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顾全大局 为国为民
——思念欧阳钦同志
王震
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１３年了。在将近６０年的革命生涯中，欧阳钦同志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和力量。他的不朽业绩、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给我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和深深的思念。
我和欧阳钦同志１９３１年在瑞金相识。以后，在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工作和学习中、大生产运动中，直至１９５４年在大连旅顺、兴安岭修铁路和开垦北大荒的战斗中，我们有过许多工作联系和交往。共同的革命事业，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相知甚深。欧阳钦同志早年投身革命，１９１９年与李富春等同志留法勤工俭学，１９２４年５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建党初期的老党员。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艰巨繁重的建设事业中，他久经磨练和考验，始终保持着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
从建国初期到６０年代，欧阳钦同志长期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和东北局第二书记。他立足本职，胸怀大局，自觉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以地方利益服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表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１９５４年６月和９月，我两次去黑龙江密山、虎林地区，看到那沉睡千年的大荒原还未得到开发，而当时大批铁道兵复员转业官兵又需要安置就业，我与一些同志认真商量，有了“寓兵于农，屯垦戍边”的想法。１９５５年８月，我向中央报告了这一建议。当月，党中央正式决定以军队屯垦的方式开发北大荒。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５８年，铁道兵先后有９个师的复员转业官兵开赴那里。欧阳钦同志对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始终积极支持。他向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和各个部门提出，要从各个方面支援垦区建设。在充满艰辛的开创时期，黑龙江省及时将大批粮食、副食、日用品和建筑材料等物资送到垦区，还派来了许多专业干部和大专毕业生，直接参加北大荒的勘查和开发。当时有的同志对开发北大荒的意义一时看不清楚，在一些问题上有些议论，欧阳钦同志就积极向干部们宣传开发北大荒对于发展我国农业、巩固和建设边疆的重要战略作用。他充满深情地说：北大荒要变成北大仓了，应当给开发者立碑。欧阳钦同志当年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如今，黑龙江垦区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垦区，拥有耕地３０００万亩，占全国国营农场耕地总面积的４０％多，是一个以生产粮食和大豆为主的重要商品粮基地，同时也是包括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大型综合性农工商企业，每年向国家提供数十亿斤商品粮，成为名副其实的北大仓。抚今追昔，当年开发北大荒的数十万官兵和职工，都不会忘记欧阳钦同志的宝贵支持。在北大荒的史册上，将永远镌刻着欧阳钦的名字。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遇到困难的关头，欧阳钦同志总是以大局为重，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替国分忧。１９５４年，一些省区遭受了严重水灾，粮食紧缺，中央要求黑龙江省多征购一些支援全国。欧阳钦同志毫不含糊地承担了任务。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本省的情况后，他提出了“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口号，带领干部群众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１９６０年，黑龙江省同全国一样，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了保证全局利益，欧阳钦同志提出，从大局出发，积极调拨粮食支援国家，他说：我们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也要节省下粮食支援受灾更重的地区。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黑龙江省出色地完成了粮食调拨任务。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所以能够战胜罕见的灾害，除了党和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对头外，全党同志心系大局，团结奋斗，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们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同样需要全党同志顾全大局，同心协力。
欧阳钦同志常说，顾全大局，贵在“自觉、主动、积极、热情”。为支援大局，他从来不提条件，不讲价钱，不遗余力。１９５９年，在黑龙江省发现了油田，党中央决定迅速组织力量开发。欧阳钦同志随即主持召开了省委专门会议，落实支援油田建设问题，提出了“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的方针，当时正值困难时期，黑龙江省各种物资都十分紧张，还是千方百计为油田送去大批粮食、蔬菜、农副产品和其他生活、生产物资。他对余秋里同志说：油田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只要我们能帮上忙的，就一定全力以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也得到了欧阳钦同志的全力支援。我当年曾对陈赓同志说，如果没有欧阳钦同志的支持，你的哈军工是搞不成的。他说，确实是这样。
自觉坚持全局观念，不仅要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还要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在各种具体复杂的情况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全局与局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欧阳钦同志处处顾全大局，是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在谈到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全局观念的论述时说：“为了取得胜利，必须懂得全局。因为局部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的，懂得了全局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他经常教育黑龙江省的干部：“全国和全省经济是一盘棋，各级都要服从国家的一盘棋。”“只有大局好了，小局才能好，大局不好，小局即使好也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因而要以大局为重。”他还以黑龙江省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说明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黑龙江是国家工业发展的重点省份，国家“一五”计划的１５６项重点工程，有２０多项安排在黑龙江，国家投资达二三十亿元。这些工程的建成，不但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而且对壮大地方经济，促进和带动地方各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欧阳钦同志由此指出：黑龙江省能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是国家支援的结果，我们发展了，也有责任支援全国。
欧阳钦同志说的是一个省的情况。实际上，全国各地４０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何尝不是这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地区的发展离得开国家的支持，而哪一个地区又没有为全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事实告诉我们：全局和局部、中央和地方，是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的整体，全局兴旺了，局部才有生气；局部搞好了，又可以为全局增添活力。因此，顾全大局，不但不会影响地方的发展，相反，只会促进和有利于地方的发展。黑龙江省并没有因为支援北大荒、支援大庆油田、支援哈军工、支援受灾的兄弟省区而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尽管他们确实为此付出过许多，但从长远看，这样做既维护了全局利益，又促进了地方的发展。各地的实际情况都能说明这一点。
在欧阳钦和许许多多共产党人身上充分体现出来的全局观念，归根到底，来源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来源于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因此，我们党必须也能够维护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局利益。全局观念还是我们现实经济基础和社会本质关系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一致的，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国家必须也能够维护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局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全局观念是我们党的一个优势，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优势。任何非无产阶级政党，任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全局利益和全局观念。保持和发扬这个优势，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今天，我们纪念欧阳钦同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倡和发扬这种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崇高精神，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奋发努力，战胜困难，做好工作，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为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行航唯马列，风雨不回头”
——忆邓岗
戴煌 方徨
邓岗走了；仿佛带着他那豪迈歌声，飘然远去了。
对这位在新华社大礼堂里领唱过，在新华社的领导岗位上颇多建树的人，有人爱称“邓老板”，似乎只有这，才亲切、敬重得够份儿。其实邓岗本人对这打心眼里并不乐。他说：“如果我是‘老板’，同志们岂不成了雇员？”
说也是。几十年来，他不是那号眼睛长在脑门儿上，对下颐指气使的人。
比方说，在仆仆风尘、莫测生死的战争年代，他作为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的领导人，常常一样与记者们跟随滚滚的戎伍洪流冒风雨、涉泥泞，出生入死地深入前线采访。１９４８年６月，我军刚刚打进开封城，他就进城撰写《入城布告》，顾不得正在龙亭一带顽抗的敌人越打越近的炮弹，以至于在近处爆炸的炮弹震聋了他的一只耳朵，后来边工作边治疗还仍然有点背，落了个终身微残。
强渡长江进南京，不久又到北京，他更成了大忙人。作为新华社的秘书长、副社长、党组成员和机关党委书记，集业务、党务、行政、基建、人事、外事、电务、印刷等诸多事务于一身，还要管数以千计的职工及其庞大家属队伍的吃喝拉尿睡，其忙其碌可以想见。
可是，他竟也能强挤点空儿来，或在星期天节假日，嘴上叼支烟，乐呵呵地到一些同志家串门聊天：住得怎么样？身体怎么样？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只要组织上能够做到的。主人端上一杯白开水，他也要说声谢谢。夜访许多编辑室——夜餐做得好不好？夜班宿舍静不静？打扫得干净不干净？必须回家过夜的同志是否及时有车送？——这也是常事。
所以，很多老战友、新同事，并不称他“邓老板”，而是那种人无分老少、位不论高低都一视同仁式的“老邓”或“邓岗同志”。一听这，他反而挺来劲：“本来嘛，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嘛！”
他从南京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调到北京新华总社时，正是１９５１年的爽秋季节。周末，他与一道来的几个老部下逛公园。快到园门口，他这个唯一身穿黄呢军服的人突然加快脚步抢着买门票；进得公园小饮、划船，他也争着掏钱。当时在大伙心目中，他虽是老领导、老大哥，每次都由他“做东”倒也无所谓，但他上有老父、老母、老岳母，下有因骨结核一条腿和腰眼常年敷着石膏的儿子，人称“小妹”的女儿也病病歪歪的，实在不忍让他多破费。然而每一次，老邓都要亮起他那大嗓门：“到了北京我比你们更‘发财’：一个月７２０斤小米！”
当年这７２０斤小米值几何？每斤旧人民币１０８０元——也就是现时的一毛零八厘，满打满算也不足８０元！
那会儿，他的众多老部下，大多是２０来岁的单身汉。他们奔赴炮火连天的朝鲜前线，箱箱包包的没法带。有人觉得，把装着书籍、手稿、日记本和纪念品的铁皮箱和柳条包等等，托老邓夫妇保管最信得过。有的甚至还在自己的箱子里留下了可能的“遗言”—─此去如果“壮烈”了，这些存物悉归其老母或未婚妻所有。
对此，老邓夫妇都一一应承，把这些箱箱包包妥放在自家的床肚下。他们期待这些物件的主人都能平安凯旋，很细心地在上面蒙了好多层报纸，使这些物件纤尘不染。
有些老部下在国内的未婚对象，常因志愿军在前线风驰电掣，而不知把滴洒情泪的书信投向何方。这时，老邓又拍拍胸脯：“我来；我来当‘传书红娘’！”
１９５３年隆冬的一天，天刚蒙蒙亮。从安东开向北京的客车抵达前门火车站。车上有多位从朝鲜回来的新华社前线记者。其中固有老邓担任第三野战军总分社社长时的老部下，但也有其他野战军的与老邓素昧平生的老记者。老邓忽闻此报，顾不得当夜值班发稿值到下两点，又看了一会儿书，刚刚合上了眼皮，就一骨碌钻出热被窝，顶着呼呼的寒风到站迎接：“同志们辛苦了，辛苦了，又一次活崩崩地凯旋了……”大伙儿看到他那长期睡眠不足而略带虚肿的面颊，无不激动难已。
然而话得说回来。尽管老邓对许许多多的老部下、新部下，时刻都会送去兄长般的体贴温暖，但在按照事业发展的需要物色人选时，他个人面前摆着的却是“五湖四海牌”的天平。
漫漫数十载，对原是新华社华东前线的老记者，诸如蒋元椿、季音、阎吾、李耐因、徐熊、王殊等等数十人，先后成了新华社或人民日报的顶梁柱或颇有名气的记者编辑，老邓除偶尔参与评议外，没有一人是他首先提名升迁重用的。至于把前后左右围着自身转的等而次之的人，好赖都给个“师长旅长的当当”，他更没有过。
好多次，新华社分住房，看来老邓就是一槌定音的大拿。但在５０年代初，他对他的许多已生有子女并请有保姆的老部下，也一律公事公办——让他们也只能在各自的一间屋子当中吊块“幕布”，“台前台后”——从无“近水楼台”、“得天独厚”、“特别批准”这一说。
相反，在物质待遇上，他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老部下，严求得近于苛刻。他的一位老部下经历了朝鲜战火，又被派赴越南军民与法国殖民军最后决战的奠边府前线。时值热带雨季即将来临。这位同志要求买件雨衣，而遭到行政处长的“冷处理”，只得去找老邓。老邓挠挠自己的脑袋，似乎想起了什么：“哎，对着哩！你去朝鲜时，公家不是配了件防雨斗篷吗？”
天哪！两年多的战地生活，这斗篷快成了一嘟噜粘乎乎的胶布团儿了，哪能再用来防风挡雨？
但这位老部下并不责怪老邓。他深知，尽管老邓为别人花自个的钱相当豪爽，但对公家的钱似乎一个子儿也有磨盘那般大，绝不轻易花，哪怕为自己的老部下。经如实说明，老邓才在装备单的“雨衣”项下，批了“同意”二字。
１９６６年，“文革”风暴起。老邓这样的人，竟也被挂上“黑帮”、“走资派”的大牌子，而且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过去历度生死关的老邓，设下了一道比过去战争中还要难闯的生死关！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豫皖苏根据地的新四军向涡河南岸的日寇猛烈进击。不料，一支抗日无能、反共“有方”的国民党军队，似乎有意配合民族死敌，猛扑这支新四军。时任豫皖苏《群众导报》编辑部主任的邓岗正随军采访，在北渡涡河撤退时几乎落水淹死，带着满身淤泥回到报社。
１９４７年８月，华东野战军强攻鲁中临朐等地敌军。因连日大雨，河水猛涨，后续部队接应失灵，而敌军却从铁路公路不断得到增援。我军只得退出战斗。在搏渡山洪咆哮的一条河流时，体格已很瘦弱的邓岗，也像前线分社的所有人员一样，头顶上缚着机要文件，拽着大家用行李绳和绑腿带结成的“过河索”，向对岸泅渡。不料他在河当中一失手，顿即被洪涛卷去。幸被下游岸旁的一位眼力极好、水性也极佳的老乡发现，并冒死投水抢救，他才又一次免于罹难。
过了半年多，陈粟大军刚刚打进了洛阳城，邓岗和庄重、丁九即进城采访。将接近北门，隐蔽的残敌就对他们猛扫机关枪，直打得他们的身前身后黄土飞溅。他们迅疾翻滚到一堵断壁残垣下，才没被打死打伤……
如此多次在敌人的炮火弹雨下，在后有追兵前有天堑的汹涌波涛中，老邓都一次又一次地闯过来了，这次，老邓又闯过了“造反有理”这道特殊生死关。
他夜晚睡“牛棚”，白天打扫食堂。每次大家吃罢饭，他都提着一大桶清水，挨桌儿清擦，连桌缝里的饭粒儿都剔得一干二净，就像他审发稿件时连一个写错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那样。
后来又让他烧锅炉。只见他头戴一顶半遮脑门儿的草帽，光膀儿搭着一条湿毛巾，来回推着一辆两轱辘铁皮车：把刚刚泼了水，还在吱吱腾腾冒白气的炙热的炉灰推出去，再把一车车准备进炉膛的黑煤推进来。所以，新华社的老工人师傅们谁也没把邓岗当外人，反而对他更亲切、更敬重。
那么，在那种玉石俱焚的日子里，邓岗就没有感伤过？
结束了“牛棚”生涯，他回了家。但那已不是新华社正副社长们的四室一厅的家了，而是一家老少十口挤在低矮窄小的两间小平房。被扔得乱七八糟的书，早被老伴王子英带着孩子们归整好了；但大捆小捆、柳包纸箱的，堆得人都难插脚。这怎么过日子？老邓只得发话：卖“破烂”！然而，当他松开大捆小捆、柳包纸箱，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把许多可以“精简”的书码上手推车时，他默默地泪水长流了。这些毕竟都是他亲手翻阅抚摸过的，“本本书，分分情”啊！
林彪事件的突发，邓岗等人脖子上的无形绳索才松了扣。老邓一家老少，也搬进了新华社大 院中的专家小院：西式平房，房前还栽培了些许树木花草，很气派。但对他的老少四代同堂的家而言，仍显得房间少而小。然而，物竞天择适者胜！老邓把兼做书房的会客室改成了卧室，老两口与长大成人的小女儿再共挤一室；另把全家唯一的不足６平方米的小凉台，改成一个窄条儿的小书房。每天下班回到家，他点上一支烟，往破藤椅上一坐，读书翻杂志，自得其乐。有一次，一位来访的朋友说：“这书房也太小了！”老邓哈哈一笑：“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屋窄心宽，不也很好嘛！”
夫贵妻荣，并荫及子孙甚而三亲六戚，是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社会反映。而老邓的老伴及其子女，没有一人沾过老邓的光。那些年，他唯一的自幼多年敷缚石膏板的儿子去了青海山区，经常病病歪歪的被称做“小妹”的大女儿也去了东北农村。“四人帮”倒了台，孩子们认为“天亮了”，要求爸爸想办法把他们弄回北京。可老邓却说：还是你们自谋出路吧！结果几经辗转，直到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孩子们才各自谋到了对调机会，回到了北京城。老邓的两个女儿，至今也还是工人；在车站当装卸工的儿子，边卖力气边刻苦自学，才拿到了成人自学高考的大专文凭；他的大儿媳，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一家大集体厂子里当医生。
和老邓生死与共了半个世纪的王子英，也是抗战之初就投身于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老革命。到北京整整４０年，又一直与老邓共同辛勤耕耘于新华社大院。当他们迁居于复兴门外皇亭子的那些年，老邓上下班有小车接送，王子英则与大伙儿挤大篷车。近两年，老邓病情日重。王子英每次去医院探望，或提着饭盒送吃的，都是挤公共汽车以至于挤伤了腰，也没要公家派过一次车……
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邓溘然长逝后，王子英带着孩子们整理老邓的大量文稿遗物，才发现一个陈旧的日记本中，夹着他的一首自勉诗：
矢志匡神州，
筋摧勿怨尤；
行航唯马列，
风雨不回头；
何惮鞭加背，
我本拓荒牛。
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仍希望在新闻大厦内挂上驼群跋涉于大沙漠和宝塔山荦荦矗立于延水边的两幅大照片，以示后来者“任重而道远，永勿忘延安”，其赤子丹心，恒之如斯也！
他的许多老同事，老部下，聚在一起回忆他的往事说，老邓清清白白而来，干干净净而去。
但愿，我们的新闻同行以至于全党全国，能有更多邓岗这样的有志者，做干净人，做干净事，奋力净化我们这个世界！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悼宋时轮将军
高锐
湘水呜咽哭宋公，
赣山默默悼英雄。
当年遍地横虺蜮，
怒揭长竿斗大虫。
崇岭深林驱虎豹，
瀛滨海角斩蛟龙。
移山壮志成伟业，
卫国童心化巨峰。
愁见黑云天外涌，
恸失我军一总戎。
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