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历史篇章 资治之鉴
——读《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赵东宛
薄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以下简称《回顾》）一书，对建国初期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作了详尽全面的介绍，对其中的得失成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觉得应特别注意吸取以下几点： （一）经济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从《回顾》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夺取政权以后，我们面临着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两大任务。只有政权稳固，才能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当时党中央十分强调，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有政治观点。全国粮食会议讨论粮食购销政策时，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到会讲话，突出地强调了粮食问题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提醒大家从总路线的高度来考虑制定粮食购销政策。由于把各项经济工作和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全局联系起来，使经济工作有了正确的方向。
经济工作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作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今天我们全党的中心工作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聚精会神抓经济建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同样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我们要吸取前几年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在经济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善于从全局出发，把经济工作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坚定不移地贯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注意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保障我国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发展前进。 （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于求成
《回顾》一书在展示建国初期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在三大改造中出现了过急过粗过快的问题，在经济建设中产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之所以出现急于求成的问题，一是因为我们国家长期贫穷落后，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之后，迅速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愿望十分强烈，由此而容易产生急躁冒进的情绪。再一个原因是我们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一段时期内习惯于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结果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纵观建国以来的历史，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是我国４１年来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体现。我们要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安排上量力而行，坚持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合理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防止和克服急于求成的倾向。这样才能避免经济生活中再次发生大的波折。
（三）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是我们几十年建设中得到的一条需要经常注意的重要经验。读了薄老的著作，使我们对这一经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经济建设中，既要有集中统一，又要有必要的分散。集中和分散是辩证的统一。过分集中，统得过多过死，地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发挥不出来。但是，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目的是为了克服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病，而不能走到地区分割半分割的状态去。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和摆脱必要的集中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开始改革过分集中的体制格局，中央向地方下放了一部分权力，对搞活经济、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前经济生活中某些方面存在的过于分散的现象又不容忽视。国家掌握的财力物力过少，宏观调控能力削弱，这种状况不利于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在这里，薄老在书中说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４０年来，我们看过来看过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还不富裕的大国里，要长期保持金融物价的基本稳定、经济的基本稳定，维护中央的权威，保证政治与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是不可缺少的。中央有力量，各个地区都会得到益处。旧中国一盘散沙，大家受害，这是有目共睹的。”
（四）充分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
薄老在书中指出，我们要把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安邦治国”的高度来认识。读了薄老的著作，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关键在于要牢固地树立信任和依靠知识分子的思想。在１９５６年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总理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十年动乱后，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观点，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基础。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广大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是能够和广大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因此，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任何时候都不应动摇。我们要通过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来为国家的治理和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服务。要在全社会形成邓小平同志所提倡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为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开辟各种渠道，提供各种机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为知识分子进行创造性劳动提供有利的环境；还要注意逐步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为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五）反腐倡廉，永远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的本色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反腐倡廉。１９５１年，针对当时一些干部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党中央、毛主席雷厉风行地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是党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党执政之后，会不会因腐化而走向反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时刻警惕的问题。事实证明，我们党的主流是健康的，但在执政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确有一些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如果听其蔓延，党就有自我毁灭的危险。当年毛主席曾要求“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今天，我们也要把反腐败斗争看作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来抓。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要学习当年毛主席、党中央清除腐败现象的坚强决心和巨大魄力，依靠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制，坚决惩治腐败，毫不手软。同时，还要靠加强制度建设来防止腐败，提倡廉洁。要健全各项制度，强化监督机制，从制度上来保障为政清廉，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的本色。 （六）正确的决策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
读了薄老的著作，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正确的决策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我们党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决策经验，形成了一套很好的决策方法，其主要特点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即在决策活动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实际情况，把握问题的实质，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加以认真分析比较，取其精华，集思广益；对决策方案进行科学论证，而不是靠拍脑袋，想当然。这些科学的决策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在各项决策工作中，认真加以效法和发扬。
《回顾》一书是一部思想性很强的科学著作。全书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秉笔直书，求实存真，对历史作了真实的描述。同时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把历史事件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分析，客观公允，充满了真知灼见。薄老以对革命事业的高度的责任感，不顾八旬高龄，著述不辍，目的在于总结历史，启示后人，使人们能从书中得到一些启示，从而加深对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更加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读完这部著作，我们觉得，作者的目的是完全达到了。
第5版(理论)
专栏：
“美国式民主”的另一面
——推荐《再说美国》
江流
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以来，如何正确认识美国社会，深入了解美国自我宣扬的“美国式民主”的实质，成为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北京出版社近日向读者奉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涛同志的新著《再说美国——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书信》（１９９１年７月出版，３４万字），适应了社会的需求。该书出版社介绍说：“较之对此类问题一鳞半爪的观感或道听途说后的猜想，这部作品的内容要扎实、确凿的多。”的确，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它能帮助我们了解有关美国民主、自由、人权方面许多重要的深层次问题。
这部书是作者１９８７年出版的《我说美国》（北京出版社，２２万字）一书的续篇。全书由１８封长信组成。它们既能独立成篇，又具有有机的联系，浑然一体。全书内容包括：谈１９８８年美国总统大选，包括候选人提名、竞选的全过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阶级属性以及它们的分歧所在；论述美国内战至里根执政的１２４年的政治史，国家机器的基本职能和实质；论述联邦军队、国民警卫队和警察的性质和任务；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几十年来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事实；对美国的法制社会进行了剖析。
由于作者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７年任新华社驻联合国分社社长，在美６年，１９８８年又赴美作学术访问１年，１９８３年以来开始潜心研究美国当代史，这就为作者提供了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有机结合的条件，使他能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对美国的社会制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在指出其阶级实质的基础上，对其中含有的合理成分也进行了说明，并给以适当的肯定。书中讲述的事实许多是作者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近年，对“美国式民主”的宣扬风靡世界。在我国，一些人不了解美国的真实情况，把美国理想化，甚至神化。《再说美国》一书可以把那些想入非非的人们拉回到现实中来。
国家，从来都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镇压被压迫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辞典中已经讲得明明白白。资产阶级的宣传中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和镇压的实质，而拚命宣扬它的“民主”。毋庸置疑，“民主”听起来要比“专政”、“镇压”顺耳得多。然而，“民主”又是什么呢？实际上，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国家制度，它的性质是由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来决定的。世上从来不存在抽象的民主，也不会有什么“纯粹的民主”，更不会有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国家的所谓“一般民主”。这样的民主，只存在于善良人们的美好幻想中，或存在于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中。“美国式民主”是否真的与“专政”和“镇压”截然对立？是否真如自我标榜的那样“纯粹”呢？是否真如一些人向往的那样“一般”？《再说美国》一书中提供的事实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
１９８８年美国总统选举时，作者正在美国，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在书中，他揭示了每位候选人的政治、经济背景。原来，参加这场选举最后角逐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正、副总统候选人无一不是百万或亿万富翁，拥有石油、天然气、房地产、报业等巨额财产，都属于资产阶级，其中多数甚至是大资产阶级。由此，作者点破了“美国式民主”的一个真谛：“在美国，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分离的……被选举权只属于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法律文字上无此规定，但他们实际上是这么做的，历来如此，并非自１９８８年始。”
美国实行的是“两党制”和所谓“多元化政治”，并且实现了“普选制”，似乎真的很“民主”。但是，作者通过对它们的深入剖析，揭示出这种“两党制”、“普选制”的真正目的是在于给老百姓布设迷魂阵。普通百姓以为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在行使民主权利。然而选过来、选过去，由于最终确定的候选人都是资本家或资本家的代理人，因此，选上台的依然是资本家或他们的代理人。在美国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正如恩格斯所说，“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
人权是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是最先在宪法中承认了人权的国家，然而，美国宪法中所承认的人权毕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局限，不过是资产阶级享有的人权而已。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无可避免的先天不足，并且打着“种族特权”的美国印记。美国黑奴制不是直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内战后才失去存在的法律依据么？黑人的各种法律上的权利不是直到当代才由于黑人自己经过前仆后继的斗争和反抗而开始获得么？时至今日，歧视有色人种的情况甚至暴行，在美国仍屡见不鲜，这是任何人都有目共睹的。《再说美国》书中所提供的６０年代美国政府和军队残酷镇压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抗暴斗争的内幕，更鲜明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美国政府的人权记录。这还远远不是这部记录的全部，书中所列举的其他有关事例更多地揭露了美国人权的资产阶级性质。
１９８９年２月，作者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亲眼目睹一家电视台在晚间新闻中广播联邦调查局发布的一则通缉令，通缉一名“鼓吹”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女共产党员。曾经要求毛泽东主席于１９６３年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声明的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先生，经长期流亡后，在１９７２年一踏上美国这块“自由之土”，便因此事被通缉、被逮捕。这样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更不必说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进步人士遭受的迫害和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罢工工人的镇压了。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美国宪法中所承认的人权究竟在哪里呢？实际上，这正是美国所标榜的“美国式民主”实质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民主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含义如此，在美国的对外事务中，它的政治含义又是什么呢？
８０年代，美国曾推行过“民主外交”。正是在“民主外交”的旗号下，美国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出兵占领了东加勒比海的岛国格林纳达。这一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格林纳达，尊重该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种地地道道的侵略本来是对所谓“民主外交”的极大讽刺，却被“民主外交”的倡导者们说成是“从共产党人手里解放了格林纳达，帮助这个岛国恢复了民主”。看来，美国“民主外交”的主要内容便是反共。
美国还推行所谓“人权外交”。在“人权外交”的旗号下，美国国会的某些先生为东欧人的权利大声疾呼，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甚至连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成了指责对象。人们不难看出，美国某些政界人士祭起“人权”的大旗，要打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共产主义。反共是其始终不渝的目标。
美国某些政界人士在指责别国的时候，总是忘记自己国内存在的人权问题，忘记“美国式民主”历史中那些不光彩的篇章。这样人们就难免不问：有着如此“人权”和“民主”记录的美国，究竟有什么资格对别国的事务指手划脚？
海湾战争后，世界各国都在谈论“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美国政界的一些人士似乎被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意欲挟战胜者之余威，建立一种以美国为主宰，以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甚至主权观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然而，只要窥知美国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实质，看一看“美国式民主”的具体内容，翻翻美国政府的人权记录，人们就不难想象出美国式“国际新秩序”是个什么样子。
《再说美国》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实例为我们展示了被人忽视的“美国式民主”的另一面，使人民能够对“美国式民主”的实质有较深刻的理解，是一部了解和理解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历史和现状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第5版(理论)
专栏：
发挥自身优势 振兴城镇集体工业
季龙
我国城镇集体工业拥有十六万个企业，一千六百多万职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九九○年全国城乡集体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七，其中城镇集体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八点三一，是仅次于国营工业的第二大经济力量。
然而，以轻工集体经济为骨干的城镇集体经济目前的处境相当严峻，去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九，集体所有制工业增长百分之九点一，其中乡办工业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而城镇集体工业增长只有百分之一点零三。因此，城镇集体企业如何克服困难，是当前十分紧迫的一个问题。
当前城镇集体工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生产发展由过去速度快于、效益高于国营工业变为不如国营工业；利润下降，亏损面、亏损金额大大增加；二是许多搞活企业的政策未到位，体制未理顺，平调和“过渡”之风又有所蔓延。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城镇集体工业的健康发展。
解决城镇集体工业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努力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但更重要的是眼睛向内，充分发挥集体企业自身的优势。集体企业的优势在哪里？不吃“大锅饭”，不端“铁饭碗”，是集体企业活力的源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组织上的群众性。它是劳动群众自愿组合、自筹资金、自我积累、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入股分红的集体经济组织。职工与企业利益相连、休戚与共，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二、管理上的民主性。它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单位，没有国家的包和保。国家几乎没有投入，在贷款、原材料分配方面远不如国营企业优先，所得税和国营中小企业一样，都实行八级超额累进税，危机感和紧迫感迫使它们增强民主管理的意识。三、经营上的灵活性。它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向国家“等靠要”的，只能依靠灵活经营、产品变化快、联系市场广的优点，把眼睛盯紧市场，积极掌握市场动向，增强应变能力，以求得自我发展。四、分配上的自主性。它除了要妥善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以外，在内部分配制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比较容易体现奖勤罚懒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符合国家政策和法规的前提下，企业有权决定盈利的使用办法，分配方式灵活多样。此外企业盈亏自负，生产经营上更能注重内部挖潜和节俭办企业，在基建、技改探索上更能注重投资效果，有较强的约束机制。在内部劳动人事等问题上，也比国营企业有较大的自主权。
以上这些优势，是集体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是企业赖以生存和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条件。新发展起来的区街工业，和老二轻集体企业中一些内部改革搞得好的企业的成功经验，都表明了只要能把集体企业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促进城镇集体工业的健康发展。
如何发挥集体企业自身的优势？
首先，要按照集体经济的性质和特点还权于企业。关键是三条：一是落实“三权”，即落实财产所有权、经营自主权、民主管理权；二是恢复“四性”，即恢复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分配上的自主性；三是推行“五自”方针，即提倡和推行企业自己管、盈亏自己负、干部自己选、工人自己招、分配自己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恢复集体企业的本来面貌，逐步建立起一套内部激励机制，在内有动力，外有压力的情况下，自觉地到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去搏击。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恢复缴纳股金制度，在改革中还可以按照集体经济性质和特点进一步探索有利于充分发挥集体企业优势的措施。要继续认真搞好集体资产的清理工作，明确产权关系，加强资产管理，坚决制止平调和利用组建集团或行业管理，把集体企业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侵权行为。集体企业应当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走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三，要认真落实政策，坚持改革，转变观念，增强商品经济意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集体经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指导和扶持其发展的政策，是按照集体经济性质和特点，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的，是行之有效的。对这些政策应当用足、用好、用活。这些年，有些搞活企业的政策没有执行，有些属于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这些现象应该加以克服。对于城镇集体企业，则应该进一步克服等、靠、要思想，克服妄自菲薄的思想，勇于、善于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在市场竞争中奋勇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