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世界华族戏剧的瑰宝（新加坡）郭宝昆
专为一个演剧学派举办国际研讨会，在中国戏剧史上似是从未有过；专为一个剧院搞这么高层次的国际交流，在世界戏剧史上也属罕见。这是人们对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数十年艺术贡献的至高肯定。趁着这个盛会，中外戏剧家们一定会全面、深入地审视北京人艺的艺术道路，从它极其执著、坚韧、艰辛、迂回的经验轨迹中寻觅教益，并对中国戏剧未来的走向进行反思和瞻望。
这一番思考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对于全世界华语文化圈，意义更为特殊，因为，正如华语是世界华族文化的共同载体，中国戏剧是世界华族戏剧的共同源头；而北京人艺则是这一范畴中最重要的参照楷模。
西方戏剧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结合时代大环境的需要，很快地就以话剧形式在这个东方古国扎根、繁衍，呈现出新的生命形态。在疲惫、病弱的旧中国几番挣扎重生的剧痛过程中，话剧几乎马上就被纳入了大运动的核心地带，负起了构建新的中国文化人格的使命。尔后，在屡次重大社会变革里，它也总在风浪里涌泳翻腾。北京人艺虽然建院只有40年，但是这个艺术族群的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包涵和体现了20世纪中国国运中每一个重大转折的经历。剧院虽在北京，它的艺术创作实质上是中国人民现代史的一幅长卷的心电图。人艺作品的丰实，和人艺风格的形成，要离开这个基础就会变成神秘不可理解的。
1960年，北京人艺带着《茶馆》去欧洲演出，在现代戏剧的源头验证了中国确实已经用西方传来的种子培育出一株独具风采的异种。可以想象，主客双方在共鸣欢欣的激情中当时一定感到非常诧异：是艺术的媒介特容易把异国人民的距离拉近？还是人性的共通给艺术提供了方便的交流频道？这个会又一次叫人明白了：深刻的生命感悟具有人类通性，高超的艺术作品没有族篱国界。那一次出访正式把中国话剧捧进了世界现代戏剧殿堂。
北京人艺的历史轨迹和艺术成就极其特殊，放眼全世界，现代戏剧史上没有几个团体能把这么一大批才艺全面的艺术精英紧密地拢在一起，矢志不移地奋斗数十年。从《雷雨》、《关汉卿》、《蔡文姬》到《茶馆》，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构建了一座严谨朴实而又华采夺目的艺术楷模。
令人惊奇的是，这座被尊为现实主义圣殿的巨铸，并不偏执；在首都剧场同一个舞台上，竟然也出现了《绝对信号》、《野人》和《狗儿爷涅槃》之类的异教。这不禁又让我们看到了北京人艺的独特大家风度：胸怀格外宽厚、思想涵阔。
遗憾的是，时代总爱超越人，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再出众也逃不过这个规律。近年来，虽然它一直在积极进行换血、探索革新，但是岁月不饶人，老迈的步态不可避免地现形了；显然地，新现实向人艺提出了新挑战。在这个时候举行研讨会，是很合时宜的。正逢全世界在经历一场深刻、壮阔的大辩论、大调整，人们思想活跃、视野广阔，考虑问题必然会放得更深、更广、更远。
大时代不允许人们敷衍了事。
在纪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40周年之际，我们刊发几位参加“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海内外专家的文章，以飨读者。
——编 者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期望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曹禺
今天，我的心情格外激动。
这么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冒着盛暑，来北京参加我们剧院的国际研讨会，这是北京人艺建院以来的第一次，在全国也是第一次。这说明国内外的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爱护，我们非常感谢。
从前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曾经梦想办一座中国式的、有自己风格的剧院，真是朝思暮想呵！只有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才实现了这个理想。40年来，风风雨雨，她成长了，壮大了，使我感到振奋的是北京人艺涌现了、造就了一批热爱话剧艺术，献身话剧艺术并且受到观众热爱的艺术家们。我对他们的献身敬业的精神，由衷地崇敬。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劳动和创造。我特别要提到创业者之一，故去的焦菊隐先生，是他和他的同道们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学派奠定了基础。今天，开这个会也可以告慰焦先生。
北京人艺只有40年的历史，同世界上许多历史悠久的剧院相比较，她很年轻，还要前进，还要发展，还要创新。我们期望她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诚恳地期待着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多多评论，多多指点，给我们剧院更大的帮助和推动，我重重地拜托了。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迈向新的戏剧现实主义
徐晓钟
所谓“人艺”的传统风格，并不只是“写实”和“再现”。“人艺”既有曹禺剧目那种蕴涵诗情的严格的现实主义，有老舍描写北京市井生活的乡土诗意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诗意的、写实风格的现实主义；也有郭沫若历史剧演出所形成的融合着戏曲传统美学、气势恢宏的浪漫主义；还有一批现代剧目所体现的时代激情。这一切编织成了“北京人艺”在新时期之前的风格传统的整体内容。
《茶馆》是“人艺”50年代艺术追求的总结。它把“人艺”在此以前的美学追求和现实主义基本功力汇集于一身；既是民族的，在当时也是现代的。
14年积累的美学财富，所形成的艺术风格，以及时代对于“人艺”的呼唤，成为内在的基因和动力，为新时期“人艺”艺术风格的发展、嬗变，作了准备！
新时期，一批戏剧工作者，努力突破原有的戏剧范式，在演剧观念、美学原则诸方面进行了革新与拓宽，形成了有着无限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一个成果辉煌的我国社会主义戏剧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人艺”以一批中、青年编导人员为骨干也开始了探索、实验的跋涉，而“人艺”的领导采取了理解和支持的态度。
《绝对信号》第一次以实验性的小剧场形式在我国剧坛出现，增添了戏剧的新因素，给新时期戏剧探索注入了活力。《野人》的演出离开了“人艺”有价值的美学传统，和“人艺”这个有着鲜明创作个性的艺术家群体，在艺术观、艺术功底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矛盾。
《狗儿爷涅槃》的演出，把戏剧新观念的追求，和“人艺”的诗意现实主义戏剧的基本特征相融合，演员——人物的心理真实和戏剧假定性的结合；现实主义戏剧的基本因素与戏曲、现代主义戏剧的某些艺术方法的结合，给新时期戏剧的探索和实验以深刻的启迪！
四十年中，“人艺”有过两个创造活力旺盛的时期，即整个50年代和8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而80年代后期至今，“人艺”在发展和革新自己的艺术风貌上，表现得过于谨小慎微，似乎减退了探索前进的锐气。一个剧院的生命力，犹如逆水行舟！“人艺”需要冷静地总结自己的40年，廓清某些认识上的障碍，还是需要继承、深入，还是需要革新、拓宽，还是得由这一代艺术家自己来创造！
为了拓宽和发展戏剧的表现力，“人艺”的艺术家需要学习和研究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中非写实戏剧或非现实主义戏剧的新课题；加重“表现”美学的因素。“人艺”的有些演员由于来自几个方面的干扰，即使是写实的、现实主义传统戏剧的表演课题，也并非都是解决好了的！
“人艺”的表演艺术家是最早、最有成效地学习借鉴传统戏曲表演的。但有些演员，注重形体动作和语言形式美的那种雕琢的理性有余；而对于形体动作及语言情感内涵的表达，则往往缺乏真挚而饱满的内在诗情！
可能，“人艺”的一些演员演小风小波，小感小情的人物比较多，他们的创作个性和艺术气质有些琐细了，萎缩了！
“人艺”的艺术家们需要时代诗情！“人艺”需要时代诗情！
“北京人艺”这样一个既有坚实写实风格的现实主义根基，又有比较深厚的戏曲“写意”、“表现”美学传统的剧院；新时期又引入过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对我有益的某些艺术观念、原则和方法；那么，追求这样的一种戏剧是完全可能的：它能够深刻地创造角色的心灵，揭示无限丰富和深邃的人的精神生活；它把现实主义提高到“象征”并能引向哲理的概括；它充满时代的诗情；在具体演出中对美学原则、艺术方法又能采取博大、宽容的态度，我将称这样的戏剧为我国“新的戏剧现实主义”。我期待“北京人艺”迈向这样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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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贺你，世界级的大剧院
胡絜青
五年前，北京人艺建院35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小文，题为《市宝》，在《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市民阅后颇有同感，说我叫得对，便皆称北京人艺为“市宝”了，甚引以为荣。
在这五年里，北京人艺又上演了不少好戏，而且带着它的好戏走出京城，来到深圳、珠海、四川、上海，每到一处，都爆出一片叫好声，教久闻其名的外地观众大饱了眼福，着实引起几阵又大又响的轰动，持续为一股强劲的“北京人艺热”，都说是国家级的大剧院来了，于是，“市宝”便当之无愧地升级为“国宝”了。
在这五年里，继去西欧瑞士、法国、德国之后，北京人艺再下香港，南至新加坡，东到日本，西达加拿大，几度海外演出。北京人艺有个好习惯，那就是每轮海外演出之后，必有一本专著出版，前后已有三部问世，记载着北京人艺名满天下的演出盛况。外国戏剧界称北京人艺为“东方舞台上的一支奇葩”，惊呼它是“简直想象不到的奇迹”，说它的个个演员都是“珍珠”，说它的每场演出都达到了“把生活投入角色的最高艺术境界”。这样，北京人艺又大有升成世界之宝的趋势了。
一个大剧院，要跻身于世界杰出大剧院之林，我想，要有五大条件：一要有一批世界级的大作家给它写剧本；二要有一批世界名著级的好剧目；三要有一批独树一帜的大导演；四要有一大批极有特色的大演员；五要有一大批技艺高超的舞台工作者。仔细想想，采用对号入座法，这五条北京人艺确实都具备了。它有资格！一个眼前的证明，便是在北京召开的北京人艺演出学派学术讨论会。它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国际会议。它的召开充分说明：国际话剧界承认有北京人艺“这一号”了，它是一派！
不简单，“世宝”！我祝贺你。
我想起老舍40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当时他和曹禺应邀访美，看了不少美国戏。他在写给吴祖光的信中相当自豪地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备了很高的成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请把上面这句话告诉剧界诸友，请他们继续努力前进吧！”
老舍的话，今天，在北京人艺身上又一次灵验了，验证了。不是说老舍的判断有多么先验，而是说北京人艺真棒，它让中国话剧界挺直了腰，“我们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近些天，北京人艺连续上演五出保留大戏，又是盛况空前，传出了不少感人的小花絮。买票要夜里三四点钟就去排队，而长队排出去100多米。我喜欢这样的小故事，我觉得，这就是北京人艺的魅力！
我听说，在买票的戏迷中流传着一句话：“看一次少一次喽！”颇像当年看梅兰芳。
看样子，人们普遍担心北京人艺40年的光辉业绩，能不能后继有人，能不能发扬光大下去。
咬咬牙，排一场清一色儿的中青小辈的《茶馆》，给大家看看。
家宝（曹禺）兄，是之老弟，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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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理论未必是灰色的
——读《道在足下》
丁宁
这两年学术书的出版实属匪易，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新近推出《道在足下——邓福星美术学文集》这部三十余万言的理论著作，确显示了魄力和眼光，给读书界增添了一本有价值有分量的书。
视野开阔，方法新颖，富有理论的建设性，是这部书的突出特点。从原始彩陶到现代的抽象绘画，从高雅的文人画到通俗的年画，从美术思潮的概览到画家创作心灵的剖析，从美术学的总体构想到美术史的研究方法，以及从当代美学思想发展的特征到具体审美范畴的阐释等，作者均有论及，或提纲挈领，或条分缕细，或正面论述，或书信对话，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与刻意求实求新的文风。不过，《道在足下》的价值并不仅仅表现为其中美术学知识的丰富、宽泛，更重要的是，透过作者过人的学养和实践性的品格，我们看到一种贯穿全书的可贵的理论追求。作者似乎非常不满于理论研究中因循陈言而空泛、封闭保守和不求甚解而故弄玄虚的种种流弊，他把开拓和建设作为自己理论生涯的信条和目的。因此，《道在足下》便与一般的美术史论著作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
如作者所言，美术学主要是由美术原理、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三个方面所构成。作者从不抽象地泛论它们三者的关系，而是在对诸方面的具体对象的研究中，力图整体在凸现理论的独立性品格、特有的价值和其引人入胜的魅力。真正的理论既充满了现实的激情，又是思维合乎规律的自由翱翔，它应该是富有个性的非凡创造。也只有这样，理论才不至于是应景的、附庸的和短命的。在这种意义上，理论也是一株长青之梅。因此，邓福星在选择自己的主攻目标时格外用心。他避开一般人耳熟面悉的议题，也很少理会那些对他缺乏挑战意味因而也缺乏难度的理论问题，而偏要花大力气去探索如绘画的抽象性和艺术的起源这样不易说清却易引起异议的难题。事实上，也只有通过研究这样的题目，才可能使理论深化。在他的一系列有关论述中表明，邓福星对于绘画的抽象性这个长期被误解的问题，作了新的审视和开发，并通过别开生面的论述，使之成为美术原理中一个重要的范畴。从这一范畴出发，便可以相应的展开对美术的文化形态、民族品格以及形式特征等诸多方面的纵深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美术学理论的一个贡献。同时，这一研究本身也最好不过地展示了邓福星所强调的理论应有的形态及其内在魅力。
在美术史研究方面，发人思考的东西更多。目前国内外美术史著作中存在的研究方法单调雷同及内容重复等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困惑和忧虑，有些学者（如德国著名美术史家H·贝尔汀）就提出了美术史面临的危机问题。如何开拓美术史研究的崭新天地，使之具备应有的价值，已成为一个相当严峻的课题。对此，邓福星是深有所感的。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美术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他着意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主张比较方法，强调把握美术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民俗、宗教及姊妹艺术的内在联系，等等。这些主张和践履绝非炫奇取巧，而真正是择善而从，领异开新。读者不妨读读书中的《论中国原始美术》或《在自然中寻求自己》，自会感到它与同类题目的其它研究的差别所在。当然，更为科学的美术史现代形态的完善和建立，并非少数人可以胜任，也非短期可以奏效的。这也正是许多美术史论学者所思考的课题和为之努力的目标。在这种意义上，《道在足下》给我们透露了一种逼人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书中还收集了作者的评论文章。在这些内容广泛、文笔活泼的论述中，既有对艺术家及作品个体、个性的剖析，又有对美术思潮、现象总体的概括和评价。从中，我们可以见出作者敏锐的艺术感受和寻求评论的多视角、多途径的努力和作者高瞻睿智的批评意识和探索、揭示艺术规律的能力。这些文章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对象的透彻了解是写不出来的。邓福星的这部集结十余年思绪的《道在足下》，一定会使越来越多的读者领略到艺术理论的真谛和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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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学派 世界一流
田本相
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称赞北京人艺是北京市的“市宝”，我很赞成。但在我看来，北京人艺也是“国宝”。40年来，她以精粹的演出，不但博得国人的热爱和崇敬，而且更赢得了世界的声誉。她被国外戏剧权威评论家称为“东方戏剧舞台上的明珠”，“世界第一流的剧院”。的确，她同那些世界著名的大剧院，如莫斯科剧院、法兰西喜剧院、老维克剧团等比较起来，是可以并肩而立而毫无愧色的。
北京人艺最主要的成就，也可以说对中国话剧乃至世界话剧艺术的最杰出的贡献，即创建了中国的演剧学派，确切说，就是焦菊隐——北京人艺演技学派。这个学派不仅创造性地汲取了哥格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导、表演体系中的精华；而且以民族的传统美学和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神和方法，融通了外国的话剧艺术；同时继承了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并集其大成，终于形成了具有自己的艺术审美个性并具有浓郁民族气派的导、表演体系和方法。在不断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实践中，更提炼、升华、概括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富有创意的民族话剧演剧美学思想体系。这样，就使北京人艺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最具勇气、最富于胆识并最具成效的革新者。她的贡献，是中国话剧的宝贵的财富，同时，也理应在世界话剧史上有着她应有的地位。
40年来，北京人艺经历了艰难而坎坷的创业道路。她曾沐浴过春风化雨，有过花团锦簇的时期，也曾遭际过风霜刀剑，有过几近凋零肃杀的岁月。正是在这样的历程中，凝聚起北京人艺特有的艺术精神，磨砺出自己的特有的文化传统。我以为，她最可珍惜的精神和文化的内涵是：矢志不渝地献身话剧艺术的精神，对现实主义原则的真诚追求，博采众长的世界眼光，浓郁而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些，已经成为北京人艺的文化氛围，成为剧院的诗性灵魂和代代相传的艺术基因，熔铸于北京人艺艺术家的生命之中。
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是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她既能在纷繁起伏的艺术大潮中，坚持自己的宝贵传统和美学追求，同时，也不固步自封，敢于探索，有眼光地收纳新潮。应当说，北京人艺在新时期的话剧艺术探索中，也是走在前列的。我以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精魂，是既勇于革新又善于革新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不随流俗技艺高超
〔日本〕尾崎宏次
在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学术讨论会隆重召开的时刻，我对北京人艺衷心地表示祝贺和敬意。
在这个会上能看见曹禺先生的精神焕发的样子，令我特别感到高兴。前年，我曾到医院去探望过先生，现在比那时更健康多了。
谈一点我个人的体验。1937年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们演出了曹禺先生的《日出》。那时从上海请来了一位女演员，那就是凤子女士。我有幸看到了这次的演出，凤子女士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说老实话，我从那时起就给自己选定了一个研究课题，就是亚洲戏剧艺术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探索着这个主题，并且，现在仍然在围着它在转。到目前为止，还没能得出这个主题的结论。但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我想了很多。其中最能给我启发的是北京人艺发展的曲折历程和他们长期坚持下来的高度的艺术水平。北京人艺为什么能一直保持他们的水平呢？我在介绍北京人艺方针的文章时，看到了“不随流俗”这句话，它，正是我要寻求的答案。
但是，我认为在我们的交流活动中，还有个缺点和不足，那就是对戏剧艺术的“探讨”或“交谈”的机会少了点儿。我预祝这次研讨会成功！ （丛林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