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
萧克
萧克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了。我代表研究会全体成员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由热心于炎黄文化的学者、专家及各界人士所组成的全国性民间文化团体。目的在于研究炎黄以来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了解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客观条件,使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得更好;在于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于增进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联系,加深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还在于开展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炎黄文化为世界文明作出新贡献。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炎黄文化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以其源远流长、精深博大、丰富多彩、区域广阔以及对人类历史所作的巨大贡献而为全世界所瞩目。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举世闻名的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属于我国;第一个使用指南针于航海的是我国;至今还保留着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古代天象记录资料的是我国;最先使用地震仪观测地震的是我国。我们祖先创造的物质文化包括农业、手工业、水利事业、医药、冶金、陶瓷、织造等许许多多发明创造,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的祖先在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军事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教育、戏曲学及伦理道德等方面,创造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思想和理论。就文学艺术而言,《诗经》、《楚辞》历史悠久;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淳美优雅;文学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结构恢宏;秦陵兵马俑和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四大石窟的绘画雕塑,堪称世界奇观。在中国大地上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从大陆到海岛,从内地到边疆,到处都可见到传统文化的奇葩。
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从远古起,中原地区各族互相交往,文字语言逐渐融合,学术思想也相互渗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连风俗习惯都发生了变化。秦汉时期的大融合,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从南北朝到唐朝,各民族之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科学、艺术、文学繁荣昌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文化中心之一。到宋元明清,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达到了高潮,形成为既有统一意识,又富有民族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的融合,开始众派分流,然后汇成巨川,最终奔向大海,形成以炎黄文化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文化。近年来亦称之为中华炎黄文化。
中华炎黄文化,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过来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产生巨大影响,使中华民族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中华文化在不断吸收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来丰富自己的同时,又以自己的丰富内容和磅礴气势影响其他民族的文化。东亚、东南亚诸国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之大,早为世人所知。欧洲近代许多启蒙思想家、科学家都曾从中国古代儒学、理学和其他学说中吸取过养料。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曾引起列宁的注意和称赞。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受到国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密切注意和广泛研究。一部《孙子兵法》,早为各国军事家、思想家所称道,在最近发生的海湾战争中,又被重新提及。
中华文化有许多优良传统和积极的思想因素。“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发愤忘食”的持生规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等等,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诚然,同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两重性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其封建性的糟粕。“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礼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因循守旧的形而上学思想等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起过阻碍作用。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占主导地位。中华民族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炎黄文化,经五千年而延续不绝,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炎黄文化是联系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
研究炎黄文化,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对全球尤其是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来说,是联系的纽带,沟通的桥梁。
千百年来,炎黄子孙都为自己的伟大民族而自豪。中华民族以勤劳、智慧、勇敢、开拓、进取著称于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从未因战争和大的自然灾害的破坏而一蹶不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反对战乱,成为几千年来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从而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尽管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或民族内部,产生过种种矛盾、冲突,以至战争,也曾造成国家的分裂和地区间政权的对立,比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并峙等等时期,但统一的时间长于分裂时间,而且越到后来,统一的时期越长,统一的局面越巩固。
中华民族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历史上,各民族采取多种方式,加强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许多有识之士,强调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清朝的雍正皇帝说过,满族住黑龙江流域,就像汉族住黄河、长江流域一样,都是中国人而有不同的籍贯。清代中期,当清政府平定了新疆准噶尔叛乱后,流亡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我国蒙古土尔扈特部,心向祖国,全部17万人历尽艰辛,回归祖国。在此之前,金朝金世宗时期尚书右丞唐括安礼说:“猛安人与汉人,全是一家,皆是国人也。”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之建立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实际上是说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今天,海外的炎黄子孙,怀着强烈的思乡观念,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的“四化”建设,许多人落叶归根,从心理上说,正是这种民族认同感的反映。
中华民族牢固的稳定性和巨大凝聚力,扎根于传统文化。从历代典籍中发现,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感的发展演化轨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夏、商、周三代族别不同,发祥地各异,但都尊奉黄帝为共同祖先。直到魏晋以降,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纷纷建立政权,许多族还尊奉黄帝、夏禹为祖先。尽管民族学和历史学已经证明华夏民族并非单一祖先,而后人却一直把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这种发端于上古,绵延数千年的观念,成为不同时间、来源于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民族意识,炎黄文化成为一种反映共同民族感情的联系纽带,体现和包融了华夏多民族形成一个统一体的自我意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结出的硕果。
国共两党有过对国共双方和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利的合作的历史。台湾同胞在历史上具有维护祖国统一,反抗外族强权侵略凌辱的光荣传统。今天,弘扬炎黄文化的优秀传统,相互加强交流、加深理解,从文化、从历史的启示中,我们将共同得到的是民族自我意识和认同感,共同向往于祖国的统一大业。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定的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每一个民族的时代文化都有自己的源和流。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离开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即使是反映新的政治和新的经济的新文化,也有其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历史创造者本身和人们用于建设新世界的知识、工具,大致是孕育于前一社会阶段的历史母体基因中。每一代都在继承前一代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加以发展。
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列宁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传统文化是客观存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已经融化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要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不但是不足取的,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割断历史、遗忘过去、抛弃祖先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电视片《河殇》一出台,就受到人们的批评,原因就在这里。
前面说过,传统文化有两重性。评价历史文化要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地位上,就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去分析它进步与否,而不能用今天的尺度苛求历史和前人。苛求势必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但是,传统文化有其消极和过时的一面,我们又不能食古不化,全盘继承,甚至颂古非今,那样就会使我们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止步不前。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予以批判地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温故而创新。我们的先辈在修养品德、成就事业、治理国家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许多警句和格言,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辉,其中有些东西一旦赋予新意,便可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因此,只有对民族文化批判地继承,才能创造具有民族特点和历史特点的新文化,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世界文明作出新贡献
任何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只有在世界范围的交流与融合中,才能保存和发展,并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兴盛。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中外文化交流,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隋唐时期佛教的传入,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进步。明清之际传教士东来,促进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侵略军的炮火震动了神州古国,促使孙中山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寻找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李大钊发动和领导的“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涌现出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这一土壤里生根发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可以说,这是中华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最成功的范例。历史已经表明,中华文化,愈是能够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就愈能发出夺目的光辉;中华文化也只有打破封闭状态,走向世界,才能推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及发展,这也是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
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们。当年,他们或骑马、或乘车、或驾船,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从西南和东海南海,奔向世界各地,在开展商业贸易过程中,开展文化交流。他们把炎黄文化传遍四面八方,同时,又把东西方的文化带回中国。一些外国客商或使节甚至传教士也不自觉地参与中外文化交流。十三世纪来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一部游记《世界珍闻录》,把中国的风土人情详细地展现在世界读者面前,令欧洲人惊叹不已。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传授西方有关天文、历算、测量、水利等技术和原理,影响和造就了如徐光启等一代科学人才。到近代、现代,热心介绍中国科学文化的国际友人就更多了,蜚声中外的李约瑟博士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中华文化就是由这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和各民族同胞,以及海外人士不断弘扬、交流、切磋、发展至今的。
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是全球炎黄子孙的责任,甚至也会引起关心中华民族的国际友人的热切关注。如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更好地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来充实与发展自己,作为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不得不认真考虑。现在,我们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就是要勇于担负这个任务。我们广泛联系并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开展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有益活动,深入研究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在近几年间,我们要认真抓好三项具体工作:一是修建凝聚炎黄子孙感情的炎黄二帝塑像;二是办好《炎黄春秋》杂志,宣传中华文化;三是筹备并尽早着手编纂大型《中华文化通志》。我相信,中国人民在21世纪,仍将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相称的伟大贡献。             
         (新华社发)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认识国情 认识自我
——浙江部分大学青年教师下乡归来一席谈
本报记者 高海浩 光明日报记者 叶辉
在过去的两年中,浙江先后有数百名青年助教、讲师到农村挂职锻炼或参加基本路线教育。这一活动在浙江省部分高校青年教师中反响热烈。“五四”前夕,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的20多位青年教师在座谈会上交流了下乡感受。
他们的第一个感受是:深入农村方知国情。
杨柳漪(浙江农业大学讲师):11亿人口,9亿在农村,农村不发展,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就是国情。我在农村当了5个月的乡长助理,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点。
周建红(杭州大学助教):我们以前往往对西方的东西感兴趣,而西方的东西在中国是否都可行,想得不多。这次下乡有了感性认识。比如,学潮时谈得最多的是要民主,而广大农民关心的民主并不是那一套。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搞上去。这使我感到,也许我们过去追求的东西太虚无缥缈。
教师从农民对党的富民政策的真挚情感中、从埋头苦干的基层干部身上发现:共产党赢得民心的政治远见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民意校正了教师思维的准星。
周建红:在农村看到农民对党的方针政策有特殊的感情,这是党对农村政策的巨大成功。
吕国华(杭州大学青年教师):平时常听到共产党干部如何不行,下乡后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老区,我们列席县委的一个会议时,有人报告一个村断粮了,县委书记立即宣布中止会议,冒雨前去解决缺粮问题。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很大,我们看到了时刻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中的党的干部形象。
钱金荣(浙江大学讲师):贫困地区的村干部工作难度更大,计划生育、征兵征粮,一年中70%的时间要花在这上头,家里的田都顾不上,没有一点献身精神是当不了村干部的。
何成颖(浙江大学助教):农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最有感情,尽管他们也有牢骚,但提起这十年的变化,人人都说好。
实践是面镜子,社会的评判标尺使教师们开始正视自身的弱点:满腹经纶不能替代实际能力,实践远比书本丰富——走出书斋方能认识自我。
杨柳漪:在农村时我常想,为什么我们的想法往往与现实相距甚远?也许因为我们年轻,对新旧社会的强烈反差感受不深,很难理解中国为什么选择今天这条道路。同时我们面对的现实正是改革开放。改革,意味着社会有弊病,开放又使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优点,这就往往导致心理的失衡。
周勇光:从校门到校门,像我们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下乡后学做群众工作,我发现自己能干起来了,连口才都提高了。回来后同事和学生都很惊讶,问我是否上过演讲培训班,我说这是下农村的好处,我就是“活广告”。
李全胜(浙江农业大学助教):我在农村结识了一个镇农办主任。他是农民出身,没上过什么学,但农业知识十分丰富,我这个研究生还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呢!我真想把他的经验整理出来。
黄祖辉(浙江农业大学副教授):我是77届的,“文革”中经历过上山下乡,磨难不少。那与现在青年教师下乡锻炼不是一回事,那时耽误了一代人。但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上山下乡也造就了一批人才。我认为,对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实践的磨练不可缺,要想改造社会,先得适应社会,包括能力、毅力、耐力和思维方式。
农民以纯朴的热情接待青年学者,真诚中包含着对科学文化的热望。青年教师们豁然省悟:社会责任感和实现自我并不矛盾,与工农相结合不再陌生。
吕国华:农民的朴实使我们深受感动。离别那天,为了不惊动村里人,我们起了个早,想悄悄上路。没想到门一打开,我们呆住了:农民们放起了鞭炮为我们送行,还选派两人送我们进城。从他们纯朴的友情中,你能感到农民对知识分子、对科学文化的期望。
何成颖:在农村我们不仅获得纯朴的友情,也获得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县里专门请我们搞个全县“八五”规划的课题。下了一次乡,发现了大量活生生的事例,回来写文章顺手多了,论文一篇篇出来。我认为,搞社会科学的今后每年都应到农村去,这样理论才会有生命。
段先明(浙江农业大学讲师):在学校,青年教师申请课题难,我也曾为此苦恼。可一下农村,课题就找到了。我连续4年利用暑假在农村试验,研究成功920增效剂,已在全国30%的杂交稻制种面积推广,社会效益6000万元,并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当这些青年教师带着泥土的芬芳,从田野重返校园时,许多人发现他们身上有了可喜的变化。学生们反映,下乡回来的老师讲课比以前有听头了,有生动的事例,也有亲身的感受。
熟识青年教师情况的浙江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徐有智说:青年教师下农村、下工厂应作为一项制度不断完善,在学校也应该给他们压担子,挑大梁,培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一种实践。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学习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百题问答》出版
本报讯 由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等同志撰写的《学习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百题问答》,作为李鹏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辅导材料,已于4月底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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