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一条红线：实事求是
——学者论陈云同志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特点
乔自洁 卢继传
最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了“陈云同志论著研讨会”，该院院长田夫主持会议。有关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共１２０人出席会议，研讨了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党的建设思想以及他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用。
与会同志认为，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是贯穿在陈云同志论著中的一条红线，也是他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突出特点。因此，他在经济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所提出和坚持的一系列观点与主张，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与会同志强调指出，陈云同志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党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实事求是原则具体化为认识论、方法论，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早自５０年代以来，他就多次强调“全面、比较、反复”的思维方法；他还曾多次指出：“我们做工作，要用９０％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１０％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第３５页）针对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他指明了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调查研究，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途径。
与会同志强调指出，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和高度的党性修养是一致的。他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表达了共产党人所应当坚持的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与科学态度。
与会同志认为，陈云同志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经济建设中，主张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早在党的“八大”会议上，陈云同志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就适时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有自己的模式，即在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上，应该以国营经济为主，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在生产计划方面，应该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允许自由生产的存在；在流通领域里，应该在国家市场的领导下，允许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些提法不仅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为８０年代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陈云同志还坚持从中国的国力出发，强调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他指出，要做到这一步，关键是要搞好综合平衡。
与会同志指出，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中一条重要的教训就在于，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忽视平衡，超越国力，急于求成，使经济发展大起大落，欲速而不达。我们现在寻求经济发展的合适速度，要提高经济效益，都必须基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因为平衡制约着速度，没有平衡，就不可能有高速度。因此，我们要努力学习陈云同志的思想，坚持综合平衡，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与会同志指出，平衡的内容就是按比例。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核心和基本出发点。在组织按比例发展的具体做法上，陈云同志一是强调按短线安排比例关系，才能达到宏观的综合平衡。二是强调制定计划要留有余地，掌握主动。三是坚持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计划，即首先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陈云同志的这些主张，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如何结合是当前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与会同志认为，５０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陈云同志就提出在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正确运用市场调节的基本构想，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了进一步阐述。但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忽视市场调节的作用，把国民经济的活动都要纳入指令性计划的轨道，使经济失去了活力；而在前一段的改革中，又对市场调节作用企求过高，放松计划调控，导致宏观失控。这都说明我们对陈云同志关于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研究得很不够。今后，有关怎样制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的机制、方式和范围，以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运行等问题，还有待于我们深入学习陈云同志的思想，并见诸于实践。
会议还讨论了陈云同志在新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与会同志认为，陈云同志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继承与发展，而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的论述有着特别突出的重大意义。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他针对当时党内情况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第２４５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进一步指出，端正党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这就抓住了党风能否好转的关键。同时，他还指出，严肃党纪、政纪，党风才能根本好转。他要求对这个问题要采取坚决的态度。与会同志认为，这些思想很深刻，倘能真正这样去做，就能够使党风好转。在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０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同志还提出了防止党内出大乱子的可靠办法。他指出：“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这些论断阐明了防止党和国家出大乱子的关键所在。与会同志认为，全党努力学习陈云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述，加强党的建设，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睡过“地铺”之后
张雨生
北大来军校参加军训的学生走了，然而，由军训引起的思绪，仍然萦绕心头。
记得有一天，二百四十公里的野营拉练，到平山老区和井陉煤矿社会调查，结束之后回到学校，好些学生一头扑到床上，哭了，接着又含着泪水笑了。他们感慨万千地说：“睡过一阵地铺，才知道躺在床上多么舒服！”
这句话很普通，也很实在，既有直接的感受，也有转借的含义，前者是体力的，后者是精神的。从这些青年学生到来的那天起，我就想，他们缺少点什么，又该给予一点什么呢？现在看来，他们最缺少的是否是“睡地铺”？这“地铺”不是别的，就是社会和人生。相对地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缺少实践，缺少生活，对国情，对民情，懂得较少。不认识社会，不认识他人，也就不能认识自我。青年学生的这个弱点，在去年的动乱中，已经给一些人留下过痛苦的教训。这次，学生们走进了军营，调查了贫困山区，走访了革命老人，下到了矿井深处的掌子面，不会不增长见识，不会不触动感情。长短相较，高下相倾，比较着看事物，对社会、他人和自我，有了扎实的、初步的认识。
说现在的青年学生是抱大的一代，此话并非错得太远。去年来军校报到的七百多名学生，近一半是亲属送来的。祖父母、父母亲、兄弟姐妹，有的甚至全家一块儿出动。在校门前，看到家长背着背包，扛着箱子，汗流浃背，学生却甩着空手，说说笑笑，心安理得。此情此景，印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心上，自然是很不平静的。初进学生宿舍，床上桌上摆满了巧克力、水果、麦乳精，乃至塑料狗、电动熊猫之类。粗略概算，这些学生中的多数人，一个月的花费已经超过了毕业后的月工资。他们既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被家庭抱着；还是学业竞争的胜者，被社会捧着。较之于同辈人，他们都有着明显的自我优越感。这么一味地抱着、捧着，他们既不会觉得舒服，也不可能长得健康。
人生这一课，迟早都得上。早上早适应，迟上迟适应，不上不适应。青年大学生都企望成为栋梁之材，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远非只会读书就够了。这要求既要会做学问，更要会做人。要懂得真正的自我价值，懂得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还要懂得生活，学会过日子，追求人生的美满与幸福。单是做学问，也要学会如何去做，诸如方向、动力、学风、思维方法、为谁服务等等，都不能不考虑。让青年学生了解社会，熟悉工农，给以必要的环境锻炼，尽早地接触人生这一课，对全面提高知识人才的素质，强健知识分子的群体，决不是等闲之事。
前些日子，报上有篇报道，说一家外资企业招收职员，把插过队列入条件，优先考虑录用。我想，这不会有什么不良动机，人家只是把插过队也认作“睡地铺”，重视艰苦环境对青年人的塑造。下过乡的，烙印都很深。有眼泪，也有欢笑，酸甜苦辣，尝了很多。这对于走后来的路，不会没有借鉴作用。有过下乡经历的人，能更好地懂得社会，懂得民情，也懂得自身。吃苦精神、自主意识、独立生活能力，都曾得到锻炼。当然，这里不涉及对下乡插队的整体评价，只是仅就环境对青年人的锻炼而言。但是，企业家看重当年睡过地铺的知识青年，不能不说是一种眼力。
让青年学生睡睡“地铺”，方式方法很多，军训只是一种。但这有没有必要，有人还有疑虑。不过，这已为北大的七百多名学生所接受、所理解。当初，做父母的，来学校说情的有，跟踪调查的也有，一百二十个不放心。如今，看到孩子的变化，都高兴了。他们说，十年家教，不如一年军训，孩子长大了。据说，学校已收到二百多封学生家长的来信，感谢对孩子的培养。
舆论、风传、谣言，有时可怕，有时也无所谓，这要看怎么对待。这一年来，北大学生参加军训，成了社会的关注点。国内的，国外的，八方议论。好在实践终于画上了第一个句号，该褒该贬，世人当可评说。
第5版(理论)
专栏：
学习范文澜的严肃学风
胡绳
今天，我们怀着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深切的思念之情来瞻仰他的铜像。范文澜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对历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就我个人来说，是在１９４９年进入北京城时才见到范文澜同志的。这以后，他一直住在东厂胡同的宿舍里。在同他交往中，和其他的老同志一样，我从他那里受到很多教益。大家尊称他为范老。我以为，在范老的身上，既体现了中国经学家、史学家的优秀传统，又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和高尚品质。范老以其一生的治学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最科学的思想武器，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才能对中国的丰富历史遗产给以科学的说明，作出科学的结论，才能做到古为今用，通过历史研究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为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战斗精神。范老站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发扬了中国经学家、史学家的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战士，他排斥和鄙视那种空疏浅薄的学风。范老的治学和为人都足以为后人的楷模。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成立４０周年。这个所在成立后多年间由范老直接领导。这个所的历史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些。早在延安，范老的周围已经集合了一些年轻的研究工作者。那时他撰写了中国通史。他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在１９４７年已出版于华北解放区。以后他让一些同志帮助他对这本书校订补充。这本近代史多次再版，起了很大的影响。以范老为核心，由范老指导的研究集体就是近代史所成立的基础。范老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工作者，创立了在这４０年来作出很多成绩的近代史所。所以，在纪念近代史所成立４０周年时，看到范文澜同志的铜像，特别使人感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早的创始人中有范老这样的学者，是我们可以引以为骄傲的。除范老以外，还有其他好多位老一辈的学者。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力求拿最好的，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奉献给人们。他们有的还健在，有的已和范老一样逝世了。他们都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向范老和其他老学者学习，树立严肃的学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好研究工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本文是作者在范文澜铜像揭幕式上的讲话）
第5版(理论)
专栏：报刊文摘
《天津日报》发表张光的文章指出：
资本主义与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调和的
《天津日报》８月２９日发表署名张光的文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文中指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与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现摘登如下。
乍看起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很民主的：代议制政府；一人一票的普选制，选总统、总理、议员；多党竞争，由选民投票决定由谁执政；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然而，上述画面远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生活的全部。从总体和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民主，简单地说，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准确地说，是人民参与政府的决策，并通过这种政治参与，参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决策。资本主义则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对立，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市场是一块民主无法介入，由资本主宰的领域。例如，资本家应当如何使用他所占有的资源和财富？按照资本主义原则，这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个人意愿和决定。如果他决定投资的话，投在何地，投于何种部门或产业，均由资本家自己根据市场需求、利润大小来决策，外人无权介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量的、甚至是绝大多数经济决策是由资产者个人，或由被称作“法人”的企业、公司做出的，广大选民无权过问。
然而，资本家对其资产的处置绝不是他个人的私事，而是事关公共利益的头号重大问题。例如，某大资本家、大公司不在某地投资，或移资它投，必然影响到该地区的失业率，从而影响到工人的生计。资本家的投资取向，还将影响到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等重大社会公共利益问题。如果说，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参与决策过程，那么，像经济资源的配置这类事关国计民生的事情，最该成为民主化的对象。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经济和经济决策的私有化，失掉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实际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虽然不论贫富，一人一票，但富人却拥有穷人所没有的控制政府决策过程的手段——金钱。美国学者多姆霍夫的近著《当今谁统治美国》介绍了当今美国权贵直接介入联邦政府的种种途径，无不以金钱为开路先锋。例如，“权贵介入挑选候选人过程的方法简单、直接，时常很露骨，即提供大笔竞选经费，其数目大大超过其它阶级和集团能够凑集的数目。”在经济极不平等的基础上，普选制、言论自由等民主参与制度势必被扭曲为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不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