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交流
《海鸥》飞到中国
于是之
查日记，我第一次见到奥·尼·叶甫列莫夫是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１日。那天晚上我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去看戏。日记上记了一小段事情：
“包厢看戏。休息时叶甫列莫夫设咖啡、三明治招待，并主动提出建立关系。１０月２３日谈意向。”
休息时就坐在离包厢后边不远的小休息室里，记得谈兴双方都很浓。以至于叶甫列莫夫叫人关照后台晚些开幕。他非常主动地提出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立交流关系。他说他有几次去中国的机会，都因剧院工作忙，没能去成；他很愿意来中国，并提出莫斯科和北京两个剧院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两地交换演出的建议……再谈下去观众等不及了，只好打住。叶甫列莫夫最后说：他明天去美国，他也知道了我还要访问列宁格勒等地，我们两个人定于１０月２３日回到莫斯科，相约我们都想一想，回来各自提出交流的建议。
在国内我就知道一些关于叶甫列莫夫的事情，他不仅是人民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位事业家，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我不能不在１０月２３日提出我的建议。因此，在路上也时常想到这件事。
在列宁格勒我见到了全苏剧协的主席柯·拉甫洛夫。他曾访问中国，在上海看过《茶馆》演出，在北京我又参加过对他的接待，自然就熟些了。见面就提起了老话题：邀《茶馆》赴苏公演，这次更进一步提出邀请这出戏参加他们１９９１年的契诃夫戏剧节。以后又谈了些其他的文化交流的事，都觉得互相推荐剧本、互相交流导演是较简便易行的办法。
１０月２３日下午，我在莫斯科见到叶甫列莫夫时，主动提出了我的建议。全苏剧协１９９１年邀《茶馆》参加契诃夫戏剧节，这是个大项目，而且两年后才能实现，现在如能交流导演，可能比较容易实现。我说明这只是个意向。叶甫列莫夫当即表示同意，他想了一会说：“要给你们剧院排戏，那就是要我去了。”说着他笑了，我也笑了。我赠他一瓶好酒，就分手了。
回到北京，向北京市文化交流协会说了这件事，协会表示支持。事情就这么定下来。
今年１月，叶甫列莫夫应邀来北京作短期工作访问。我们确定了邀请他８月间来北京排《海鸥》的交流计划。《海鸥》这部契诃夫名剧对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设起过极大的作用，至今还是这家剧院的保留剧目。叶甫列莫夫本人就已经两度排演《海鸥》，再排《海鸥》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了。不过他一再声明说，他来北京排《海鸥》，决不照搬莫斯科的那个版本，他要在北京排一出新的《海鸥》。
现在，这个新的《海鸥》终于在北京的舞台上翱翔起来了。各方面的反应都是很肯定的，几位戏剧界的专门家认为，这出《海鸥》的意义已经超出了这个戏的成功本身，我很同意这个看法。我们都承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要发展的，看了这出《海鸥》，我们对发展着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便有了更为真切的体会。这对我们的启发是很大的。
这次创作合作，对叶甫列莫夫无疑也是个难忘而有益的经历。中国演员和舞台艺术工作者的才能与品格都给他留下了好印象。有一次他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有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是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感兴趣，而我被中国人民的灵魂所吸引。中国人的灵魂是美丽的。他说得非常真诚。离京的日子越逼近，他的惜别的情绪也越重。９月５日我们在北京机场为他送行，他当真哭了。一边哭，一边说：我是个演员，但现在流的不是演员的眼泪。送行的人的眼睛也全都湿润了。从我与叶甫列莫夫初次相识至今，三年过去了，这三个年头，世界上又发生了多少各色各样的事情，尽管有的不尽让人如意，但终归有真理在、有人民间的交流在，掌握了真理的人民，“注定要赢得这场战斗。只有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物质与精神才能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海鸥》妮娜闭幕台词）。
第8版(副刊)
专栏：
鲁迅的启示
范咏戈
自述以“小跑”的节奏走完了短暂的５６年生命历程的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要赶快做”，连喝咖啡的空儿也没留给自己。然而近读鲁迅著作，却发现了先生其实并非完全如此。
比如，文章是“不挤，便不做”：“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书是“不挤，便不看”；“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出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看来，翻译也是“不挤，便不译”了。
其实，不用说也都明白，在鲁迅先生的字典里，“挤”应是与“涌”同义的。先生反对“闲”出来的文字，信奉用生命的一部或全部“涌”出来的文字才是可宝贵的。因此特别推崇“马克思的《资本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都不是啜麦加咖啡（当时尚无“雀巢”与“麦氏”——笔者注），吸烟及烟卷之后所写的。”所以，先生的“不挤，便不做”，也就是“不涌，便不做”。这种“情性”，恐怕正是先生的文章能够千古的一个原因吧。
鲁迅先生在一个作家靠卖文为生的社会，却从不以为钱可量文、钱可支文。当时的情况正如他所说：“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的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的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以鲁迅的文才，要写那种“每篇百两”的文字怕是一天数篇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不要。据笔者所知，他一生只替他所喜欢的一个质朴而勤勉的文学青年韦素园写过一篇《韦素园墓记》，自然是“尽义务”的。
鲁迅就是鲁迅。在鲁迅看来，轻薄文字，也就是轻薄自己和读者上帝。他曾批驳过一位诗人这样的看法：诗人要做诗，犹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如果谁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他自己的错。鲁迅说，这个比喻虽然很美，也很有道理，但细一想却也有错误。错在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他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即使真的是花，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园丁也是应该想法的。或者也许，是因为在内山书店碰到的那个买他的书的青年那带着体温的钱永远烙了他的心，使他因为生怕误了这样的青年，“因此作文时就更谨慎，更踌躇”了呢？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星光
潘老的那双手
武华
潘老，人人都那么称呼他。他就是９５岁高龄的潘承孝老人——原河北工学院院长——著名的内燃机专家。我又一次见到这位老人。他作为河北民进的创始人，那天所有参加会议的民进会员，如众星捧月般地围绕着这位老寿星。
潘老讲话了。潘老讲话的时候大家鸦雀无声。“我们肩上的责任重大。怎么样做好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潘老语音不高，慢悠悠的，很有条理。他有一张团团圆圆的白皙的面庞，两个眼睛向下弯弯着，瘪凹的嘴向上弯弯着，像个笑眯眯的老奶奶。
潘老习惯性的把双拳轻握，平放在两个膝头。他的手那么白细，青绿色血筋横横斜斜枝枝杈杈地在手背上交错成一棵树，浅褐色老年斑如一颗颗大小不等圆圆的果实缀在其间。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一生旅途中的平坦与坎坷，成功与失败，欢笑与悲哀；沉与浮；升与降……都写在这双手上，写在这双手上呵！
潘老热爱年轻人。我认识潘老是１９８７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民进中央代表会的时候。那时我对潘老是敬而远之，十几天的会议没敢说几句话。散会，河北与会人员合影时，照相的张老师说：“来来来，年龄最小的和年龄最长的站在一起！”开初，我有些不好意思，潘老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到他的身侧，手一直握着没有放下，一直听了那声“咔嚓”响过之后，老人还拉着我的手问：“你爷爷还健在吗？”我说“健在。”“多大年岁？”他又问。“８４岁。”我答。他笑着说：“比我还小六岁呢。”
……
潘老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几句话缩短了我们的距离，原来真正的大名人是丝毫没有架子的！
潘老是河北民进会员人人敬仰的楷模！组织上给我任务，让写一部潘承孝老人的传记。我欣然接受。
在去河北工学院的车上遇到一位上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你认识潘承孝吗？”“认识。我们的老院长潘老，全院的每个学生都认识他，每个学年的开始，潘老都多次在大会上给我们新生讲话，到新生宿舍聊天。大学四年结业，许多人认不全学校的老师，但潘老是人人认识的。”我要采访潘老，他就是不讲自己。我再三地问潘老，潘老也不说，只是微笑。他一遍又一遍地拍着我的手背说：“你来我家我欢迎，也希望你在这儿多玩几天。写文章的事就别提了，我一辈子教书，没什么大成就，平平淡淡的一生没什么好写的……”
潘老，你久经磨难之后炉火纯青的生命是我所能理解所能写出的吗？
潘老的拒绝是真诚的。
潘老的手宽厚而温热。他依旧如老奶奶一样弯着嘴笑着，但眼圈红红的，涌满了泪水……
我又注视潘老的那双手——
白细的皮肤，青绿色血筋横横斜斜枝枝杈杈在手背上交错成一棵树。浅褐色老年斑如一颗颗大小不等圆圆的果实缀在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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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日报《大地》月刊征稿启事
人民日报《大地》月刊将于１９９２年１月正式创刊，公开发行。
《大地》月刊的宗旨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地》月刊的编辑原则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突出思想性，注重艺术性；突出文学性，力求可读性；突出报告文学，务必丰富多彩。
《大地》月刊是以发表报告文学为主体的综合文艺月刊，栏目丰富多样，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党史春秋、人物传记、社会广角、文化广场、艺术世界、影视天地、散文风采、杂文随笔、诗叶采风、时事纵横、体坛经纬、异域风情、国际风云、文艺评论、大地论坛等。
《大地》月刊８０页，可容纳１５万字，优秀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可以连载，还可发表美术、书法、漫画、摄影等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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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大地》月刊社
第8版(副刊)
专栏：
在歌声中成长
王敏瑛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一群双鬓染霜的中年人眼含热泪深情地唱着这首当年他们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录制的插曲。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各个年代的团员们在一起欢庆合唱团成立四十周年时的情景。歌声把他们带回在歌声中成长的金色童年。著名歌唱演员邓玉华在繁忙的演出中赶来了，她紧紧拉着培养过她的李文玉、丰子玲老师，请人拍下这美好的瞬间。一九五三年邓玉华凭着她那甜美、纯真的声音考进了合唱团。老师发现了这棵小苗苗，常常把她留下吃点“小灶”，让她担任领唱，作示范演唱。一九七八年合唱团的培养为她铺垫了通往艺术道路的基石。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轻音乐团的蒙族歌手富立明是这个合唱团跨五六十年代的团员。在合唱团严格训练的基础上，他自学成才，在歌唱艺术上颇有见地，最近出版了一本歌唱艺术的专著——《美声》，以此作为他对培育他成长的合唱团建团四十周年的献礼。今天他带着女儿、八十年代的合唱团员富昕一起来了。他唱歌，女儿为他钢琴伴奏。四十年来，少年广播合唱团——这个艺术的摇篮，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人才。几百名老团员中有的成了工程师、企业家、医生、教师、编辑，战斗在建设祖国的不同岗位上。今天他们欢聚一堂，畅叙着合唱团留给他们的美好记忆。这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少年儿童课余演唱团体。一批热心儿童音乐教育的音乐工作者在这里贡献了青春。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在他们的精心培养下，在歌声中长大成人。关心儿童音乐教育的一批词曲作家经常为这个合唱团写歌。《我们的田野》、《红领巾之歌》、《快乐的节日》、《我们要做雷锋式的好少年》流传至今，他们用心血浇灌着这朵艺术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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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瑶家秋歌（中国画） 赵凤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