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经济专页)
专栏：
驰骋蓝天 强我中华
——为中国航空工业创建四十周年而作
林宗棠 姜燮生 何文治 王昂
绚丽的历史画页
诞生于本世纪初的中国航空工业，是世界科技和工业发展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在飞机问世以后，中国不少志士仁人负笈海外，学习航空，热心并致力于建设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然而从１９１０年清政府在北京南苑设厂制造飞机起到１９４９年的近４０年中，由于政治腐败和经济凋敝，旧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航空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航空工业的创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７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成立了以聂荣臻、李富春为正副主任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在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局，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就此诞生了。
１９５４年７月，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５在南昌首飞成功。在这以后的四五年中，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５，第一架民用飞机运５，第一架直升机直５，第一架自行设计的教练机初教６相继试制成功。年轻的航空工业完成了从修理到制造的过渡。
我国航空工业在旧中国极其微薄的基础上，用较少的投资，逐步建成了军民结合，科研、生产、教育结合，门类比较齐全，规模宏大的高技术产业部门。１９９０年与初创时期１９５２年相比，职工人数、金属切削机床、厂房建筑面积分别增长了１６．６、２８．３、３５．４倍。航空工业累计研制生产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运输机、直升机、教练机、无人机２７种６０型１．３万架，航空发动机５万多台，战术导弹１万余发。国产民用飞机发展也出现好的势头。运７支线客机已交付６５架，成为中国民航的最大机群。运８、运１２飞机不仅在国内使用，而且出口国外。中美合作生产的ＭＤ—８２干线飞机已经交付２１架。航空工业还为通用航空事业提供了多种轻小型专业飞机，累计飞行时数超过１００万小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少数几个能够生产多种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的国家之一。
航空工业已由单一军品结构过渡到军民结合的结构。民品产值已占总产值的７０％以上。已经建立起专业门类基本齐全的航空科研体系。建设了一整套科学研究院、所和科研试验手段，从事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和战术导弹的研究以及航空电子自动控制等多种专业技术领域的研究。
航空工业已从封闭型产业向开放型产业转变，建设了一批外向型企业和出口基地，同世界５８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和科技合作关系。近十几年中向十几个国家出口各种飞机数百架，发动机数百台，贸易额达２０多亿美元，同时开发了机电产品出口和承揽国外大公司的转包生产业务。
珍贵的历史经验
我国的航空工业始终得到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与大力支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贺龙、罗瑞卿、李富春、王震、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倾注了心血。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航空工业的发展非常关心，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以何长工、赵尔陆、孙志远、吕东、莫文祥、段子俊为代表的老同志为航空工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事实表明，党和国家一贯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有权威的高层次决策，是航空工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中国建立和发展高技术的航空工业，必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子。我们取得了以下基本经验：
（一）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５０年代我们引进苏联航空技术，提高了起点，加快了发展速度，只用几年时间就跨进了喷气时代。由于我们的立足点是自力更生，因而在６０年代初国际环境突变时，我国航空工业独立自主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８０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引进技术和国际合作的范围和规模更大了，形式更多样化了，而我们自主发展的能力也更强了。
（二）坚持把航空工业的发展建立在国力可能的基础上，做到量力而行，有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过去我们也吃过不少急于求成，摊子铺得过大的苦头。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量力而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保证航空工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坚持科研先行，加速飞机更新。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在接见航空工业部部长吕东时指出：科学是巨大生产力，这在航空工业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要保持航空工业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必须坚持科技进步。在处理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时，必须坚持科研先行；在处理预先研究和型号研制关系时，必须优先安排预先研究，加强技术储备；在安排建设任务时，必须大力加强科研试验手段的建设和企业的技术改造。
（四）坚持航空产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方针，全面加强企业管理。质量工作坚决按照周恩来同志的要求，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在全面提高企业素质上狠下功夫。
（五）坚持大力协同，取得基础工业的支持与配合，做到飞机及发动机、机载设备、武器系统、地面设备、原材料、元器件等配套产品的协调发展。在发展航空工业的同时，相应地加强与飞机配套的工业网络的建设，以形成综合实力，这是保证航空工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六）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办好航空教育，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调、无私奉献”的行业精神，努力培养一支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职工队伍。４０年来，航空工业战线涌现出大批优秀人物，如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高方启、航空专家徐舜寿、黄志千、陆孝彭、顾诵芬、冯钟越、周天孝、高歌，全国劳模李临庄、阎德义等。
广阔的发展前景
世界航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国防和经济发展对航空装备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中国航空工业不论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是同各方面的需求相比，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９０年代将是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要自觉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继续坚持“航空航天为本，军民结合，军工第一，民品为主，走向世界”的方针，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促进航空工业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八五”期间的主要任务是“三突破一提高”。
——千方百计保持航空航天高技术发展势头，并有新的突破。要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部署，确保航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的全面完成。同时，要坚决把民用飞机发展摆在突出地位。
——坚持军民结合的方针，继续推进军转民的战略，并有新的突破。要以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内外需求为导向，以调整产品结构为重点，对航空工业进行统筹规划，力求在民用航空产品、现有民品调整、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和生产线技术改造等几个方面见到新的成效。
——加快“内转外”的战略转变，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有新的突破。继续开发一批新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出口拳头产品，逐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外贸出口格局，真正成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主力军之一。
——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我国航空工业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繁荣和强大，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航空工业之林。
第5版(经济专页)
专栏：
从广东“四小虎”看中观经济
本报记者 马立诚
重视中观经济：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
改革开放１２年来，广东省经济起飞最快的东莞市、中山市、南海县、顺德县的社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及国民收入４个指标，年平均增长率都达到或超过了２０％。因而两市两县被誉为“广东四小虎”。
“四小虎”位于珠江三角洲。其经济发展的共同点是，借助港澳和国际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工农贸副综合开发，大力拓展外向型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又走着各自的路子。东莞市“三来一补”声势较大，中山市的国营和市属企业撑起了台柱子，南海县新崛起的一批创汇企业和传统的畜牧业、养殖业成就突出，顺德县则是著名的乡镇工业之县。
谈起“四小虎”走过的路，广东省副省长张高丽对记者强调了中观经济（指广东省内大中小中心城市）的重要作用。他说：“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确定下来之后，关键的问题就要看你中观这一块怎样发挥作用。中观经济是联结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枢纽。搞好中观经济，对于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各地的情况差别极大，这就要看中观的创造。中观经济能够把蕴藏的积极性多层次地调动起来，团结大家一块干。”
“四小虎”的经济发展，就是当地干部、群众充分利用了各方有利条件，包括一些特殊条件，发挥了中观经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结果。１９９０年，４个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分别为：东莞市６８．３亿元（按１９８０年不变价，下同），中山市７４亿元，南海县５８亿元，顺德县６６．１亿元。均比４个地区１９８０年的产值翻了３番。
据统计，广东省内大中小中心城市所属企业的产值，已占到全省工业产值的７０％左右。
最近，记者就中观经济问题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马洪。他认为，报道和研究中观经济的发展，是一件好事情。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也提出要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实行多层次的调控。中观也是一个层次，而且是和经济活动的实际结合得比较紧密的层次。１９８４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经济区。现在，一些过去的小城市也发展起来了，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这可以和中观经济的提法衔接起来。中观经济的范畴究竟定在什么范围，还可以研究讨论。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往往本身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发展中观经济，要想到大局，这是应该注意的。
中观经济：改革的规模效益
“四小虎”的发展表明，中观经济是使改革措施能够取得显著规模效益的环节。与宏观相比较，大中小中心城市带动的经济区域没有那么大的地区差异和不平衡。因此，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出台波折较少，易于一竿子插到底，很快收到成效。与微观的企业相比较，中观经济包容各个行业和不同层次，可以实施地方性法规政策的调节，改革的辐射面广，具有整体效益。
中山市的企业体制改革，就是中观经济发挥调节作用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市委、市政府从１９８３年起分两步走，对市属工业机构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分专划细、撤局建司。先把原属于市工业局、轻工业局的９０家企业中的６０家按不同行业、专业归类，建立了十几家专业性生产公司。同时撤消工业局、轻工业局等行政领导机关。之后，引进资金、技术对这些公司的企业进行改造、更新。第二步是厂司合并，组建集团。在完成技术改造的基础上，从１９８７年起到１９９０年，把企业与公司合并组建了１０大企业集团公司，号称“１０大舰队”。“船大好出海”，威力集团公司１９９０年产值达４亿元，比技术改造之前的１９８０年增长３０倍，比组建集团之前的１９８６年翻了两番。
再看东莞市的邮电改革。８０年代初外商刚进入东莞时，这里的村镇只有不多的手摇电话。结果被外商当成古董拍照。东莞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采取“五个一点”的办法筹集资金：市政府拨一点，镇政府出一点，集体企业拿一点，群众捐一点，贷款一点。１９８６到１９９０年，共投资３．６亿元分三期建成１０．７万门程控电话，平均１２人有一部电话。
南海１９８０年起放开农副产品和生活日用品价格，也收到了很好的效益。
中观经济：开放的团块作用
对外开放，是“四小虎”经济的主要特色。对外开放，不是两三个企业、一两个行业对外开放，而是要充分利用人文、地理条件，成片地开发，多层次多方面地引进资金和技术，拓展出口。放开眼界到各大洲市场去挤去钻去占领。形象一点说，地理优势和国际市场不是一点一线，而是个团，是个块。在对外开放中，要充分发挥中观经济的“团块作用”。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其中重点是落实侨房政策。中山市先后拨款近两亿元用于农村和城镇退还侨房。
加强与港澳台胞、华侨的联系，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工作。
改革行政机制，提高办事效率，按照价值规律和竞争要求，理顺和协调内部关系，形成灵活而有效率的反应机制。１９８６年１０月，香港“风扇大王”翁祐回顺德探亲，想在这里办一家电风扇厂。从提出建议、签订合同、破土动工到产品出厂，只用一年。翁祐高兴地说：“顺德速度比香港还快！”
大力建设投资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四小虎”通过内外各种渠道，累计总集资近百亿元，用于建设电厂、道路、港口、厂房、邮电设施、供水设施和相应的生活设施。“四小虎”还十分重视“软环境”的建设。一是在项目的行政管理方面，建立起一个按国际惯例运行的体制。二是大力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四小虎”用于这方面的投资每年递增２５％—２８％，超过工农业生产每年的增幅。
由于中观的协调和指挥得力，“四小虎”已引进外资近２０亿美元。１２年兴办了“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总计８６４９家，１９９０年出口创汇总计已达１６．５５亿美元。４个地区的出口额都分别占到本地区工农业总产值的１／３左右，出口总额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１０倍以上。
原顺德县委书记、现任佛山市委秘书长欧广源同志说：“发展中观经济，心里边也要有全国的大局。“八五”计划期间，对外开放会进一步扩大，我们力争在各方面对全省经济和全国经济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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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实现我国工业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19）
老工业基地的出路
周广平
辽宁老工业基地面临老化衰退的困难局面。要实现集约化经营，关键是在改革开放中选择适宜的技术发展战略。
辽宁现有９４１个大中型企业，近期建成的仅占１／５左右，大多是建国前和五六十年代建成的，解放前的设备还占相当大的比重。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提供的材料表明，全省重点企业达到当前国际水平的机器设备仅为６．１８％；国内先进水平的为１８．４６％；国内一般水平的占５７．１３％；国内落后水平的占１８．２３％。达到国际水平的设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６．７２％，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设备比全国低３．３％。辽宁老工业基地已经到了非抢救不可的时候了，否则不仅从粗放到集约经营的转变无法实现，到“八五”后期至少将有３０％的企业难以开动。
辽宁的发展应当采取“技术复合体”战略：开发传统技术与发展高新技术并重；在高新技术发展中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带头技术，改变传统技术的原有形态，“八五”期间形成高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的“技术复合体”。“九五”前后基本完成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逐步进入高新技术轨道。这样，辽宁可能在下世纪初、中期，将技术发展重点转向高新技术。
技术改造应当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发展。辽宁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设想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初步合理化阶段。应大力发展基础产业，缓解由于基础产业严重滞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同时，抓好钢铁、石化、机电等主导产业的技术改造，新兴产业相应发展。第二阶段为合理化阶段。继续发展、调整基础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钢铁、石化、机电等主导产业充分发展并使其技术出现新的重大突破；继续发展新兴产业，使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新材料及其他重点领域初具规模。第三阶段为初步高级化阶段。新兴产业、第三产业将逐步成为该阶段的发展重点，产业结构将从资金密集型为主向技术密集型转化。改造辽宁老工业基地，使其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只要政策对头，辽宁人民振奋精神，勇往直前，老工业基地一定能焕发青春。
（作者单位：辽宁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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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实现我国工业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19）
必须强化市场功能
宫希魁
实现工业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必须解决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利益驱动问题；二是风险约束问题；三是要素重组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有计划商品经济关系的真正确立，因此，推进市场取向改革是实现工业集约经营的根本途径。
作为经济当事人或经济决策主体，究竟推进集约化经营还是热衷于粗放式经营，决定于何者对自己有利。在统配型经济管理体制之下，搞粗放经营可能不但不吃亏，反而有许多好处。从国家“大锅”里多捞汤无疑是很便宜的事情。这种非规则的行政性利益分配，不是鼓励人们提高产业的集约化程度，而是鼓励争投资，上项目，广种薄收，以全局大利之失换取局部小利之得。要改变这种利益导向，必须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大力推进市场体系建设，使价值法则驱使每个经济当事人降低消耗，缩短个别劳动时间。
在“大锅饭”的体制之下，实行的是软预算约束。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大量的亏损和低效企业，仍然能够长期生存下去，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必然阻碍工业集约化的进程。而在商品经济运行规则得以确立的市场上，大手大脚地花钱，随心所欲地上项目，必然得到有效遏制。人们将勤于思考，精于盘算，把现有资产运用得更有效率，同时使新增资产的投向更加科学合理。
实现工业集约经营的过程伴随着一系列要素存量和要素增量的结构性调整。在市场功能不完善的情况下，由于利益信号扭曲失真，企业听命于行政指令，缺乏自我发展的主动性，造成了生产要素流通渠道梗阻不畅。因此，必须强化市场功能，让市场参予调节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取得尽可能大的规模效益、分工协作效益、适度有机构成效益。
（作者单位：炮兵指挥学院政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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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实现我国工业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19）
实现转变的几大障碍
阮恩光
从我国国情出发，笔者认为，我国工业向集约经营转变，存在着以下障碍：
一、我国人口众多，社会就业刚性压力和工业企业“隐蔽性失业”现象严重，这就构成我国工业向集约经营转变的首要障碍。目前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约有２０００万冗员，被称为“隐蔽性失业”。再加上社会每年约有７００万人需要就业，这个状况为企业优化劳动组合增加了难度，使技术密集型行业难以发展，使企业劳动纪律难以整肃。
二、国家财力有限，投入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资金也有限，所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低、更新周期长则是必然的，严重影响企业集约经营。１９８８年国家财政拨出４００亿元来补贴国有企业亏损，占１９８８年全部工业利润的１／２。目前我国工业不同行业固定资产平均折旧率为５．１％，要提高到１０％就有相当大财政压力。因此，把我国固定资产平均折旧年限的２５年，缩短到发达国家平均７年，难度很大。
三、我国劳力的文化、技术素质较低，工业部门所需专业人才也严重地存在着结构性短缺。
四、企业属部门所有的管理体制，造成企业“只生不死”、无优胜劣汰的惰性化，这也是集约经营的障碍。《破产法》虽已公布，但难以实施。发展集约经营，就得发展横向联合，企业兼并，但这些都受到“三不变原则”之一的隶属关系不变的束缚。
五、财政“分灶吃饭”的包干体制，强化了国家和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同时也容易滋生以市场割据和地方割据为特征的“地方保护主义”，这又是工业向集约经营转变的重要障碍。尤为突出的是资源省份盲目扩张加工工业，打破了集约经营所要求的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加剧了粗放经营的恶性发展。
六、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健全，使企业产权、生产资金、技术、设备等生产要素流动困难，这也直接阻碍集约经营的转变。我国全民所有制国家资产已达１．６万多亿元，但其中每年闲置资产达２０００亿元。有的单位固定资产严重闲置，有的则不足，难以实现互补和资源的合理、最佳配置，也难以开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只有弄清障碍所在，对症下药，才能进行全面、系统的决策和综合治理。
（作者单位：《中国集体工业》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