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写给聂司令
萧克
聂司令，我来晚了！
这几年，每当迈进你那幽静的院子，我的心情总是矛盾的，想去看你，又不敢去看你——虽说都在北京，每年也难得见几次面。只要见了面，要说的话总是那么多，你容易激动，我也容易激动。每当这种时候，医护人员就要提醒，要来暗示，我们急忙打住。因此每次离开你那里以后，总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
本来说好了的，“八一”节以前到你家去探望，听工作人员说你的身体不太好，我和先佛同志想等你好一点后就去，谁知等来的却是你的噩耗……
聂司令，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那是陕甘宁大会师时，你是一军团的政委，我握着你的手，说：“聂政委，你是我的老长官啊！”
你注视着我，好像在问：这话怎讲？
我说：“南昌起义时，你是我们二十四师的党代表。我是七十一团二营八连指导员。”
“是吗？”你很是高兴，握着我的手用力抖了抖，问：“起义的时候你们担负什么任务？”
我告诉你，我们二营打匡庐中学。
你对那次战斗记忆犹新，说起了许多同志的名字，还提到我们二营营长廖快虎。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谈话。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了不少关于你的情况——南昌起义后，我看到过上级通报，说是你来我们师当党代表。我们营长告诉我，你是个法国留学生。后来见到关向应同志，他说他和你一起在莫斯科留过学。他对我说，你是一个不多讲话而又很会想事情的人。
从1940年起，我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你是晋察冀中央局的书记、军区司令员，我做副司令员，在一起办公，一个锅吃饭。你是主要领导人，又长我们好几岁，你的确有长者之风。你不仅在根据地政策的制定和重大军事部署上体现了党在革命战争中的战略思想，在工作方法上给我们以教益，在为人处事、品德操行上也为人师表，就是在文明礼貌、卫生整洁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我忘不了，你对待同志的宽厚态度。
在晋察冀整风的时候，有些同志的言论，对你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给你的工作和处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你豁达大度，以诚待人，团结他们一起工作。
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都和我讲过，你在这里的工作是好的。而你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
所以，你在老同志们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不整人不等于不批评人，你对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也是毫不留情的。有时在会议上，有时在小的范围内，你会很严厉批评的，目的在于使被批评者真正接受教训，改正错误。
我在你的领导下工作，感触最深的还有一点，就是你的那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你还记得吗？1946年的秋季，我们在中央军委的争取“三路四城”（平汉路、平绥路、同蒲路；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的方针下保卫张家口，这时蒋介石已开始对解放区进行全面的战略进攻，在平绥路东西集中重兵，准备攻占张家口。张家口两面受敌。当时我们在集宁失利，大同又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继续保卫张家口是很不利的。因此在决定大同撤围后，你立即召开中央局常委会，你把平绥线的军事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你肯定地说：“我们不能在平绥线上打下去了，我们要向中央提出意见的。”与会的同志通过了你的意见，以中央局的名义给中央写了报告。中央很快同意了我们的建议……
实践证明，你的意见和中央局的决定是正确的战略决策。这对我们以后的军事行动有重大意义。从此晋察冀军区的军事形势变主动了，连战皆捷，直到配合东北部队入关，取得了平津和晋绥的解放。
1945年4月，我们得悉傅作义的四个摩托步兵师和骑兵师由保定偷袭石家庄，军区决定我去那里指挥，并说从北面调一个纵队南下，参加保卫石家庄战役，但要十天的时间才能赶到。我立即赶到这个华北重镇，与当地的党政领导研究对策：一是制定军政后方机关尤其是物资的撤退方案；二是想方设法迷惑敌人。每日晚饭后，我们就故意到街上步行一圈，让老百姓传话，说军区和市政府没有撤。同时，每天出战报，说敌人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如何对付，既安定人心，也迷惑敌人。与此同时从保定南到正定沿线，发动民兵，埋设地雷，构筑工事，层层设防。再加上我们的电台广播，示敌我已有准备。在我们的迷魂阵面前，傅军前进缓慢。七八天后，阎锡山派来一个师在平定，被我南来的第六纵队全部歼灭，傅部到沙河就缩了回去。
1945年冬，我正在石家庄附近的华北军大开会，忽然接到你的电话，至今我还记得你在电话里的四川口音。你说“老萧哇，有情况了，傅作义又要袭击石家庄，兵力和上次一样，你马上去那里，安排部署。”
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这次要比上次更对我有利：正太线已为我所有，西面无顾虑，保定、石家庄一线的民兵比以前更强，冀中就近调来的两个团部署在沙河、唐河，军大教导团在滹沱河，同时我们又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结果，不到十天，傅作义再次退回去了。
事后，同志们都说：是聂司令指导我们把傅作义吓跑了。刘伯承同志说：是聂荣臻唱了一出空城计。
你听到后，只是笑笑说：不是我，是老萧他们搞的。然而我要说，是你的战略决策的威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你在总参当代总长。不久我从中南军区调回来，还是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后来我在训练总监部工作，也和你有不少接触。你对抗美援朝战争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你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你为我军的国防现代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后来，我到国务院农垦部工作，与你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了，但还常往趋问。你还记得和我谈粮食问题，谈水土保持问题吗？你虽然身在军队，但你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农业，关心着老百姓的疾苦。60年代初，你在一份报告上看到，海南岛水土流失严重，你对我说：“你在农垦部，可要注意水土保持，不然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你们开荒是好的，但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你还说：“要注意粮食问题，没有粮食，军队不能打仗，老百姓也不会安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你也和我们一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那时候大街上的大标语是“万炮齐轰聂荣臻！”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处境。就在这时候，我被造反派抓走了。
我记得很清楚，是1967年的7月30日的上午，我被他们弄到了农业大学的一间房子里，说是要开万人大会批判我。
我去了哪里，家里人不知道。先佛同志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了聂司令。
她到了你的家，写了一封求援的信，请你转交给周恩来总理。你当时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你还是很快把这封信转交给了周总理。
我在“群众专政”中，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知道后来他们对我放松了管制，十天后我就回家了。
每当提到这件事，先佛同志总要说：多亏了聂司令！
1972年，我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给你那里打了个电话，说想去看望你，你叫我马上就去！
我很快就到了你的家里。你问我江西的情况，你问我的处境，你还问我的家人……我们不能不谈到“文化大革命”。你对江青等人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你说：“什么文攻武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搞这一套，这不是号召全面内战！”
我们当时说啊说，好像要说的话总也说不完。出门时你还叮嘱我，到外面还是少说为佳……
后来，我到军政大学工作，我还是每年要去你那里。
每次去了，都会有一定的收益。
有一次，你谈到叶挺同志。你说南昌起义后，叶挺同志提过两个建议，汤坑失败后，叶挺同志提出，队伍向闽南发展，那块地方是三个省谁也不管的，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我们容易站住脚。过去孙中山有两次都是被迫来这里经整顿补充才再出去发展的。
你还谈到，广州起义第二天，叶挺同志就主张撤退。而当时有很大权力的那个德国人却十分蛮横地指责叶挺同志是土匪！说到这里，你慨叹道：“当时没有听叶挺同志的意见，不好哇！”
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康生。我说：“康生在延安发表过一篇文章，说陈独秀每个月从日本人那里领取300块大洋。”
你好半天不说话，大约过了一分钟，你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得了的吗？”
正是你的这种实事求是态度，这种敢讲真话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聂司令，你走了，你光明磊落地走了，你心怀坦荡地走了，但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聂司令，我们将永远怀念你！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喜未虚度华年”
——忆任重同志
戎子和
前些时候，我的几位要好的同乡程子华、张友渔等同志，相继逝世，我不胜悲痛。不久前，我的好战友王任重同志又过早地离去，使我悲上加悲。每当熟人聚会谈到任重同志时，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伤感，历历往事，涌上心头。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太行时，就听到来自冀南的同志说，任重年轻有为、意气风发、才华出众、能力很强，在冀南的干部群众中很有威信。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对任重有了好的印象。
解放战争时期，我开始与任重同志接触。由于我们都做财经工作，联系较多，日渐熟悉。在频繁的交往中，特别是通过“庞村会议”（注一），加深了我对任重同志的好印象。“庞村会议”是继“峰峰会议”（注二）之后，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的一次重要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继续贯彻“峰峰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实施边区财经统一，以便集中一切可能调动的人力物力，保证刘邓大军的战勤供应。任重同志代表冀南党政领导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不仅表示坚决拥护边区的财经统一、接受会议分配给冀南的各项支前任务，而且还对冀南和全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作了精辟论述。与会的同志对他的发言，评价很高。大家感到任重同志既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又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善于思考，又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主持会议的薄一波同志也认为任重讲得好，讲到了点子上，要我（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财办主任）以任重同志的发言为主，结合其他同志发言内容，整理成简报，电报中央。中央收电后，很快复电，对这次会议予以鼓励，并将这次会议的情况，通报各解放区参考。晋察冀解放区的领导机关接到中央通报后，提议由中央召开一次财经会议，专门研究晋冀鲁豫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中央同意了晋察冀边区的建议，不久在武安冶陶召开了“华北财经工作会议”。这是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召开的一次规模最大的财经专业会议。至今，我对任重同志在“庞村会议”的发言，记忆犹新。他当时的发言，对推动华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变化，晋冀鲁豫边区在财经方面不仅要供给从本区出去作战的刘邓、陈谢两支大军的战勤需要，而且还要承担一时转战在本区的陈粟大军的部分物资供给。为此，我和宋任穷、杨立三同志曾赶赴陈粟大军的鲁西南前线司令部商讨具体供给方案。在由鲁西南返回太行途中，我们绕道临清和冀南党政机关驻地威县，向区党政领导通报有关情况并交办支前任务。通过对冀南的实地考察和与任重同志的直接接触，使我对任重主持的冀南财经工作有了较多的了解。我深切地感到，任重在工作中朝气蓬勃、多谋善断、思路宽阔、办法多样，开拓劲头很大。他做事情，从不安于现状，总要有所成就、有所发展。任重同志这种充满生机的工作作风，使我进一步增添了对他的好感。
全国解放前夕，任重带领冀南干部南下，先后担任武汉市和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并主管财经业务。在接管城市、支援前线、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以及后来的经济建设等工作中，他的智慧和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做出了众所周知的成绩。“文化大革命”前，任重同志已经先后担任中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虽然担子很重，但他工作卓有成效，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器重。也许正是为此，“文革”期间，任重同志才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都获得了“解放”，又同在陕西。见面之时，他仍谈笑风生，显露出一种历经数年磨难，但锐气不减当年的气魄，使我非常钦佩。不久，我们先后调回北京。
在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他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拨乱反正的决心和魄力，使我非常敬佩。我从陕西调回北京后，担任财政部顾问并兼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财金学院被迫撤销，师生员工全部被“扫地出门”，校舍也改办成工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决定恢复一批高等院校，而财院的校舍，却因种种原因一直拖延不给腾出。这一争议，成为当时首都高教战线上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师生写信给当时参与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见信后，立即批给任重同志查处。任重同志明确批示：要工厂把“能让出的房子立即让出”，其余的，也必须“限期搬开”。全院师生得知任重同志的这一批示后，无不欢欣鼓舞，不少人为此落泪。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说明，任重同志办事认真，唯实；他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对“四人帮”破坏教育造成的灾难，深恶痛绝；他对小平同志关心教育、重视人才的思想有深刻理解。后来，我还听说，有些高等农林院校的复校工作，也是在任重同志的亲自过问之下，才得以恢复正常教学、科研秩序。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政协举办的老年书画展览。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任重同志为那次展览所书赋的一首诗：“一生饱经风险，喜未虚度华年，含笑回首往事，有志谱写新篇。”这是任重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恰如其分的描述。正当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需要任重同志这样成熟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承上启下、谱写新篇之时，他却离开了我们。他的早逝，是党的事业的重大损失。任重同志工作战斗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任重同志的光荣历史和不朽功绩，将永留人间。
任重同志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任重，安息。
注一：庞村是邯郸郊区的一个村庄。一九四六年夏，晋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随晋冀鲁豫边区领导机关移至庞村一带办公。财办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在庞村举行。后来大家称这次会为“庞村会议”。
注二：峰峰，即邯郸市的峰峰。日本投降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简称邯郸局）一九四五年冬在峰峰举行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议题是整军、减租、生产、财经等问题。人们称这次会叫“峰峰会议”。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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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帅，景山居民永远怀念您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工委、办事处
我们的老邻居，敬爱的聂荣臻元帅于5月14日晚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开，大家顿时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
虽然聂帅生前留下遗言：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设家庭灵堂。但是，连日来，街道群众自发地组织了各种悼念活动。东城区和景山街道的党政领导同志主动到聂帅家里吊唁。聂帅住所所在的吉安所居委会的干部也将一只代表全体居民心意的大花圈，敬献在聂帅亲笔题名的“吉安所军民共建文明小区”纪念碑前，居民们自发地来到这里，默默地三鞠躬，寄托哀思。还有吉安所的十几位老大妈从画报上剪下聂帅的照片，找来镜框镶上，端端正正地挂在居委会办公室里。望着聂帅的遗像，烈属刘金朵大妈眼泪汪汪地说：“一看到那块共建小区的碑，就想起聂老帅。逢年过节，老帅总要让警卫人员来看我，帮助我打扫卫生。我决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关怀，今后要为小区建设多出力。”烈属马承敏大妈是聂帅的老邻居，她激动地说：“今年春节，老帅还让秘书来给我拜年呢，老帅每年都让人来看我。”
聂帅是吉安所的老住户了。北京解放后，他就在这里安了家。43个春秋寒暑，聂帅以普通居民的身份生活在邻里之间。他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和周围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83年春天，吉安所居委会着手整治环境，在栽花种草时，需要用车拉粪施肥，可是到哪去找车呢？几位老主任想到了聂帅，老帅欣然应允，并派警卫战士参加劳动。吉安所居委会办公室翻建之后，暖气一时没有装上。聂帅得知这一情况后很不安，他叮嘱：不能让居委会干部挨冻。事隔不久，警卫战士就为居委会装上了暖气。居委会销售社会福利有奖奖券，每次群众购买后，不管剩多剩少，聂帅的夫人张瑞华大姐总是热心地全包下来，决不让大伙为难。居委会主任柯德华回忆起这些往事，感慨地说：“每当我们遇到困难，聂帅总是派人来帮忙，居委会的力气活，老帅身边的警卫战士是突击力量。老帅的心和我们群众贴得多么近啊！”
聂帅功高不自傲，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他把周围群众看成是自己的亲人，把街坊邻居看成是自己的父老乡亲。多少年来，逢年过节聂帅都要委托秘书带着水果到居委会慰问老邻居。居委会办公室的挂历，每年都是老帅送来的。去年元宵节，聂帅邀请区、街道领导和老邻居到家作客，话国事，叙家常，共庆新春。老街坊们也推举代表去看望聂帅，大伙合计着带点什么礼品好，有的说买盒大蛋糕，有的说买件工艺品，大家斟酌再三，最后决定写封慰问信，向聂帅讲讲心里话。老帅在俭朴的客厅里接见了乡亲们，连声说：“咱们是一家人，你们太客气了。我从1949年住在这里，已40余年，得到邻里和各级政府的关心照顾。我要向你们表示感谢。”说罢，他拱手向大家致意。区委书记许海峰向聂帅介绍了东城区的基本情况，并告诉聂帅区里正在召开人代会。聂帅当即请他转达对代表们的问候。接待结束时，聂帅和张大姐同大家合影留念。
1990年“八一”前夕，街道举行庆“八一”拥军优属活动，正在外地的聂帅听到邀请他的消息后，特委托秘书代表他参加庆祝活动。秘书捎来老帅口信说：他长期住在景山街道管区，感谢各级党政机关和众邻居的关怀帮助。还说，只要真正做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我们就一定能夺取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胜利。老帅的话，句句语重心长，字字情真意切，对我们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聂帅虽然早已辞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仍然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和敏锐目光，关注着为之奋斗一生的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吉安所的军民最难忘，在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德高望重的聂帅多次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协助居委会作好群众工作，确保居民生活不受影响。遵照聂帅的嘱托，警卫战士同居委会干部、公安干警一道，昼夜值班巡逻，宣传教育群众。附近居民也纷纷参加了维护地区秩序的活动。由于军、警、民共同努力，吉安所地区宁静如初。
聂帅十分关心景山地区军民开展的共建文明街道活动。去年5月，当他得知吉安所一带的3个居委会要联合创建文明小区的消息后，便欣然为之题词：“吉安所军民共建文明小区”。在聂帅题词的鼓舞下，军民共建活动蓬勃开展。一年多来，负责聂帅警卫任务的战士主动和居委会联系，承担起照顾7户军烈属和孤寡老人的重任。他们定期到各家收拾屋子，清扫垃圾，解决实际困难，深得老人和周围群众的称赞。居委会在拥军活动中也扎扎实实为战士排忧解难。去年夏天，安徽等省遭受百年不遇水灾，小区居民给小区里8名南方籍战士家里写了慰问信，还寄去了毛巾被、被罩等生活用品，战士家里的亲人十分感激，纷纷回信表示感谢。小区文明建设也有了新的进展，家家户户争做“五好家庭”、“卫生之家”、“文明市民”和开展“邻里互助”等活动，形成了“爱小区，建小区，护小区”的良好风气。
聂帅长期主管国家和军队的科技工作，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一位伟大奠基人。作为聂帅居住地的景山街道，在聂帅精神的鼓舞下，在东城区第一个成立了科协。几年来，街道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街”之路，通过多种形式，引进、调入了一批科技人员和业务骨干，研制出“数控火焰切割机”等一批高水平的产品，为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年3月，街道召开了“第五届科协大会”，提出了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奋斗目标。会后，大伙商量请聂帅题词给大家鼓鼓劲。街道领导向聂帅秘书通报了大会情况和科协五年来的工作。聂帅秘书觉得很好，并说：“现在聂帅身体不太好，稍好之后再报告你们这个要求，聂帅会同意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聂帅走得那么急，那么快，我们这一热望竟成了千古憾事！但我们一定牢记聂帅生前关于发展科技的指示精神，坚持按照“科技兴街”之路走下去，争取更大的成绩。
敬爱的聂帅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光彩照人的崇高思想品质和伟大的历史功勋，以及他对我们的教诲和帮助，将永远铭刻在景山居民的心上。我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聂帅遗志，把景山街道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