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邢贲思
８０年代的我国学术界有不少热点问题，而被称为“热点中的热点”的则是关于主体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热点可以理解，因为无论在哲学、历史科学、美学、文学领域，主体性问题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令人诧异的是，在关于主体性的讨论中，有人先是虚构出一个“主体性失落”的神话，然后借口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宿命论等等，把矛头实际上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些人看来，只有抛弃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回失落的主体性。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主体性”理论究竟想把人们引向哪里？
马克思主义从未否定主体的作用，何来“主体性失落”
和机械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即一方面主体的存在和发展要受到客体的制约，另一方面主体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无论是在自然观、认识论还是历史观中，都赋予主体以突出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其中很大一部分经过了人的实践的改造，人的实践结果以物化劳动的形态同它凝结在一起，这和人类产生以前、没有人的实践印记的自然界已经不同，是自然的人化，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叫作“人化自然”。“人化自然”的概念十分深刻，它告诉人们，一方面人类的形成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不是被动地受惠于自然界，而是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来谋取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物质变换的关系。在哲学史上还没有哪一种唯物主义学说在本体论的范围内这样突出过主体的作用。当然，主观唯心主义是一个例外。因为主观唯心主义把整个外界都看成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其中最极端的一种观点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被什么感知呢？被自我感知。这种观点把主体性的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它相去真理也就很远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是“实践”范畴，把科学的“实践”概念引进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突破，是马克思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根本之点。而实践就是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性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部认识活动就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毛泽东把这一过程概括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这里，人的主体性像一根红线一样始终贯穿其中。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对主体性的重视也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唯物主义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到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就是社会生产实践；在阶级社会中，生产的发展要通过阶级斗争开辟道路，阶级斗争成了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的物质担当者就是人，就是主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方面在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要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活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悖论，其实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只有习惯于形而上学思维的人，才会感到这两个命题之间会不相容。
可见，“主体性失落”之说是没有根据的。既然这样，为什么有人要危言耸听，在这种虚假的前提下大作文章呢？从它所要达到的批判目的，从它所宣扬的某些所谓“新观点”，人们不难看出其真实用意。
不能离开客观来源谈主体建构
“主体性失落”论的一个主要批判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有人把这些年来的所谓“主体性失落”的责任统统归咎于反映论，并在哲学和文学两条战线同时发难，展开了对反映论的猛烈抨击。有人选中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靶子，指责它宣扬了所谓的“直观反映论”，根据就是列宁在书中反复说明，认识就是人的感觉对客观实在的复写、摄影、反映，因而断定列宁把反映同复写、摄影当作同义语使用，有机械唯物主义倾向。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不错，列宁确实不止一次地说过人的认识不过是对外界的复写、摄影和反映，但这绝不是列宁的全部认识论观点，而只是列宁对于认识来源问题的回答，即认识是主观自生的，还是来源于客观外界。列宁这部著作是一部论战的著作，论战的对手就是马赫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恰恰认为认识是主观自生的。认识是人的“感觉的复合”，这就是马赫主义著名的认识论命题。马赫认为，物理经验的要素是构成物理世界的基石。他说：“物、物体和物质，除了颜色、声音等等要素的结合以外，除了所谓属性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感觉的分析》）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打着“最新哲学”旗号的马赫主义不过是重复了贝克莱主义的基本观点。列宁当时之所以要批判马赫主义，不仅因为这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唯心主义，而且因为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些领袖人物信奉了它，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理论混乱。列宁和马赫主义论战的焦点是：客观世界是感觉的复合，还是感觉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正因为马赫这个大物理学家非要违背物理学的常识说客观世界是感觉的复合，因此，列宁才不厌其烦地、反复再三地强调这样一个常识性的真理。这是列宁的浅薄吗？不是。而是马赫这个物理学的巨人、哲学的侏儒在哲学上的惊人无知，才迫使列宁不得不从认识论的ＡＢＣ讲起。我们知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它表现在认识论上就是，究竟思维是主观自生的还是来源于存在，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答案，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认识论和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正如在本体论的范围内思维和存在究竟谁决定谁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如果不解决认识的来源问题，其他问题同样也不可能解决。列宁抓住了这个问题，恰恰是抓住了根本。我们怎么能够以今天我们具有的关于认识论的某些知识来自炫高明，来指责列宁的“浅薄”或者所谓“局限”呢？
反对“反映论”其实并不时髦。现在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早在１９２３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就发表过这种观点。卢卡奇一生坎坷，几经沉浮，现在随着他对西方的价值不断提高，他的某些观点也就备受推崇。卢卡奇在讲到他为什么反对反映论时说：“我非常憎恨机械宿命论，而在机械唯物主义中，宿命论总是伴随着反映论。我思想中的救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实践优先性的观点都极其强烈地反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这里，卢卡奇也是把反映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等同而加以反对的，这同国内一些论者的情况可说是如出一辙。比卢卡奇反对“反映论”尤为激烈的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该派的代表人物彼得洛维奇曾说，“反映论同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人是从事创造性和实践的生物这个概念是不能相容的”，他认为反映这个范畴的消极意义是无法改变的，企图用“能动的反映”的概念来拯救它的作法是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
ｉｎ ａｄｊｅｃｔｉｏ（拉丁语，意为语词矛盾），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该派另一个代表人物坎格尔加也说，反映论是机械的，它是无法拯救的。因此，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以及列宁的反映论，必须作为“机械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而予以抛弃（俱见《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可见，反对“反映论”在时下是一种国际思潮，它的特点是打着反机械唯物主义、反宿命论的幌子，把矛头指向辩证唯物主义，指向恩格斯特别是列宁，它的手法是先把“反映论”极端简单化、庸俗化，然后再向这种经过扭曲的对象宣战。这一点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有人在反对“反映论”的同时主张用“建构论”来代替它。何谓“建构论”？原来这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对认识的一种看法。皮亚杰认为，“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的中途。”（《发生认识论原理》）皮亚杰论证了认识结构的存在，它的作用就是同化来自客观外界的刺激，因此，认识不是主体对客观外界的机械的、消极的反映，而是人的认识结构对来自外界的信号进行选择、改造的结果。这种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强调认识并非主客体之间的直线、单向运动，而是包含着一个双向逆反的过程；主体在认识活动中并非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而是处于积极能动的状态。这说明这种心理学具有辩证法的因素。但是皮亚杰把人的认识结构归结为“数理逻辑结构”，认为它是由主体先天具有的自我调节的机制中产生的，这就明显地受了康德的先天知性形式的观点的影响，从而陷入了先验唯心主义的泥坑。皮亚杰对心理学是有贡献的，他的认识论有合理因素，但他把认识归结为人的先天具有的认识结构的建构活动恰恰是他的心理学中的不正确之处。怎么能够认为它比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更高明以致可以取而代之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需要发展，需要从现代科学包括皮亚杰心理学的积极成果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但是借鉴应当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被借鉴的内容确实是科学的、客观的真理，而不是相反。对任何一种流行的学说我们都应当进行分析，不能不辨是非真伪，盲目地追随仿效。否则，又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不能离开客观的历史规律谈主体的选择
这些年来，在“主体性”讨论中出现了一种非决定论的倾向，它突出地表现在把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对立起来，把历史规律同主体性、特别是主体的选择作用对立起来，否认在历史领域有严格意义上的必然性、规律存在。有的作者明确地把决定论当作机械唯物主义来批判，如说：“停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抽象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水平上，把社会的物质条件、物质关系当作‘主词’，把人类自身的活动当作‘宾词’，在根本上没有超出机械决定论，实际上是类似于自然决定论的东西”。有的作者认为，在历史领域不存在线性因果关系，只存在某种或然性，而或然性的表现形式是：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有的作者甚至认为，“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利益对社会关系选择的结果”。这种观点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历史规律由于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因而它比自然规律要复杂得多。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历史暂时处在十字路口，面临多种发展前途，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主体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一定范围内的选择作用也是明显的。但是，不论历史的发展如何复杂，主体的选择作用如何明显，历史的航船总是沿着一定的航道前进。历史固然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是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来创造历史。从表面上看来，历史领域充满着偶然性、或然性，并且为主体的选择作用留下很多的空间。但是在这些偶然性、或然性的背后，在主体的选择空间背后，有一种必然性在起作用。恩格斯指出，在历史领域，由于人们的意志、活动方向各不相同，因而形成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形成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历史事变就是这些力量、这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作用的结果。但是，在多种力量中为什么有一种占上风，力的平行四边形为什么向一个方向倾斜，这不是某个人、甚至也不是某个阶级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服从于客观的历史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再阐明过的，生产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历史领域的主客体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前始终没有解决。唯心主义者或者把历史说成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或者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某种抽象的理性原则。唯物主义者虽然试图在历史领域作出不同于唯心主义的结论，但由于没有弄清历史领域的物质存在形态究竟是什么，这一愿望也不得不成为泡影。他们或者得出了几乎和唯心主义者一样的结论，或者像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样陷于自己构筑的怪圈里而不能自拔。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从此，历史领域的主客体关系才真正得到科学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领域既坚持了唯物主义，又坚持了辩证法，它一方面认为在历史领域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自然物的特殊的物质存在形态即社会存在，认为历史领域和自然界一样也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不同，历史规律的实现离不开人的活动，因而在历史领域人这个主体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作用。有人认为承认历史决定论就等于宣扬历史宿命论，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持历史决定论的立场，但它决不是历史宿命论，它从不认为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命定的。马克思主义肯定历史必然性，但不否定历史偶然性，认为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强调历史发展诸动力中最根本的动力是生产，是物质的经济的原因，但同时也不否定在历史发展中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诸因素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由一个合力推动前进的，但在这个合力中，经济的必然性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的红线。
反对历史决定论的人，总喜欢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人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的，人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不能不受到历史必然性的制约。共产主义是我们美好的理想，但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具备许多条件，既包括物质技术水平，也包括人自身的精神状态。我们现在的各方面条件离共产主义的实现还很远。并不因为共产主义是人们的向往，它在明天就可以到来。同样，新中国建立以来的４０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１０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由于我国原来的经济落后，以及工作中的失误，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发达国家之间仍有较大差距。为了消除这种差距，党中央拟订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见，差距的消除也需要一定条件，也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一些主张“主体性”的人把主体的创造作用无限夸大，认为它真可以超越物质，超越历史，为所欲为，认为只有这样地看待“主体性”才是把人当作人，才是恢复人的本来面貌，才是同物本主义划清了界限，才是真正的人本主义。这里且不对人本主义作什么评价，在我看来，上述的这种关于“主体性”的论调不是把人当作人，而是把人当作神，因而不是什么和物本主义对立的人本主义，倒是地地道道的神本主义。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段话是对于任意夸大历史主体的观点的最好回答。
历史领域的非决定论倾向在西方现代哲学中屡见不鲜。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就否定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和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社会历史的领域根本不存在客观必然性。该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指责它“把全部历史变成经济史，然后再变成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因而不能说明历史的真相。他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认为它是适应党派政治需要的产物。可见，这种“非决定论”的矛头是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在当代，“历史非决定论”的代表要算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波普尔不同意爱因斯坦的决定论观点，在爱因斯坦和玻恩关于微观领域是否存在客观规律的争论中，他站在玻恩的一边。关于物理学上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之争是一个学术是非问题，直到现在，物理学界仍有不同看法。但问题是波普尔的非决定论不限于自然研究领域，而且扩展到历史研究领域，并且公开地、直接地向马克思主义宣战。他认为，在历史领域根本不存在规律性现象，社会历史事件只能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他断言，任何形式的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都是不能成立的，因而在社会历史领域根本谈不到有正确的预言。他甚至宣称，“历史的预言是一种骗术”（《猜测与反驳》）。他不仅把主要的矛头指向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向主张决定论的一切哲学开火。这位在科学哲学上有很高造诣的哲学家，在历史领域却宣扬了唯心主义的偶因论和不可知论。近年来，由于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波普尔的名字已为我国学术界所熟知，他的关于科学分界的理论，他的“证伪主义”方法，他的世界３的观点，为不少人津津乐道。人们在接受他的有价值的观点的同时，也受到了某些消极的影响，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恐怕是其中最主要的。近年来，非决定论在我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不胫而走，不能说同这种影响没有关系。
不能离开生活源泉谈主体创造
近年来，文学界在主体性的讨论中可谓异军突起。主体性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普遍重视。但是，《论文学的主体性》这类文章，把主体性和生活源泉绝对对立起来，对前者竭力抬高，对后者竭力排斥，实质上宣扬了一种唯心主义的文艺观。
《论文学的主体性》猛烈攻击文学反映生活的观点，斥之为直观反映论，认为这种直观反映论造成了文学的悲剧，断言作家只有凭主体、凭自我意识才能以艺术的真实性揭示现实的本质。文章的作者为了进一步升华“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提出“文学是深层的精神主体学”的口号，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充分的主体性和超越性”，“作家从内外各种束缚、各种限制中超越出来，其结果就获得一种内心的大自由”，宣称文学应当向内宇宙（即作家的主观世界）延伸，做到了这一点的作品才具有不朽的价值。这篇文章既是一篇“文学主体性”的宣言书，又是一篇针对文艺源于生活、是生活的反映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宣战书。无怪乎它一经出现，就引起了“轰动效应”。
主体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首先，文艺作品的对象虽是生活，但来自生活的素材并不是艺术品，这些素材只有经过作家的加工、提炼，才可能成为艺术品。这种加工、提炼包括对素材的筛选，对情节的设计，对人物的塑造，对语言的选择以及对作品所要实现的审美要求和伦理要求的构思等等。作家正是通过这一系列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来构筑起他的艺术世界——作品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取材于他的一个名叫安娜的女邻居的自杀事件，但《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的社会意义、它的震撼人心的作用远非安娜自杀事件可比，这已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其次，文学同科学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文学则在反映客观生活的同时，也要表现作家的感受，包括他的思想、感情、审美观点乃至伦理观点和哲学观点。科学家应该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而文学家则必须有激情，必须对所反映的生活表示出自己的喜怒哀乐、好恶爱憎。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是充分估计到主体性在文学中的作用的。但是它反对无限夸大主体性，反对把作家的主观世界即所谓“内宇宙”当作文艺的源泉，反对下面这一类把文学主体性神化的言论，如说只要打开内宇宙的大门，这位具有“超常智慧”、“超常人格”、“超常历史透视力”的主体，就像一位“能征服一切、主宰一切的上帝”，把自己的爱释放出去，“把自己精神世界中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推向社会，推向整个人类”，“给外宇宙以巨大投影”，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说法不仅违反文艺创作的规律，而且也违反生活的常识。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一个有超常才能的作家，一旦隔绝了同外界的交往，他的生活经验就会越来越贫乏，他的内心世界就会越来越空虚，他的才思也就会越来越枯竭，根本不可能创作出内涵深刻的作品，更不要说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的惊世骇俗之作。
有人为了证明文艺不是生活的反映，举出荒诞派的作品为例。其实，荒诞派的作品看似离奇，同样也是生活的反映，只不过这种反映更为复杂，包含了某种扭曲和变形而已。英国评论家马丁·埃斯林在谈到荒诞派作家时说，他们都在寻找自己，但“他们的作品却敏锐地反映了西方世界里他们很大一部分同代人的偏见与焦虑、思想与感情。”卡夫卡虽深受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的影响，但他的《变形记》仍通过曲折的途径反映了当时奥地利的生活，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虽晦涩难懂，但被有的评论家看成是“一幅巨大的都柏林的动态图”。这说明文艺反映生活有其特殊性，而不能说明文艺源于作家的内心世界。
上述那种无限夸大文学主体性的观点看似新奇，其实在西方文学史上可说是老生常谈。早在２００年前，德国浪漫派文学理论家史雷格尔兄弟就认为诗歌是无限的和自由的，诗人不应当受任何规律的约束。晚近以来，各种现代派文学、美学理论，把主体性、自我意识更是推到了一个极端，这种理论受到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影响，宣扬主观感受、直觉就是真理的观点，把生活阅历、生活经验完全排除在作家进行创作的必备条件之外。卡夫卡把克尔凯郭尔视为知己，把他的作品奉为圭臬，决不是偶然的，这说明现代派文学、美学理论同西方现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我国文艺界近年来的某些有关“主体性”的偏执论调很明显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美学理论和某些现代西方哲学观点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见这些年来关于主体性的争论焦点，不是应不应当重视主体性，而是对主体性的强调应不应当有个限度。是在承认认识来源于客观外界、主体的选择作用受制约于客观历史规律、文艺源于生活的前提下谈主体的创造性作用，还是相反。有些作者抛弃了这些前提而大谈主体性，结果走上了唯心主义的歧途。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下，近年来出现了一股任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然后对之进行批判的不良风气。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是错误的。但创新有个前提，就是必须坚持经过实践反复检验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则出现的将不是党所倡导的思想活跃，而是一片混乱。学术界、文艺界这些年的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