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李春霞自办家庭科技图书室
本报讯 江苏省响水县海安集乡女民兵李春霞自办家庭科技图书室,拥有科技图书1.8万多册。这是她继自费办扫盲夜校后,为家乡办的又一件好事。李春霞今年20岁,高中毕业。去年初,她自办了家庭女子扫盲夜校,为家乡200多名不识字的姐妹们摘掉文盲帽子,被国家教委、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巾帼扫盲英雄”光荣称号。
            (朱正连 盛晓梅)


第5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爱国工商界的楷模
——沉痛悼念胡子昂同志
荣毅仁 孙孚凌 经叔平
11月19日下午胡子昂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机关大楼内一片肃静。人们久久不愿相信,子老那颗为了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顽强搏击了近一个世纪的心脏会永远停止跳动。他那宛若洪钟的嗓音、带有四川方言特有节奏的铿锵有力的话语,仍然萦绕在人们耳边。啊,子老,你的精神与全国工商界同在!
子老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诗作中曾写道:“适乎潮流,顺乎人心。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这诗句,表达了他对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的敬仰,也正是他自己一生经历的写照。我们觉得,他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前进的人,他又是一个不尚空谈,讲求实干,一贯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的人。因此,他受到党和人民的敬重和信赖,也受到全国工商界的爱戴和推崇。
“实业救国”走不通,党的领导指新路
子老出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的末期,目睹国家的内忧外患,面对军阀割据,国弱民穷,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现实,他与同时代的许多志士仁人一起,立下“实业救国”的志向。从本世纪30年代起,子老创办了重庆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华康银行等一批企业。经过艰苦创业、惨淡经营,终于建成了一个以工矿业为主,包括金融、贸易在内的西南地区著名的企业集团。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支援抗战,发展钢铁企业,他申请政府贷款,官僚资本乘机染指,企业被搞得乌烟瘴气。抗战胜利以后,为支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的民族工商业急需政府扶持发展,而政府却取消了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他主持的中国兴业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商请政府收购产品钢材,修建成渝铁路,遭到回绝;要求政府扶持续办,等来的却是停工清理资产、遣散员工的通知。他以极其愤慨的心情向报界发表谈话:“我个人从事工矿事业十余年。今天抗战胜利了,以为可以为国家经济建设多做些事情,而我却在替中国兴业公司‘治丧’(指停工清理),个中隐曲,令人痛心。”他苦闷、彷徨、抗争,最终是“实业救国”之梦的破灭。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深深吸引了子老。1938年,他在武汉结识了周恩来同志,深为其远见卓识和道德风范所折服。以后,在重庆又多次有机会倾听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形势,讲解党的建国方针和政策。他找到了党的领导,深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能将中国引向光明的政治力量,从而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而在党的影响下,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不移
1949年,子老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欢欣鼓舞地参加了开国大典。从此,他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宏图大业贡献全部才智。
重庆解放后,子老筹建了市工商联。他将自己经营企业的全部股票和部分房产无偿交给了国家,团结工商界同仁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抗美援朝开始后,他的两个女儿参军奔赴朝鲜前线,他自己还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副团长,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官兵。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子老的心灵受到震撼。他感受到了在旧中国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国家独立、人民扬眉吐气的舒畅,感受到党把“一盘散沙”变为众志成城的伟大力量,更深刻地领悟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真谛。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子老组织工商界认真学习,耐心地说服、动员、推动工商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自己更坚定了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1956年,子老调到北京,襄助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和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开展工作,以后还担任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协作机构的负责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民建会、工商联的主要工作是推动工商界人士继续进步,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提高思想觉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各自的企业或工作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子老协助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的主要领导人,认真调查研究,虚心听取意见,向会员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就公私合营后的公私共事关系、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定息、工资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向党和政府反映了意见和建议。民建会和工商联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子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工商联的实际工作中。他经常宣传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商界“要认清形势”“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增强了工商界“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子老在许多场合经常以亲身经历做新旧社会的对比。他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我们是爱国有心,报国无门,空怀壮志,徒呼奈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爱国报国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他的话语情真意切,生动感人,至今忆来,宛若昨日。
从历尽艰难希望“实业救国”,到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是子老人生旅途的一个飞跃,也是我们全国的民族工商界共同经历的一个飞跃。这中间,有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指引和影响,有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反面教育,有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引导和工人阶级的帮助,也有我们自己从爱国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追求。我们愿把这一份经历和体验,奉献给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积极拥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十年动乱结束后,子老已届高龄,他受党的委托主持全国工商联的恢复工作。当时,国家百业待兴,就统战系统来说,拨乱反正的任务也十分繁重。广大工商界人士深切盼望党对原工商业者政策的落实。子老深知落实政策对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也深切理解工商界人士的心情。1978年,他与工商联的几位领导人亲赴上海、江苏调查,倾听工商界的呼声,了解落实政策中的各种问题,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近30次座谈会,接触工商界人士300多人。时值盛夏酷暑,望着子老疲惫的脚步、汗湿的衣衫,许多人在感动之余又受到启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子老的爱国、报国之情愈发炽烈,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竭诚拥护,坚决执行。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会见子老和胡厥文、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5位工商界代表人士,阐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计,就如何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征询意见。邓小平同志谆谆叮嘱我们,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工商界的人也要用起来。这次会见,给了我们极大鼓舞,也启发我们深入地思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我们工商界的同志应该怎样发挥作用,怎样贡献力量?子老以巨大的热情和魄力,带领全会同志,努力探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
1979年10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会上,子老受民建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的委托,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共同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全国工商界和民建会员几十年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努力方向,表达了两会成员遵循党的基本践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强烈愿望。报告一经传达,就受到热烈拥护和响应,成为工商联的行动纲领,广泛流传并沿用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全国工商界“第二次解放”,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迫切希望将过去经营工商企业的经验贡献出来,将手中的资金和海内外的各种关系利用起来,但是,许多同志已届老年,“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子老殚精竭智,多方奔走,努力将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需要与工商界的特点、实际结合起来,发挥工商联这个人民团体的作用,将工商界同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组织起来。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全会同志的积极努力和探索,工商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在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协助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安置待业青年就业、兴办企业、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建设、参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发展同海外工商界人士和工商社团的联系和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全国工商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中,子老始终走在前面。1979年,他看到十年动乱造成国家经济停滞,引发日益严重的待业问题,焦急得常常坐卧不宁。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期间,他联合82位工商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提案,积极献计献策,并发动各级工商联在这方面为国分忧。以后,工商联在协助政府安置待业青年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80年代初,子老多次与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同志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报送有关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建议。例如:《关于设备维修和管理的建议》《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关于恢复传统食品,走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食品工业的新路的建议》,等等。这些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许多内容都被有关部门采纳。
子老在港澳和海外工商界中也有很高威望和影响。1980年11月,他以83岁高龄,率领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工商界组织的名义出访港澳的代表团。这次访问,拜访了老朋友,结交了新朋友,宣传了祖国的大好形势和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在港澳和东南亚的工商界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后,子老还于1983年、1985年两次率领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宣传了“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加强了大陆工商界与港澳工商界的交流和合作。此外,子老还在北京接待了大量港澳和海外工商社团和工商界人士的来访。
子老对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由衷地拥护,并且诚心诚意地做党的挚友、诤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完善坦诚进言。1981年,中共中央召开统战工作会议,子老与胡厥文同志联名,就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再教育和听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等问题提出了意见。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整党问题听取意见,子老在会上发言表示,整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大事,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我们要以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真理,不讲面子。1986年夏季,针对“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爱国统一战线出现的新情况、新格局,子老与胡厥文同志联名,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的意见》,提出必须坚持一个领导核心,同时通过改善领导来加强领导。同年,在纪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30周年座谈会上,子老发言,希望互相监督从内容和形式、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有所发展,并逐步制度化,充分表现了他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情怀和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子老长期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领导职务,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主任委员,第五届主席,是全国工商联德高望重的领导人。1988年4月,子老鉴于自己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好,主动辞去全国工商联主席职务,被推举为名誉主席。他虽年逾九旬,仍然殷殷关心会的工作,不断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余年间,子老极大地焕发了革命青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干劲,为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忘我工作。新时期工商联的工作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子老是功不可没的。暮年逢盛世,子老的爱国之心老而弥坚,子老的报国之情名垂史册。他不愧为爱国工商界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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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人豪情育宋河
——记河南省宋河酒厂厂长刘景礼
陈清毅 梁宗平
1991年4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江泽民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优秀军队转业干部、河南省宋河酒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刘景礼亲切握手,并嘱托他向河南人民问好,向宋河酒厂工人问好!
刘景礼迅即立正,以标准的军人姿式,向江总书记行了一个军礼,犹如立军令状般地说道:“感谢总书记关怀,我们宋河酒厂一定要为国争光,再夺金牌!”
他曾经是一名军人,1983年离开军营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河南省鹿邑县,出任宋河酒厂党委副书记(后又成为厂长兼党委书记)。他的到来,给“宋河”平添了一股军人的豪气。
上任之初,他遇到的是这样一个难堪的场面:第一次召开全厂干部会议,竟有人撩开衣衫打赌;有人开着粗俗的玩笑,不知哪个角落里还传来阵阵鼾声……他实在不能忍受,拍案而起,喝令他们立即穿戴整齐,严肃认真地坐下来开会。与会者为之瞠目,但也由此改变了厂里的懒散会风。
这仅是一个方面。他看到更严重的问题是,大锅饭腐蚀着企业的肌体,工厂产量不高;工人食堂里没有桌子,没有凳子,卫生条件极差;工人上下班看日头,干部上下班是“二大爷赶集——随便溜”;案头摆满了请调报告;挂在墙上的制度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此时,他感觉仿佛是军人上了战场,他决心带领全厂职工打一个“翻身仗”。
要“翻身”,首先要有能征善战会用兵的将才。他在全厂实行了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全厂职工投票,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实干家脱颖而出。
要“翻身”,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厂之策。刘景礼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现代化管理方法,针对酿酒工业的特点和本厂实际,摸索出一套“创优、分核、联利”的网络管理法。
前不久有关经济专家在京召开研讨会,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他们认为,这是我国企业深化改革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为我国公有制大中型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要打胜仗的军队,必须纪律严明。以往管理松松垮垮,制度挂在墙上,规章说在嘴上,一遇障碍就执行不下去。刘景礼在推行网络管理法的过程中,十分强调一个“硬”字,即硬指标、硬措施、硬纪律、硬检查、硬兑现。一次,他在成装车间检查,发现一瓶酒里有棕刷上掉下的半根毫毛,他立即命令:“马上停产,普查质量!”成装车间停业整顿3天,车间主任被扣罚当月奖金。给予车间罚款5000元的经济惩处,有关人员均受到严肃处理,并逐一写出书面检讨,通报全厂。保证了以后的宋河粮液出厂100%的合格率。
转眼间8个春秋过去了。刘景礼带着他的队伍一路拚杀,所向披靡,可谓战绩辉煌:一个原本不足200人的县属作坊式小厂,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白酒行业最大的现代化生产厂,国家大型二类企业,迈入中国17大名酒生产厂家之列。其年产值由不足200万元,上升到1亿元,利税由年13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这期间产品质量三度夺魁,宋河粮液由获省优、部优,到获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总分第一名,荣膺国家金质奖,今年5月,在日本东京的国际饮料酒类博览会和在中国北京第二届国际博览会,宋河粮液又双获国际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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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邵美玲照顾一年半的孤寡老人原来竟是失散48年的亲生母亲
据新华社郑州电 (记者张玉林、赵德润)河南省驻马店地区退休女工邵美玲,热心照顾素不相识的孤寡老人刘素贞,一年半后的一次交谈中,才发现两人竟是失散四十八年的亲生母女。
去年夏季的一天,退休后在家闲居的邵美玲上街买东西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吃力地搬晒东西,她急忙上前帮忙。闲谈中,知道大娘名叫刘素贞,已经七十八岁,老伴一九七五年去世后,孤身一人生活。邵美玲想,现在全市正在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我身体还好,何不好好照顾老人,使她晚年过得更愉快?此后,邵美玲三天两头到老人家里,帮她料理家务,还经常买些水果、鱼、鸡等可口食品送给老人。
去年十月的一天,邵美玲帮大娘洗完衣服。老人拉着她的手说:“你可真是个好闺女!我也有个闺女名叫俊美,今年该是五十四岁,要能找到她该多好!”邵美玲听后暗暗惊诧:怎么这样巧,我的小名也叫俊美,今年也正好五十四岁。她问:“大娘,您和女儿是咋失散的?”刘素贞长叹一声,向她道出一段辛酸往事。
刘素贞原是汝南县城里人,女儿俊美六岁那年,丈夫去世了。她公爹让她带着小俊美出外做生意。刘素贞将女儿放在姑母家,独自到百里外的驻马店去卖纸烟。刘素贞做了二十多天的生意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蚀了本。当她垂头丧气回到姑母家接闺女时,才知道姑母已将小俊美送给了一个西乡人。刘素贞顿时傻了眼,一边哭一边发疯似地到附近县去寻找,一连寻了半个月,不见踪影。她怕人财两空回家受责骂,只得改嫁给一个单身汉,在驻马店落了户。
这一说,邵美玲忽然想起,一九五六年她随丈夫从泌阳县调往驻马店时,母亲张宝荣曾送给她一张照片,说遇到这个人要好好孝敬她。邵美玲举目一看,墙壁挂着一张单人照。她指着照片问:“大娘,这是你吗?”“是啊,这正是我年轻时照的。”邵美玲急忙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找出那张珍藏多年、已经发黄的照片。仔细一看,和大娘家挂的照片一模一样。
第二天,邵美玲把照片拿给大娘看。大娘端详着邵美玲,忽然泪如泉涌,哽咽着说:“我就是你的亲娘啊!”邵美玲也一下扑到老人怀里,动情地喊:“娘,我就是你的小俊美!”两人抱头痛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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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口浪尖辨真伪
——天津市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纪事
本报记者 肖荻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这是人们对天津市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出色工作的评价。
去年,沈阳市公安人员风风火火送来一个待鉴定人物赵××。此人在街面上强吃恶要,欺行霸市,打砸抢抓,屡教不改,搅得皇姑区廉明市场人人切齿痛恨。市里上上下下已取得共识:送天津鉴定之后,当夜押回,从重从快……
在这泰山压顶的民愤之下,鉴定委员们却不为既有的观点所左右,他们经过一系列病情、病史鉴定:此人乃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是在幻听中受到一种驱使:去吃、去抢、去砸、去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应予收容治疗。押送疑犯来的沈阳刑警队长对此十分佩服。
“这工作是坐在风口浪尖上,时常遇到一些伪装和外来干扰,有软的,也有硬的!”天津市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一位副主任告诉记者:那是在前几年“严打”中处理一桩某干部子弟流氓犯罪案。罪证确凿无误,但随即有说客临门,点得很清楚:请“鉴定”这孩子是不是神经病?各位多多关照……
经鉴定,未见任何精神病因素。法院根据鉴定结论,照判这位花花公子徒刑不误。说客们得到的回答是:“请原谅,我们得对得起法律,对得起良心,绝不能弄虚作假!”
这几位铁面包公,富贵不能淫,威武也不能屈。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位鉴定委员办公室里突然闯进一个手持凶器的不速之客,汹汹然质问:“××把我儿子溺水,你们为什么判她无罪?”鉴定委员镇定从容,说明××是精神病人,法律应予保护……不为所动。
从1980年迄今,这个由公安、卫生、司法界权威人士包括两位主任医师、4位副主任医师组成的天津市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已鉴定过3000多例,每年不下300例。这是一个跨部门、跨学科的专家智囊,他们深谙法学、医学、刑侦学、犯罪心理学、精神病学……雅至社会科学、外语,俗至土匪黑话流氓俚话。他们的工作异常辛苦。他们引以自豪的是对法律和事实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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