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难得此君尘不染”
——深切怀念王新三同志
薄一波 钟子云 李建平 邹桐
王新三同志于１９９１年７月９日在去北戴河途中，突发咯血窒息，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令人震惊。王新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都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我们是与他相处多年的战友，其革命精神、高风亮节、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一）
煤城抚顺是王新三的故乡，其父与其兄曾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煤矿里做工、被奴役。在王新三幼小的心灵里，反抗意识和民族自尊心越来越强烈。他不堪忍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不堪忍受日本师生的侮辱与轻视，愤然离开日本人开办的公学堂，就读于爱国思想浓烈的九高小学。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打碎了他工业救国之梦，１７岁的王新三义无返顾地踏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是年冬天，王新三就读于北平的东北学院，他和同学们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因此被校方开除，又遭逮捕。挫折和打击并没有使他的革命热情冷却，反而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定。第二年冬，王新三加入共青团，随即投笔从戎，慨然赴热河加入抗日同盟军参占。此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受党的派遣，到上海为抗日同盟军募捐，号召人民支持抗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１９３３年９月，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王新三与党组织失却了联系。他颠沛流离，忍饥挨饿，浪迹江湖，备尝人世间的炎凉，但他寻找党的决心更加坚定，对革命的追求更加执着。１９３４年９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在北平的东北大学，继续在校搞学生运动，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当天凌晨６时，担任游行示威纠察队长的王新三参加了东北大学领导小组的秘密会议。会上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确定了到市内２５所大中学校串联的路线。
在东大学生集合的操场上，王新三第三个发言，按照我党《八一宣言》的精神作了演讲，会上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学生们冲出了校门。他们游行到西四牌楼受到反动军警的阻挠，学生们冒着零下２０多度的严寒，愤怒地高呼口号，顶着皮鞭木棍，冲破了军警的警戒线。
北平市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汇聚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华北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当局蛮横地拒绝了学生们的爱国要求，学生们立即游行示威，由西向东，经天安门，行至王府井南口，受到大刀、水龙、皮鞭、木棍的镇压和毒打。手无寸铁的学生们与反动军警搏斗。百余学生受伤，３０多人被抓。王新三第二次被逮捕。出狱后，他又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继续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１９３７年２月，王新三从西安转道赴延安。他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二期学员，并任十队队长。毕业后，王新三被派往敌后，在党的领导下，他用几条枪缴获了国民党散兵的数百条枪，组建了５００多人的冀西游击队，他任大队长兼政委，，后来这支队伍编入１２９师。王新三在任太岳区地委书记期间，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开辟和发展根据地，创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农村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他出生入死，英勇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八年伏寇醉流觞，沸腾山村喜欲狂；久苦有家归不得，千军星夜下辽阳。”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新三的心情与经历的真实写照。他回到阔别１１年的故乡抚顺，任地委书记兼矿务局局长。
（二）
王新三是我党较早转入工业的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保持和发扬了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种革命精神，那么一种干劲。他刻苦学习业务，以极大的热情掌握建设新中国的本领，钻研科学技术。他依靠群众，重视科技人员，善于管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为煤炭工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当时，抚顺市硝烟弥漫，抚顺矿区满目疮痍。老虎台、龙凤、胜利３井工矿巷道坍塌，瓦斯聚积，火区密布，积水没膝。露天矿坑内，白天黑烟翳日，夜晚烈焰翻腾。工厂里，设备被拆毁窃走，零部件散逸；居民区内，千百万人缺衣少穿，食不果腹……要在这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矿山，又谈何容易！
王新三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到矿区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捣毁了矿务局大院内的一尊日本老炭矿长的塑像，取而代之的是写着“人民矿山”的大牌匾。它向抚顺宣告：矿山从此回到人民手中。
白天，王新三下到封闭的矿井内，探瓦斯，查水患，看火情，巷道里留下了他的足迹；深夜，他进大房子，钻臭油房，求计求策，老师傅家留下了他的身影。他带领其他同志仅仅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对抚顺煤矿人员、物资的全部接收任务，并建立了局属４个大矿、１２个工厂、９所学校、医院和矿警队等５０个单位的组织机构。
矿井复活了，可是露天矿坑内日夜不熄的大火仍灼烤着王新三的心。“用铁皮车厢把火拉走！”他采纳了工人的大胆建议。他身置火海，指挥若定。一台台大电铲长长的铁臂掘起团团火球；一辆辆电机车盘旋着呼啸着奔出矿坑，拖着条条火龙……火熄了，烟散了，露天矿坑重见艳阳天。王新三万分感慨地说：“奇迹啊！它是翻身做了主人的人民创造的！”
王新三在抚顺的４年间，抚顺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生产由瘫痪状态一跃变为年产煤５３２万吨，是１９４８年的５倍，已达到历史上正常年代的水平。露天矿的剥离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王新三奉调入京任国家计委燃料局局长，后任国家经委副主任。
在此期间，他参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实施工作，尤其对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中煤炭重点项目，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工作认真，对人对己要求都很严格，一丝不苟。
１９６０年，王新三调至东北局任经委主任。在３年困难时期，他坚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多次亲率工作组深入东北工交战线的基层单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调整的方案和措施，以东北的煤炭、木材、运输为重点，促进了其它行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支援全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７８年，蒙受十年不白之冤的王新三奉调来京。他在北京只逗留了三五天，就心急火燎地只身一人径奔淮南，就任两淮煤炭会战总指挥。这时他已经６５岁了，但仍然废寝忘食，辛苦工作。
夏日，地面温度高达３６℃，但冻结井中竟然是零下十几度。下井前，要穿棉衣、棉裤。秘书劝他不要下井，他说：“工人整天在井下干活都受得了，我下去看看不行吗？如果连井都不下，那还有什么资格当总指挥？不让我下井，等于撤我的职呀！”
在淮南，王新三率中日友好知名人士代表团出访日本，会见了旧友，结交了新识，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他带回汽车、家用电器等一些不容推辞的礼品。王新三只留下了一块手表，送给女儿一个计算器，彩电给了淮南的大会议室。其余的全部上缴，连同他出国时穿的两套西服。这年底，王新三调回煤炭部任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８１年底，他离职休养。
（三）
王新三同志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坚决反对并抵制“文化大革命”，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身受迫害，也不低头。１９６８年，曾有人劝他说，只要写一个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材料，表个态，马上就可以出来工作。王新三断然拒绝，继续留在辽宁北镇“劳动改造”。
在王新三同志的书房内，挂着这样一个条幅：“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这是原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将军的名言。王新三把此言当作座右铭，他的言行与这条幅交相辉映。他说：“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要是认了钱，那还叫什么共产党！共产党必须讲廉洁，廉洁不摆在首位，还正什么党风！”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志：“每冬案头置水仙，户外严寒花正香；难得此君尘不染，皎洁一生在人间。”
在离休的１０年间，王新三潜心作画，陶冶情操，纵情于山水梅竹之间，水平提高很快，曾多次参加老干部画展，并多次获奖。今年５月，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他和他的作品。“铁干盘根固，放枝吐远香；学画从梅始，因其是吾师。”这首王新三自写的咏梅诗即是他学画作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人格人品的真实写照。他的作品体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美的追求。
离休后的王新三仍然十分关注祖国的建设事业和煤炭工业的发展。１９９０年９月，他和原煤炭部离休的几位老部长联名向党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一份报告，秉笔直书，力陈时弊。报告中指出，当前煤炭生产后劲不足，煤炭价格不合理，地质勘探滞后，尤其是煤炭管理体制很不顺等重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他常去各地煤矿调查，回来后，为现任领导出谋划策。他去世后，书桌里还存放着《能源工业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纲要》一书。书中有很多他写的眉批，几乎每页都有他划出的红线。这本书里夹着他写的四句话：“回顾历史，历尽沧桑；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王新三同志一生追求革命，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追求中国强盛，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后人学习的榜样。“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赤。”这就是王新三同志的高风亮节，浩然正气。我们缅怀王新三同志，就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格。我们作为王新三同志的战友，虽已年老力衰，仍愿为煤炭工业的发展而尽绵薄。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
——怀念原中央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同志
吴凡吾 秦含章
光阴荏苒，沧桑多变，有多少往事随着记忆力的衰退而遗忘，但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操却常常令后人怀念不已。１９２７年５月入党、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对我军后勤工作有过卓越贡献、原中央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同志即是其中的一位。他离开我们已有２１个年头了，但曾在中央食品工业部工作过的老同志，每当回忆起这位老部长时，总是心潮起伏，充满敬意。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曾设有食品工业部，部长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同志兼任，副部长即宋裕和同志（来部之前，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日常工作主要由宋来主持。当时中央食品工业部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除办公厅主任、顾问室有苏联专家两名、俄语翻译一名，参事室有两位中国专家以外，其它均称组。业务组有糖业、水产、米面、烟酒、油脂五个组；行政方面有秘书、干部、财务、总务、资料等五个组，全部工作人员百余人。宋裕和同志常指示干部组挑选干部要德才兼备，宁缺毋滥。当时干部主要来自三部分：即部队转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些地方干部。参事室的专家中有从国外留学归来，已在院校担任十多年教授、专门研究农产品加工及发酵工业和对米面加工颇有研究的专家。宋裕和同志对这些专家很尊重，拜他们为师，常向他们请教。
宋裕和同志对下属干部很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放手大胆地使用，各司其职。他对干部常常一分为二，既指出其缺点，更不抹煞其长处。当有人谈到他下属干部的问题时，他从不轻易相信，更不随声附和，反而往往要讲一些这个干部的好话。而在他回部以后，必定要找这个干部谈心，把外面的反映告诉他，并了解真实情况，决不偏听偏信，主观臆断，对干部采取十分慎重负责的态度。因此，许多干部反映，在他手下工作心情舒畅。
宋裕和同志对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视，经常了解全部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他很关心大学生的个人生活，包括恋爱结婚问题，并一再指示各业务组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专长。但一经发现大学生的思想情绪中有不健康的地方，也决不放松。如他当时了解有些大学生看不起工农干部，就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各有所长，应当互相学习。他说：我是湖南贫苦农民出身，革命斗争历史较长，是红军大学（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毕业生，你们大学生如看不起工农干部，也就看不起我。大学生听宋裕和同志讲这番话很有道理，态度又诚恳，从此，那些翘尾巴的大学生态度比过去谦虚多了。
宋裕和同志待人和气，平易近人，平时和大家有说有笑，没有一点部长架子，所以大家都很愿意接近他。他性格活泼，据说他在“红军大学”学习时，一次文艺晚会上，他装扮小脚老太婆走路，惟妙惟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当干部违反原则，做了错事，批评起来也很严格。
当时食品工业部的办公地点在市内东城区山老胡同二号的几个四合院内，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冬天没有暖气，大家烧煤球炉取暖。有一天，他跑到参事室，看到参事室的煤球炉子烧得不旺，他怕冻着参事，就亲自加煤拨通火苗到火旺为止，使参事们很感动。宋裕和同志生活俭朴，责己较严，遵守财务制度，不搞特殊化。他为了照顾体弱的办公厅主任，把向阳的房间让给办公厅主任住，自己住进了不向阳的房间。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遵照医嘱，需少吃多餐，大家常见他午饭时吃些烤馒头，午后工间操时以饼干充饥，坚持工作，很少休息。
宋裕和同志对业务工作抓得很紧，如请教苏联顾问搞筹建食品工业部的整体规划；要各业务组经常下去了解情况。米面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迅速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标准面粉和标准大米的规定。即为了节约粮食，减轻当时粮食短少的困难，通过对麦米营养成分的研究，提出每百斤小麦要磨出８１斤，每百斤糙米要碾出白米９２斤，简称“八一”面和“九二”米。当时仪器工业部号召全国推行这一粮食加工方案，效果很好。以后，全国统称为标准面和标准米，这是宋裕和同志当时直接抓的一件大事，后来粮食部成立，继续推行这一加工方案。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食油缺乏，每人每月只配给食油２两。为了增产食油，宋副部长就组织召开全国油脂工业会议，召集有关领导干部和技术专家百余人，共同商量增产油脂的方法，并将全部文件和方案，编印成册，分发各地参考执行。
为了改善饮食营养，增加蛋白质供应，以及为了接管洋商在国内开办的纸烟生产托拉斯“颐中公司”的准备工作，食品工业部曾召开第一届全国食品工业会议，主要讨论烟草栽培及加工方法和内河养鱼。朱德总司令特地到会讲话，提出“我们的食品工业总方针是价廉、物美、大家吃”。宋裕和同志在会后一再以此教育全部工作人员贯彻这一方针。
宋裕和同志组织纪律性很强，凡是业务上的重大问题均及时请示杨立三部长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因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食品工业的条件诸多困难，加上美帝侵朝战争爆发，军队后勤部门急需一批干部，１９５０年底，中央食品工业部即奉命撤销，大部分业务并入中央轻工业部，宋裕和同志则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营房管理部部长；原食品工业部的干部转入轻工业部与营房管理部。
１９５２年９月起宋裕和同志调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１９６５年１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文革”中受到迫害，１９７０年初下放到江西抚州。他到了抚州还念念不忘为党工作，常常给青少年、解放军战士讲述他当年如何参加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等。因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宋裕和同志不幸于同年１２月１２日病死在江西抚州，享年６８岁。
宋裕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无论在部队或是中央和地方工作，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今年是我党成立７０周年，我们从这位老党员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品质。宋裕和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有２１年了，但他的风范长存，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特写此文，以寄托我们对他的哀思与怀念。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走群众路线 做群众工作
——忆少奇同志在土改中的二三事
刘为
１９４７年春夏之交，我和彭少彭等同志从国民党统治区的昆明《新华日报》营业分处，撤退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来又辗转到达河北省石家庄以西的西柏坡附近村庄，到董老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报到。７月，领导上为了让我们熟悉解放区的情况、得到锻炼，批准我和彭少彭同志，到少奇同志正在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参加旁听。会议结束以后，我被派到建屏县（后来合并到平山县）土改工作团当队员，分配在距西柏坡约两里的西沟村搞土地改革工作。这期间，少奇同志曾先后三次到过西沟村，另有一次是我被召集到他的会议室开会。几次见面，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告诉我，怎样走群众路线，怎样做群众工作，以及如何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等等，使我在这方面得益匪浅，至今难以忘怀。
少奇同志第一次来到西沟村的时候，村里的土改工作，已经经过了发动群众、组织成立贫农团、划定成分、斗争地主富农分子几个阶段，那一天，我事先并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突然有群众跑来告诉我说，村里来了两个大干部，要我快出去看看。我朝着群众所指的方向，急步跑去，见到的是少奇同志，另一位是廖鲁言同志。事后得知，群众之所以称他们为“大干部”，是因为他们看到还有几位背着短枪的警卫员同志随行的缘故。少奇同志边走边看，还不断地询问土地改革进展的情况和问题。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被划定为富农成分的老农，跑到少奇同志和廖鲁言同志的跟前，哭诉着说他自己不是富农，而是中农。经劝说，这个老农走了以后，少奇同志对我说，看来这个老农提出的问题需要再复查一下。接着又说：“刚才我们进村的时候，几个群众跟随我们看第一块土地时，没有说什么话，待到再看另一块土地时，这几个群众就议论开了，并说，公家如果在这块土地上盖房子，群众不会有意见。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如果公家要在第一块土地上盖房子，群众就可能有意见。我们走群众路线、听取群众意见，一定要理解群众的心理。”后来，在复查中，我就是照着少奇同志的指示，深入细致地个别走访了贫下中农，掌握了确切的材料，经过群众的讨论同意，并报告土改工作团批准，实事求是地把确实不够富农成发的那户老农，重新评定为中农成分。不仅如此，而且还有另两户原定为富农成分的，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处理。其实，少奇同志在这里告诉我的，不仅是做群众工作要懂得群众的心理，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懂得群众的心理。
西沟村的土地改革，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部分积极分子并没有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地主、富农分子，而是首先反对一些村里的干部。原因是说有些村干部过去办事不公道，决定问题不民主等等。这个村一位姓魏的村长，因为群众的意见最多，我不得不以学习为名，把他送到距村十几华里的洪子店县政府机关，边学习边劳动，想借此让他暂时回避一下，便于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像这种情况，在周围村庄里，也有发生，个别村庄还发生过群众集众批判斗争甚至殴打村干部的现象。少奇同志听到这些情况后，当即决定在西沟村分两次召开了周围十来个村庄的贫下中农代表座谈会和村干部代表座谈会。
在贫下中农代表座谈会上，群众反映最多的是对村干部的意见。这些意见又多集中在某些干部在动员参军、支前，以及征购粮、物时，办事强迫命令、不公平和不民主方面。而在村干部代表座谈会上，反映比较集中的则是干部难当，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不完成不行；任务完成了，却得罪了群众。土改工作开始后，部分村干部对工作不敢大胆负责，甚至有撂挑子的现象。
针对这些反映和意见，少奇同志分别做了恰如其分的、实事求是的解释说明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记得他在贫下中农代表座谈会上，就强调说明，过去日本侵略军进行“扫荡”的时候，村干部掩护群众转移，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按时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等功劳。这当然是干部应当做到的，但这也说明村干部过去是有功劳的。群众中反映某些干部办事强迫命令，不公道、不民主的问题，这也要有分析，有的时候，由于战争紧迫，上级下达的任务又限期要完成，他们事先不同群众商量就办了。对于这样的事，上级要负主要责任，不能全部责怪村干部。少奇同志在村干部代表座谈会上，则着重鼓励村干部走到群众中去，同贫下中农谈心，诚诚恳恳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自己的缺点错误自己改，改正过来就是好同志。同时还指出，每个干部原来担负的工作，只要继续在职，应当加倍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少奇同志还谈到干部和贫下中农，都是一家人，有意见可以而且应当提出来，但还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把土改工作搞好，把生产搞好，支援解放战争，去战胜我们的共同敌人。
我被召集到少奇同志的住地开会，是在全国土地会议闭幕之后不久的事。那是一个早晨，被召集参加会议的，有我所在的土改工作团团长钱俊瑞同志，南庄村土改工作组组长等十来个同志。会议开始，少奇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土地法大纲”批准同意的复电内容。接着，少奇同志讲到原来在南庄村土改试点中搞的打乱平分土地的做法，要改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还没有进行分配土地的村庄，一律按这个办法分配土地。他说：这样做，可以照顾绝大多数农民原来自有的土地不动。并说：一个领导得克服缺点，修正错误，“这也是一种领导”。后来，我在西沟村分配土地时，完全是按照“抽多补少、由肥补瘦”的办法平均分配的，得到了村里群众的衷心拥护。从这里，也可看出，我们的党和党的领导者，是如何勇于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甚至错误的。一切工作，都是从最广大的群众利益着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