活动，会见友协接待的外宾，十分关心友协的工作。她曾一再对友协的同志们说：“友协工作很重要，要加强民间外交。”当了名誉会长以后，她更是对友协的工作倾注心力。
1986年12月，对外友协召开全国理事会会议。邓大姐因在外地，未能出席，但她特地来信致贺，要求大家“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充分利用对外民间友好工作的有利条件，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开辟新的工作领域，结交更多的朋友，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后来，她又委托赵炜同志向大会转达了她对友协今后工作的几点意见，特别谈到交友之道，说“在交朋友时，要注意稳定性、连续性、长期性，使老朋友更加了解我们，新朋友发展为深交，从少数扩大到多数，增强友谊，发展友谊。”邓大姐的这些重要指示，言简意深，为我们指出了民间外交工作的方向。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邓大姐自己怎么说，就怎么做。她所结交的各国老朋友和新朋友，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包含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美国友人迈克斯·格兰尼奇和夫人格雷斯，早在30年代，来上海创办英文周刊《中国呼声》，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运动，从此与中国人民结下了始终不渝的友谊。新中国建立后，格兰尼奇夫妇重访中国，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他们。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保持和发展了与格兰尼奇（格雷斯已故世）的友谊。她称格兰尼奇为中国的“挚友”，说要“饮水思源”，并祝他健康长寿，为中美人民的友谊做出更大的贡献。
邓大姐同日本朋友、日本公明党前委员长竹入义胜的友谊也是感人至深的。竹入先生对周总理一向敬慕备至，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他第一次见到邓大姐，谈起周总理，泣不成声，悲恸不已。邓大姐反而安慰他说，悲伤和眼泪都不能使死去的人复活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我们所承担的中日友好事业奋斗。此后邓大姐与竹入先生的友谊日久弥深，几乎每年都要见面。竹入先生说，邓大姐给他的强烈印象是清雅和易，她和周总理一样，有着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她的思想感情、品德作风都和周总理一模一样。他从邓大姐身上又看到了周总理光辉伟大的形象。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和缅怀周恩来总理，日本的老朋友们筹备在京都岚山建立周恩来诗碑。主持此事的吉村孙三郎先生，90多岁高龄了，亲自为此来到北京，邓大姐为他设宴欢迎。席间，两位老人精神矍铄，抚今追昔，感慨系之。此后，邓大姐于1979年4月率团访日时参加了诗碑揭幕式，和吉村先生共同为诗碑剪彩。
在对外交往中，邓大姐处处表现出心胸开阔，思想缜密，善于理解人，体察他人的心意。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病故后，按照他的遗愿，要将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他年轻时工作过的北京大学校园内。关于墓碑的设计，曾参考八宝山革命公墓中斯特朗的墓碑，准备按同样的规格建造。友协将图案呈到邓大姐那儿，大姐诧异地问：“墓碑为什么做那么大呢？”回答说：“向斯特朗墓碑看齐呀！”大姐听后慨叹道：“你们的思想也这么保守啊！我们中国有些老习惯并不好，总喜欢互相攀比，活着的人要比，还要为死去的人攀比。”又说：“斯诺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的友情长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能让年轻一代记住这一段珍贵的不寻常的友谊就可以了。”后来斯诺的骨灰安葬在北大校园中的未名湖畔，墓碑不大，四周松柏围绕，朴素幽静，斯诺的家属十分满意，说斯诺能在此安眠了。
凡是与邓大姐有过接触的外宾，无不对她的智慧和风格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姐与外宾谈话，有时款款道来，如叙家常；有时大处着墨，气度恢宏，而皆能至情入理，打动人心。希腊女作家海伦·卡赞扎基夫人与邓大姐会面后，赞誉邓颖超是“风雪中开不败的花朵”、“当今普鲁米修斯的姊妹”。日本一位作家见了邓大姐后，写过一篇名文《邓颖超的握手》。他在文中这样描写道：“她微笑着，目光安详。握手时，力量不强不弱，时间不长不短，很亲切，又恰到好处。她不仅用右手，而且把左手也轻轻地放在我的右手背上。刹那间，我感到她是多么慈祥而又庄重啊！当然，我知道一点她的经历。不能不说有一点感情的因素，但其中也有比这感情因素更深沉的内涵。”确实，正像这位日本作家所说的，邓大姐的握手，“也有一种艺术魅力，给人力量和启示。”
近年来，邓大姐体弱多病，但她仍把友协的工作挂在心头。1990年友协举行全国理事会时，她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在给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友谊和相互了解的愿望并没有改变。”“要善于做各种朋友的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我们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一定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国际友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开放事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今年3月，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成立时，邓大姐也致信祝贺，勉励大家不断总结经验，开拓进取，把我国的友城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邓大姐还以抱病之躯，亲自做了大量的对外友好工作。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的回忆录《红色贵族春秋》中译本出版，邓大姐为此书写了序言。西公夫妇去夏访华时，邓大姐不顾病体会见了他们，老友重逢，分外亲切。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1990年在北京举办《自然与和平的对话摄影展》，邓大姐托人送去花篮表示祝贺。
今年年初，根据日本剧作家真山青果原作，由中日艺术家合作编导、中国京剧院演出的京剧《坂本龙马》在北京上演，邓大姐也甚为关切，特意向正在北京指导演出的日本朋友真山美保女士捎去口信，綦念友情，祝愿《坂本龙马》演出成功。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的《自传》中文版将出版，邓大姐抱病为《自传》题写了书名。今年3月，《自传》出版发行仪式在对外友协举行，邓大姐又托人给韩素音送来一束鲜花，当韩素音接过鲜花时，激情难抑，潸然泪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像对待其它革命事业一样，为了发展对外友好工作，邓大姐真是做到了殚精竭虑，力尽而仆。
古语说：“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邓大姐以其无私奉献的革命家的一生，不仅博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也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威望。许多国际友人把她称作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近代历史中的一位英雄；赞颂她为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仰望着礼堂中的遗像，我们想告诉敬爱的邓大姐：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您的精神将长留人间。您对民间外交工作的许多指示，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奉为圭臬，认真执行。我们要继承您的遗志，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如您所期望的那样，使友协工作“更上一层楼”，为更好地服务于“四化建设”，为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努力奋斗。敬爱的邓大姐，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