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大船”优势
——北京联想集团公司改革纪实
蒋涵箴 仪明
新中国坚决摒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曾经选择了纯粹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当前中国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大船”驶向商品经济的海洋，把公有制与市场这似乎互不相容的两大板块“焊接”起来，开拓出一条前无古人的航道来。
——题记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北京中关村一条街上的民办科技公司已是鳞次栉比、争芳斗妍。在这股潮流里，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也挂出了一个“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招牌。
这个公司１１名职工端的是计算所的“铁饭碗”，各级管理干部几乎都由计算所各研究室的科研人员担任。像这样一个“官办”公司会有活力吗？
五年半过去了，计算所的这个公司鸟枪换炮，成为拥有１９家分公司和子公司的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连续开发出联想ＦＡＸ传真通讯系统、联想ＣＡＤ超级汉字系统、联想可编程工业控制器，直至去年研制成功打入国际市场的联想２８６和３８６微机等。在中关村８００多家高技术企业中，它的经济效益是数一数二的，而且率先走向国际市场。
难以言说的苦闷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是我国计算机科学的摇篮。我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第一台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为“两弹一氢”服务的“功勋计算机”先后从这里诞生。许多国家的首脑来华访问时，都指名要来这里参观。计算所享受着被同行们艳羡的殊荣。
然而，计算所的科研人员有着难以言说的苦闷：自１９５８年建所以来，他们研制的３０多种计算机大多数停留在样机、展品的阶段，没有变成商品。计算机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应用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们曾自我解嘲地说：“我们的计算机是雄性的，不会下蛋。”
倪光南研究员从１９７４年开始搞计算机汉字基础研究，到１９８３年终于在微机上实现汉字联想输入技术，可是迟迟不能投产。眼睁睁地看着美国的新型机器像潮水一样涌入国门，当初设计时最先进的东西已被国外市场无情地淘汰，倪光南只有跌足长叹：“十年心血啊，全部作废！”
问题出在哪儿？关键在于缺少一个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机制。科技人员在“象牙塔”中搞研究，对国内产业的技术落后状况相当隔膜，或者干着急而插不上手。其结果，是第一流的技术攻关能力伴随着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实际工艺水平。
深究下去，在造成科技与经济相游离的诸多因素中，不可忽视的一条是科研事业本身的体制。研究所属全民所有制单位。在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统制经济条件下，它的经费和人员配置，科研课题的立项，科研成果的评估和奖励，一切都由政府包揽，研究所只对政府负责；至于市场究竟需要什么项目，一个项目的投入产出比是否合算，这些都不必考虑。
１９８４年，政府下决心给一些“官办”研究所“断奶”，逼他们到市场上“找米下锅”。中国科学院宣布：从这一年起，５年内把应用性研究所的经费削减为零。计算所被划归应用性研究所之列。
大院大所断了退路，能不能就此逼上一条生路？
有个开明“婆婆”不是更好吗
“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计算所所长曾茂朝请来科研处副处长王树和等人，向他们交底，“请你们出来办公司，是想埋伏一支精兵，使所里形成开发和研究两支部队。所里目前有困难，能给的钱不多，但给你们下放经营决策权、人事调配权、财务支配权……。”
这“三权”比２０万、２００万，甚至２０００万元的资金更为重要，它给了“官办”的联想公司与一条街上的民办公司平起平坐的竞争机会。
民办公司一旦破产就要垮台。联想也同样是背水一战。公司里人人都有一种危机感，大家拚命地工作。刚开张时，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只要有一个人进来，哪怕是问路的，甚至人家只把门帘撩个缝儿，他们都要把人家请进来，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发问：你是什么单位的呀，需要什么产品呀，我们有什么东西呀，热情极了。
一位民办公司的总经理曾告诉联想公司继任总经理柳传志：“３００万元的生意，我半小时就能拍板。这就是效益！”柳传志说：“在１９８７年，我们公司一笔５００万元的生意，仅用了２０分钟就成交了，似乎也没费什么周折。”这种自豪感他们也同样有！
柳传志认为：“引进新机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企业活力方面与民办企业没有多大差别。比如，我并不觉得自己比民办公司经理的权力小。”民办公司总喜欢夸耀自己没有“婆婆”的优势。全民所有制的科研单位办科技企业，难免都有“婆婆”。柳传志幽默地说：“家里坐个婆婆也很好，要是肯分给你几把钥匙，还给你带孩子，时不时又指派小叔小姑子也帮你带孩子，你当媳妇的有什么亏吃呢——就看婆婆是不是开明了。”
计算所领导就是这样的“开明婆婆”。公司创办之初，尽力予以扶持；公司办大了，放手让他们工作。曾茂朝所长宣布：不经过总经理同意，所里绝不给公司硬性派人；公司觉得哪个人不合适，可以退回所里。
再往上，科学院领导也是“开明婆婆”。周光召院长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对公司不管就是最好的管。”当然，不干涉不是不闻不问、作壁上观。为计算所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科学院的工作确实没有少做。
“大船”正在驶向海外
中关村一条街上，一些民办公司采用“小船结构”，即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小公司，各有各的帐号，经销同样的产品，各有各的进货渠道。
联想公司是不是也要“依样画葫芦”？公司内部曾有过热烈的争论，今年３月还举办干部培训班，统一认识。他们认为，“小船结构”反应灵活，船小好掉头，但容易偏重短期行为，技术储备不够强，经不起风浪，也难以发展规模经济。应该发挥大院大所的优势，营造一艘坚实的计算机产业的“大船”。
按照“大船结构”的构想，联想集团只有一个指挥系统、一个财务部门、一个进货口径，统一决策，集中指挥，人员统一调动，资金统一支配，使企业的科研、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紧密连接，把国内和海外企业结合为一个整体。柳传志说：“目前国内市场紧缩，海外市场竞争激烈，如果没有这个抗风险能力强的‘大船结构’，海外事业就不可能生存，国内公司也难以发展。”
联想集团背靠中科院计算所，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他们开发研制的拳头产品联想式汉字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联想２８６微机正以每年８０００套主机板的批量销往欧美和东南亚的２９个国家和地区。
当一些较小的公司专心于随行就市时，联想集团的规划已经做到１９９３年，争取届时在海外发行股票，形成跨国集团公司。他们的口号是：“在国内计算机行业中我们要争取坐头排金交椅”；同时“把这艘大船驶向海外，开进外向型产业的航道”。
大院大所一旦走上改革之路，引进新的运行机制，前进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它们既需要借鉴民办科研机构、民办科技企业的经验，也应该确立自己的优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优势。如果说，民办科技企业是我国高科技产业的“侦察兵”、“先锋队”，而全民所有制科研机构则是高科技产业的“主力军”。小船先行，诚为可喜；大船一旦起航，当会以更豪迈的气势驶上更远大的航程。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他们正在走向成熟
——从《反思·明辨·求索》的出版谈起
李梦超
１９８９年仲秋，中国人民大学几十名经历了学潮的研究生自动约集起来，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冷静地考虑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撰写出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性的文章，其中２０篇得以结集出版，这就是人大出版社推出的新书《反思·明辨·求索》。
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们以见证人的身份，梳理了８０年代大学生的思想脉络，深入分析了大学生在这场风波中暴露出的问题，表明了向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和勇于自我解剖的可贵精神。一些文章运用活生生的事例揭示某些大学生自视过高、不了解工农、不了解国情、脱离实际的弱点。青年学生中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固然有复杂的外部原因，而内因却在于教育的失误。削弱思想政治工作使人们尝到了苦果。本书作者考察了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特点，比如书中所谈中学生把大学作为精神家园，考入大学后发生人生目标失落现象，可以提醒人们注意把大学思想工作与中学思想工作有效地衔接起来，把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统一起来，对于改进和加强高校的思想工作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反思并没有使这些研究生们消极和沉沦，他们在总结经验教训中重新奋起，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入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辨明被混淆的是非，展现了当代青年学生应有的精神风貌。本书的作者们在清算种种谬论中脱颖而出，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感召力和我国社会科学战线的后备力量。
正确的学术方向，是研究生科研活动的生命线，也是他们能否成才的关键之一。大气候不利的那几年，少数研究生曾出现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不尊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严重脱离实际的问题，学术方向发生偏差。本书作者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选择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试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明，对于人们特别是大学生读者正确思考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大有裨益。
本书收集的文章未必都是成熟之作，但反思过去、明辨是非、求索未来，使这些研究生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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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人工合成超硬材料进展可喜
某些产品达到国际８０年代先进水平
据新华社长春电 （记者陈金武）我国新型超硬材料立方氮化硼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最近研制出两种立方氮化硼产品，单晶粒抗压强度达到国际８０年代先进水平。其中，黑色及琥珀色立方氮化硼产品已被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立方氮化硼为超高压高温下人工合成的一种新型超硬材料，１９５７年在美国问世。立方氮化硼的硬度仅次于金刚石，但耐热性能和化学稳定性远远超过金刚石，是较理想的磨料、磨具材料。它不仅能够解决随着工业技术发展金属材料强度越来越高所带来的加工难问题，而且能够满足机械加工行业发展所需求的高速高效化、高精密化、高自动化、流水化等要求。有关专家预言，立方氮化硼将有可能取代所有普通磨料、磨具材料。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近年来已研制出具有成熟生产工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黑色立方氮化硼Ⅱ型产品，填补国内空白的琥珀色立方氮化硼Ⅱ型产品，在实验室条件下合成的黄色立方氮化硼Ⅱ型和棕色立方氮化硼Ⅳ型产品，单晶粒抗压强度分别达到８０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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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科文简讯
教科文简讯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合办大型科技刊物《新产品世界》。该刊物主要报道新产品及有关高新技术，内外结合，国外为主。（科山）
△我国第一座海岸与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大连理工大学建成，并将向国内外开放。
△北京女中学生刘健书法展在北京举行。她曾参加我书法代表团访日。
（秋和力）
△青年画家郑连杰画展７日在北京琉璃厂开幕。４０多幅突破传统技法的水墨画，透露出画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再思考。
（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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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自然保护地图集》出版
本报讯 记者蒋建科报道：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所主编、４０多个科研设计单位参加协作、１００多名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编制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图集——《中国自然保护地图集》日前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图集分中、英文两个版本，是《中国自然保护纲要》的姊妹篇和有机组成部分，全书７０％的地图系首次发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被中国科学院评为科技进步一等奖。
该书是科研、设计、教学、环保、监测等部门的工具书，可供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制订环保方针，对提高民族的环境意识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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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谱“宝力杀”灭虫效率高
可杀灭有害昆虫上百种
本报讯 记者何黄彪报道：一种对害虫有很强杀灭作用的新型杀虫剂——“宝力杀”，由中国华宇公司轻工化学所高级工程师刘宝舜研制成功。专家们鉴定认为，它是一种“高效、安全、广谱的科研产品，值得推广”。
这种杀虫剂从有机磷类、氨基甲酸类以及拟除虫菊等数十种药物中筛选，并进行大量试验才找到了杀虫剂的最高活性成分，再吸收各种作用互补的特效药物研制而成。用它喷洒，可以立即使小麦蚜虫、棉铃虫、螨虫、菜青虫、稻飞虱以及蚊、蝇、蟑螂等上百种有害昆虫的呼吸道系统和心脏、神经系统麻痹致死，现已广泛用于棉田、水稻、花果、蔬菜等多种农作物中，其杀灭害虫的有效率达９５—１００％，同时能解决害虫的抗药作用，并对作物有着很好的助长作用。此外，它又可用于城镇街道的环境卫生，对室内昆虫同样具有杀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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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议
搞活大院大所的成功尝试
水华
“愿你心中有联想”，这是联想集团公司的一句公共关系术语。联想集团公司是大院大所办公司的一个成功典型。我国众多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从“联想”的创业史中，又能联想到什么呢？
全民所有制的大院大所是我们国家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建立起来的，它是我国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如何调动这一部分力量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目前不少企业缺乏科技进步实力的情况下，由大院大所兴办各种技工贸结合的科技经济实体，对发展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有人担心，大院大所办实业是顾及暂时的经济需要却有损于科技事业的远大前途。其实，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是靠科学新思想的驱动，即科学研究自身规律所发挥的作用；一是市场的需要刺激技术的发展。过去，体制上的原因造成了科技与生产的脱节。由研究机构创办技工贸相结合的科技经济实体，是把这种市场机制引进研究开发工作的一个尝试。这样做，可以把科学研究发展的自身规律同市场需要这两种动力结合起来，从而给我国的科技事业以强大的推动力和雄厚的经济基础。
一位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前年来华访问，在一次讲演中声称：“对于现代经济来说，‘私有’比‘市场’更为重要。”笃信私有制的西方学者心中总有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公有制与市场必定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公有制的框架下搞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必定要失败。
“联想”的成功经验说明：公有制与市场是可以兼容的，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力行改革，可以把在原有体制下受到束缚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具有更光辉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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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水平的超越
——记创造1600项国际一流成果的上海科学家
新华社记者 张学全
编者按：5年时间，1600项国际一流的科技成果诞生在上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展。在这些可敬的科学家身上，再也看不到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的精神状态。他们怀着一片爱国赤诚，在拚搏，在突破，在战胜困难，在无私奉献。上海如此，全国也是如此。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本身就意味着突破，意味着超越。把眼光放在“世界水平的超越”上，继续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以预期在今后的5年里我们将取得更大的进展。
“七五”期间，上海科技工作者创造了1600项国际一流水平的成果。
他们研制的“神光”装置，使我国高功率激光研究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他们合成的植物美登素，使我国在精细有机合成技术方面成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
他们用一次成膜技术制成的钇系超导薄膜，刷新世界纪录；……
这些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凝结了上海科学家们的智慧与汗水。许多科学家感慨地说：“我们是憋着一股子劲干的，为我们民族争气。”
条件再艰苦也要为中国争个世界第一
科学家们是在艰苦的实验环境、工作条件下创造了世界第一流的业绩的。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严东生、何崇藩、范世?的事迹发人深思。一天，西欧核子研究中心传来一个信息：著名科学家丁肇中为首的L3合作组要求他们研制一种大尺寸锗酸铋晶体。当时，有三个问题使他们感到棘手：一是美、日、法等国正在争夺这个项目的中标权，竞争激烈；二是实验室较简陋，一些必需的科研设备国内买不到；三是时间紧，要求两年出样品。
“要为中国争个世界第一。”凭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科学家们首先干起了不应自己干的设备制造工作。没有单晶炉，副研究员范世?和高级实验师沈关顺等科研人员到处寻找制作炉子的材料。他们搬来一块块耐火砖，扛来一块块钢板，蹲在制炉现场连续奋战。一天下来，双膝酸软站不起来。毅力和智慧终于帮他们闯过难关，使实验如期进行。他们准时做出了优质样品。当美、日、中等国家的晶体送往西欧核子研究中心评比时，“上硅所”的产品获得两个世界第一：尺寸第一，晶体均匀性第一。西欧核子中心陆续向“上硅所”订购了一万多根晶体。
最近3年，上海有2000多位科研工作者历尽艰辛，创造出世界第一和国际首创的成果117项。
在上海佘山天文观测站，一台崭新的望远镜直指苍穹。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天体测量望远镜。这台望远镜镜面直径1.56米，曝光15分钟，能测到暗达17.5等的恒星，性能优于美国1.55米同类望远镜。人们称它为“争气镜”。
一次，一个外国专家来上海参观一台曾是“远东第一”的望远镜，只看了外表，便说：“这台望远镜可以进博物馆了。”那嗤之以鼻的语调刺痛了上海天文台科研人员的心。“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我们也能造。”他们发誓要研制一台世界最大的天体测量望远镜，提高中国天体测量的地位。任务落到了副台长、高级工程师朱能鸿肩上。从此，他和高级工程师王来娟、郑义劲等二十多位科技人员合作，克服了缺资料、缺加工条件等许多困难，呕心沥血苦干了整整12年。
如今，前来参观这台望远镜的外国同行无不伸出大拇指。朱能鸿深深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自豪。
担子再重也要和外国同行赛速度
当前，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身居上海的科学家们环视世界产生一种紧迫感。
这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一张“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而奋斗”的条幅使斗室熠熠生辉。上海耳鼻喉科医院黄鹤年教授在这里拚搏了10个春秋。
喉癌患者的喉被切除后，丧失发音能力。给患者再造新喉，成为各国科学家竞相攻击的“堡垒”。黄鹤年1978年开始再造新喉的研究。“一定要跑在外国人前面”，他决心率先在世界上突破这道难题。从此，8小时内外对他已无区别。白天完成繁重的工作后，晚上坚持科研攻关。从科研起步到最后成功，整整10年，他都埋头于那个10平方米的研究室。1987年初夏，新喉再造术进入临床实验阶段。他因疲劳过度，一天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不慎撞在一个铁栏杆上。经检查折断四根肋骨。医生命令他立刻卧床养伤，可他完全被实验迷住了，再也无法从研究室里“钻”出来，医生的话根本没听进去。第二天，他顶着剧烈的伤痛，又悄悄赶到研究室。
他已是62岁的人了，该享受晚年的欢乐。老伴和同事都劝他停下来好好休息，等恢复健康再干。“这是最后一关，停下来我的研究就可能落在别国后面，失去为中国人争光的机会。”说完他又“钻”到“喉”里去了。
凭着1000多例喉切除术的经验，凭着对600多例标本的观察，凭着100多例的动物实验，他的研究终于走在世界前列。他用人体自身组织为近百名患者作新喉再造手术，发音良好，呼吸畅通。为民族争气的“中国喉”诞生了！
1987年10月27日，黄鹤年以喜悦之情迎来了各地的专家。经过鉴定，专家们认为：“新喉再造术是一种创新的手术方法，国内外未见类似报道，属于首创。”他由此荣获国家发明奖。日本一个医学代表团看了手术后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技术”。
难度再大也要向高水平进击
科学研究的真实水平，需经受实践的严格检验。上海的科技工作者不仅显示出超越世界水平的胆量，同时表现了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我国一直用高价进口。为发展本民族的产品，国家将第一台DS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交给上海邮电部第一研究所研制。
“老是买别人的产品要受气，一定要做出水平。”科研人员以此为动力，一丝不苟地朝着高难度的国际标准进击。每获取一个研究结果，反复几次验证；每出现一个隐患，都严格查找，直至万无一失。
一次，当整机调试结束时，突然发现接通率与先进指标偶尔相差万分之五。课题组长刘锡明与20名科研人员合作，架起200台电话机呼叫检测，反复拨打20多万次。有人认为，为了这万分之五费那么大的劲，太烦了。刘锡明说：只有严格实验，拿出超过外国人的成果，才能真正为国争气。
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派专家对这台交换机进行现场考察，将它与进口产品对照，然后作了这样的结论：“交换机的研制完全成功，性能达到国际80年代先进水平。它的问世可为国家节约大笔外汇。”评委会决定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今年5月，这项成果正式投入生产。
严谨求实，一丝不苟。正是这种精神，使许多科学家在崎岖坎坷的险途中战胜了困难，登上光辉的顶点。
荣获中国科学院特等奖的“神光”装置就是典型例证。作为高功率激光装置，它的瞬间输出功率高达20亿千瓦。在美国，建造这种高难度的装置，有100家高技术公司为其提供元器件。而“神光”装置的绝大部分元器件，因技术标准超过了国家一级标准，国内没有一家工厂能生产；因是国防科研项目，又很难争取外援。
上海光机所的300名研制人员迅速拉开了加工元器件的战幕。他们在激光专家邓锡铭的指挥下，踏踏实实地钻研，终于从无数次挫折中挺立起来，使“神光”装置99％的元器件达到世界标准，并独创了15项单项技术。有的独创技术被国际上公认为优秀的“上海方法”。
专家的鉴定书上写道：“神光装置标志我国在高功率激光领域已成为具有综合研制能力的少数国家之一。”
有人问邓锡铭：“你们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搞这么个大装置？”这位50年代初的北大毕业生说：“我们盼望在世界高科技舞台，树立中国人的高大形象。”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山东省诸城市教育部门充分利用校园实验基地，对学生进行劳动技术教育。这是吕标乡中心初中一年级学生在为自己亲手培育的“六九”杨树苗喷药灭虫。 朱教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