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国际)
专栏:年终专稿

  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新形势
徐德文 申明河 温宪 
今年以来,南非人民反种族隔离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并在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和联合,德克勒克政府从法律程序上废除了种族隔离法。这虽然标志着南非局势的积极变化,但还没有从根本上铲除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当局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的和谈已进入实质性的制宪谈判阶段,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激烈。南非局势的这些变化,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南非人民的斗争,在今年的新形势下表现得更加团结、成熟和灵活。以非国大为代表的反种族主义力量得到明显增强。
7月份,非国大在南非境内首次合法地召开了第48届全国代表大会,这是非国大和南非黑人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战略和策略,确定了以政治谈判为主,其它斗争手段为辅,为实现建立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新南非而斗争的指导思想;强调加强团结,提出与其它黑人组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主张。大会选举了以曼德拉为非国大新主席的领导班子,为非国大今后贯彻其政治路线提供了组织保证。
这次大会之后,南非人民联合起来为建立新南非而团结战斗的趋势日益发展。
南非23个政党、团体和群众组织9月14日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卡拉顿旅馆举行了全国和平会议,并签署了《卡拉顿和平协议》。这是南非各党派为结束黑人城镇暴力冲突而迈出的可喜一步。这反映了南非人民要求结束暴力冲突、消除制宪谈判障碍的愿望。
10月下旬,非国大和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等黑人组织在德班举行的爱国阵线会议是南非反种族主义组织为结成广泛统一战线而努力的重大成果。南非爱国阵线会议的意义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把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更有力地为约3000万黑人争取政治和经济权益进行斗争。为了抗议南非政府强行征收增值税,在南非工会大会的组织下,数百万黑人工人11月初举行了南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天罢工。这次罢工显示了黑人群众的团结力量,表明黑人再也不能容忍在政治和经济上任人宰割。
迫于南非人民的积极斗争和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压力,今年2月,德克勒克宣布了《新南非宣言》,并建议废除一些重要的种族主义法律。6月,南非白人议会通过投票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三大支柱《土地法》、《集团居住法》和《人口登记法》。据统计,今年2月至6月,有80多项种族主义立法被废除,近140项法令中的种族主义内容被删除。这是德克勒克执政以来,在推行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步伐,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欢迎。应该看到,德克勒克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其目的一是为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处境,希冀国际社会取消对它的制裁;二是为争取在下一步的制宪谈判中的主动权,以维护白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目前,国际社会已逐步放松对南非政权的制裁。
随着南非种族隔离法案的废除,南非各方的斗争主要围绕是否成立临时过渡政府和制宪议会以及新宪法的内容等问题展开,它不仅涉及权力的再分配,也是对是否最终完全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检验。
非国大提出现在的议会和政府不具有代表全体南非人民的合法性,主张举行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制宪议会,再由制宪议会制定和通过新宪法;在制宪谈判期间,由临时过渡政府来管理国家、监督大选。而德克勒克政府则主张由它主持多党协商,先制宪,后选举,其意图就是要保持在制宪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以便制定出有利于它的新宪法,最终维护白人的利益。为达到这一目的,今年9月,德克勒克提出一个新宪法草案。根据这个宪法草案,南非议会分上下两院,下院由南非公民普选产生,上院则由全国9个地区分摊席位,上院对下院的决议案有否决权。南非当局可利用划分行政区等手段,让少数白人在上院获得较多席位。从而否决下院的议案,实际上也就剥夺了广大黑人参政的权利。这一宪法草案一出笼,就遭到非国大等黑人组织的拒绝。南非舆论也普遍指出,“这是一部使少数白人的特权永久化的宪法。”
目前,南非主要政治力量12月20日正式召开了民主南非大会,讨论如何起草一部新宪法和成立临时过渡政府。这将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然而,越是进入实质性的制宪谈判,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就越尖锐复杂。人们期望,南非当局不应停留在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律条文上,而要从根本上为铲除种族隔离制度作出切实努力,排除制宪谈判的一切障碍,尽早制定一部以种族平等为基础的新宪法。
(附图片)
南非非国大第48届全国代表大会7月7日在南非德班闭幕,曼德拉当选为南非非国大主席。图为参加会议的曼德拉和非国大前主席坦博在一起。 新华社发


第7版(国际)
专栏:年终专稿

  突出亚洲的日本外交
本报记者 于青
1991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为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作用”,以便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充当一个重要角色,在这一年里对外交政策作了明显的调整。
促使日本调整其外交政策的是海湾战争。海湾战争前后,日本为了“向世界作出贡献”,先是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继而以维护和平为名,向海湾地区派遣扫雷部队。日本自卫队被派往海外,突破了战后不向海外派兵的先例。为了使这些行动合法化,日本的自民党内阁不顾社会党等在野党的反对,强行在众议院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和《国际紧急援助队派遣法案》。这两个法案只是由于在参议院审议时未获通过而受挫。舆论认为,这是日本想要充当“政治大国而在其外交活动中添加的军事色彩”。但这两个法案最终成为废案,说明它们并不符合广大日本人民的愿望。
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愈益发展的情况下,今年日本外交政策调整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了对亚洲的外交活动。过去日本历届首相访问亚洲国家时都强调经济合作,今年4月海部访问东盟5国时,首次突出表明日本要在亚洲地区发挥“政治作用”。
日朝关系方面,自去年日朝关系解冻到今年11月,双方已就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了5轮会谈。由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僵持不下,迄今尚无任何进展。僵持不下的问题之一是日本要求朝鲜接受核核查。这个问题本不应是日朝双边问题。日本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摆在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无非是想要发挥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作用。
印支地区是日本推行亚洲外交的又一重点地区。日本外交人士曾经表示,越、老、柬、缅和蒙古将是日本推行亚洲外交、发挥其影响和作用的新对象国。在此之前,日本在东京举办柬埔寨问题的东京会议时,就曾期待在这一地区发挥政治作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定签署后,日本立即提议明年在东京召开援柬国际会议。今年日本首相首次访问蒙古,随后推动美、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援蒙会议,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对蒙外交中,日本最为活跃。
在当前形势下,对苏外交也是日本意欲发挥其政治作用的重要一环。但日苏间存在的北方领土问题,使日本对苏关系难以有所作为。今年4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日,就因领土问题没有进展而黯然失色。苏联“8·19事件”后,日本调整了对苏战略,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再坚持“政经不可分”的原则。日本外相在联大发言中提出了对苏关系5原则,表示日本将采取改善日苏关系和收回北方领土二者齐头并进的方针。
日中关系是日本亚洲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把对华外交置于其外交基础之一的位置。海部首相今年8月访问了中国,使中日关系全面恢复正常。同时,日本着眼于当前的国际局势,提出了建立“亚洲中的日中关系”和“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对日中关系提出了新的构想。宫泽喜一就任首相后也多次表示,日本对华友好合作的方针没有变化,并提出以明年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日中关系的发展。这不仅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综观日本的外交走向,日本仍以日美关系为基轴,亚洲为重点,力图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政治大国作用。经济实力仍是日本外交的重要后盾,但政治和军事作用已初露锋芒。日本主动开展外交活动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第7版(国际)
专栏:年终专稿

  欧共体政治联盟起步
本报记者 郑园园
一九九一年,欧共体为建设政治联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十二月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的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绘出了包括共同经济、外交、安全和社会政策的欧洲联盟的蓝图,也标志着欧共体政治联盟这条航船准备启航。
建设欧共体政治联盟是欧洲建设的先驱们的理想,也是一九五七年《罗马条约》所确定的长远目标。但是过去几十年间,有关的种种尝试都因条件不成熟而搁浅。七十年代起,欧共体实行政治磋商和合作制度,但它仍然是一个以经济合作为主的集团;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的首脑会议批准的一九九二年底实现内部统一大市场的计划,也没有专门涉及政治联盟。一九九○年四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首发其端,共同倡议建设政治联盟,随后召开的都柏林首脑会议原则接受倡议。同年十二月,专门讨论政治联盟的政府间会议在罗马举行,从此,政治联盟建设进入具体的磋商阶段。这一年内,有三件事值得一提:六月,轮值主席国卢森堡提出的议案成为政治联盟的谈判基础;十月,英、意和法、德先后提出未来欧洲防务的设想,法德方案强调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应导致共同的防务政策,西欧联盟应参加欧洲政治联盟进程;十二月的首脑会议宣告政治联盟形成。
政治联盟的本质是“超国家性”,货币、外交、防务是主权的三根敏感神经,政治联盟就涉及其中的两根,它要求成员国交出部分主权,这就决定了它的难度。以法德为代表的“联邦派”和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主权派”对此的立场截然不同。条约的签署是两种立场相互妥协的结果,条约取消了草案中的“联邦”字眼,用“更紧密的联盟”代之,这显然是考虑了英国的要求,而在防务建设方面,“联邦派”的主张占了上风,条约确认法德倡议的基本内容。在决策程序方面,“有效多数投票制”将在安全合作、裁军、军备控制、核不扩散领域以及社会领域的合作方面实行,并将逐步推广到其它领域。“有效多数投票制”的执行将改变因一国反对而决议难获通过的状况。
促使欧共体成员国达成妥协的根本原因是欧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前世界格局的转换中,欧洲已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由于东欧动荡和苏联解体,欧洲的前途充满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个经济一体化的欧洲,一个只有统一大市场和统一货币的欧洲已经不能有效地面对冷战结束后东欧的“战略空白”。近来,西欧不少政界人士疾呼“欧洲应该感到耻辱”,因为十二国对于“发生在家门口的灾难无能为力”。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果欧共体有一个共同的外交政策,有一个有效的决策机构,有一支几万人的干预部队,就有可能在欧洲甚至世界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不少舆论还指出,东西欧的形势早就不可分割,东欧持续动荡,西欧也就难以保持和平与繁荣。为有效地应付今后类似的动乱,政治联盟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法国的报纸指出,“欧洲的紧迫情况使人们把内部争论放到了次要的考虑”,“现实主义使条约获得成功。”
背着沉重的历史和传统包袱加入欧共体的英国,在重大的决策上总是和多数成员国唱反调,被称为“半心半意”的成员国。在政治联盟的建设过程中,它照例提出许多反对意见,然而,在最后时刻,在关键的共同防务问题上,它却承认并接受“共同防务”原则,原因有二:第一、它不愿被抛在“欧洲列车”之外;第二、它认识到,在冷战结束后的欧洲,欧共体比北约更有可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而法德等国也对英国作出某些让步,如允许它暂时不实施政治联盟的社会政策,原因在于它们也认识到,没有英国这样一个外交、军事大国参与,政治联盟是不完善的。
欧洲政治联盟建设在一九九一年取得的成果是重大的,但也是初步的。同经济与货币联盟相比,它起步晚、进展慢,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有许多困难和障碍。当前,如何实现欧共体的机构改革,即如何使决策机构欧洲理事会、执行机构欧共体委员会和审议、监督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更均衡、更合理,如何扩大由直接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的权力,仍然存在分歧。另外,欧洲的民族主义倾向日益抬头和发展,欧共体各国的右翼或极右翼政党所鼓吹的“民族至上论”将会对欧洲联合形成不小的阻力。明年,在各国议会审议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的过程中,人们将会看到斗争和反复。此外,还有一个不断同美国协调关系的问题,若处理不当,也会影响政治联盟的进程。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