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启示
柳茂坤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发生的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既是日本帝国主义新的武装侵略中国战争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以此为导火索，终于导致了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空前的浩劫和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６０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认真记取历史教训，对于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具有重要的意义。
启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
“九·一八”事变决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
日本妄图吞并中国东北由来已久。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封建国家。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成功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提出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主义方针，并逐步形成了分期霸占中国台湾、吞并朝鲜、占领中国“满蒙”（东北、内蒙古）、灭亡全中国、直至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经过中日甲午和日俄等战争，日本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先后实现了霸占台湾和吞并朝鲜的目标，并发展成为一个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从１９１１年开始，日本把主要侵略矛头指向中国“满蒙”地区。它曾四次与沙俄签订瓜分“满蒙”密约，两次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并大力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妄图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随着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以武力争夺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１９２７年夏，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正式确立了以武力夺取“满蒙”的方针。为此，日本一面大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等侵略舆论，一面积极进行战争准备，挑起各种事件。至１９３１年秋，日本抓住国际形势对其侵略有利的时机，终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说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它既是日本大陆政策关于占领“满蒙”目标的基本实现，又是其大陆政策关于灭亡全中国目标实施的开始，随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几乎未断。
“九·一八”前，日本的本土和人口分别相当于中国的１／３０和１／７。为什么日本这样一个小国敢于欺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恃强欺弱。这个时候，日本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已是世界五六个著名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在经济上，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已占到３８．２％，年产钢２２８．９万吨；在军事上，虽然兵员数量不如中国，但武器制造、装备水平占绝对优势；在政治组织力上日本也是比较强的。而当时的中国，虽然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但却是一个弱国。经济十分落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小农经济占９０％以上，工业经济占不到１０％，年产钢仅１．５万吨；虽然兵员多于日本，但装备落后，官兵训练差。在政治组织力上，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反共内战政策，继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之后，又以重兵“围剿”红军根据地，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民穷财尽，犹如“一盘散沙”。国穷民弱，这就是日本敢于在中国横行霸道的一个重要因素。
“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几十年的侵华史再次证明：落后必然挨打，强国才能御敌。以强凌弱，欺软怕硬，这是一切霸权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惯用手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不受霸权主义的染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根本出路就在于搞好本国的建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只有富国强民，才能有效地防止侵略战争，即使战争一旦强加到自己头上时，也能够置敌于死地。否则，难免不受侵略者的宰割和奴役，即使取胜，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启示之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可能有抗战的胜利
“九·一八”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而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展开创造了条件。
“九·一八”后，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深入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随之逐步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从而带来了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团结御侮，抗日救亡”便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可是国民党却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继续对内“围剿”工农红军，消灭异己，压迫群众，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沦亡，华北部分主权丧失。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虽然给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带来了曲折和困难，但它终究阻挡不住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与此相反，处在反国民党“围剿”前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顺应时代潮流，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从“九·一八”后第三天起，共产党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决议和宣言，宣布“对日战争”，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战略任务，号召全党开展群众性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以后，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共产党这些举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逼蒋抗日”方针的推动下，在全国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内抗日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列强和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迫使国民党从“五全”大会起，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但反共内战政策仍未放弃。直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国民党才被迫接受了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随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基本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建议，从而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中国从此由分裂内战开始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实际上已成为这段时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政治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全国抗战的展开、坚持和胜利打下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她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终于在以后的全民族抗战中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九·一八”和整个抗战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战的胜利，也就没有随后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的选择。
启示之三：要反对霸权主义，警惕局部战争的产生和升级
“九·一八”事变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首次发动的以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余年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迈出了法西斯国家谋求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旧秩序、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第一步，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在不到４０天内就全面爆发，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局部战争走向全面战争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源头就是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从“九·一八”事变燃起第一把战火，到１９４１年下半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演变过程，才由一个局部战争逐步演变成席卷三大洲四大洋共有６１个国家参加的全球战争。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发动战争的德日意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已被瓜分完毕和英法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垄断的情况下，处境十分困难；而它们的经济实力同主要争霸对象英法美相比，又相差甚远。这样，就决定了德日意在发动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时，开始不是把矛头指向英法美等主要对手，而是利用这些国家为保护既得利益所采取的绥靖政策，首先向中国、阿比西尼亚等一些弱小国家开刀，边打边积蓄力量，争取在整体经济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取得军事实力的优势地位，将局部战争逐步演变成世界大战。
在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演变的过程中，法西斯国家的步伐虽然是缓慢的然而却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而整体实力占优势的反法西斯国家却未能阻止或推迟大战的爆发。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反法西斯国家不能团结一致，长期未能形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法西斯国家又经常制造和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分而治之。“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的扩大，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逐渐突出出来，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制止法西斯的侵略，就成为时代的要求。为适应这一新形势，共产国际在１９３５年７月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任务。社会主义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英法等国热中于推行绥靖政策而告吹。绥靖政策是西方大国英法美政府所推行的一条纵容侵略、牺牲他人、乞求苟安的政策。结果表明，它绝非和平之举，而是促进战争之策。由于西方大国推行绥靖政策，使一些被侵略国家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被法西斯国家各个击破，从而加速了大战的爆发，使世界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血的教训告诉人们，由局部战争慢慢地发展成为全面战争，是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共同特点。不论是中日全面战争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从“九·一八”这第一把火渐渐地燃烧起来的。因此，对局部战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其扩大升级，制止其战火蔓延，实为防止大战，维护和平的战略之举。历史证明，团结是遏制局部战争升级之本，分裂是加速大战爆发之源。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特别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国，要加强团结，反对分裂，结成广泛统一战线，才能有效地制止局部战争的升级和发展。当今世界与“二战”前有很大不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是现代战争的根源——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战争的危险并未完全消除。战后４０多年来，世界各地曾发生过１６０多次局部冲突和局部战争。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且往往潜伏着大国插手干预的影子，这是现今世界不安定的重大因素。局部战争将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冲突形式。因此，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警惕局部战争的产生和升级，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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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莫忘“九·一八”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上，日本驻中国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以诬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为借口，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９月１９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在几天内侵占２０多座城市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上世纪末即先后侵占了我宝岛台湾，攫取了我南满的种种权利。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１９２７年，日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制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国策。日本政府根据这个战略，积极地进行侵占我国东北的策划和准备。１９２８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骤。
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内政状况都对日本入侵有利。欧美帝国主义正陷在１９２９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之中，自救不遑，无暇东顾。中国内战不息，１９３０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张学良率东北军７万余人入关助蒋，使东北防务空虚，给日军的侵略行动造成了机会。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反共立场，调动数十万军队连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国民党内部斗争亦十分激烈，１９３１年５月，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中央，开“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蒋介石在８月１６日的电报中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国民党统治集团把精力都用到内战和内争去了，根本不顾外患。日本关东军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认定１９３１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一年以后行动”的计划。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因此，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由于中国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所以日关东军司令部敢于命令仅一万余人的关东军向驻有近２０万中国军队的东北全境发动进攻。
９月１８日夜，日军以其制造的“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大举进攻沈阳。东北军忍辱执行不抵抗的命令。驻北大营王以哲旅逾万人，装备整齐，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却被日军铁路守备队第二大队５００人一举将营地攻占，王旅仓惶溃退。日军第２９联队一夜间攻占沈阳市，所有中国警察、宪兵都被缴械。东北当局及辽宁省设于沈阳的党、政、军、财、教育等机关，以及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侵占。接着又分兵进占辽阳、海城、营口、四平街、长春、抚顺、本溪等地。２１日东进吉林省，占领省会吉林和吉长、吉敦两铁路。２２日，占领辽源和四洮路。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到一星期，日寇几乎全部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千里河山。１１月初，日军又开始向黑龙江进攻。中旬占领了黑龙江省，然后又南下进攻锦州。１９３２年１月２日占领锦州，中国军队被迫退到山海关内。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军所到之处，大肆抢掠公私财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１８亿元以上，损失飞机２６２架，各种炮３０９１门，机枪５８６４挺，步枪、手枪１１万余支。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大会。中国政府不积极动员人民和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却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联。９月１９日，外交部电饬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主持公道。施肇基在诉说日军入侵，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情景时，声泪俱下，并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但列强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仅不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反而偏护日本。所作决议，也不区分侵略与被侵略，要求双方撤兵，避免事态扩大。虽然要求日军从占领区撤退，却赋予日军自由“剿匪权”这一有利于扩大侵略的条件。对这一颠倒是非、损害中国权益的决议，国民政府竟完全接受。这样，日本侵略气焰就更加嚣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严重打击”。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东北人民广泛地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打击侵略者。人民自发抵制日货，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全国各地翻腾着抗日救亡的怒涛。但是国民党政府继续实行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对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力加镇压，使日军占领东北后又把侵略的战火烧向中国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附图片）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北大营（红顶山）。
日军残酷屠杀中国人民，图为日军在沈阳街头强迫市民面墙而跪，进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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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创刊
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于今年“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前夕创刊。《抗日战争研究》致力于推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为向广大军民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学术基础。聂荣臻元帅为《抗日战争研究》创刊题字：“研究抗日战争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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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社会主义经济与审计监督》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邢俊芳同志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我国改革开放、计划与市场、价值规律、价格等问题以及审计理论，作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撰写了许多有见地，有影响的文章，本书是这些文章的汇集。它对于继续深入探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对于推动审计工作的进步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陕西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温景崑主编的《现代科学技术引论》，本书是为党政干部岗位培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同时，它为干部学习和了解现代科技提供一些新的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杰著的《失衡经济学导论》，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了包括总量失衡、结构失衡、通货失衡、财政失衡、投资失衡和消费失衡在内的全部经济失衡，着重分析了经济失衡的实质及具体形式，经济失衡的形成机理及过程，经济失衡的治理方式及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及政策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