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化专页)
专栏:

外国在华研究生中的汉语迷
董原
北京有座语言学院,语言学院里外国留学生占学生总数的七八成,在北京城穿大街进小巷的自行车大军里,西单东单王府井中关村的人流中,大小公园、大小剧场、电视台上……哪儿都能看到这些留学生的身影。
卡尔罗从南斯拉夫来,不少人听过他说相声,但还不了解他对汉语的一往情深。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它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人类最辉煌灿烂的古老文化。正是由于它及它所反映的文化的魅力,才使我放弃了原先的专业——交通工程,改学汉语并远行万里来到汉字的故乡这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
今年6月份,卡尔罗以论文《论汉字与中华文化》获得了北京语言学院汉语专业的硕士学位。他以一个外国人的独特视角,发现汉字在维护中国各民族的统一、人民的团结、保持书面语的一致性方面,在使汉语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按统一的方向发展等方面,产生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凝聚力。卡尔罗还认为世界上有一个汉字文化圈,而在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上,汉字适应汉语是孤立语的特点,无须反映形态变化。一些汉语专家评价说,认识到这一点的文字学家并不多。
信奉伊斯兰教的卢布那来自巴基斯坦。她研究的是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她提出,外来文化给中国的本土文化注入新鲜成分,本土文化又使外来文化异化,特别是使外来宗教文化对中国固有文化在形式上逐渐依附,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伊斯兰教权威、中央民族学院林松教授认为卢布那论文很精采。
来自泰国的石彩虹,专门研究现代汉泰状语比较。有关教授评论她对汉泰状语进行对比研究“尚属首次”,如“空谷足音,难能可贵。”
尤令中国读者感到亲切的是,来自波兰的阿格涅什卡写出了《论老舍名著骆驼祥子的人物及语言》的论文。北京师范大学郭志刚教授解释说:“阿格涅什卡对老舍所作总体评价,对祥子三次希望三次失望的具体分析(她采用了中国评论文章少用的图解的方式)、她对老舍语言艺术魅力所进行的富有说服力的描述等等,都切中腠理,要言不烦。”
罗马尼亚的罗阳10多年前在语言学院读汉语本科,曾和法国同学车玉国在侯跃文、石富宽指点下成为第一对说相声的“老外”,名噪一时。他来读研究生似乎更顺理成章。他家是“汉语世家”,他语言学院本科毕业后当上了友谊的使者——翻译,为50多个代表团作翻译。他撰写和翻译了60多篇介绍中国和罗马尼亚的文章,在罗中都颇有影响,被誉为年轻的汉学家。他与罗马尼亚诗人的译作《中国现当代诗选》一书收入“五四”以来120名著名诗人的作品,8万册问世很快便销售一空。
来自日本的浅野鹤代女士,今年59岁。她在日本时,每次浏览哥哥的遗物——几书架藏书时,总被古籍线装书里的汉字吸引住,“总产生一种异样的神圣的感觉”。她花了7年时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身任日本一汉语学校校长的丈夫,忍受着离别之苦,独当家务,支持浅野来华求学。前几天,浅野女士已载誉东渡返日。临别时她留下了话:待语言学院有博士学位授权时一定通知她,她还要回语言学院这“第二故乡”攻读博士学位。


第5版(文化专页)
专栏:读者来信

少儿图书质量亟待提高
目前,狠抓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活动正在我国广泛展开。然而,作为特殊商品的书刊特别是少儿图书的质量问题,尚未引起各界的重视。
我买了一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注音读物《中外儿童幽默笑话365》。书的内容不错,然而编印质量太差。粗粗看了一遍,就发现40余处错误。“他”“它”用混,“即”“既”不分,“历史”写成“历使”,还有“古时候有个人道士,听说远处有个懂长生不老的法术”和“父亲带着儿子从妈妈戏场里出来”等莫名其妙的句子。更严重的是,许多字的拼音注错了,一个广播出版社,竟连拼音都注不好,实在令人遗憾。该社新出版的《听妈妈讲杨家将》也是错误百出,只是该书不是直接让少年儿童阅读的。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彩色童话天地”丛书之一《天鹅王子》,谬误也很多。“的”、“地”、“得”多处用错。编印质量差的少儿图书,绝不止上述几本。没有错误的少儿图书很少见了,甚至学校发的、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编的小学生辅助教材《我爱你,中国》的第一页上就把“共产党”的“共”字注成了“gōng”。
少儿图书质量差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担忧,如此以讹传讹,贻害匪浅。少年儿童正是长知识的时期,犹如一张白纸。接受了错误的信息、错误的知识,就如同白纸染上污痕,很难清除。说严重点,这是在坑害少年儿童。
解决少儿图书质量差的问题,需全社会重视,共同努力。作者写好书,出版社出好书,印刷厂印好书,教育界、新闻界及其他有关部门要对少儿图书的质量加强监督。这样,才能保证和提高少儿图书的质量,才能无愧于天真纯洁的孩子们。青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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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奥林匹克精神的延伸和发展
吴骅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现任主席萨马兰奇有一句名言:“奥林匹克精神就是体育加文化。”在中国,随着体育竞赛的开展,在奥林匹克精神形象地为人们所了解和认识的同时,把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来认识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奥林匹克精神也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一九八四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勇夺十五枚金牌,实现零的突破,令全球华人欢欣鼓舞,因此感受到很少有过的扬眉吐气。但是,对于刚刚从封闭走向开放,面对陌生的世界,急于洗刷落后耻辱的一般观众来说,仍然不能冷静地思索什么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比赛和胜负似乎代表了奥林匹克的内涵。
汉城奥运会上,中国选手仅获五枚金牌,极大地震动了国内外华人,残酷的现实逼迫着人们去思考奥林匹克的真正内涵,去寻找除金牌以外的那些本来存在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东西。
一九九○年,全国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的各项工作中,强烈的责任感,巨大的热情,可贵的凝聚力,把亿万人吸引到五环旗下,使人们对奥林匹克的美好性、广泛性、进取性有了新的理解:体育比赛只是形式,通过它可使人们沟通感情,加深了解,从而提高文明程度。千千万万观众的认识得到升华。
第十一届亚运会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胜利,中国人已经不仅仅从金牌的多少来看待奥林匹克运动了。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袁伟民说,这次奥运会前无论是新闻媒介还是社会舆论,都为运动员赴巴塞罗那参赛创造了一个正常、轻松的环境。与汉城奥运会前相比,人们都会有此同感。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非只能比较出谁是强者,它还体现出正义、健康、美丽、勇敢、荣誉等人类追求的精神财富,同时,它也展示出人类社会在发展中不断超越自我的顽强精神和巨大潜力。因此,尽管冠军只有一个,但它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使数以亿计的人投入其中而经久不衰,成为社会文化和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人们在真正全面地认识了奥林匹克精神后,正以一种饱含真情的宽容精神、爱护精神和理解精神去对待每一个运动员。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角度看,有的项目取消了,有的项目产生了,但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积极参与,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和原则,以及体育健儿们和所有参与体育的人们的美好的追求将不会改变,并将继续延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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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苑杂咀

武松酒性、宝玉诗情及其他
周庆
业余文化生活,人皆有之。
想那武松读书不多,下班回家,爱喝两杯。只因不耐烦嫂嫂的纠缠,搬到单位去住,公干之余去酒馆,兀自喝个痛快。正是借着酒势,武松在鸳鸯楼、景阳岗干出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几件事。酒,已成了武松性格内涵的一部分——爱也明白,憎也明白。这是武松的“酒文化”。
贾宝玉读私塾,不愿和伴读谈“经济”,对可以保证他日后出息为某级负责人的科举文章,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窗课之余,常和姐妹丫环们填词吟诗,以浇胸中块垒。他本是个爱吃胭脂的角儿,纯粹奶油小生,缺乏阳刚之气,但细读他的情词、爱赋、诔文,却是真情实感;正是这一点,使他看清了社会和家族的没落,终于红楼梦醒。宝玉的这份才情与悟性,是他业余爱好培养出来的“诗文化”。
武松的酒性与宝玉的诗情,不论文野,已成往昔。况且武松虽曾是执法者,解决起问题来,更喜欢依靠拳脚。个中原因,虽是当时权势者们的“猫腻”使然,今天看来未免失之简单。宝玉及其姐妹们的绝唱,不知倾倒多少“红楼迷”,但十四五岁,豆蔻年华,便整日价浅酌低吟“忘不了新愁与旧愁”,也真悲观得可以,这些自不可取。
让人生些别样感慨的是,如今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了。单讲条件,就非武二郎、贾宝玉们所能想象。喜欢热闹的,有体育场、文化宫、歌厅、舞厅、游艺宫、卡拉OK;喜欢文静的,可去图书馆、读夜校、参加有奖征文知识大奖赛。至于钓鱼、喂鸟、养花、种草、喝早茶、练气功、学裁剪、看时装表演,及至赴深山古刹,发思古之幽情;逛名园游乐,惊飞车之倒悬,都随其便。可偏爱喝酒的,依然到处可见。只是酒的含义,往往超出了业余爱好的范围。以酒为公关手段,醉倒三山嘉宾、五洲豪客者有之;一些事正道走不通,靠这杯中之物斩关夺隘者有之;酒局推不掉又舍不得,豁出去一天三五场者有之……与武松相比,同样喝酒,同样撒酒风,似少了许多正气与刚烈。酒场兴盛,“酒文化”变味了。
讲到诗,孔夫子的教导是不学诗、无以言。可有人说“诗都躺在书店的货架上死了”。五岁能文、七岁能诗者极少有闻。十四五岁年纪的初中生,正是学诗最有灵性的年华,可到校每天七八节课,作业做到头昏脑胀,何来吟诗的闲情逸致?及至长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算有了出息,题词讲话,淡而无味,岂不缺三分文化气息?这是诗的现代悲哀。
看来业余文化生活,大有讲究。喝酒除了喝其商业味,还要给亲情、友谊、闲适、散淡、古道热肠、英雄豪杰留点位置。诗酒齐名。古人斗酒诗百篇,无人敢与比肩。但亦不妨工余、学余给诗空出点时间,年少抒情言志,年长忆旧咏怀,自娱自乐自悲自喜,岂不快哉!
吸取民族传统文化之精华,用以充实自己,实为业余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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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自序
过去半个世纪写的文章,现在加以整理,分三卷出版。第一卷收的是作者从1941年6月到1986年2月所写的政治评论,主要的是为解放日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共114篇,其他的评论和评论性新闻12篇。
这些评论一般带有很大的时间性。现在仍然收集起来(只删去少数几篇),是出于以下的考虑:第一,这些评论的绝大多数,特别是40年代和50年代的,都经过党中央的审定,有些篇题目和主要观点都是党中央决定的,有两篇还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党中央对有关问题的主张。把这些评论编在一起,可以作为研究党的政策发展的重要资料;作为党对党报工作的领导经验,这也提供了重要的见证。第二,40年代和50年代的绝大多数评论,都是毛泽东同志修改过的,有许多重要段落是他的手笔(这也是一些评论性新闻所以破格收入本书的原因)。把这些评论编辑成书,既有助于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文章和工作作风,也是对他的一种纪念。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所进步。本书把现在能查出的毛泽东同志修改时所加的文句都用黑体字印出(很可惜,解放日报评论的原稿已经丢失,人民日报评论的毛泽东同志修改原件也只保留了一部分)。同样,对于刘少奇同志修改时所加的文句,也用仿宋体表示出来。第三,这些评论一般都带有论战性,锋芒毕露,对于论敌不留余地。尽管各篇的文字水平参差不齐,文中的有些论点现在看来不算适当,但是就整体而论,这些评论的战斗品格仍然是过去紧张的战斗年代的值得怀念的标记。现在的环境和任务与当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战斗,仍然需要战斗的风格。把过去的这些评论编辑起来,也希望能对现在的新闻界和评论界有所贡献。
为了保存历史原貌,本卷在编辑时对所收的文字一般不作变动,只是删去了个别人名,对所用的部分译文和译名改用了现在通行的译法。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已由人民出版社于今年5月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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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玉渊潭公园。欢快的民族乐曲声中,身着艳丽服装的中老年人喜笑颜开纷纷起舞。这是近来北京中老年人自发组织的娱乐形式之一——老年乐健身舞蹈。 马耀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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