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荆楚大地的怀念
——缅怀李先念同志在湖北的战斗足迹
中共湖北省委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在北京逝世的噩耗传到湖北，群峰为之变色，江河为之呜咽，千千万万颗心为之悲恸。
湖北是先念同志生长并长期战斗过的地方。在他辉煌灿烂的革命生涯中，湖北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战斗足迹；他为湖北的武装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今天，当他把全部生命献给党和人民而骤然离去的时候，他的不朽形象将永远耸立在湖北全省人民的心中。
（一）
李先念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运筹帷幄，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他的革命经历同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奋斗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更是同湖北的革命斗争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先念同志于1909年6月23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石家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1926年的大革命洪流中，他从汉口返回家乡参加农民运动，走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当湖北人民从血泊中站起来，沿着党的“八七”会议决议指明的方向，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时候，他率领本乡农民自卫军于1927年11月毅然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12月，在白色恐怖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率地方游击队在黄安南部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1年10月，先念同志率领陂安南县300余名青年加入红军，并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治委员。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了30万大军，发动了以鄂豫皖根据地为重点的第四次“围剿”。7月，先念同志接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指挥部队在湖北境内与敌进行恶战，重创敌军。10月，他率部随红四方面军撤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告别了家乡湖北，踏上了向西作战略转移的征途。
西征转战中，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先念同志参加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由于他英勇善战，有勇有谋，屡建奇功，成为红四方面军中的一员杰出将领。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当武汉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紧要关头，先念同志受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委派，又从延安奔赴中原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念同志回到离别达6年之久的湖北后，在没有主力部队作骨干和同其它战略区域相隔绝的情况下，以“滚雪球”的方式，先后会合和聚集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分散在豫南、鄂中、鄂东等地的武装，于1939年6月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1940年1月又发展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部队达1万余人。先念同志相继任支队、纵队司令。
豫鄂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同时，也提供了在特殊艰难的敌后缔造党的武装力量、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对此，中共中央高度评价说：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的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先念同志任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经过7年奋战，先念同志率领的五师部队发展成为5万雄师，先后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多次反共高潮和反共磨擦，解放了以湖北为中心的鄂、豫、皖、湘、赣5省边区的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1300多万人口，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1946年6月，当国民党以30万大军将中原我军重重围困，妄图“一举包围歼灭”、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时，先念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指挥若定，率领中原军区5万将士，于6月26日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在湖北的宣化店地区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最后终于冲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进入陕南，胜利实现战略转移。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先念同志亲率第十二纵队反攻中原。后与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一起参与指挥了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战略进攻的伟大构想。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先念同志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先念同志的戎马生涯中，大部是在湖北度过的，在湖北人民武装革命斗争的丰碑上，将永远铭刻着李先念的光辉名字。
（二）
全国解放后，先念同志把主要精力转到了领导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上。从1949年直到1954年的5年中，他先后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兼武汉市委书记、市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在此期间，他为接管城市、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治理长江，以及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创造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如同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一样，先念同志在领导湖北的工作中十分注意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指示。新解放的湖北，百孔千疮，万事待兴，如何确定工作重点，是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从全国总体情况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湖北属新解放区，广大农村尚未实行土地改革，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土匪恶霸沆瀣一气，肆虐为患，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在他和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组织与领导下，湖北的剿匪反霸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先念同志十分重视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在他的重视下，1950年开始，湖北省委就逐步建立与健全人民民主机构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全省民主建政工作稳步开展，广大农村新解放区先后成立了农代会、农民协会，城市也进行了民主改革，取消了封建把头，选举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各级政府的工作。他对党的建设也毫不放松，多次在省委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整顿思想，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吸收大批先进分子到党内来，增强党的战斗力。
领导的责任，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先念同志以“五湖四海”的胸怀，把从四面八方汇合到湖北来的干部紧密地团结起来，把党外的有识之士和才识卓著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湖北解放时，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随他转战多年的老同事、老部下，也有随我大军南下的新战友。对于这些干部，他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唯贤是举，使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以饱满的热情，全力投入各项工作。当时，湖北全省区以上的老干部不足4000人，干部奇缺，先念同志及时把教育提高老干部、培养训练新干部、提拔优秀工农干部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并把它提到战略任务的高度。在他的倡导和领导下，全省创办了不少培养各类干部的学校。1949年8月1日，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创办了湖北革命大学，他亲自兼任校长，先后共培训学员1.53万余人，除中央调走3000余人外，其余绝大部分分配在湖北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工作，成为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的骨干力量。
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湖北同全国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如何正确地对待胜利，是党的各级干部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针对这一情况，先念同志于1951年5月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就干部思想作风建设问题作了两次报告。他尖锐地提出了要“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洞叫好”，严肃地批评了有些同志盲目乐观、华而不实的错误倾向，并要求把克服这种错误倾向作为干部思想建设中的一个问题来抓紧解决。他还论述了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保持持久的工作热情的重要意义，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从这一高度来加强思想建设，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情绪，以不断艰苦工作、努力学习的实际行动，去完成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中国的艰巨任务。
1952年先念同志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期间，武汉市发生了一个复杂案件，市委、市政府因此被改组，有些干部惴惴不安，担心被株连；个别派到武汉市去的同志把问题看得过重，认为还应再查处一批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先念同志对武汉市的工作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了解和全面分析，向中央写出报告，稳定了大家的思想情绪，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武汉市干部的积极性。后来，先念同志又主持召开了武汉市委扩大会议，深刻阐明了经济建设和巩固政权、政治改革的关系，明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号召广大干部要像当年学习军事一样，学会经济建设这门复杂的科学。这次市委扩大会议，把武汉市的经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先念同志还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在百废待兴、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织领导了一些紧迫的经济建设项目，特别是针对湖北水旱灾害威胁严重的情况，提出必须大搞水利建设，努力为农业的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省以恢复和整修小型水利为主，并修建了10余处中小型排灌工程。1952年湖北遭受大旱，由省政府拨款，又兴建了麻城大坳水库、孝感金盆浴鲤水库等中型水库。与此同时，为确保江汉平原和武汉市的安全，先念同志组织领导了治理长江的初期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工作。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湖北（也是全国）建设的第一座最大的防洪工程，在1954年湖北人民战胜近百年来特大洪水的斗争中首次开闸分洪，就充分显示出它对抗御洪水、确保荆江大堤、保障湖北腹心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巨大作用。
先念同志1954年夏调到中央工作后仍然对湖北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一直非常关心，并多次回湖北视察工作。他从全国的大局着眼，对充分发挥湖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优势、对充分挖掘和利用湖北丰富的资源，作出了许多精辟的指示；对建设丹江水库、葛洲坝、武钢、二汽和长江大堤复修等大型建设工程，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对湖北的改革开放、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寄予殷切的希望；甚至在他病重住院期间，还念念不忘湖北省、武汉市的两个文明建设事业。先念同志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也贡献给了湖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先念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情怀、顾全大局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无所畏惧的胆略、谦虚谨慎的风格、脚踏实地的作风、廉洁奉公的品质，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努力使湖北的经济尽快上一个新台阶，以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悼念。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悼李先念主席
罗应怀
黄麻起义举红旗，
川陕转战垂青史。
巧夺懋功庆会师，
千里西征壮士驰。
中原逐鹿建伟业，
兴国安邦费操持。
杜鹃花开花又落，
噀血鸣啼作挽诗。
1992年6月27日于北京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巨星陨落五洲同悲
——沉痛悼念李先念主席
秦基伟 陈锡联 徐深吉 王政柱
6月23日，是李先念同志83岁寿辰，我们这些同他相识多年的老战士，都盼望能为他祝寿。不料，6月21日，传来了先念同志与世长辞的噩耗，我们无不感到震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悲痛之情难以抑制。
我们和先念同志来自同一故乡。青年时期，我们跟他一起闹革命。是他，引导我们走上革命的路。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我们对先念同志有着深切的了解。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智勇兼备的军事家，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位意志坚强的革命家。
先念同志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很小失去父母。种过地、放过牛，12岁就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他和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息息相通。在武汉他受到了党的教育。北伐战争胜利后，他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枪毙反动地主，在家乡搞得很红火。1927年，李先念同志率领本乡农民自卫队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点燃了大别山的革命烽火。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以后又回到地方先后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陂安南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0月率领300余名青年加入红军。从此后，他在徐向前同志的领导下，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为创建和发展红四方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念同志能文能武，智勇兼备，深得徐向前同志的器重和赏识，关键时刻，常常委以重任，难下决心时，也常常同他商量。由于先念同志的英勇善战，很短的时间内，他就由团政委升任师政委、军政委。他所领导的红三十军成为红四方面军中守如泰山、攻如猛虎，英勇善战的主力部队。
1932年10月，由于张国焘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采取错误方针，以及敌众我寡等原因，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形势十分严峻。李先念同志率部在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等地与敌激战，重创敌军，为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作出了重大贡献。西征转战途中，方面军总部在枣阳新集被围，情急势迫，十一师政委李先念率部驰援，将敌击退，使总部转危为安。
在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围攻中，红十一师为反攻先头部队。李先念同志率三十三团从空山坝以北的深山老林中开路，劈荆斩棘，冒雨疾进，插敌侧后，断敌退路，突然向敌发起猛攻，打得敌人茫然不知所措，阵脚大乱，为部队的全面反攻立了头功，战后受到方面军总部的表彰。1933年10月，在宣（汉）达（县）战役中，先念同志率一个营，化装混入溃退的敌军中，突入达县城，抢占制高点。老牌军阀刘存厚作梦也没有想到红军会从天而降，仓皇逃跑。他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全部落入我军手中。此役显示了先念同志高超的指挥艺术。
1935年5月，先念同志肩负起迎接中央红军的重任。他率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和九军的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筹集物资，为中央红军北上准备了一个立脚点。行前，徐向前与李先念深夜交谈，详细分析了敌情，向中央提出了实行川陕甘计划的建议。徐向前随后又派人给李先念送去两幅地图转交中央。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听取了李先念的汇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府，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与“川陕甘计划”有相近之处，李先念同志为中央确立北上方针作出了贡献。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胡宗南部一个师在包座挡住红军北上的去路。李先念同志请缨破敌。他指挥三十军部队采取围点打援、分割围歼、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一个师另一个团全歼，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为实现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6年11月，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李先念率三十军强渡成功，为后续部队过河开路护航。
李先念和徐向前同志不仅在军事上相辅相成，配合默契，在政治上也肝胆相照，视为知己。红四方面军在草地南下后，徐向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作法极为不满。在一个小土堆上，和李先念同志促膝交谈，表示了共同维护中央和红军团结的决心。
李先念同志作为徐向前同志的重要助手，率领红三十军迭摧强敌，屡建奇功，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拥护和爱戴！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同志率部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牵制了国民党30万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华东、华北部队作战和进军东北。1946年7月，敌大军包围中原解放区。李先念同志面对强敌，沉着果断，巧布阵势，迷惑敌人；部队与敌白刃格斗，顽强拚搏，胜利地实现了中原突围。中原突围的胜利，震动了全国，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军区部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显示了先念同志指挥部队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李先念同志是一位大智大勇的军事统帅，他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先念同志先后任国务院第一、二、三、四、五届副总理，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在长达30年的工作中，他呕心沥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先念同志是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又任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的要职，是中国政坛上一颗璀璨的巨星，闻名中外的国务活动家。他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问题，洞察时局，因而他站得高、看得远。在党和国家紧要关头，处变不惊、力挽狂澜，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惊人胆略和宏伟气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他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大义凛然，同林彪、“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义正辞严地质问“四人帮”一伙：“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在国家危亡之际，先念同志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耿耿丹心和凛然正气。1976年，毛泽东同志去世后，“四人帮”加快了夺权的步伐。我们这些老同志忧心忡忡。有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开会碰到先念同志，表示了我们的担心，他胸有成竹地说：“总要想个办法嘛！”那段时间里，他不顾年迈体弱，和叶剑英等同志周密磋商，精心筹划，顺应人民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革命。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先念同志作为主要决策者之一，其历史功绩，永不磨灭。
粉碎“四人帮”之后，先念同志协助邓小平同志肩负起整军治国的重担。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参与制定了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制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退居二线之后，先念同志坚定不移地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他和邓小平、陈云同志一起成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坚强后盾和中流砥柱。
在党的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李先念同志屡经风浪，功勋卓著。党中央称誉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李先念同志的身上，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特有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我们这些老同志深受他的教诲。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他都矢志不移，义无返顾。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他率领西路军余部千余人，翻越了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跨过了浩瀚的戈壁，忍饥熬寒，踏冰卧雪，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终于把部队带到了新疆，为我们党保留了重要骨干。徐向前同志生前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先念同志把几百人带到新疆，真是了不起呀！”先念同志具有纯洁的党性和高度的原则性。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光明磊落，仗义直言，从不考虑个人安危。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他领导的三十军，顶住了张国焘大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保护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长征路上，他和徐向前同志一起，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1982年，他受邓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查阅了西路军问题的大量资料，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几个历史问题的说明》，为党中央对西路军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提供了重要依据。先念同志谦虚谨慎，虚怀若谷，颇有宽以待人的长者风度。他常对我们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我们听了，很受教育。先念同志之所以成为成熟的、老练的革命家、政治家，是与他勤奋好学分不开的。先念同志爱兵爱将，对同志、对部属关怀备至。1938年，李先念同志率部重返大别山。他派出侦察员，四处寻找老战友的亲属，也找到了陈锡联逃荒要饭的母亲，并给了她救济款。从此，这位老人结束了逃荒要饭的生活。他就是这样，关心着他的同志、部属、朋友，和同志之间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在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
巨星陨落，五洲同悲。李先念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国际政坛上也失去了一位为世界和平而战的伟大战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朋友都沉痛悼念他，我们为失去这样的一位好领导而有裂腑之痛。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们对先念同志的无限哀思，惟有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完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安息吧，敬爱的先念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