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红军赣州战役
——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６０周年
方强
赣州战役是在１９３２年１月，红军进行的一个重要战役。我当时是红军团政治委员。弹指一挥，转眼６０年已经过去了。今天，回忆起来，感到很有政治、军事和历史意义。
（一）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使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重大的变化。全国掀起了空前高涨的抗日反蒋运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发生危机。
在江西中央苏区，中国工农红军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胜利后，取得了很大发展。中央苏区的版图扩展到２０多个县境，占有１５座县城，形成了一个拥有２００万人口、连成一片的、较巩固的苏区。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在中央苏区先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受蒋介石驱使被迫来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１．７万多人，在我党该部地下组织十多个党员的特别党支部领导下，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率领下，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４日在江西宁都的“剿共”前线起义，宣布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从而使红军增添了一支新的有生力量。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增加到近７万人，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
那时，全国抗战御敌的呼声很高，人民群众的情绪激昂，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如果当时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大大促进革命的进程。然而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缺乏足够的经验，加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有能够及时作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组织抗日联军”等方针和主张。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倡导下，这些口号和主张虽然提出来，但在实际上并未受到充分的重视，缺乏有力的措施。当时的党中央一方面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卖国主义，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指导了各地特别是东北、华北和京沪等地的抗日反蒋运动。但另一方面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又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出发，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否认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继续实行一系列“左”倾关门主义的政策，并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一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口号，以致丧失和贻误了利用大好形势推进革命的有利时机。早在１９３１年１月，在上海，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就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并逐渐在全党推行。在中央苏区，开始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央苏区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泽东被免除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同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红军建设。中央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后由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后叛变）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奉命撤销，原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各军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指挥。同年１２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的毛泽东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免除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另一方面，他被挂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由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只是一个空架子，这个“执行主席”也只能是个空头衔，不能起任何实际作用。起初，毛泽东曾试图利用他未离开部队的条件（当时毛泽东仍随一军团行动）发挥影响，但终因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他一再受到排斥，无可奈何。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只好赋闲，到福建汀州医院养病。记得１９３２年冬，我任中央政府警卫营政治委员，部队被派到前方作战。我在福建上杭县安乡作战中受重伤，到汀州医院治伤。我在那里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很关心我的伤势，来看望了我，并送来了牛肉汤给我补身体。我伤好转后去见了毛主席。他当时正在为路线斗争作准备，正在看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这是很有针对性的理论著作。毛泽东出院后，被迫到了农村做调查研究。《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以后，毛泽东所填的几首词，与以前几次反“围剿”时期所填词的意境迥异。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风景这边独好”等词句，颇有点闲情逸致的味道了。
临时中央的重要成员自上海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逐步开始系统地批判毛泽东从前在中央苏区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当时在瑞金出版发行的中央机关报《斗争周刊》、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等，集中发表批判毛泽东的文章。只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批判文章才没有直接点毛泽东的名字。与此同时，在下面则找出一些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对所谓“罗明路线”和江西开展的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比如，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打出去”；土地政策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等等。
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０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反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认为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日益崩溃，出现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要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这个决议不仅在政治上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而且在军事上重新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等冒险主张。
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临时中央又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当前的任务为：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并指示中央红军（原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等。
毛泽东极力反对这错误决定，不赞成打赣州。他主张中央红军应在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口号下，集中兵力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但未被采纳。红三军团对打赣州也有抵制。但苏区的中央局坚持执行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力主攻打赣州。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中旬，我由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第二团重机枪连政治委员调任为红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团长是曾春鉴；政治处总支书记先是周壁全，后是汤平；俱乐部主任欧阳文；青年干事李由，技术书记赵烦南。当时我们二团正进驻在会昌筠门岭，进行第三次“围剿”胜利后的休整，加紧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待命行动。
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０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指出坚决夺取赣州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的苏区广大版图。于是红军被迫攻打赣州。红三军团从会昌出发，经于都到达赣县下湖圩等地，架设浮桥，渡过信丰江。２月上旬，各攻城部队分别到达赣州城外，从而揭开了赣州战役的序幕。
（二）
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是连接赣粤两省的军事要地，位于赣江上游，东西北三面环水。一条赣江两条支流，章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向西流，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只有南面是陆路，地势十分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城墙高７米，城墙坚厚，碉堡林立，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
我部队进到赣州城外后，红一师师长侯中英、师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张翼、政治部主任黄春圃（江华）召开了作战会议。各团团长、政委、参谋长、主任参加，传达了军团作战会议的精神，通报了国民党有关军事行动和驻守赣州城的敌情，布置了我军各部的作战任务和部署，并且通报了我军进驻围城情况。
红军攻城部队各项强攻准备工作就绪后，总指挥部首次发出了强攻命令。战斗从２月１３日打响。当时，我红一师配合红二师在赣州西南城角发起爬城进攻。在炮火机枪火力掩护下，红军战士以１０人为一组架设云梯爬城，向守城敌军发起猛攻。守城敌军除用各种火力扫射爬墙红军外，还向攻城红军投掷大量手榴弹、土炸药。红军战士一次又一次地爬城强攻，英勇拚杀、前仆后继，但均被守敌火力所阻。
在爬城前后，各部队爆破队在指定地点挖坑道，全靠手工作业。坑道挖了一米多宽，坑道内还有水，条件十分艰苦。敌人发现红军挖坑道，疯狂地向坑道口扫射，指战员冒着弹雨，在狭窄的作业面上，三人一组昼夜轮番作业。终于在西、南、东城把坑道伸展到城墙下。坑道作业过程中，军团部组织了各坑道队互相参观学习，推广先进经验。彭德怀总指挥像往常作战一样亲临前线，侦察地形、指挥部队作战，到各坑道检查指导。
在爬城强攻不下的情况下，决定爆破攻城。用木棺材装上６００多斤土硝、木炭、生铁块，加以密封，用手榴弹进行引爆。２月２３日，红军攻城部队分别从赣城西门、南门、东门发动了连续三次爆破攻城。上午９时，我主攻西门的红一师首先发起爆破攻城，当爆破队炸开西津门月城右角城墙后，红一师冲锋队由师特务连连长刘少卿带领手持机关枪、驳壳枪冲进月城，向城内冲锋，我主力跟上，在月城同守敌激战。几次冲锋，但因遭到两翼工事和城内鼓楼敌人火力所阻被迫撤回。接着在１１时左右，主攻南门的红二师炸开了南门外城墙的一角，但由于城墙外塌，造成了我军伤亡大事故。同时，南门守敌在月城依靠城墙左右坚固工事顽抗，我后续部队也未能突入。与此同时，主攻东门的红七军，炸塌了东门的月城，红军战士乘着硝烟弥漫，在机枪掩护下，在三米宽的突破口上向城内冲锋，有四五十人翻过大城，占领了大城城楼，对敌威胁很大。正值此时，马昆到此督战，现地指挥。他发现士兵向后退即强令制止，并指挥随从卫队协同防守部队用密集火力封锁城墙缺口，以阻止红军后援部队，另又调集部队抢夺城楼。红军后援部队曾几次发起冲锋，终因敌火力猛烈而受阻。突入城内的部队，大部壮烈牺牲。经四小时激战，红军攻城部队不得不从城楼撤下。
当晚，彭德怀、滕代远电告中革军委，指出“攻城希望很小”。实质是抗议攻赣，要求撤围。此外，一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在赣州战役开始之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持反对态度；部队抵赣州城下，发现地形条件对我十分不利，感到这个仗打不得。他在第一次强攻受挫后和第二次爆城后，曾两次提出撤军建议。但都未获批准。
３月１日，中革军委指挥机关到前方赣州城郊。强令红军再攻赣州。发布了《中革军委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的训令》。重新调整部署，增调在石城以南地区整训的红五军团参战。３月４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告红军战士书》。号召红军指战员下最大决心进行持久战，拿下赣州。
根据指示，各部队爆炸队的红军战士昼夜加紧施工，终于在军委发出《训令》后的第二天又挖通了东、南、西门的爆破坑道。这次爆破的重点在东门。红七军在东门安装了三个大炸药棺材，按计划３月４日进行了第四次爆城，炸开了东门城楼及左右两侧城墙２０多米，炸死敌营长李自林等２００多人，为攻城部队创造了条件。红七军五十五团在团长卢绍武、政委陈漫远指挥下，即发起猛烈冲锋，欧致富连长带领第五连冲在最前头。但是，由于爆城的前两日晚，有两名投诚的马昆的部下又反水过去告密。马昆得知红军又将爆城的消息后，连夜进行新的顽抗部署，不顾老百姓痛苦和反对，不管人民死活，将东门铁匠街的房屋全部拆毁，强令居民每户送一个沙包，当夜就在东门内构筑了第二道新的防御工事。并将防守兵力由一个营增加到一个团。当红七军破城冲入月城后，敌军以第二道防卫工事为屏障，以强大的火力网进行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一度攻上城楼，我连续四次冲锋，与敌激战近４小时，我伤亡较大不得不撤出战斗。同日，主攻西门的红一师和主攻南门的红二师均因坑道积水，几次引爆炸城未能成功。上述五次攻城战斗中，我伤亡很大。红军在战斗中打出了许多许多无名英雄。第二次炸城时，二师的２００多人的突击队，由二团团长叶长庚指挥，在南门城下全部英勇牺牲。
红军围攻赣州战斗打响后，赣州敌军旅长马昆一面死守顽抗，一面电告国民党南昌行营向蒋介石求援，蒋即命令其主力陈诚派兵援赣。陈诚调遣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和两个独立旅三万余人；统归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指挥，从吉安出发。经遂川增援赣州。２月２７日，该敌进至赣州西北３０余公里之沙地、横石井一线，２８日遭到我独立一师阻击，激战一个多小时后，敌十四师于２９日占领赣州西北章水以北之赤岭地区。十一师占领赣州西南、章水以西之杨梅渡南桥地区。并在赣州北门外架设浮桥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由于沿江上下游部队被红军主力封锁，无法渡江。后来知道马昆曾冒着生命危险，由北门用绳索吊出城外，偷渡浮桥与罗卓英会面。密商了“缩小阵地，增兵进城，内外夹击，以解赣围”的部署。罗卓英连夜派了一个工兵营随马昆进城，加固浮桥挖出击坑道，企图过河进城。
在此之前，我红一师奉军团命令，派少数兵力，驾驶四只“火船”向浮桥敌军发起数次火攻，均受敌军重机枪猛烈火力扫射，我驾船战士纷纷落水，未能奏效。随后，又组织炸桥队，把棉花稻草堆在木排上，浇上煤油，燃起烈火，推向北门浮桥，中途又被逆风所阻，烧桥计划也未能实现。
３月５日夜，我同团长曾春鉴在前沿靠章水工事内，用望远镜看到敌人偷渡浮桥，即指挥全团重机枪扫射，打得敌人不得不匍伏和停渡，但停止扫射时，敌又继续偷渡。后来知道这是敌援军前敌指挥罗卓英派黄雄（十一师三十三旅旅长），率一个团偷渡浮桥。次日晚，罗卓英又亲自率领一个团和师指挥机关偷渡。
敌人经过两天完成了城内出击坑道。３月６日敌人下达出击命令。７日凌晨４时敌人分三路对红军进行反击。两路从城内反击，一路沿章水向红军左翼迂回。敌军罗卓英３３旅６５团６６团两个团由西南门之间坑道出击，向天竺山到白云山一线的红军阵地反击。马昆６８团由东南门之间坑道出击，以天竺山为目标向我偷袭，同３３旅两个团会合。敌十一师另一个旅的主力沿章水向红三军团左翼进行了推进，形成对红军内外夹攻的态势。
由于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城，战士过度疲劳。敌人乘机偷袭了我红一师部，使师部机关遭受损失，打乱了全师的指挥系统，但各部队指战员迅速组织火力坚守阵地进行战斗。我和团长曾春鉴率领二团和红一师、二师及红七军一起，与敌在交通沟内外，在飞机场左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时师政委黄克诚带一个通讯班速步来到我团阵地，命令我团撤退。我即令第六连连政委毛贲虎（当时连长牺牲）坚守阵地掩护部队边打边撤。黄克诚政委此时看到我团五连连政委有些惊谎失措就训斥了他一顿：“你慌什么？你们团首长还在前面哪！”我团在边打边撤中，撤至南门外又与从章水渡河迂回包抄过来的敌军遭遇。敌军凭借兵多和武器优良，向我红一师和红二师及红七军突围指战员疯狂扫射冲来，红军指战员与敌人三路展开了激战，在混战血战中，红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有的部队与敌人开展了肉搏战；有的红军战士拉响手榴弹愤怒地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现中顾委常委江华、王平、委员刘志坚，国防大学校长张震，前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裴周玉，炮兵副司令员苏进、吴信泉，海军副政委方正平，军事学院副院长叶楚平，济南军区副政委方正，总后军需部长于漫远，总参三部政委张正光，海军潜艇学院政委吴西等许多同志，他们都是攻城战斗的参加者，是当时部队中的军事、政治指挥员，都是有功之臣。
在这次突围战斗中，我军指战员虽然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但自身伤亡很大。在战斗中我看到师长侯中英身着过去缴获敌人的灰大衣，正通过我二团阵地大路上的茶亭。部队撤出后，听说师长侯中英被俘，后被敌人杀害。当时，敌军死死咬住我攻城部队不放，我撤敌追，我反击敌后退，就这样我们同敌人反复进行了２０多次反击战，我团在反击中始终掌握着全团部队，未被打乱，但伤亡很大。７日上午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率警卫营及总预备队红五军团第十三军赶到增援我军。当日下午３时，红五军团十三军进入阵地投入战斗，在天竺山、白云山一线同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在发扬各种轻重武器杀敌的同时，充分发挥了红五军团的特长，全军赤裸上身，手持在太阳下发亮反光的大刀冲锋前进，勇猛砍杀敌人，这样击溃了敌人，打退了敌人的反击，掩护了我攻城部队退出战斗。至此，历时３３天的赣州战役宣告结束。这是一场苦战、血战，红三军团伤亡３０００多人，一师被敌分割包抄损失八九百人，师长侯中英和战士４００多人被俘。但另一方面红三军团经过这场苦战的锻炼，由于战时政治工作做得好，在战斗中党支部发挥了核心作用，共产党员始终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因此，战斗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更加强了，部队得到了新发展。但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
（三）
红军攻打赣州撤围后，３月８日，红三军团及增援部队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至赣县江口地区整训补充。中央苏区中央局中旬在赣县江口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研究赣州战役后红军的行动方针。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张纯青、邓萍出席了会议。
赣州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仍然有它的历史意义。红军在攻打赣州期间，发展了信丰、大余、崇义、上犹、遂川等县苏区，使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取得了密切的联系。并建立了许多赤色政权、地方党的组织，增编了红军独立第八师，扩大了红军。在这次战役中，红军进行了攻坚战的实践，取得了一些攻城经验。特别是红军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牺牲的事迹和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赣州战役，也有极深刻的教训：
一、对当时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表现为，在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对全国敌强我弱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客观事实缺乏认识，既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危机，又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实力。因此，对当时苏维埃革命的任务作了错误的分析，认为夺取中心城市，可以“在最近期内达到一省的首先胜利的目的”。这是王明“左”倾冒险路线所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其次，当时正处在“一·二八”事变的形势下，应当举起抗日民族革命旗帜，适时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卖国阴谋和发动内战的反动实质，使全国人民深明大义，以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这样对防止内战，巩固并扩大革命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相反，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在政治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反而给蒋介石蓄谋已久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个借口。这也是脱离当时政治形势的客观现实的反映。
二、战略指导方针的错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军事形势下，战略上必须是持久战，但在战役战斗上则相反，必须进行速决战。如果旷日持久则很不利。在军事方面，战略必须是以少胜多，但在战役战斗上，则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胜少，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军事指挥上，必须始终贯彻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所确定的目的，逐渐改变敌我形势，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这些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华。而赣州战役则完全相反。
三、战役战术不妥当。（一）敌情不明，一方面对当时敌军死守重要城市赣州的决心和重视程度估量不足，没有看到国民党蒋介石在第三次“围剿”失败后，更加把赣州当作向苏区进行新的反革命进剿的“桥头堡”，结果贸然决定进攻。另一方面，对守敌力量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的要大得多。原以为只有８０００人，后证实是１８０００人，超过红军的攻城兵力。特别没有估计到敌人如此强大的增援兵力。红军以劣势兵力在地形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攻城，守敌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守，自然难以攻克。
（二）在兵力部署上，对敌援军的作战力量配备太弱，只是经过整编的六个独立师，造成敌方援军从吉安出发，沿途基本没有受阻，只是在沙地受到红军两个独立师的阻击，但很快遭敌援军合击。敌援军迅速到赣州，大大加强了对攻城红军的压力。
（三）红军的装备和技术条件不具备攻打敌人重兵驻守和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红军当时缺乏爆城攻坚的条件和经验。赣州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凭我军当时的武器装备，既没有足够的炮兵，又无黄色炸药，是难以攻克的。挖坑道爆城无器械测定，单靠手工作业，技术不精，造成主攻东门的红七军在爆城时，城墙向外倒塌了，致使埋伏在城墙下的冲锋队指战员２００余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四）在攻城打援的指挥上有缺点错误。把负责打援的红四军主力放在南面，用来对粤军援敌，没有估计到敌人会从赣州以北的吉安远道驰援；没有及时侦察发现吉安罗卓英两个师援赣，部队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未能在北面打上援兵，未能防止敌援兵偷渡入城，造成对红军进行内外夹击。
（五）攻城部队没有得到应有的休整。我军攻城久攻不克，攻城部队昼夜坚守阵地，得不到应有的休息。援军到达，又未迅速调整部署迎敌，屯兵攻城不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劳，在敌军疯狂反扑时，致遭敌袭，伤亡很大。
（六）没有做好对敌军的分化瓦解工作。在红军攻城开始，开展过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守城军心。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提出了“夺取赣州，活捉马昆”，“只杀马昆不杀守城官兵”等等口号，没有给马昆留下生路，使马昆感到别无选择，只有死守顽抗到底。当敌我双方出现相持时，虽然曾由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当时任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给马昆写信劝降，利用他们过去同过事的关系，劝他“献城起义”保证他的生命财产，但马昆认为罗在红军中“资历不深、地位、威望不高，不敢相信他能保证我的生命”。所以没有起作用。同时，没有利用蒋系内部矛盾。陈曾给马昆发电报说假话：“查赣围已解除，本军奉命东下。”实际怕打败仗。马昆对电报怀疑说：“电报意图不明，心情异常焦急。”我们没有利用其矛盾，进行尽可能争取马昆弃暗投明，致使他们在赣州战役中死心蹋地，负隅顽抗到底。
赣州战役虽然已过去快６０年了，但回顾起来，不仅仍然有许多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而且当年红军指战员奋不顾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又一再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并激励着我们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