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卓有成效
各地开展禁毒查禁卖淫嫖娼等专项斗争深得人心
本报讯记者吴恒权报道：今年3月2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公布一周年的日子。一年来，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两个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卓有成效。去年，全国刑事案件上升幅度比1990年下降，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刑事案件比1990年减少。全国多数地区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全感增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反映，党和政府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得人心。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落实，齐抓共管的局面正在形成。全国各地普遍把综合治理的任务、要求、目标分解到基层单位和治安负责人。甘肃、江西、河南等省通过实施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调动了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性，收到良好效果。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也将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纳入工作议程，并针对本系统、本部门的实际，大抓了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中央新闻单位在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国各级政法部门在综合治理中自觉发挥骨干作用。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和重点治理工作深入发展。全国各地在综合治理中坚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同时，针对不同时期突出的治安问题，开展了打击犯罪的统一行动和专项斗争。黑龙江省把破大案、抓逃犯作为攻坚战，挖出一大批隐藏较深的犯罪分子，促进了基础工作，带动了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全面开展。
目前，全国有1／3的省、市、自治区在所辖地、市或县开展了重点治理工作。铁道、交通、物资、新闻出版、工商行政管理、旅游等部门结合本行业的特点，也开展了重点治理的工作。此外，各地公安司法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连续开展了禁毒、查禁卖淫嫖娼、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打击铁路、公路干线车匪路霸和反走私等专项斗争，收到明显成效。
——基层基础建设和社会防范机制进一步加强。辽宁、江苏、上海等省、市的政法部门精简上层，充实基层，为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提供了人力保障。去年，全国有27个省、市、自治区共选派1万多名干警到街道、乡镇任副职，专抓综合治理工作。一些地区城乡治安联防已趋网络化。据25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群防群治专职、兼职队伍已达1037万多人。
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和配合下，一些大城市和沿海、沿边地区，军、警、民联防进一步加强，对震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综合治理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一年来，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后，全国已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条例、规定，一部分省、地、县党委、政府作出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第1版(要闻)
专栏：记者来信
打击假冒保护名牌
最近，上海自行车三厂和上海自行车厂，由于受到假冒其商标自行车的严重侵害，不断向社会各界呼吁：救救“凤凰”！救救“永久”！
这两家自行车厂都是国家一级企业，他们的“凤凰”和“永久”商标均在“中国十大驰名商标”之列。据上海自行车三厂提供的材料，去年这个厂几乎每天都要接到消费者的举报或工商局的送样鉴定；上海市、区工商局办理的假冒凤凰商标案一个接着一个，执法人员昼夜奋战，转战南北，快要成为“企业执法队”了。
河南、江西等地消费者说：我们喜欢凤凰，但因假冒的太多，不敢买凤凰车了。他们要求工商局的同志领着去买正宗凤凰车。
一些销售凤凰车的商店经理也表示担忧，如此鱼目混珠，就是真凤凰车，顾客也将信将疑。
上海自行车厂副厂长贺瑞林日前对记者说，假冒“永久”牌自行车不法活动遍及全国各地，侵权案件涉及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43个地区市和近200个县，假冒“永久”车的总量高达500多万辆。甚至在上海淮海路商业区旁边的马路上，也有个体户将废次零件拼装成“永久”牌轻便车公开出售。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假冒名牌商标远远不止“凤凰”和“永久”，几乎所有在消费者中有声誉的商标都遭到假冒商标的染指。
新华社记者 傅刚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简报
乌鲁木齐至阿拉山口开行客车
乌鲁木齐至我国最西端的火车站——阿拉山口站的旅客列车22日正式开行。这条干线全长460公里，途经37个车站，由乌鲁木齐客运段515／516次列车担当客运。乌鲁木齐至阿拉山口的北疆铁路是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山口站被国务院批准为一类口岸。 （均据新华社）
第1版(要闻)
专栏：
“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中国主权问题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 多杰才旦教授
编者按：一个时期以来，某些西方人士煞有介事地就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他们以为谣言重复多遍就能变成真理。然而谣言毕竟是谣言，他们的种种编造，是决然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本文作者是藏族人，亲身经历过西藏新旧两个社会，曾对西藏的社会状况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调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列举大量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说明昔日的西藏农奴制度是怎样残酷地摧残人权的；而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翻身作了主人的百万农奴才能够充分享有人权。那些喋喋不休地对西藏的所谓“人权问题”说三道四的“人权卫士”，谈论西藏的“人权”问题只不过是借口，企图干涉中国的内政才是他们的本意。凡是对中国抱有善意的正直的人，请读一读这篇文章，这对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认清“人权卫士”的真面目，大有裨益。
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某些国外人士就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说什么中国在西藏不讲人权，诸如“种族灭绝”、“镇压平民”、“毁灭宗教”、“迫害喇嘛”等等。一些人还不断在国际组织中提出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企图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些做法是对西藏历史缺乏了解，歪曲了现实。
我作为一个长期在西藏工作，现在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藏族人士，对西藏的现状和历史是清楚的。西藏绝不像某些分裂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在和平解放以前是“一片圣土”，而现在则是一个“被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地方。恰恰相反，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一些享有特权的高级僧侣实行专制统治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有些外国朋友也许不了解旧西藏的情况，但对欧洲的历史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中世纪的欧洲也曾存在农奴制。这一制度以其极不公正、极不人道、极其残酷而著称于世。这是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令人不堪回首、非常黑暗的一页。而在1959年前，旧西藏长期存在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更具典型性，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奴的生存权利的摧残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时，占人口95％的农奴没有土地，更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而当时约占人口5％的农奴主，即噶厦、贵族、寺院上层僧侣不仅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而且对手下的农奴有绝对的处置权利。他们所推行的挖眼、刖足、割舌、推崖、戴石帽、站囚笼等残酷的刑罚，至今回忆起来，仍会令人心惊胆战。
我50年代初曾对当时西藏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亲眼看到西藏的官家、贵族、寺院三大领主不劳而获，养尊处优，生活豪华，享有各种特权。如旧西藏地方政府资深的噶伦索康·旺青格来用两万品（每品合五十两白银）藏银和一匹乌色走骡贿赂摄政活佛而当上了噶伦，这笔钱按当时物价足够维持6000多中等生活水平的农奴一年的口粮，这是拉萨尽人皆知的一桩政治丑闻，以致人们到处笑谈“尼赤加莫（藏语两万和一匹乌走骡）”。在旧西藏没有自由民，除少数领主外，占西藏总人口95％的人全是农奴和奴隶，西藏没有不属于领主的农奴。他们祖祖辈辈依附在领主庄园的土地上，被迫进行繁重的劳动，负担着沉重的差役租税。不仅如此，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完全隶属于领主，领主对他们可以随意支配、交换、转让、毒打，以至残害致死。就连农奴们见面时，通常首先不问彼此的姓名，而是互问对方主人的名字。去年我去日本进行学术访问考察时，曾遇到两位50年代末到国外的藏胞学者，我仍按旧西藏的习惯问他们的主人是谁时，他们都很自然而清晰地回答出自己原来的领主。在旧西藏的寺庙中也存在着鲜明的等级差别，多数下层贫苦喇嘛没有权利和条件学经，他们终年劳役，实际是穿着袈裟的农奴。
在旧西藏，广大农奴的生活十分悲惨，在贫困、饥饿、死亡线上苦苦挣扎。50年代初，我在拉萨看到城东、南、北多处破旧不堪的贫民窟里尽是衣衫褴褛、冻馁街头、风餐露宿的乞丐，就连所谓“罪犯”也因监狱不提供饭食而肩扛木枷，脚戴铁镣，沿街乞讨。其情其景令人触目惊心，至今难忘。农奴们的悲惨际遇，与那些身着绸缎黄袍，骑着高头大马昂首过市的领主官员们形成鲜明的对照。1959年藏历正月传召大会时，我曾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发放布施的工作，领取布施的除喇嘛外，还有涌集拉萨近万人的乞丐，须知当时拉萨市的人口总共才两万多人。旧西藏农奴中有句流传广泛的民谚：“农奴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影子，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这是西藏广大农奴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铁一样的事实证明，在旧西藏，绝大多数藏民连起码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何论享有其他人权？旧西藏罪恶的人权记录是任何人精心编造的谎言所无法遮盖的。
1959年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一举埋葬了极端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西藏人民终于挣脱了枷锁，获得了解放，成为新西藏的主人。他们不仅和全国人民一样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广泛的权利，还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自治权利，以及全国人民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无私支援和中央政府赋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因此，自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特有的文化和语言得到保护，藏传佛教得到尊重，人口数量也大大增加。只要尊重事实，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今日之西藏，完全不存在所谓侵犯西藏人权的问题，恰恰相反，正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保障了广大藏族人民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实现，使他们能够充分享有人权。
西藏人权状况发生的极为深刻的变化，我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其一，现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吉普·平措次旦先生是旧西藏的贵族曾任原西藏地方政府江孜宗的宗本（长官），而与他同样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拉巴平措先生过去则是吉普贵族家里的农奴。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二，堆龙德庆县辖的色新村，曾属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治下的庄园，50年代初，村中仅有22户人家，其中18户是农奴，四户是家奴，庄园总人口不足120人。如今全村已有65户人家（都是藏族），总人口多达354人，较之40年前增长了两倍。村中适龄儿童入学率为百分之百，所有30岁以下的青年均接受过基础教育，其中有六名初中毕业生，相当高中文化程度的有三人，还出了一位女大学生，这是过去所无法想象的。仅从上述事实即可说明，在今日的西藏，人权不再是仅供少数领主享有的特权，而是属于广大藏族人民享有的平等权利。
国外某些敌对势力之所以无视今日西藏人权现状的事实，炮制“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的谎言，说穿了，不过想以人权问题为借口，肆意干涉我国的内政，最终把西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裂出去。而那些跑到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拚命鼓噪“西藏人权问题”，则是发泄他们对失去昔日的特权和西藏广大农奴获得解放并享有公民权利的不满和仇恨，迎合和投靠国外敌对势力，为他们充当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活动的急先锋、马前卒。因此，这两种势力在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上兴风作浪的同时，还大肆鼓吹“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理论之荒谬较之他们在“西藏人权问题”上编造的谎言毫不逊色。因此，我在这里不能不对此稍加辩驳。
早在十三世纪初，元朝实现了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的大统一。从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从那时开始，直至今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一直行使主权。对于自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可资证明，其中现存于西藏的300万卷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藏文档案亦凿凿可鉴，它就是对此问题的历史凭证。从六世达赖喇嘛到现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最后确认权，全属于历代中央政府，而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也是1751年经清朝乾隆皇帝批准才成立的。在二十世纪初以前的藏文语汇中还没有“独立”这个词。所谓“西藏独立”，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二十世纪初以来，英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控制、霸占西藏的目的，策划“西藏独立”，但他们的阴谋终究未能得逞。1931年（十三世达赖在世时）和1945年，西藏地方政府均派正式代表参加南京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相当于国会）。试问，如果当时的西藏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怎么会派正式代表去另一个国家去当国会议员？中国又怎么会接受一个外国人来当本国的议员？显而易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鼓吹“西藏独立”是毫无法理和历史依据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的是，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西藏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外国多数人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遂使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得以造谣惑众，以售其奸，确有不少善良但不明真象的国外人士受骗上当，附和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对中国政府进行各种责难，以致赞同西藏“独立”，客观上助长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外反华势力的气焰。但我坚信，随着我国坚定不移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世界上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明了西藏的今日与昨天，从而与造谣惑众者划清界限，而成为今日正在西藏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同情者、支持者，和中国人民一起共同迎接西藏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作者简历：
多杰才旦教授，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青藏高原研究会副主任。1952年曾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活佛，噶厦的噶伦兼藏军司令饶嘎夏，译仓的四大秘书长之一土丹登答，大贵族、学者江洛金和人类学家李安宅教授共同创办西藏的第一所现代化小学——拉萨小学。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在达赖喇嘛主任委员领导下任文教处副处长、副秘书长。后历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厅厅长、文教局长，创办西藏社会科学院，并任院长。1983年至1985年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第1版(要闻)
专栏：
在对外开放中发挥重大作用
我国海陆空一类口岸达154个
去年外贸进出口运量达2．34亿吨，比上年增长16．7％
本报北京2月24日讯 记者计泓赓报道：作为国门第一站的海、陆、空一类口岸，目前全国已有154个对外开放，比1978年增加两倍。这些口岸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去年以来新开放的有：内蒙古呼和浩特航空口岸、广东佛山铁路口岸、番禺南沙港和深圳机场；福建东山港和长江的芜湖、九江、武汉4个港口原来只对国轮开放，现已扩大为对外国籍船舶开放。今年，我国在中蒙、中越、中俄边界均将新开放一批口岸。
1991年全国口岸完成外贸进出口运量2．34亿吨，为年计划的122％，比上年增长16．7％；检查入出境人员705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7％。
一年来，各地口岸单位围绕优质高效、安全畅通目标，广泛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各地口岸的海关、边检、商检、动植检、卫检、港监、船检等还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国营大中型企业和外向型企业发展生产的政策措施。海关和商检部门对管理严、信誉好、经考核合格的企业，采取自我监管与查验部门不定期抽查监管相结合等方法，既推动了企业重视质量，又减少了查验工作量。
第1版(要闻)
专栏：奋进中的国营大中型企业
质量过硬结构优化效益倍增
玉溪卷烟厂去年利税三十九亿
十三年实现税利一百三十多亿元是前二十二年总额的十五倍
本报玉溪二月二十四日电记者李晓清报道：一九九一年，云南玉溪卷烟厂三喜临门：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被授予“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称号；“红塔山”牌卷烟等获国家质量金奖。按计划，一九九一年卷烟总产量比一九九○年减少百分之五点五，实现税利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七四，达到三十九点四亿元（含名烟浮价收入），居于全国烟草企业之首。据统计，从一九七九至一九九一的十三年间，该厂税利以年均百分之三十四点八的速度递增，累计实现税利一百三十二点五三亿元，是前二十二年的十五点一倍，累计创汇二亿多美元。
玉溪卷烟厂生产十一个牌号的产品，优质品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由于质量稳定，市场信誉超群，产品畅销，经济效益显著，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一九八九年卷烟产量已达一百一十三万箱。一九九一年，他们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卷烟总产量虽然减少了，但其中“红塔山”、“阿诗玛”、“恭贺新禧”、“玉溪”等四种名烟的产量却比一九八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五点五，实现税利增长百分之九十四点零八，取得了结构优化，效益倍增的可喜成果。
去年该厂四种名烟产量已达四十九点五万箱，占全国十三种名烟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二五，其中“红塔山”的产量已达三十一点四万箱，成为全国产量最大，销量第一的卷烟牌号。“红塔山”的市场售价已超过“万宝路”，“健牌”等国外名烟。
这个厂的负责人说，谁舍得在质量上花本钱，下功夫，谁就能赢得市场和效益，反之就失去市场和效益。该厂去年又有五个新突破，一是投资一点二亿元烟叶生产扶持金，对烟农进行科学种烟的技术指导，使中上等烟叶产量迅速增加，已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三四，上等烟叶的理化指标已达国际王牌烟叶的水平。二是投入上亿元，对上等烟叶全部按国际规范，用木夹板包装，高层库贮存，使烟叶自然醇化。三是对所有生产名烟的机台，全部采用自控装置，使每一道工序都处于电脑监控之下。四是搞好售后服务。五是推行质量否决权，使质量综合指标在全厂经济分配中占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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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口子对外联合办公
杭州批办三资项目效率高
本报讯 记者汤李梁报道：日前，仅8个小时，3个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三资”项目就在杭州拍板立项。自从杭州市创建“一个口子对外”的联合办公制之后，这样的办事效率已经不足为奇了。
注意到外商对办事效率往往比优惠政策更为看重，杭州市立足于发挥现有职能部门的作用，于1988年9月起实行了联合办公制度。设立了外商投资项目联合办公室，由分管副市长任主任，成员单位包括市外经贸委、计委、经委、城建、财税、工商、环保等13个部门，一般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联合办公会议，专门审议大投资额及有争议的投资项目，协调、处理外商投资企业在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下设处理日常工作的综合联络组，每半个月碰头审议外商投资的一般项目。
联合办公会议把所有牵涉到外商投资审批的几十个部门集中起来，事先通知内容，一次协调拍板，大大简化了审批手续，提高了办事效率。春节前夕，日本一家公司投资117万美元申办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才过18天，就领到了营业执照。这家手头积压着一大批订单急于投产的公司喜出望外，特地于2月21日设宴答谢。现在，该市外商投资项目从立项到批准企业成立，基本上可在一个月内完成。
便捷的投资服务，引来成倍增长的外商投资。截至去年底，杭州市累计已批准三资企业277家，其中去年就新批104家，相当于前两年的总和。今年元月份新批外资项目10个，加上外商追加的投资，总计比去年同期增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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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山东企业集团蓬勃发展
山东省企业集团蓬勃发展，目前已达134个。其中工业性企业集团105家，实现利税占全省乡镇以上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的49．7％，出口创汇占23％，产值占1／3。在105家工业企业集团中，有36家采取了股份制形式，还有的实行集团公司承包成员企业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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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汕头外商投资保持旺势
汕头特区区域范围扩大后，海外客商前来投资的势头旺盛。今年1月，共新批“三资”企业36家，协议投资总额4188万美元，其中外资3560万美元，比特区扩大前的去年同期增长五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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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西藏在海南办起首家企业
西藏自治区近日在海南经济特区建起第一家企业——海南刚海物贸公司，从而实现了西藏与海南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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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萨克斯坦总理对我国正式访问
李鹏总理主持隆重仪式热烈欢迎
李鹏总理表示相信任何变化都不能改变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捷列先科总理希望在互利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本报北京2月24日讯 记者马小宁、张健报道：应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邀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捷列先科抵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
下午6时，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捷列先科总理一行。欢迎仪式后，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捷列先科总理。
李鹏总理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并以他本人的名义热烈欢迎捷列先科总理及其一行访问中国。李鹏说，总理阁下是哈萨克独立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总理，这充分反映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总理阁下的访问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李鹏指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有17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我们是友好的邻国，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和睦相处。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相信任何变化都不能改变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李鹏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哈萨克斯坦的友好合作关系。他相信，捷列先科总理的访问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捷列先科总理感谢李鹏总理邀请他作为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第一位总理访问中国，并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捷列先科总理转达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李鹏总理的问候，并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他去年访华留有深刻的印象。捷列先科总理希望在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捷列先科总理还风趣地说，昨天离开阿拉木图时天气很好，今天北京天气也很好，美好的天气象征着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
会见后，李鹏总理设宴款待捷列先科总理一行。中方参加会见和出席宴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水利部长杨振怀、中国政府陪同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等。
随同来访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新闻部长库阿内什·苏尔丹诺夫、商业部长奥克佳布兰·伊万诺维奇·热尔季科夫、最高苏维埃立法与法制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伊里奇·阿库耶夫等参加会见并出席了宴会。（附图片）
李鹏总理举行仪式欢迎哈萨克斯坦总理捷列先科访华。
本报记者孟仁泉摄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特写征文
县长做广告
李银堂 吴文峰
2月13日，河北省魏县电影院内县三级干部会议正在召开。
作报告的县长冀纯堂在讲到发展养殖业时，放下手中的讲稿，顺手拿起一张纸，“发展养殖业我县从各方面都具备条件，柠檬酸厂生产的饲料酵母，是配制饲料的最好添加剂。”他举起手中的那张纸，“这是饲料酵母产品介绍，我借这个机会给厂里做次广告。他们生产的第五代ESB饲料酵母，是‘八五’推广的高新科技产品。请同志们记住柠檬酸厂生产的饲料酵母，我希望饲料酵母在全县开花。”县长一讲完，会场就响起热烈掌声。
坐在台下的柠檬酸厂厂长李志林一直抿着嘴笑，他没想到县长在这1000多人的大会上为他们厂做广告。他告诉笔者，原想借这个发展经济会宣传一下，冀县长得知后要了一份产品广告，他说要让全县人民认识它，使用它，为全县养殖业做贡献。
冀县长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企业做广告，宣传好产品，我作为一县之长，应走在前头。”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简报
地处洞庭湖畔的巴陵石化公司五万吨己内酰胺工程，是投资13．4亿元、国内己内酰胺年产规模最大的国家重点工程。今年年底投产后，年产值将达6亿元。
徐步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