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冀朝鼎同志
廖训振
在迎接中国贸促会成立4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禁深切怀念中国贸促会的创始人之一冀朝鼎同志。
冀朝鼎1903年生于山西汾阳，1924年至1941年先后在美国获得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27年在比利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9年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他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外资企业局局长、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
1952年4月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之后，与会各国相继成立各自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5月4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正式成立，南汉宸任主席，冀朝鼎任秘书长。
了解冀朝鼎的人，不仅佩服他博学多才，而且钦佩他的远见卓识。
中国贸促会初建时，冀朝鼎就倡议成立仲裁处，研究和处理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事务。1957年，他提出要利用做贸易的机会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并建议成立技术情报中心。他极力赞成利用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一些主张在当时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五六十年代，西欧国家同我国建交的还寥寥无几，朝鼎同志就建议立即开始研究西欧各国的情况，并培养人才，以便一旦同这些国家建交才有得力干部。平时他对年轻干部循循善诱，教育他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鼓励他们学好外文，练就本领，以适应对外经贸关系不断发展的需要。
朝鼎同志虽然阅历丰富，博古通今，但他仍非常谦虚，待人以诚。在外宾面前，他从不夸夸其谈，强加于人，而总是先了解对方国家的情况和外宾的想法，然后有的放矢、深入浅出地宣传我国的方针政策。由于朝鼎同志热情豪爽，又富于幽默感，所以人们都愿意同他交朋友。他有许多中外知己，当时在北京的国际友人斯特朗、艾黎、柯弗兰、爱德勒、马海德、夏比若、艾泼斯坦、西园寺公一等，都是他经常来往的好朋友。在国外的波以德奥尔、鲁宾逊夫人、斯诺、韩素音等知名人士，也同他过从甚密。
朝鼎同志党性很强。他在外事活动中一向严格遵守纪律，勤于请示汇报。他每次出国前，都要听取上级指示；在国外，凡有我使馆的地方，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大使汇报工作。虽然一些大使比他年轻，但他仍然十分尊重他们，认真听取大使的意见。
朝鼎同志参加革命很早，但从不居功自傲，对党的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工作起来从不知疲倦。每次出访回国后，他第二天就按时上班。由于操劳过度，1963年8月8日，他突患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经抢救无效，于次日溘然长逝，终年60岁。8月13日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公祭，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主祭，郭沫若、陈叔通和许多国际友人前来参加。廖承志致悼词。人们送来的一幅挽联这样高度评价朝鼎同志：“饱历风险40载对内外敌人斗争立场坚定灵活机智；鞠躬尽瘁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赤胆忠心浩气长存。”一些国际友人也对朝鼎同志的逝世感到悲痛。1964年，在平壤召开的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上，开会前，与会代表全体起立为冀朝鼎博士默哀致敬。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亚、非、澳三大洲34个国家的几百名代表，场面十分感人。
朝鼎同志离开我们快30年了，但他在国际上的影响仍然十分深远。1989年，我任中国贸促会驻英国首席代表时，适逢英国48家集团成立35周年。在伦敦举行盛大庆祝晚宴时，进门大厅悬挂着冀朝鼎的巨幅照片。已故48家集团顾问罗兰·伯杰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回顾：“冀朝鼎博士从48家集团创立之日起就对它提供了明智的建议和积极的支持，而且直至他于1963年故去，他一直是本集团许多成员的挚友。”由冀朝鼎促进建立的伦敦出口公司，其伦敦总部会议室至今仍悬挂着他的照片。
我们永远怀念朝鼎同志，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佛山聆教
吴昊
赵超构同志是全国晚报协会的会长。晚报界的同志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赵超老”。我因为被晚报协会聘为“评委顾问”，有幸参加了全国晚报“社会新闻大赛”和两次“短新闻大赛”的评稿工作，亦有幸接触了赵超老，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头一次见赵超老是在晚报的乌鲁木齐会议上。那是1985年的秋天，正是大西北瓜甜果香的季节，我受命到伊犁参加哈萨克族自治州成立35周年庆典活动并到新疆各地采访，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去看望几个在晚报工作的朋友，邂逅赵超老，他要我听听晚报的会议，我答应了。记得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赵超老作总结发言，对日报和晚报的关系，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日报（回过头来对我说，特别是像你们人民日报）是飞机大炮，是重武器，我们晚报是步枪手榴弹，是轻武器。方向是一致的，目标是一样的。打起仗来，什么武器都需要，什么武器都有自己的优势，关键是各种武器要配合好，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扬长避短，各尽所能。”赵超老当时虽已年逾古稀，但看样子，也就是50多岁，平时文质彬彬，寡言慎行，讲起话来，侃侃而谈，娓娓动听，好像高声大嗓对他是一种浪费。“赵超构”这个名字，我是早就知道的，1957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上学时，听传达毛主席和新闻界知名人士的谈话，“知名人士”中就有赵超老，他当时提出“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口号，据说后来被主席接受了。当时在我的想象中，赵超构一定是个狂放不羁，高谈阔论式的人物，不然怎么敢到主席跟前去提“口号”呢，万一提错了，岂不要吃罪不起。这次一见，才知道，他竟是这样的平淡，这样的祥和，以致使人不敢相信，在他那瘦弱的躯体里，竟然蕴含了那样大的能量和那样多的智慧。
1989年春天的晚报遵义会议，赵超老因为旅途劳顿，病倒在遵义，人们都担心他的健康，赤水河畔的采访、会议，崎岖山路上爬行、小憩，赵超老的身体成了全体与会者的关心话题。后来我和束纫秋、李夫等同志前往医院去看望时，他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不久即返回上海治疗。那一次，总算有惊无险，不过人们心里都画了这样一个问号：以后晚报的活动赵超老还能参加吗？
去年10月，广东刚刚迎来了秋天，晚报第二次短新闻大赛的最后总评会议即在广州召开。我一下飞机，羊城晚报的关（国栋）总就告诉我：“赵超老来了！”真是喜出望外，想不到遵义一别，时隔两载，又能在广州相聚。当我看望他的时候，他还是那副老样子，灰色的上装，米黄色的皮鞋、黑色的裤子——遵义会议时的老装束，人好像比那个时候精神了。他告诉我，右胸放了个什么装置，心脏每分钟跳动72次，不会太快，更不必担心停跳。我们都为他的康复而感到欣慰。
以后去顺德、番禺，参观工厂、农村，采访各类人物，赵超老总是兴致勃勃地同我们一起活动。10月8日到了佛山，晚上和兴华商场的同志座谈，散会后，还有些时间。几天来，大家一直希望能安排听一听赵超老对当前一些事情的看法。因此，当会议的主持人、晚报协会秘书长刘梦洪宣布赵超老要发表讲话时，大家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并且都不约而同地掏出了录音机、笔记本。
赵超老说，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搞好晚报在精神文明上的宣传？今年早些时候，中宣部新闻局的王福如局长曾在上海向我提出这方面问题，我当时说，日报和晚报在我们国家性质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日报和晚报应有区别，应有分工，日报政治性更强，宣传政策的任务更重，晚报更具有社会性、家庭性，晚报是否应在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比如像扫除“六害”、铲除各种丑恶现象上多做努力。赵超老说，在他看来，“六害”最不文明，“六害”就是腐败落后的基础。解放后，“六害”基本扫光了，这些年又卷土重来，“六害”蔓延，势必丧失社会的免疫力，使一切落后的东西得到发展。像上海的搓麻（将）、离婚、陪酒等这些社会现象，新民晚报必须给以充分的关注。晚报的任务很重。赵超老说，日报是送到机关的，晚报是买到家里的，机关看日报，家里看晚报，这就是分工和不同。他还说，我给新民晚报的题词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上海，从8岁到80岁的读者，从黄浦江边的摊贩到高层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都能在新民晚报上找到他自己喜欢读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对社会的广泛关注是不行的。接着，赵超老给人们讲了由于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发生变化，有些是非被颠倒，他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崇洋媚外，什么都是外国的好，连饼干也要吃进口的，有些老太婆再嫁也要找港客；二是实用主义，上海人也叫实惠主义，有利就干，无利不干，现在号召纠正不正之风，不正之风就是实用主义；三是败家子作风，这里不光是指吃吃喝喝、各种短期行为，还指不考虑下一代，剥夺子孙幸福的各种野蛮行为。这三种行为都是不道德的，我们看不起，外国人也看不起。分析这些现象，研究这些现象，从而给以理论的归纳和提高，就是晚报宣传的指导思想。我们这方面的宣传做好了，对社会风气的好转也就尽了力。一切反对我们的人就是要利用我们的腐朽力量，你没有抵抗力，他就来了。相反，我们的社会健康向上，腐败落后的东西就没有市场。赵超老最后说，这是我的答卷，不知在座的各位晚报同仁以为如何？
赵超构同志是晚报的一面旗帜，他办晚报的思想和路数不仅使新民晚报发行量成为全国最大的晚报之一，而且影响了全国晚报事业的蓬勃发展，1985年晚报乌鲁木齐会议时，全国只有20几家晚报，而今已发展到46家，几乎翻了一番。全国晚报总的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这些都与赵超老“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思想有极大关系。就是日报目前风行起来的办“扩大版”、“周末版”，进一步面向生活，面向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受了晚报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受了赵超构同志办晚报思想的影响。
目前全国晚报正在进行“爱德杯新闻特写”大赛，正当人们筹措下一次晚报会议，企盼晚报朋友再一次倾心相聚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2月13日，噩耗传来，赵超构同志竟在上海病逝。佛山聆教，竟是最后一次受益于他，而广州羊城晚报门前的握手，竟成永别！遥望南天，凄情寂寂，实在不敢相信，我竟是这样突然地失去了一位良师，新闻界失去了一位众望所归的益友。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所了解的历史学家邓拓
戴逸
邓拓同志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才华出众的诗人、艺术家、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我很早就听说过邓拓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人。1955年，他发表了长篇论文《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和文艺界。此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18世纪的中国社会，阐明了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特点和《红楼梦》一书的意义，论点新颖，说理透彻，史料翔实。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再三阅读此文，爱不释手。我们冒昧地写了一封信，向邓拓同志提了几个问题，并希望能拜访他，没想到不久他就约我们去报社面谈。可惜约好的日期正好是我上课，不能前去。我一直为失去这次会面的机会而感到懊丧。
以后，我和邓拓同志相见是通过吴晗同志的介绍。1959年，吴晗同志对我说，邓拓同志希望得到一册我新近出版的书，我立即送去了一册。不久，我去听他做报告，在中间休息的时候，邓拓同志请人邀我去休息室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交谈。以后我多次见到邓拓同志，或在北京历史学会活动时，或在北京市委开会时，都没有机会个别长谈，即使说话，时间也不长。而对他的历史作品却读得越来越多，几乎每篇必读。
邓拓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有着重大的贡献和独特的治学特色。第一，他一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将革命性和科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他23岁时，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连续发表几篇关于中国社会史讨论的文章，署名邓云特。这是社会史论战中的精采之作，文章批驳托派所持中国早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正确地指出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是封建社会，“而商业资本自身既不能建立任何生产方法，也不能造出任何剩余价值”。在当年的这场大论战中，托派通过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否定我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作为革命青年的邓拓同志，他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地捍卫了党的纲领，并对开拓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作出了贡献。
在这些文章中，他还批判了崇洋媚外的“外铄论”。这种“外铄论”讴歌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中国的进步。邓拓同志指出：“这是一种荒谬的理论，应该受到批判”。“外国的侵略只是堵塞了中国自身工业化的道路，造成了从封建社会结构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历史转变”。这些文章写于57年之前，今天读起来，仍感到铿锵有力，具有新鲜感、现实感。
第二，邓拓同志研究历史重视现实，有的放矢，解决革命和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他在《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一文中写道：“历史科学是实践的科学，是革命的科学。因此，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符合于革命的需要。”他的许多文章都是根据形势，结合历史，有为而发。或为解决革命中的争论，或为针砭社会的弊端，或为教育青年群众，或为讨论学术问题。他抱着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广大人民的愿望，通过阐述理论，总结历史，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为革命和现实的需要服务。邓拓同志的《中国救荒史》，是他在河南大学读书时所写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救荒史的系统之作。在旧中国，灾荒频仍，哀鸿遍地。1935年，黄河、长江泛滥，人民荡析离居，灾民达数千万人。作为青年学生的邓拓同志目睹惨象，怀着满腔热诚，把自己的研究课题同群众的苦难结合起来。《中国救荒史》分析深入，史料丰富，论述了造成灾荒的自然原因，社会原因，指明了历代的赈灾效果及弊端，希望以历史作为当前救荒的借鉴。他写道：“灾荒史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而且必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
第三，邓拓治学很重视调查研究，努力发掘原始文献与实物、口碑。他希望历史学界能广泛采取这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他从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于1956年发表《从万历到乾隆》一文，在北京门头沟矿区跋山涉水，不辞辛劳，调查了100多座数百年前的小煤窑的遗迹，访问了许多老窑工，开了多次调查会，收集了从明朝万历至清朝乾隆年间的煤窑契约137张，还有账本、家谱、诉讼文件、煤窑图等珍贵资料，对该处煤窑的分布、数量、规模、雇佣关系、经营方式以及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反抗斗争，进行了深入而精辟的研究。此文用力甚勤，方法甚新，影响极大，迄今一直是研究经济史和北京史的权威之作。
第四，邓拓同志还十分重视历史的普及，在群众中大力传播历史知识，弘扬民族文化。他晚年所写《燕山夜话》鲜明地表现了这种思想、风格。此书内容丰富、文字隽永、寓意深远，融理论、历史、现实于一炉，把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些短文涉猎范围很广，或谈理论修养，或谈处世做人，或谈伦理道德，或谈读书写作，包括各类知识，包罗万象。有的从历史引伸到现实，有的从现实追溯回历史。由于作者具有渊博的知识，引用史事有根据、有选择、有分析，善于在浩瀚的史籍中抓住生动、健康、富有启发性的史实和人物，一题一事，点染发挥，信手拈来，皆成妙趣，写得精警畅达，亲切感人，把读者带进广阔的知识天地，使人们提高思想，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得到真善美的熏陶。
邓拓同志一生的史学著作极为宏富，贡献突出，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他治学勤奋、严肃、富有创新精神，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值得大家学习和纪念。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中国贸促会的早期开拓活动
孙放
今年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成立40年。在40年的国际交往中，中国贸促会一贯主张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不遗余力地为发展正常的国际经济关系而奋斗，被喻为沟通中外经贸和友好关系的桥梁。
1952年4月，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大型民间经济代表团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那时正是世界范围冷战炽烈，东西方对抗加剧，“封锁禁运”甚嚣尘上之际。在这种严酷的国际形势下，来自48个不同社会和经济制度国家的471位代表聚集一堂，共商恢复和发展正常的国际经济关系，在当时成为轰动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
中国（会议发起国之一）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在全体大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介绍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对外贸易政策；批评了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对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提出了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正常的国际贸易的主张。代表团成员、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也就中国的外贸政策以及进出口贸易的潜力和远景作了进一步阐述。他们的声音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
这次会议向全世界发出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号召；决定向联合国提出召开政府性世界贸易会议的建议；决议成立一个常设的国际机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并选举出包括中国代表南汉宸、冀朝鼎和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刘宁一在内的30人为委员。这些号召和决议符合各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经贸界、工商界的利益和愿望，因而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会议闭幕后，许多国家纷纷成立了本国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也同样是在这种历史潮流中应运而生的。
1952年5月4日，中国贸促会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委员会由全国金融界、外贸界、工商界的知名人士、著名经济学家、工会工作者及合作社工作者共17人组成。在成立会议上选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为主席，知名国际活动家、经济学家冀朝鼎博士为秘书长。以后又增选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为副主席。他们就是中国贸促会的第一代领导人。成立会议确定了中国贸促会的性质为全国性的民间团体，其宗旨是遵循中国政府的政策与法令，促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中外贸易关系和经济关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贸促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与日本民间人士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三位日本代表（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应中国贸促会的邀请来到北京。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首次访问北京。经双方共同努力，友好协商，于6月1日签订了贸易协议，规定双方进出口额各为3000万英镑。当时中日贸易受到“封锁禁运”政策的严重冲击，贸易额急剧萎缩（1952年每一方进出口总额仅为1950年的9．3％）。在这种形势下，协议的签订意味着坚冰开始融化，缺口终于打开。其后，又在1952年、1953年、1958年签订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1962年中国贸促会又同日本三团体签订了中日贸易议定书。直至1972年随着两国邦交正常化，中日贸易关系才完全恢复正常。在战后的中日贸易史上，这几次协定和议定书的签定，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五六十年代里，中国贸促会一直是中日民间友好贸易的“窗口”。
中国贸促会刚成立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仅有20个国家。大多数国家同我国的贸易关系尚未正常化。因此，中国贸促会通过民间渠道，积极地、广泛地开展同世界各国经济贸易界的友好往来，广交朋友，多方位地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大有用武之地。在五六十年代，中国贸促会邀请和接待了来自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贸易代表团、工商代表团、促贸团体代表团以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数千人来中国访问。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往来也开展起来。来访者与中国贸促会、各外贸公司和有关部门进行了会谈，探讨发展贸易的做法与途径，有些则进行具体贸易洽谈。许多代表团和知名人士还会见了我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在访问和会谈的基础上，有些代表团同中国贸促会签订了共同声明（如英国和法国代表团），有些则签订了关于促进民间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协定（如联邦德国和奥地利代表团）。在未建交的情况下，中国贸促会于六十年代中期同奥地利、智利和意大利有关团体还分别达成了相互设立民间贸易代表机构的协议。
中国贸促会是新中国最早的出国经济展览组织者和外国来华经济技术展览的接待者。中国贸促会自成立到六十年代末，共组织了110多个出国展览，接待了20多个外国来华展览。每个展览会上都有成百上千的经贸界、工商界和科技界人士参观和洽谈。一般观众则常常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一时形成促贸和友好的高潮。外国观众常把我们的出国展览叫做“了解中国的橱窗”，中国观众则把外国来华展览称为“不出国的考察”。
自五十年代起，中国贸促会就开展了以出版《中国对外贸易》杂志为中心的对外宣传工作，以外贸仲裁为中心的法律事务工作。六十年代又开始了对外经济座谈活动和组织中外技术交流活动，从各方面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服务。还多次参加亚洲和亚非地区民间经济会议，为建立正常的国际经贸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而努力工作。
抚今追昔，如果说昨天的贸促会为她的今天奠定了基础，那么今天的贸促会就是它明天攀登新高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