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天将降大任于斯制度也
——话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坎坷征程
许征帆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我一想到今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坎坷境遇，特别是它们在征程中经受过的和正在经受着的诸多磨难，就不免一再联想起孟轲的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只不过这里的“天”可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斯人”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
本来，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都是难度很大的社会历史课题，原因是：即将被取代的那个旧制度，并不是历史的某种偶然现象而是历史的特定产物。它也有过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取代了另一种旧的制度的光辉经历，也有其生成和发展的客观根据，起过应起的积极作用。何况，在它并不短暂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岁月里，这个制度又曾不遗余力地反复论证过自己的历史合理性、优越性和不可取代性，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唯我独尊”地位的措施。这样一来，萌发中的新社会制度，不能不面对体现着旧社会制度的各个国家组成的“碉堡群”。它决不可能一举横扫这个庞大的“碉堡群”，一役夺取全盘的胜利；也决不可能三两下就重点突破由旧社会制度最发达的那几个国家构成的该制度的关键部位，比较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较为可能的倒是，首先在旧社会制度较不发达的一国、数国，即该制度链条上的较薄弱环节（用列宁的话说“中等薄弱环节”）打开缺口，为新社会制度开辟进军的桥头堡和扩展的根据地。于是，地球上出现了社会形态交替时期特有的态势和格局，即：新旧社会制度并存竞争、共处抗衡，两者比优越性、比吸引力，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解决着谁将在历史的抉择中取得最后胜利问题的态势和格局。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碉堡群”又以其数量上的优势，以这种制度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而积累起来的这样那样的力量上的优势，以其成熟、发达程度尚居于“领先”地位的优势，包围着并压迫着初创的、稚嫩的、远未成熟和发达的新制度。列宁说得好：“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列宁全集》第二版第３７卷第１７页）社会形态的交替既然只能是一个艰难的、复杂的、曲折的、漫长的过程，那么，在列宁所讲的“在某些时候”的那种特定的环境和特定条件下，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艰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漫长性必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和令人揪心，以至于那些未能洞察历史发展总趋势的人，常常在这个高难度的历史课题面前感到困惑，产生动摇，甚至望而却步。
社会形态交替时特有的那种态势和格局，在人类历史上已多次出现过。由于每一次交替的社会制度和实施交替的环境条件的差异，因此体现着这种交替的态势和格局也各有特色。转折、交替期的那种“一球两制”、矛盾着的“两制”在对立统一体中的作用、地位及其相互转化等等的内容与形式、广度与深度、主流与细节都会有所不同或大不相同，而这方方面面的个性又都生动地体现着当新旧社会制度交替时的那种态势上、格局上的共性。
翻翻中古史与近代史，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并不是以曾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为其开端的，例如，在创造了封建社会最强大、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封建主义制度高度发达的中国情况就是这样；相反，倒是在与中国相比封建主义制度较不发达的一些欧洲国家首先实现的。当时的“一球两制”，具体表现为亚欧等洲的众多古老的封建主义国度，松散地包围着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度。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前一种制度的主要代表——处于“康乾盛世”的中国，与后一种制度的主要代表——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在新形式下继续扩展“圈地运动”的、由于社会两极分化加剧而显得动荡混乱的英国，仍在东西两半球对峙着；只不过关山隔绝，信息阻滞，接触稀少，联系薄弱，因此，新社会制度承受的压力主要来自近邻，是地区性的而不是世界性的。作为新制度“带头羊”的英国，日子还不是那么难过。如果当时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达到今日的高度，而新闻传播工具也达到今日的水平，可以想象，这貌似“新升华”的“盛世”与貌似“新滑坡”的“混乱局面”将是天涯咫尺，两者将以近似比肩而立的架势任人品头评足地进行比较，那末，肯定会有人对尚属嫩弱的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态度，与“早产儿”、“畸形儿”、“历史的谬误”、“大失败”、“大破产”等等相类似的言论，也会成为某些人热衷的时髦货；肯定也还会有人看不透用历史尺度衡量封建主义制度业已过时的现实，错把这个垂死制度回光反照的突出表现——“康乾盛世”视为封建主义制度永恒性的铁证。
应该说明两点：其一，文中两次出现的所谓“肯定……”云云，并非笔者主观臆断，历史上确有这类人（如封建卫道士、封建社会主义者等等），发表过类似的见解（如讴歌“温情脉脉”的老制度、诅咒毁了“牧歌式宁静”的新制度等，名为“青年英国”的封建社会主义文化团体的主要代表托马斯·卡莱尔，就把中世纪美化为“贵贱和谐”、“尊卑无间”的时代；认为：“专制会拯救世界并使之导向社会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幸的妇女将亲手把亲生儿女煮成食物”，另一位代表人物曼纳斯说：“让财富和商业、法律和学问全都见鬼去吧！只把旧日的贵族统治仍留给我们就行！”他一再重复这样的要求。）；其二，高度颂扬、全盘肯定老制度，全面贬斥、彻底否定新制度这种社会形态交替期的伴生现象，逆向的副产品，在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曲折过渡的今日，比起世界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逐步过渡的昨天，表现得格外鲜明、深刻、典型，必须深入地加以研讨，从中得到应有的启迪。
就“一球两制”态势、格局的严峻性，旧制度的各国对新制度的一国或数国包围的严密性，发达的旧制度国家压迫尚不发达的新制度国家的严重性等方面来说，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这两个过渡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智利学者桑切斯·瓦兹奎兹在《社会主义观念再考察》一文中指出：面对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不能忽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具有的消极和反向的影响”。这种种影响，甚至比影响更恶劣的种种破坏行动，造成在后一种过渡中，新制度备受磨难的程度，必然是空前的、创纪录的。
首先，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封建主义制度取代奴隶制度根本不同，不是同类型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交替，不是以一种剥削方式代替另一种剥削方式、以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由私有制的和剥削制的社会制度向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最美好的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这是历史列车的大转轨，是高难度历史课题中难度最大的课题。马克思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他说：“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４１６—４１７页）
其次，具体点说，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难度之所以特别大，是因为：作为取代者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旧制度的母胎内形成和发展。当它伴随着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萌生时，就不得不在胎毛尚未脱尽的情况下承担“大任”，接受挑战，经受严酷的考验。它必须取而代之的私有制又不是低水平的或较低水平的私有制，而是作为私有制发展的最高、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被取代者，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基石，有打从奴隶制社会以来长期培育的私有观念和维持私有制的有关传统作为护身符，有广泛的小生产自发势力可供利用。这样，取代者与被取代者的力量对比，即使在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国或数国，也非得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较量才能彻底改变，并全面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战胜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问题。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这样的全胜，那非得有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经过多世纪的百折不挠的持久战不可。
第三，再更具体点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开始实施，既然先得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这个革命最主要的胜利果实——无产阶级专政为之开拓道路，那末，实现这种开拓的不同状况是会发生大不相同的影响的：
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像写于１８４７年的《共产主义原理》所预期的那样，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而又大体上同时胜利和同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末，无论是就国家范围还是就世界范围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吸引力的拓展等等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就会像恩格斯在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２日写给考茨基的信所说的那样：“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５卷第３５３页）
而如果像马克思１８４５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这个国家内才发生冲突。由于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该书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文单行本第６２页）——那么，新旧制度的交替情况就又是另一种样子。
列宁在世时虽然没能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书稿，但他的以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为依据对社会主义革命论所作的重要发挥，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断所见略同。正是列宁系统地论证了某些工业不发达的国度，由于种种复杂的缘由，倒有可能汇集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成为矛盾的焦点，历史冲突十分激烈，率先出现被统治阶级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统治的局面。
这种局面，使在不发达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着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迈出剥夺剥夺者的头一步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基等等，比之于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来说，会好办得多。然而要把开始了的事情继续下去，从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向横宽和纵深的全面推进，则将是不太容易的。用列宁的话说，“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容易，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敌人已经腐朽，资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就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韧不拔。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那里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要继续下去却容易得多。这是必然的，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在组织和团结方面要高得多。”（《列宁全集》第二版第３４卷第２３３页）
事情确实是从马克思、列宁预测的这种工业较不发达的一国、数国开始的，而开始的事情又不是像考茨基所说的是“最后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类小事情，而确确实实是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天翻地覆的大事情。
这一国、数国与那些同在一个星球上生活并包围着它的资本主义诸国，特别是同其中那些最为发达的国家之间就出现了复杂而奇特的关系：
一、在历史发展的阶梯上，这一国、数国高于包围它的诸国整整一级，而且是由私有制上升到公有制这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级，可是，从各自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来说，前者处于初级阶段，后者中间那些“拔尖”的国度却处于发达阶段；
二、后者对前者在“历史发展阶梯”上居于领先者、取代者的地位视为极大的威胁，并千方百计运用自身在具体“发展阶段”上所拥有的综合国力，力图按照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行事，用“发达”去欺压、凌辱、干扰、左右“不发达”，利用自己主宰世界市场、操纵世界舆论、控制尖端科技，以及政治地盘、军事基地遍布各大洲等等有利条件，强化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包围，力求打掉或“化”掉被围者，使资本主义重新一统天下。
这种“重新一统天下”的强烈愿望，在国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嘴里、笔下再透露出来，无论是“讨伐论”还是“趋同论”都程度不同地散发出这种气味。里根早在１９８５年的国情咨文中就说过：“我们的国家已经作好伟大变迁的准备，迎接伟大的新挑战已经到来——这是带来希望和机会的美国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把世界和平和人类自由的美好希望带到我们国界之外的革命”，“美国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是在自由方面获得的成功。这一点可以在一百个不同的国家重复实现一百次。”正如《北美日报》所说的：里根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主义进行十字军式的讨伐”。再看西方一些政要所一语道破的：“所谓‘趋同论’的主要之点，实质上不在于它倡导什么趋同，而在于它能把敌对的社会制度吸收掉，融化掉。”（引自格奥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美国迈阿密１９７３年英文版第５９页）
然而，历史阶梯上领先的优势，是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基础的，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具体发展阶段上的领先优势，是两个制度“起跑”的“时间差”造成的，是一时起作用的因素。凭后一种优势要抵消、扼杀前一种优势，只能得逞于某一时、某一地，只能给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国、数国添加磨难，而不能根本扭转历史。我们知道，天既降“大任”于斯制度，也就同时为斯制度承担、实现“大任”提供必备的条件。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矛盾的日趋强烈的要求，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严重的不同步、甚至彼此背离的畸形现象的日趋强烈的要求，解决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一系列大难题的日趋强烈的要求，解决科技革命成果未能主要用于造福人类的不正常现象的日趋强烈的要求，都具体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都强烈地呼唤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呼唤着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都是“斯制度”可以出色地完成“大任”的客观依据。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以其在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脱颖而出的事实，证明它作为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制度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是不管有千百层坚冰冻土掩盖也总会为自己找到突破口的客观规律。同时，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又以其艰辛卓绝的开拓，证明社会主义既然能在较不发达国家的相当差的环境和条件下开创相当不错的业绩，那末，今后在发达国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下，定会创造出无愧于最好制度的最佳业绩。毫无疑问，“斯制度”经过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磨难，终将会以完成“大任”的胜利者的姿态，屹立于由“一球两制”转变为“一球一制”的世界。
第5版(理论)
专栏：昆仑杯青年跨世纪的思考征文
牢记“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
宋杰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亲自缔造和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担负着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的神圣历史使命。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从来都把我们军队视为“和平演变”的重要战略目标。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打着“民主”、“改革”的旗号，大肆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极力鼓吹“军队国家化”、“党军分开”的谬论，企图改变我军的性质，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达到瓦解我们军队，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目的。
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我们这一代跨世纪的青年军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对立制度的斗争在我军性质问题上的集中表现，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军的生死存亡，而且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我们必须冲向反“和平演变”的前沿阵地，担负起自己肩上不同寻常的历史责任。
在严峻的斗争中，怎样才能经受住考验呢？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在我们的思想上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我们要牢记我军是党缔造、培育壮大起来的部队，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军队的今天。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对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是在蒋介石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后，从血的教训中，从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斗争中，以及从同共产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并觉悟起来的。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领导起义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时，开始确立了营以上建立党委、连建立党支部、班或排建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的党的领导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有力地巩固了红军队伍，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使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两军统编，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借此之机，假抗战之名，向我党提出往八路军派干部的要求，目的在于渗透进八路军之后，控制八路军的领导权。党中央、毛主席识破了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坚持改编不改领导权，坚持“共产党领导八路军的原则”，使八路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队伍不断壮大，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我军队伍的迅速扩大，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和加强，比如，党中央、毛主席在组织指挥“三大战役”时，设立了前敌委员会，保证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在战役中的贯彻落实，赢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加快了全国解放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日益加强和完善，使我军在完成对内平暴、对外御侵等各项任务中展示出无比的政治优势。我军六十年的光辉历程证明，只有坚持“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我军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要牢记我军是党直接指挥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的使命，树立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我军在党的直接指挥下，作为一支特殊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我军是党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担负着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生产自给的三大任务。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军的“三队”作用有了新的丰富发展，在“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是维护祖国统一，保持社会稳定，保卫人民幸福的政治力量。事实说明，没有党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革命军人、特别是革命青年军人，坚信党的领导，坚定为党而奋斗的信念，保证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就会始终坚定自觉地听党指挥，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为沈阳军区现代管理学院马列教研室教员，三十四岁）
第5版(理论)
专栏：
《旅游价格学》简评
由阎锋副教授编著的《旅游价格学》一书，已由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该书在我国价格学系列教材中，属填补空白之作，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理论层次较高，也是旅游经济教学和旅游管理实践方面的一本较好的参考书，知识性、实用性、可读性较强。第二，该书根据一般商品价格的基本原理，特殊地分析了旅游商品价格的构成、体系、职能及形成机制，深化了人们对旅游商品价格的认知。第三，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具体分析了我国近几年旅游经济管理实践中，旅游价格管理的具体实施情况，特别是旅游价格的涉外情况，反映了这些年我国旅游价格形成及管理的自身特点。这对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了解我国价格的特点、内容，认识价格工作的意义，推动我国价格体系的改革，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夏伟东）
第5版(理论)
专栏：
《企业伦理文化》简介
《企业伦理文化》一书（王昕杰、乔法容编著），最近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提高人的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为目标，从文化和道德的角度对当代企业管理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书中分析了西方企业管理的伦理趋向和西方企业文化的伦理内容，对企业伦理文化的作用，企业人伦关系，企业伦理精神，企业价值目标，企业道德管理和调节以及企业道德激励与评价等内容，做了初步系统的论述。
（健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