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在大变动的年代里
刘英
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到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不到两年时间，中国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这是一个大变动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红军，从困境中走了出来，经过瓦窑堡会议，东征，三大主力会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转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以举世瞩目的姿态屹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中华民族坚持八年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作为有幸在这大变动的年代里奋斗过来的战士，每当回想起这段峥嵘岁月，总是感奋、激动，久久不能平静……
确定新策略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初，党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毛主席、恩来同志和彭总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带领党中央机关北上，到瓦窑堡安家。我们中央机关于１１月１０日到达瓦窑堡。这一行中有博古、凯丰、少奇、罗迈（李维汉）和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等同志。瓦窑堡本来就是陕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现在成了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革命有了“家”，我同闻天也结成了终身伴侣。
我们没有顾得上休息就忙开了。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日本鼓吹“华北自治”，图谋将华北五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独占中国。根据形势变化实行战略和策略转变成了最紧迫的任务。闻天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发“宣言”，作“决定”，写文章，要求转变策略，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将国内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
就在这时，张浩回来了。
大约是到瓦窑堡后十来天吧，我回到家里，闻天喜气洋洋地对我说：“远方来人了，快去看看。”拉着我就到隔壁窑洞。
来人反穿一件光板羊皮袄，正是壮年，看去机警精干。闻天忙跟我介绍：“这是张浩同志，就是搞工人运动出名的林育英。共产国际派他回国，刚到。”那时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远方”是专指共产国际或莫斯科的暗语。
我问他这一路怎么来的，他说：“有车坐车，没车走路。”从蒙古越境进入中国以后，他一路上装扮成卖货郎，挑着货郎担沿途打听红军消息，是看到了陕北红军的布告才找来的。这一路走了整整三个月。我看墙角摆着一副担子，里面还有不少小孩衣服、帽子之类东西呢！张浩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１９３５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决定改变以往“左”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作危险敌人，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鉴于这一策略转变十分重要，没等会议开完，共产国际就派张浩回国，要他设法找到与共产国际失去通讯联系的中共中央，传达国际“七大”的精神。
记得张浩来时，毛主席同恩来、彭总正在指挥直罗镇战役。闻天一方面用函电同毛、周、彭通气，征求他们对策略变动的意见，一方面立即同在后方的党中央领导同志一道，讨论策略转变问题。
至今印象较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１１月底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统一战线问题。这次会议我作为少共中央局的代表参加。闻天在会上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报告，提出现在要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只是限于宣传的口号，要变成实际行动的策略，上层下层都真正要干，抗日联军、国防政府要真正做起来。他指出，别一派别的资本家、地方实力派中间也有对日本侵略不满的，应该争取。“抗日反蒋”的策略在同地方实力派联合时也可以灵活运用，只反日不反蒋的也可以同他们联合。这些新策略，同土地革命时期大不一样，我听了觉得非常新鲜。还有一件就是改变对富农的策略。１２月上旬政治局会议在闻天主持下作了决定，纠正了“加紧反对富农”的过“左”政策，提出联合富农或中立富农的政策。这两件事拉开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伟大转变的序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是通过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正式确定的。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是在我们家住的那孔小石窑洞里举行的。闻天主持了会议，并作《政治形势与策略》报告，还起草了瓦窑堡会议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１２月２５日通过决议会议开完，又立即在２７日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进行传达。在龙虎山下西北办事处礼堂（原是教会的礼拜堂），我们听了毛主席的精采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瓦窑堡会议贯彻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但没有照搬它的词句。我们没有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名称，而是称“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又将“反日”改为“抗日”），也没有搬用“人民阵线”，而是提出要搞“民族阵线”。说明我们党确实已经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从幼稚走到了成熟。
东征前后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另一个决议是毛主席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关于军事行动，决定１月扩大红军５０００，赤化宜川、洛川，完成渡黄河准备；２月过河东征，用半年时间将山西西部吕梁山区开创为初期根据地；然后相机北出绥远，对日直接作战。
有少数同志对东征有顾虑，认为部队走了一年多，历尽艰辛，精疲力竭，需要休息；好容易有了陕北这个立脚点，主力都过了河，根据地保不住怎么办。
闻天吸取了中央苏区的教训，认为局促于一个地区，并不能巩固。扩大与巩固，现在应特别着重于扩大。陕北扩大红军兵源不足，给养也很困难，过河东征，红军才可发展，而且高举抗日旗号，可以取得全国同情支持。当时还有一个估计，蒋阎之间有矛盾，蒋不见得支持阎，取胜可能性较大。所以他坚决支持毛主席东征的主张。在政治局会议上代表常委提出：“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到红军中去。”但同时也采纳少数同志的意见，作战方案确保过河主力部队不与陕甘根据地脱离，必要时可以安全撤回黄河西岸。
我随闻天乘船过黄河时，先头部队已经向纵深发展了。只见河东岸构筑了许多碉堡，形同江西“围剿”时一般。据说阎锡山为此耗资几百万元，但经不起红军的勇猛攻击，他的黄河防线就垮了。当时红军部队流行一首歌，记得歌词是：“山西阎锡山太原坐得稳，传来了警报胆战心又惊，沿河碉堡一扫光，吓掉汉奸（呀嗬）魂……”
我们在河东岸的一个村子里见到毛主席。他情绪很高，急于要上前方去。贺子珍就留下同我、闻天住在一家老乡家里。记得她还带了一只干熏鸡，预备给毛主席吃的，没来得及，分了半只给我们吃。鸡很硬，嚼不动。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牙利，消化力强，长征中口袋里放一把炒麦粒充饥，鸡炖烂了他不爱吃。
东征途中，刘长胜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几个文件。毛主席、闻天等人很高兴。３月下旬，政治局在交口县的大麦郊至石楼县一带连续开会，研究国际“七大”文件，讨论了统一战线和红军战略方向问题。
会后，东征的抗日先锋军进一步向东发展，占领同蒲线，直逼太原城。这时蒋介石派陈诚率十个师开入山西，陈兵拦住红军抗日去路。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５月５日我们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红军撤回河西。毛主席当时用四句话来概括东征的胜利：“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
红军东征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宋庆龄、鲁迅、茅盾、覃振都来信支持。上海地下党也有人来。早就想恢复同上海党的联系，现在可以实施了。闻天觉得此去上海，冯雪峰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他可以通过同鲁迅等的关系，摸清情况，然后恢复、整理党的关系。记得临走之前，我们还在自己窑洞里请雪峰吃了一餐饭，闻天交代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雪峰到上海后很快就设好了电台，和陕北通报，同时建立了上海—西安—陕北的交通线。那时闻天、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到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和上海的工作，都是比较满意的。
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做中央代表，也是闻天提名和谈的话。瓦窑堡会议后，１２月２９日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北方局的工作。闻天认为，北方局管的范围很大，不单是北平、天津和河北省，同满洲、山西、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是当时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刚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为了加紧对北方的领导，急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闻天觉得，少奇富有工人运动与地下斗争的经验，能够当此重任。会前他就同少奇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少奇愿意承担，闻天才在会上正式提出，得到大家赞同。１９３６年春，少奇同志化名胡服，潜入天津。此后同闻天函电往返不断，北方工作克服“左”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很坚决，学生运动、秘密工作、游击战争都有很大发展。
改变对蒋介石的方针
《瓦窑堡会议决议》有它的历史特点。那时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对日妥协、退让，对红军和根据地不断“进剿”，所以我们党采取的是“抗日反蒋”方针。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蒋方针有所调整。正式决定“逼蒋抗日”，我记得是在潘汉年同志回来以后。
闻天同汉年很熟，３０年代初在上海就在一起，习惯喊他“小开”。到中央苏区后，有一段时间闻天和“小开”是宣传部正副部长，曾在小楼上同住。闻天很赏识他的才干，遵义会议后派他出去，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如今他肩负秘密使命，经香港，到上海，在南京同ＣＣ派接触后回来，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所以我们干脆叫他住在我们窑洞里，就在我俩的炕对面，用门板搭了一张铺，谈话方便。闻天同小开彻夜长谈，讨论怎样同国民党谈判，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从１９３６年起，国共双方在国内通过几条渠道进行秘密接触，这时已经秘密商谈合作的具体条件了。
潘汉年来后没有几天，闻天就召集中央政治局开会，根据形势的新变化，作出决定，将“抗日反蒋”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会后，闻天成天忙着写东西。《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两个重要文件都是闻天起草的。紧接着，又在９月中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我是参加了的。会议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也是闻天的手笔。“小开”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后，又肩负党中央交给的使命，离开保安，前往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去了。
为了解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共合作，我们的各种政策都作了大变动。我工作的少共中央局，就把“共产青年团”的名称都改变了。这个决定是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初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大家都认为团必须在组织上、性质上来一个大的改变，克服关门主义、第二党倾向，成为非党的、广泛的青年群众组织。最后闻天提出，在新形势、新策略下，过去那样的团组织不需要了，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都要改变，总的名称就叫“青年救国会”。
在大变动的年代，取消共青团，成立青救会，只是组织形式转变的一个环子。策略的转变，各个方面、各条战线都在进行，反对富农变为联合富农，没收地主土地变成减租减息，反帝变为反日，抗日反蒋变为逼蒋抗日、又变为联蒋抗日，进而苏区也取消了，改为特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而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一刻也没有放松，独立自主的原则始终坚持。历史证明，统一战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杨活捉蒋介石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保安的时候，不用说，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当时《红色中华》报上揭露蒋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恶，说蒋“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要求把蒋交给人民公审、裁决。
闻天不赞成“审蒋”，认为还是要把蒋同“亲日派”、“投降派”相区别，尽量逼他向抗日方向发展，把西北已经形成的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１２月１３日，闻天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并立即派恩来同志赴西安。１２月１９日，闻天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讨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会上毛主席作了报告。闻天概括大家的意见，作了发言。说明六天来事变的现象与本质有了充分的展示，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应该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确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为此，在事变的处理上是和平调解，避免内战；对蒋的处置上，不站在反蒋的立场。１２月２０日又召集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到友军地区怎么开展地方工作的问题。记得闻天提醒大家，这次行动不是搞赤化，不要照搬大革命的做法，而是要实现我们的抗日纲领。
经过几天谈判，蒋介石答应了六项条件，张学良就独自陪送他飞回南京了。可是到了南京，蒋又扣留了张，这样，内战危机又紧了起来。
就在这时，大约是１９３７年１月中旬，我被派到西安去巡视青年工作。记得从延安到西安去时是同王稼祥、李克农等同志坐的一辆卡车，稼祥是经西安前往莫斯科治病。他和我一起坐在驾驶室里。
到西安后住在李克农管的内部招待所，名为“六国饭店”。做饭由住在那儿的同志轮流值班，就在烤火的炉子上煮。吃到猪油熬白菜，都觉得是美味了。贾拓夫同志见我穿一身军服，还戴只棉军帽，说西安复杂，你这样男不男女不女的怎么行，要我别上街，还要他爱人白茜借衣服给我换。可是我的帽子却摘不下来。长征中长了虱子，到陕北后身上的消灭了，头发里的却搞不了，因为没有药。没有办法，我和贺子珍、刘群先等 同志都只好剃了光头。到西安的时候，头发还没有长出来。我在西安是处于秘密状态，接触青年都是由一位叫白大姑的女同志把当地学生领袖带来接头、交谈。
我在西安住了大约一个星期，突然李克农的副官王立来找我，悄悄对我说：“洛甫同志来了。”他把我领到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闻天笑眯眯地跟我招呼。原来闻天来后已经同恩来、博古谈过工作了，这才让博古打发王立来接我。闻天此行很秘密。那时南京政府提出了所谓甲乙两个解决方案，东北军内少壮派急于救张学良回西安，竭力要打，和战问题又迫在眉睫了。
闻天在西安大约住了两天，博古同志匆匆跑来，说这儿不能住了，形势很紧张，少壮派反对王以哲很激烈。住在这里暴露了可不得了。他已准备好了车辆，当天就把我们送到了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彭总很热情。要我们在他住的厢房另一侧厢房里住下，让警卫员烧了旺旺的一盆炭火。那时已是旧历腊月二十左右，快过年了。我们从西安出来还带了年糕。围着火盆边谈话边烤年糕，吃得很有滋味，感叹已有两年没有吃到年糕了。第二天彭 总怕我闷，给我一本小说，是丁玲的《水》。彭总说是丁玲采访时送的，他没有什么兴趣，让我拿去看吧。
好像是又过了一天，恩来、博古也从西安赶来了，同闻天、彭总一道开会，商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周、博又急忙返回西安，气氛十分紧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直到１９８０年西安事变中的一批电报公布出来，我才弄清楚。原来是我党接受甲案实现和平的主张未能说服东北军中的左派，他们将不顾红军是否参加，力主同中央军打。恩来、博古赶来紧急会商，该采取什么对策。会议决定，如友军一定要打，就只好“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中争取和平。当夜１０点发报征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见，等到１２点，来了回电，同意前线的决策：“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
这是１月３０日深夜的事。但几日后发生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东北军愈益分化，十七路军难以立足，两支友军将任蒋宰割，张学良回陕无望，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实际上解体了。
迎接新阶段
西安事变终究以和平方式解决，２月初我们回到延安，又立即为迎接直接抗日新阶段到来而工作。闻天执笔写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国共重新合作的基本条件。２月１５日起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我们的提议，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这时开始，恩来同志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同蒋介石本人多次谈判，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正式参加８月国防会议才完全谈成。
在延安，为了迎接对日抗战新阶段的到来，做了许多准备。在我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１９３７年５月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这是撤出中央苏区以来最大的一次高级干部的聚会。出席会议的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２００多人。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同许多老战友重逢在一堂。闻天在会议开始时致开幕词，指出“自内战结束以来，革命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和“结论”是毛主席作的，这就是后来选到《毛泽东选集》中去的两篇名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在苏区党代表会议后，紧接着又开了白区工作会议。会议由闻天主持，“报告”是请少奇同志作的。
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一个四合院里，正面两孔窑洞是我们的家。会议期间北方局有些同志来找闻天谈情况，反映意见。好像是因为少奇同志对过去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批评很尖锐，而对原北方局同志的工作成绩肯定不够引起的。闻天对他们做了许多解释工作，说明对于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尖锐地揭发批判是完全应该的；主要责任在中央，不怪下面的同志。在党代会开幕时，闻天就讲了，“我们丝毫也不否认，在这十年中，中央也曾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并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有五点主要错误：“在白区群众工作中对长期存在着的关门主义的恶劣传统没有能够克服，在国内战争中曾经犯过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错误，‘九·一八’事变后对新发生的阶级力量的某些变动不能及时的认识与利用，对中国革命的持久性缺乏深刻的了解，以及干部政策中有过某些错误等。”那时毛主席对少奇是赞赏的。他在会上讲话，称赞少奇同志对群众工作有丰富经验，是对党过去所害过的“左”倾病症一针见血的医生。闻天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也是支持少奇同志的。当然，那时闻天对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根本上是错误的还没有觉悟，认识上的突破，是到１９４１年延安整风中才取得的。
１９３７年５月至６月在延安开的这两个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的英勇斗争，肯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转变，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一个多月以后，卢沟桥的炮声响了！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又揭开了更加威武雄壮的全民抗战的新篇章！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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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一盆猪蹄汤
李炳文
那是１９３７年，我们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组织分配我到军委副官处第四科当科长。具体任务是分管毛主席的生活，像日常办公用品中的纸张呀，蜡烛呀，火柴呀，木炭、烟茶之类，以及每日三餐的饭菜调剂等等。毛主席再三叮咛我：“所有这些开支，不得超过上级规定的１２０元（边区币），边区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生活都很苦，我也不能特殊。”
由于开支多，经费少，我处处事事都要按毛主席的指标，精打细算，不敢超过一分钱。在安排饭菜上，非常简单和清淡。根本没像现在这样过年时吃的满桌鸡呀、鱼呀、肉呀，只有两盘青菜。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知道毛主席经过长征后，身体很清瘦，每天白天黑夜地办公，很辛苦，因此，都非常关心毛主席的身体健康。一天，敬爱的周副主席看了毛主席的饭菜后，悄悄地告诉我：“你可要千方百计地把毛主席的生活安排好啊！听说你买肉的机会不多，我可以理解，开支有限。但我听人说，猪蹄汤很养人，而且可以补脑子，你可以给毛主席弄来嘛。”我当即就表示：“可以，这就给主席去买，每次只买两三个，每天烧一个，连汤端给主席吃。”
第一次把烧好的猪蹄汤端上桌后，毛主席又惊又喜，看看，闻闻，却没有马上吃，问我：“李科长，你今天给我的这盆猪蹄汤，是从哪里来的？又在哪里报销？是从我的生活费里报销？还是从供给部特支里去报销？”我如实地说：“主席啊，我是从你的生活费里开支的。”毛主席听后对我说：“这就好，我就敢放心地吃了。如果是超支，另外报销，我可就不敢吃哟！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虽然比长征路上好些，但还很穷，大家的生活都很苦，好日子也要当穷日子过，艰苦奋斗，不仅是我党的光荣传统，而且是一个人的美德。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与群众同甘共苦，这叫有盐同咸，有糖同甜。”接着他又仔细地询问，这次买了几个？多少钱一斤？当他知道买了三个时，又再三叮咛我：“既然买来，我看这样吃吧，一次不要全烧了，隔上几天烧上一个，连汤带蹄子一块吃。这样吃，不仅有营养，也便于吸收和消化，更重要的还是不浪费，你看怎样？”我听了后，非常感动，连忙说：“要得！”心想，主席是多么艰苦朴素啊！几个不值钱的猪蹄，他吃时还问得这么仔细，惟恐有浪费。
有一天，主席吃完饭后，又问我：“李科长，咱们机关伙食怎样？连队战士的生活怎样？他们多长时间能见一次荤？”我说如今每月能见一次荤，还如实告诉主席：边区军民现在都在响应你的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荒种地，养猪放羊。主席听后对我讲：“好！今后，你不但负责我的生活，还要经常下连队看看战士的生活，要像关心我的生活一样，关心战士，他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你要向我反映。”
毛主席在延安吃猪蹄汤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他老人家当年对我的亲切教导时时响在耳边。今天，我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不能忘记延安时代的艰苦岁月，毛主席倡导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永远不能丢。
（此文为《延安一日》征文，王震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