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知识分子的典范 我党忠诚的朋友
——深切怀念孙晓村同志
平杰三
去年5月4日，令人尊敬的孙晓村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是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好朋友好同志。他的逝世，使我们不胜悲痛！
孙晓村同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我认识孙晓村同志，是解放后他从上海来北京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职务以后，在一起商谈工作开始的，经过多年交往，彼此相知日深，友谊弥笃。他一生勤勤恳恳献身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精神，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素为大家所敬佩。
孙晓村同志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不断地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脉搏。他青年时期，在上海震旦大学预科读书时，目睹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横行霸道，恣意欺侮中国同胞的情形，萌发了反帝爱国思想，与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反对外国天主教对学校的专制教育，因此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而遭受迫害，离开了学校。他对上海英国巡捕竟然枪杀中国民众数十人的“五卅惨案”，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在转到北京中法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北京各大学组织的后援会工作，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抗议活动。1925年11月28日，孙晓村同志参加了北平各界群众约1万人在神武门前召开的国民大会，并在李大钊等指挥下，到段祺瑞政府所在地示威，包围了段祺瑞住宅，捣毁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的家。
孙晓村同志在北京读书期间，接受李大钊的影响，注重学习马列主义。他认识到挽救中国的真理，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残酷屠杀，各地革命志士仁人的鲜血在流淌，感到非常气愤，不顾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冒着极大的风险，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进行地下革命活动。1929年夏，中共河北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到处追捕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中共党组织负责人考虑到孙晓村同志的处境危险，随时可能遭到不幸，通知他赶快离开。于是，孙晓村同志返回了南方。
翌年，孙晓村同志在上海水沫书店任职，积极参与编辑出版介绍苏联革命文艺理论的书籍，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这时，他还参加了由中共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左翼作家联盟中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起组织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931年在杭州与人创办《世界与中国》杂志，宣传进步思想，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法西斯文化统治进行斗争，因而招致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不及一年即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有的负责人被捕，孙晓村同志也被迫外出躲避。他到上海接受中共领导的“互济会”的委托，积极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做了不少工作。
1933年初，日寇进攻山海关，欲向关内扩大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更大愤怒，强烈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孙晓村同志与王昆仑、吴茂荪等同志在南京以读书会的组织形式，学习马列主义，研究时局，进行爱国抗日的活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政策。从1935年夏天起，即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人联络，商议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推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问题，酝酿组织救国会，广泛发动民众，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孙晓村同志在上海出席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同年8月，孙晓村等同志以南京读书会为基干组织成立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为负责人之一。该会按照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统一部署，发起援助傅作义在绥远对日作战的宣传活动，募集军费。各地救国会的抗日活动，很快出现强大的声势，南京政府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极为仇视和恐惧，进行镇压，11月23日凌晨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等人，28日又在南京将孙晓村等人逮捕。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爱国有罪、抗日违法的政策下，孙晓村同志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缓刑两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及国外著名人士的坚决要求下，国民党政府到“七七”事变后不得不释放了沈钧儒等“七君子”，9月4日孙晓村同志也获得释放。
抗日战争时期，孙晓村同志在第三战区任职，先后担任过购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粮食管理处副处长、浙赣闽省际贸易联合办事处总经理、军粮督察团主任委员等职务，周旋于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之间，相机进行民主活动，掩护革命志士，接济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进步人士，设法把为率队慰问江南新四军而被捕的吴大琨营救出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孙晓村同志在上海一方面经营商业，一方面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45年，他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以后担任该同盟国内工作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担负中国人民救国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及民主建国会的工作，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内战、独裁政策，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在工商界人士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及对工商业的政策，并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建立掩护活动的商业机构。在这几个方面，他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孙晓村同志早年即注重农村调查，研究土地关系及经济状况诸问题。1934年，他与薛暮桥等人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中国农村》月刊，深刻地揭露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针对某些人的改良主义观点，他明确地指出中国不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农村经济则无由发展，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1946年11月7日，他就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商约》，允许美国人在中国全境自由经商，美国船舶可以自由开入中国任何港口和水域，特发表谈话，揭露其“平等”、“互惠”的虚伪性，指出：“现在我们在中美商约中所看的是中美‘平等’，骤视之，好像很光荣，而其实是打肿了脸充胖子。以中美两国国民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所谓平等就是不平等。其结果美国的资本、商品以及商业生产等组织可以源源而来，中国的经济建设恐怕连最低限度的发展都不可能。”1948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其经济的崩溃，继续给打内战输血，颁令实行了“经济管制”，限制物价。孙晓村同志亦曾予以抨击，指出这种用政府强制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使得工商界人士意志消沉，勤于消费而懒于生产，此种办法的基础并不坚固，经济问题只能以经济方法来解决，实行经济管制注定是行不通的。这时，他继续发表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明确提出，只有建立农村的民主政权，才能实现土地改革。适时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的革命进程。
1949年9月，孙晓村同志作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代表，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孙晓村同志又抱着极大的热情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在担任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和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时，他经常应邀到各机关各大学作报告，积极宣传党的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内容丰富，语言生动，颇受大家的欢迎。在北京农业大学内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文教政策，进行院系调整和课程的改革。新中国刚成立，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经济，一些国内外敌对势力妄想用此种困难压垮新生的人民政权。要克服这个经济困难，恢复国民经济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胜利折实公债，号召全国人民共渡难关。孙晓村同志特发表长篇文章，以其渊博的经济学的知识，详细解释发行此种公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前途是光明的。言之成理，使人信服。他还鼓舞大家踊跃购买公债券，这是于国于己都是有益的好事。他这篇文章大力地支持和宣传了党和国家所采取的重大经济措施，也表明了他自己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充满着信心。
孙晓村同志长期担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的重要领导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形势，有针对性的对成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帮助他们提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认识，推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带头实行公私合营。有的工商业者心里的扣解不开，经他以心换心的恳谈，也都能顺应历史潮流，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在完成公私合营以后，又针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工作不主动，不像过去在私营时期那样关心企业的新情况，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动员他们发挥积极性，搞好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同公方人员一道共同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后来，1957年6月开展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顿作风时，他把自己同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针对有的人在大鸣大放中对党、对马列主义、对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极端错误的态度，明确提出：“我们帮助党整风，有一个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他主张帮助党整风应该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否则，不仅会与事无补，而且对原工商业者本人的自我改造也是不利的。
以后，孙晓村同志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中，他与民建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很善于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化作他们的政治纲领和口号，妥善地加以贯彻执行。例如：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原工商业者要加强思想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主张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即确立了“以政治思想为统帅，以劳动实践为基础，以企业和工作岗位为基地”的思想改造方针，要求“破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立工人阶级立场和思想，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努力为社会主义服务”。到50年代末，进一步提出了“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在促进思想改造方面，采用了和风细雨，细致说理，相互帮助，提高认识，以求达到改造思想的“神仙会”的方式。这种“神仙会”，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人们所称道。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79年10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工作重点转变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这个行动纲领，既体现了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又是他们的“听、跟、走”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以后，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加强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要求，孙晓村同志代表民建中央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开创民建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提出认真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发挥民建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参政议政，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这样，中国民主建国会数十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政治路线，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当我们缅怀孙晓村同志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他在参与中国民主建国会制定这些重大政治纲领及其贯彻执行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孙晓村同志仍然注意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当中国共产党提出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系以后，他非常兴奋，认为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战略措施。他说：“我们的国家大，情况复杂，如果再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有困难，会束缚生产力。但反过来讲，正因为我们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没有计划经济和宏观调控，企图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经济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所以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孙晓村同志在晚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等职务。他虽然年高体弱，但仍积极参加这几个方面的工作活动，凡是他主管的事，都是尽心竭力，认真负责。他对办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这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学校非常关心，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必须建立具有社会主义学院特点的课程体系，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作为主要课程，教育学员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维护团结、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社会主义人才。”他是这样要求学员的，他自己也是如此身体力行的。在1989年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主张果断和迅速地制止动乱、平息暴乱。他出席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大会以后，为了稳定政治局势作了不少工作。孙晓村同志在负责文史资料工作中，不顾年高体弱，仍然极端负责，事必亲躬，在他病重住院期间，还指导编辑出版《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直到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这件有益的工作。
孙晓村同志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顾全大局，廉洁奉公，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我想用下面一个事例来说明孙晓村同志的修养和品质。他曾经在民建会中央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一封原来不想公开发表的信》的文章，向大家讲了四点意见：第一、要顾全大局。应该看到祖国大地处处欣欣向荣的现实和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前景，那就没有理由不为这个大局团结起来，为四化出力，而不应为自己争这争那；第二、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对待别人。不论对己对人都要全面的看，避免片面性，可贵的是能够认识自己的缺点，看别人不以某一缺点而否定一切，尤其是要善于掌握批评的分寸，使人觉得你的帮助是“良药”，而不太“苦口”；第三、要正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相互共事，谁的意见对，就接受谁的意见，要按照集中起来的多数人的意见办；第四、要在工作中摆正自己的位置。从事领导工作的人，要将自己拥有的用人权、用钱权、作决定权，用来为大局、为四化服务，不能为个人谋私利。他说的这些恳切的话，不仅是他的认识，也是他的思想作风的真实写照。
孙晓村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数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直到晚年仍然孜孜不倦，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作到了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不愧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榜样，我党的忠诚朋友。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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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老首长李兆麟将军
王钧
我自1936年认识李兆麟将军起，到1946年他牺牲止，在他麾下战斗十年。在这艰苦卓绝的十年里，因能经常聆听将军的教诲，使我获益匪浅。往事悠悠，已是半个世纪，但将军的文韬武略和崇高品格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善于用兵的青年将领
我第一次见到李兆麟将军，是在1936年初。当时我在黑龙江省汤原县青年抗日义勇军当排长。那天，我们刚紧急列好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即政委）李兆麟将军就冒着风雪来到我们面前。他当时年仅25岁，头戴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布琼尼元帅式的尖顶军帽，正中一颗红五星，身穿我军被服厂染的灰蓝色军装，打着绑腿，腰佩驳壳枪，显现出一副干练的青年将军的风貌。
李兆麟将军用辽阳口音讲出那次战斗任务的重要意义——我军在伊春建立了后方基地，但日寇也针对我们，在汤旺河流域设立了森林警察队。森警多是猎户出身，枪法准，山路熟，对我后方构成严重威胁，必须立即消灭这股敌人。李兆麟将军又说：“六军大部队已去打鹤岗了，现在只有一个警卫排的兵力，所以才调同志们来参加战斗。”
说罢，他一挥手，部队就出发了。
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虎穴掏心战，小部队乘马爬犁开始了千里奔袭。李兆麟将军以罕见的胆略和过人的智慧指挥部队，在前200公里的奔袭中，连续巧妙地将敌前卫哨、汤旺河营地、敌巡逻队及南岔营地的全部森警俘虏，其中有敌副大队长和3名中队长。而我军却未发一枪，未伤一人，并全部换上了敌警服。然后我军顺着汤旺河冰面直奔300公里路外的敌大队部——老钱柜。我们冒着奇寒，终于在晚9时赶到敌大队部。敌大队长外出不在，为首的是日本指导官森山大尉。我们冲进屋后，森山甩过大烟盘子，欲砸我们，被李兆麟将军一枪打落，接着又一枪将其击毙。一敌中尉从墙上抽下战刀向我砍来，我抬左臂一挡，皮大衣、棉袄袖全被砍开了，正危急中，一发子弹掠我耳边飞过，将敌人脑袋掀去一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李兆麟将军开的枪。
此战击毙7名日本指导官，俘虏全部森警，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和电台，消除了我军心头之患。此后不久，我即被调去任军部警卫连指导员，后又任警卫团政治部主任。
独撑危局的北满总指挥
由于东北抗日联军始终牵制着侵华日军1／3以上的兵力，敌人恼羞成怒，从1938年开始，日本关东军的精锐机械化部队在空军和江防舰队配合下扫荡我三江根据地，战斗空前激烈残酷，我军伤亡很大。北满我三个军的军长去了苏联，一个非党军长李华堂投敌当了叛徒，各军顿时失去了指挥。这时，唯一的军领导人李兆麟以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挺身而出，独撑危局，担负起三、六、九、十一共四个军的指挥重任。并立即作出贯彻中共北满省委七次常委会决议和实施战略转移的重要决策。他把各部队集中起来，分四批组织西征突围。在此期间，他奔忙于松花江两岸各师、团，有时一天数战，劳累紧张到极点，仅几个月就谢了顶。
1938年底，各军都已突出重围，李兆麟将军把剩下的伤病员、医护人员、后方的女同志及兵工厂的工人等组织起来，最后离开三江。这支老弱病残组成的部队，在千里无人烟的林海雪原里行军，粮食很快就没了。饥饿、严寒和劳累使很多同志长眠于林海之中。每当悲痛的时刻，李兆麟将军就带领大家掩埋好烈士的遗体，并鼓舞同志们：“我们每走一步，就离延安和党中央近一步，大家要坚持下去，胜利属于我们！”
在这次突围战中，李兆麟将军以其坚定的党性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挽救了部队，赢得了北满各军指战员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李兆麟将军到达黑嫩新区后，发现有个别部队没站稳脚，过苏联去了，还有少数不坚定分子开始动摇，于是他又马上开始抓部队的建设。一天，他来到我带的十一和十二团。我顿觉他苍老不少，头发已花白了。我向他汇报了二师参谋长（原伪军投诚人员）叛变后欲枪毙我，我被警卫员救出，又依靠党员干部将部队追回来的曲折危险的经过。他立即表扬了我，任命我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兼团长。而后，在李兆麟将军的指挥下，我们团逐步打开了局面，先后消灭多股进剿之敌，击毙了德都县日本县长，突破敌7000兵力组成的包围圈。因此，我们团被李兆麟将军称为“模范团”。
1939年5月爆发了日苏诺门汗战争，为援助苏联红军，李兆麟将军命令袭击敌后方。我团连续攻入龙镇、嫩江两个飞机场，炸毁敌机十余架。又攻占了讷河县城，截断了日军运输线，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
1940年，所有北满部队统编为抗联第三路军，下辖四个支队（我先后任三支队参谋长、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三路军大举出击，仅县城就攻克两座，歼敌千余。同时地方党组织也得到了大发展，一时震动了整个东北，使日本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
李兆麟将军依照此段斗争史实，写出了著名的《露营之歌》，其中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已成千古绝句。
培养干部关心战士的好领导
李兆麟将军以培养干部和团结同志闻名于全北满。1940年，在频繁的战斗中，他还举办了党训班，讲授《论持久战》和《联共党史》，提高了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他还是中共北满省委委员，他经常抓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如讷河地委就是在他亲自指导下组建的。
为发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日斗争，他命我部三进呼伦贝尔盟，将党的声音传播给各民族兄弟。
李兆麟将军关心干部战士胜过关心自己。1939年8月，指挥部陷入重围，李兆麟等同志一个多月没吃到粮食。待我率部赶到时，在警卫员怀中躺着的李兆麟将军已饿得连说话声音都很小了。我刚想检讨，但他的第一句话却是：“部队都好吧？”我们在场的指战员全都流下了热泪。
1942年我腿负重伤，住进苏联境内的医院，苏军医决定截肢。李兆麟将军闻讯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位同志很能打仗，他打游击不能没有腿，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
1945年“八·一五”东北解放时，李兆麟将军通知我：组织上任命你为中共东北党委会委员和接收黑龙江省负责人。他当时的嘱托是：“你那里是北满的最后一块根据地，要迅速找到地方党，组织起十到二十个团的兵力，一旦我们在南部顶不住国民党的进犯，我再回来领你们上山开展游击战。”将军之远见，已被后事证明。
1945年李兆麟将军到哈尔滨后，负责整个北满的工作。10月，将军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和东北局的文件。文件中的重要部分，将军都用红笔圈了，要我认真阅读。在信中他教导我要尊重关内来的干部，加强学习，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完成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部署而努力工作和战斗。
没有想到这竟是老首长给我的最后一次指示，1946年3月9日传来了将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噩耗。指战员们万分悲痛，我们立即就派出三个团的兵力千里南下，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哈尔滨，向国民党匪徒讨还了血债！
李兆麟将军牺牲已经45年多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兆麟同志的英灵，他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红旗，仍在祖国大地上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