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要闻)
专栏：
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杰出的理论家
——在纪念张闻天９０诞辰学术计论会上的报告
邓力群
今年８月３０日，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我党历史上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张闻天诞生９０周年。值此时刻，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这次学术讨论会，研究如何正确评价和学习张闻天，是很有意义的。张闻天虽然也有过错误，但在党史上确有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我党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张闻天曾经在党中央负过总责。他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在一个很长时期不公平地受到打击，以致他的许多事迹和见解均没有为人们所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平反，接着又批准编辑出版他的选集。随着历史资料的发掘和选集的出版，这位老革命家的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学术界也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于是有了今天这样一次学术讨论会。
闻天同志是我尊敬的老师和上级。延安时期，他曾任马列学院院长，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和工作过。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又有一段在他的身边工作。在同他的接触中，面聆他对后辈循循善诱的教诲，目睹他的为人和作风，给予我很深的印象。不过当时我对闻天同志的了解是很肤浅的。直至中央为他平反之后让我过问他的著作的编辑出版，我才有幸读到他一生中多方面的论著，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他的一生历史和思想的发展。这不仅加深了我对他由衷的崇敬，而且深感到整理出版他的著作，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大事。继《张闻天选集》出版之后，今年又出版了他的文集（四卷本）的第一卷，我期待着其他三卷也能较快地问世。下面，我想就张闻天的理论贡献，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党在把这个武器用于我们这个处于世界东方的大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伟大理论创造，同时又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从张闻天著作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出，这位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在党的历史上有过重大功绩，而且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张闻天作为理论家的一个杰出之处，就是他在我党历史发展的若干重要转变关头，能运用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正确地回答那个历史时代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他的许多重要的见解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纪念他的一个原因。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几个重大历史时期张闻天的论著和见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首先起而响应，欢迎这个思想武器，并开始传播它、研究它。可是过去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传播者的行列中，有一名“五四”当年仅１９岁的江南青年，他就是张闻天。他在“五四”爆发后仅３个月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问题》的文章，尝试运用马克思的“唯物的历史观”来观察人类社会历史和中国社会问题，并且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他的这篇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倾向的文章在同一时期青年学生中还是仅见的。尽管这篇文章还是一篇初学马克思主义之作，但却反映了当时张闻天思想处在时代的前列。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差不多都经历了一个从爱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张闻天也不例外。青年张闻天虽是很早就表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但是就当时他的思想总体而言，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从对社会主义的一般憧憬到最后作出理性的抉择，他经历了一个反复探索的过程，其中包括对各种外来主义的比较，以至远涉重洋对西方社会的考察。
他１９２２年１月发表的《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就大体上反映了早期张闻天进行政治理想选择的思考。在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他指出，走“西洋人走过的”资本主义老路，是一条使中国社会“延长纷乱”，“会受无穷的痛苦”的路，是我们的“情意”和“理知”都不能允许走的路。中国的出路只有社会主义。他明确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
就在上述文章发表的同年８月，他赴美国勤工俭学。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之路的决心。当时张闻天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他这一时期写的许多文章中所阐述的政治见解，却表现出与党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的结论。这除了证明共产党的道路是时代的必然之外，也说明张闻天后来加入共产党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他的转变是经过国内外的实地考察和充分的理性思考所作出的郑重的选择。
张闻天１９２５入党不久，就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在他学习尚未结业时，国内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于１９２７年失败了。严重的挫折和敌人的白色恐怖，使共产党人面临严峻的考验。坚定者沿着既定的道路继续前进，而另一些人则动摇、后退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开创出一条中国革命胜利之路。而这时的托陈取消派则竭力宣传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性质。如果这种理论能够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就失去了依据。
面对这场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起而应战，于是引起了一场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回国后不久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不仅领导了论战，并且化名刘梦云写了长篇论文《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批驳托派关于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谬论。文章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和殖民地的理论，将中国的经济特征作了系统的剖析。文章一方面肯定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相当发展”，另一方面详细论证帝国主义如何“尽量的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特别是在农村中如何“维持着封建的剥削”，造成“生产力的不发展”。这篇引用大量数据资料的经济论文，不仅在当时是一篇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文章，而且对于今天帮助人们了解旧中国的社会经济，以及回答历史上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独立发展，以及回答历史上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独立发展，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献。过去人们不知道文章的作者就是张闻天。今天终于完全弄清，他在３０年代初为捍卫党的基本纲领作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
在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的革命转变过程中，放在我们党面前的问题除了坚持基本革命纲领之外，还有一个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远比前一个问题要困难和复杂得多。这首先是因为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经验，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另一方面，这种探索还受到当时共产国际“左”的指导路线的阻挠和限制，受到盛行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思潮的干扰和影响。历史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复杂环境中通过艰苦的探索，方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需要指出的是，在为开创这条道路而作出贡献的领导人中，也应该包括一部分从错误中转变为正确而作出贡献的同志。事实说明，这是我们党从错误教训中获得转机，并走上胜利之路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张闻天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之一。
张闻天作为３０年代初中央的一位领导人，犯过“左”倾错误，这是熟悉党史的同志都知道的，也是张闻天同志生前早就诚恳地作过检讨的。然而可贵的是，他在实践的教育下能够冲破“左”的罗网，自觉地转变到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错误，而忽视他在我们党纠正“左”倾错误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不了解他在突破“左”倾思想方面所作的理论贡献。
首先，在统一战线方针问题上对“左”的思想的突破。王明路线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关门主义。张闻天执行过这一错误，然而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了这一错误。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他在上海提出要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１９３３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又在“福建事变”问题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有可能而且必要同国民党上层分子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当时把统一战线限制在下层统一战线范围的认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其次是在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上，他不但在１９３４年春中央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对李德、博古关于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方针提出了尖锐批评，而且在长征前夕为《红色中华》报撰写的一篇社论中阐述了下列正确的战略思想：军事方针要依照具体环境来“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军事转移目的是为了“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革命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战争的发展可能在有的地区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而在有些地区则遭受“部分的挫折”，等等。文章还特别提出反对搬用“教条式的药方”和“抽象的公式”；既要反对“拚命主义”，也要反对“逃跑主义”，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彻底摒弃“左”倾军事路线的思想基础，同时可以看出他受会议委托起草决议也不是偶然的。而这篇著名的决议是我党第一个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件。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当时我党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侵吞华北引起整个民族危机的加深，另一方面民族的危机和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激发了全国抗日的高潮。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纠正了过去“左”倾路线的一套方针政策，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中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步骤。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认真吸取过去错误的教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表现了深邃的政治远见，同毛泽东、周恩来相配合，在中央领导集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许多史实过去人们很少知道，是这些年张闻天选集组同志从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中逐步发掘出来的。这里仅举他在此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见解。
第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问题。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张闻天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日写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中就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的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他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集中主要的兵力于一个突击的方向，不但是军事学上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个基本原则，他抓住党的统一战线策略路线这个重要环节，并主持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为不久召开的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作了准备。值得指出的是，张闻天不仅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而且按照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为会议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和毛泽东会后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成为我党政治路线彻底转变的标志。
第二，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在西安事变爆发第二天所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就指出，处理事变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我们的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第三，关于持久战问题。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０日，张闻天在一篇题为《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１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刚有明显转变的时刻，张闻天又在新创刊的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的文章，对于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的战争”的命题作了两个方面的论证，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开始转变既要作肯定，也不能有“过分的估计”；另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既不应夸大而产生“恐日病”，也“不能估计不足”。因此文章得出结论：“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而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这就需要“全民族的总动员”。这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这对于当时人们坚定抗战的信念，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四，关于把握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他在强调反对主要错误倾向“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提醒人们防止右的投降主义。首先在他为中央起草的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瓦窑堡会议决议中，要求广大党员在克服关门主义这个主要危险的同时，又要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复活。当着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之后，他在１９３７年５月２日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又指出：“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抗战初期，在王明竭力抹煞国共两党的原则分歧，贬低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时，张闻天在中央的会议上明确地指出：“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并坚持认为在党的力量的使用方面，“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他的这种坚定的原则立场，对于毛泽东的正确抗战路线的贯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４０年代初，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党中央利用了战局处于相对稳定的这一时机，发动了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整顿三风为基本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这次运动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党的思想建设的加强，党的优良作风的树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党中央提出整顿学风问题时，张闻天就恳切地表示：“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他响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号召，主动要求深入基层进行调查。１９４２年１月他亲自率领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实地调查。他的这次调查不仅促进了他本人思想作风的进一步转变，成为他自身思想发展的又一次飞跃，并且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思想建设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成果。
首先，这次调查是一次对农村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系统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张闻天亲自执笔以及指导调查团的同志写成了一批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后来部分散失了。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中央档案馆找到了一部分调查报告，近年来还觅得了一部分张闻天本人的调查笔记，以及调查期间的讲话记录。这就为人们研究这次调查提供了宝贵资料。
其次，集中体现张闻天这次调查工作在思想收获上的一个成果，是他在调查结束后写的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他在这篇报告中结合切身的体验，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个工作当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他的整顿三风才算有了实际的成效。”这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调查研究的报告，可以说对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和发挥，它的许多精辟论点对于今天我党思想作风的建设也仍然富有深刻的启示。
“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张闻天正是基于上述调查中获得的这样的认识，于抗战胜利后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地区去做地方工作。在东北四年内，他先后担任合江和辽东省委书记，做过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长和财经领导工作。由于他在工作中更加自觉地深入实际，注重调查，因而在他领导的地区，剿匪、土改、生产建设等各项工作均取得出色的成绩。
根据地的建设也为张闻天的理论创造提供了良好的园地。东北是我国最早获得解放的地区。就在东北全境接近解放，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开始向城市转移，制定经济建设方针被提到党的面前的时刻，中共东北局于１９４８年８月召开首次城市工作会议。张闻天受东北局委托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报中央之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提纲》的一些思想。《提纲》遵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份相互协调发展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这份文件不但表现了张闻天的理论造诣，同时体现出他长期调查研究的功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从来不把外交工作看成仅仅是礼仪应酬的外事交往，而是从一开始就把调查研究放在首要位置，研究国际形势和外国的建设经验，为党中央制定外交方针以及国内建设各项决策提供形势分析和建议。他对那个时期我们党对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如朝鲜停战、日内瓦会议等所采取的方针都提出过重要的建议。
就在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他由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经济工作的发言，而蒙受右倾反党的罪名，遭到打击，从此被撤消了领导职务。他作为一个外交工作方面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在经济问题上作长篇发言，发言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些很多人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都一概不知。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１９８１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公布，张闻天的发言以及它的具体背景才终于被人们所了解。今天当人们读到他３０多年前的这篇发言时，除了可以看到一个老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胆忠心之外，还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深刻的启示，有两点是特别值得记取的。
其一，发言认为造成１９５８年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求成过急”。他不仅列举种种事实说明这种错误的表现，而且摆出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来说明这种“求成过急”思想的危害，并由此提出人们应当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使经济工作得以稳步地按比例地发展。人们总结４０多年经济工作经验，根本的一条也就是反对指导方针上的急于求成，要求保持国民经济稳步、持续、协调发展。以此对照张闻天３０多年前的发言，不能不令人钦佩这位老革命家的真知灼见。
其二，发言还郑重提出党内民主问题，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发言认为造成浮夸之风盛行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民主风气缺乏。号召下面敢于批评固然重要，但是问题还在于“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发言指出，“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然而这样一篇深刻剖析１９５８年“大跃进”错误的教训的发言，当时不仅没有获得采纳，而且由此使张闻天本人蒙冤达１７年，直至逝世。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庐山错案平反，这是我们党郑重对待自身错误并能纠正错误的表现。随着张闻天错案的平反，他的这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发言也被收入选集。相信这篇发言的宝贵思想将会被人们记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份共同精神财富。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特约研究员”。逆境中的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个人的抱怨，相反，萦绕于他脑际的仍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为了从理论上澄清１９５８年“大跃进”错误的究竟，探求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他又进一步求教马列，认真读书，每有领悟，就写成读书笔记。直到“文革”前为止，他写下的这批笔记形成为文稿的就有四五十万字。其中不少重要篇章，如《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等已收入了他的选集。从这批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时期的许多思想实际是他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发言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
笔记反映他思索的一个重点是如何从客观历史进程中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当时在这个问题上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轻视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经济建设中的急性病往往同这个错误理论观点相关联。为了正本清源，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这篇笔记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历史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任务，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作了系统的论述。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阶段担负着准备好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的一切条件、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的光荣任务，所以这个阶段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而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尤其要看到在手工业、半机械化的条件下不可能太快，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还向人们指出：“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就有不同的小的阶段”。他认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没有独立经济形态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
笔记反映张闻天思索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方面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当时经济工作中的许多失误，是同认识不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性有关。“左”的思潮的泛滥反映出人们头脑中存在着严重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问题，普遍存在着一种只重视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张闻天在笔记中批评说：离开生产力而谈生产关系，必然要陷于主观唯心主义。“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就不能成长，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就不可能。这不是‘生产力论’而是历史唯物论。”因此他强调：“当前的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如此明确地反对错误地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在于坚持生产力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回顾６０年代初，我们党为战胜经济困难，继续克服经济工作方面“左”的错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经济战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生产的增长很快走出了低谷。然而，从今天看来，也还有值得总结的教训，其中有一条是，在经济方面纠“左”的同时，却未能在理论方面，从一些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左”的错误。这样，经济上的纠“左”也就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支持，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彻底的、巩固的。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不断升级，政治指导方针方面很快地又走上“左”的大发展，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发生了。对照６０年代初这段历史来看张闻天上述这些论述，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见解，这里不仅坚持了党的“八大”政治路线的观点，而且在理论上深化了一步。这样的论著尽管当时未能发表出来，仍然应该承认它在实际上起了填补这个时期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一个空白的作用。
“文革”开始后，张闻天备遭磨难，理论研究也被迫停止。然而正如他生前所说，“思想的波涛是禁不住的”。他１９６９年被遣送广东肇庆之后，人身尚遭受监视，而两年后在相对稍有写读自由的条件下，便又开始了他的理论探讨工作。１９７１年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促使很多人冷静下来思考“文革”中的许多问题。而这位老革命家则比一般人思考得更深更远。正是在这个时刻，张闻天写下了被今天人们称之为“肇庆文稿”的一批文章，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遗文，它实际反映了这位杰出理论家思想的最终升华。
这批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它虽然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所谓“突出政治”的鼓噪而发，而它所阐述的意义则要深远得多。它不仅郑重地阐明“经济最终决定政治”这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再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最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文章提出了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许多精辟论点，如：“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从实际出发”的主要含义应该理解为政治要“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线”等等。文章虽然主要是针对长期以来脱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空头政治”和“政治决定论”，但是却没有丝毫忽视或贬低政治的含义。文章说：“说经济决定政治，并不否定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否定前者，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否定后者，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政治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作用，就是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为经济服务的具体表现。领导就是服务。”所有这一系列论点实际上都包含着当时对建国后２０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而今日看来也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遗文中还留下了这位老革命家晚年对党的建设问题深刻思考的记录。他在文稿中尖锐批评了“文革”中一系列违反党内斗争原则的错误做法，尤其是深刻地论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警告人们：“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前，固然容易发生；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其危险性也更大。”须知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必须来自群众，并由实践来检验。“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
难得的是，以上这些论述和见解都是在“文革”尚未结束时提出的。令人感叹的是这位老革命家没有能亲眼见到“四人帮”倒台就溘然逝世。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述两篇遗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时，不仅使得人们思想上一些长期混乱的理论问题获得了澄清，而且充分使人感受到这位老共产党人在错误潮流面前表现出的一股浩然正气。
张闻天离开我们已经有１４年了。当我们在今天纪念他的生日时，历史又已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随着历史的前进，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自然远非张闻天在过去那种条件下的认识所能相比。但是，实践在发展，认识无止境，前进中的社会主义今天也仍然有不少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在继续探索的进程中，这位一生探求真理的老革命家所坚持的精神和道路，还是一份十分可贵的遗产，值得人们特别地珍爱和继承。我在这里略为提出如下几点，与同志们一道来研究、讨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科学的宇宙观，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求得彻底解放的唯一的思想武器。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求，才终于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找到了这个真理。张闻天这位“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漫长曲折历史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纵观他的一生，最为可贵的精神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始终一贯的忠诚。“一朝闻道，终生不渝。”马克思主义指引了他人生的道路，他一生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不论是斗争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或是个人遭受如何的冤屈打击，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都始终不变。
尤为难得的是，建国后在我党发生严重失误的时刻，张闻天在遭到暂时孤立的环境中，他不仅没有丝毫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摇，而且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张闻天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提出的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和论述，恰好说明过去造成的失误并不是出在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由于对它的错误的理解和运用。这一点也是对那种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曲解为马克思主义“过时”或“失灵”说法的一个很好的回答。因此，这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逆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表现，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为牢固树立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的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增添了光辉。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在如何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积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张闻天之所以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在理论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也正在于他坚持了一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他虽然也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就其总体而言，他的一生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一生，这种结合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深入的过程，在认识上也是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从早期选择革命前途理想的问题开始，实际上他就有过结合国情的思考；后来就是在他犯“左”倾错误的时候，也还有全面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论著问世；也正因为他求真务实，所以又能较快地在实践的教育下，获得从“左”倾路线向着正确路线的转变，从而为推动我党历史的转折，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延安整风之后，他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思想更加自觉，行动更加坚决。此后不论在何种工作岗位上，他都把调查研究放在基础工作的地位。他每到一处总是以向群众学习的谦虚精神和从实际中求真知的科学态度，对那里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甚至在“文革”期间遭受监视的环境下，他都争取一切机会，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到群众中去进行访问。他可以完全称得上是把我党延安整风的求实精神贯彻到底的优秀代表。
值得指出的是，这位老革命家在研究本国国情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对国际、对时代的宏观研究，在注重实际调查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忘记书本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对马列著作的钻研。因此，他作为中国的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与实践、书本学习与实际调查、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这三方面的结合上，是做得比较全面的典型。而这样的典型，对于我们今天在为现代化而奋斗的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值得很好学习的榜样。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具有鲜明党性的科学，它并不是所有阶级和个人都能掌握和利用的。要做到掌握它和精通它，就必须具备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决心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张闻天之所以成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同他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人民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分不开的。诚然，他早期受到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然而他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很早就以拯救中华为己任，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洪流。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持，是因为这个真理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而无其他。他生前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就没有其他利益。”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每一篇文稿都倾注着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热情，凝聚着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血。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他的理论贡献在今天中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正日益放射出它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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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女排锦标赛决赛阶段开始
中苏古美四强获半决赛权
本报北京8月30日讯 记者夏珺、刘刚报道：第11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决赛阶段的比赛今天在北京拉开战幕。在今天进行的4场比赛中，中国队和古巴队分别以3∶0战胜秘鲁队和南朝鲜队，苏联队和美国队分别以3∶1战胜巴西队和日本队。这4个胜队都获得了半决赛权。
今晚中国队对秘鲁队的比赛，中国姑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15∶5，15∶6和15∶3的绝对优势轻取三局。第一局和第三局开局时，中国队均以0∶2落后，双方多次交换发球权，场上气氛紧张。郎平的重磅炮弹在关键时刻落地开花，把比分追上并稳步超出。第二局中国队以5∶2领先时，接连出现发球失误和接发球失误，被秘鲁队追成5∶5平，中国姑娘不急不躁，加强整体配合，接连打出几次漂亮的快攻，将比分拉开。
在今天上午进行的苏联队对巴西队的比赛中，奥运会冠军苏联队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沉着应战，连扳3局，以3∶1战胜巴西队。4局比分是9∶15、15∶0、15∶9、15∶13。
下午进行了两场比赛。首先由古巴队迎战南朝鲜队，古巴队实力大大强于南朝鲜队，比赛形成一边倒的形势，古巴队只用了50分钟就以3∶0轻取南朝鲜队，3局比分是15∶5、15∶3、15∶8。第2场比赛是在美国队和日本队之间进行的。本届锦标赛中出现的“黑马”美国队在日本队稳固的防守和不间断的进攻中险些翻了船，虽以3∶1获胜
（15∶13、15∶5、11∶15、15∶13），但每局打得都十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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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亚运会服务车队进京
本报北京8月30日讯 由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集资部举行的“迎接沈阳市为亚运会服务车队进京仪式”，今天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
在沈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沈阳市交通局克服重重困难，造出21台高质量大客车，并按亚运会要求，坚持标准，择优选出42名驾驶员和工作人员进京服务。这支“为亚运会服务车队”将在京为亚运会无偿提供客运服务50天，全部费用折合人民币35万元。
在这个仪式上，沈阳市政府还向亚运会捐献了该市政府机关党员、干部、工人向亚运会自愿集资的6.2万元。（王清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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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亚运歌曲录像带发行
本报讯 包括第十一届亚运会会歌在内的12首亚运会歌曲，已制成卡拉OK和演唱录像带，并将推上屏幕。日前，试放录像带时，受到组委会执行主席伍绍祖的称赞，他还为这套节目提名“亚洲雄风”。
由万伯翱任总策划、杨本培任总编导的这本电视录像带是亚运会组委会新闻部和广西区体委联合录制的。（王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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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圣火离滇赴黔
新华社昆明8月30日电（记者周东棣）带着云南25个民族、3600万人民的美好祝愿，“亚运之光”西南路主火炬今天下午离开昆明向贵州省传递。
17点30分，云南省副省长陈立英及省市领导同志，在一片锣鼓号角声中，欢送“亚运之光”主火炬离开昆明。云南省体委副主任杨必育等人乘火车护送火炬至贵阳。
“亚运之光”主火炬是27日下午由四川重庆市传送到昆明的。3天来，云南近20万各族群众参加了火炬传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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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亚运代表团组成
新华社香港8月29日电 （记者陈晓彬）经过多日的选拔、筹备，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的香港体育代表团今天正式组成。
香港代表团由280多人组成，其中运动员218人。他们将参加本届亚运会的男女足球、田径、游泳、羽毛球、皮艇、体操、射击、射箭、柔道、击剑、武术、乒乓球、自行车、划艇、帆船、网球和男子曲棍球、水球、篮球、排球及女子手球等21个项目的比赛。这是香港亚运代表团在历届亚运会中人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多的一次。
代表团团长是香港业余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会长沙理士，副团长是香港业余体育协会秘书长杨俊骧，总领队是蓝新福、副总领队是赖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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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女排赛九至十六名座次排定
新华社沈阳8月29日电（记者王健民）第十一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决定第9至第12名名次的比赛，今晚在沈阳结束。荷兰、意大利、中国台北、民主德国队分列第9至第12名。
比赛结束后，民主德国队教练伏尔克尔说，今天是民主德国女排在世界排坛上的最后一场比赛。今年10月，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后，两德将组成一个队参加今后的世界排球比赛。
新华社上海8月29日电（记者谭军）第十一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决定第13至第16名名次的比赛今天在上海结束。
联邦德国队、加拿大队、阿根廷队和埃及队分列第13至1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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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基金奖券二次开奖
本报讯 8月30日，在京举行了亚运会基金奖券（25—28期）的“二次开奖”仪式。中奖号码如下： 特等奖：25—05981886、26—08701371、27—03330208、28—17731838、25—18783597、26—27191047、27—12233101、28—26012099。
鼓励奖：25—07353131、25—06372115、25—21131434、26—24302342、26—25472668、26—15783236、27—16051447、27—21361356、27—00911949、28—06182662、28—17181471、28—27901639、25—19222907、25—25221454、25—02722351、26—08102702、26—14941873、26—20451520、27—17132241、27—24881140、27—19600221、28—21441167、28—22670326、28—17321665。
请以上中奖者，带上中奖的奖券和本人身份证，于1990年10月25日到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28号北海体育场内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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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咨委会文物捐赠仪式举行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安子介先生今天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文物资料，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成立了一个有普遍代表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安子介先生担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个咨询委员会通过印制书籍、举办展览和座谈会等形式，使香港同胞加深了对基本法的了解。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批捐赠的文物资料中有基本法起草、修订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文件、资料，咨询委员会的名录、印章、签到册等。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在今天举行的捐赠仪式上表示，中国革命博物馆将永久地珍藏这批珍贵文物资料，让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记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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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歌载舞闹海州
——国际民间艺术节海城演出侧记
本报记者 易凯
8月23日，阳光刚刚冲破晨曦，五彩云团便将辽宁海城（古海州）湛蓝的天穹点缀得如诗如画。海城人民倾城出动，25万市民秩序井然地来到3.3公里长的大街两旁，用鲜花、彩旗、气球和标语，搭起一座友谊的“长廊”，欢迎来自6国的民间艺术家来这里演出。
上午9时许，鼓乐齐鸣，盛大的行进表演开始了。
古巴“塔伊古巴”三重奏小组走在队伍最前列，他们兴奋地弹起吉他，摇动沙锤。意大利、土耳其、苏联民间艺术团十分醒目，他们的服饰一黑一红一白，舞姿一静一动一诙谐。
在蒙古“蓝天”民间艺术团的行进表演中，时常穿插进一位中国的“编外演员”，只见他抖肩、扭胯、摆手。这位“编外演员”便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贾作光。
对于海城人来说，美国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舞蹈团的节目最富有异国情调。这支队伍，男演员文面赤膊，剽悍魁梧；女演员腰系草裙，“乡”味十足。
海城人民的文化“子弟兵”——海城高跷秧歌队，这朵生于斯、长于斯、具有300年历史的民间艺术奇葩，演出炽热火爆，洒脱灵动。海城高跷秧歌民间艺术团曾于去年代表我国参加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举行的国际民间艺术节，引起轰动。
10点半，当游行队伍抵达西关广场时，6国民间艺术团团长和海城市负责人一齐扯动红绸，一座凝聚着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深情厚谊的“友谊颂”纪念雕像揭幕了。6国民间艺术家的风采将和这座雕像一样，永远铭刻在海城人民的心中。
（附图片）
美国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舞蹈团在海城大街上进行表演。
张贵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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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竣工
本报北京8月30日讯 记者袁建达报道：“七五”重点工程项目——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今天竣工。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是由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共同投资的项目。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张香山和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等出席了竣工典礼。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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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会见金丸信
本报北京8月30日讯 今天下午，钱其琛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宴请了日本前内阁副总理金丸信及其随行人员。双方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钱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对金丸信先生首次率团访华表示欢迎，相信这将有助于中日关系发展。
金丸信表示，他愿为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友好而努力。
金丸信一行是应外交部的邀请于昨晚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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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事简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二十七日晚上在北京会见了以埃塞俄比亚工人党中央委员、全埃塞工会主席塔迪西·塔马拉为团长的全埃塞俄比亚工会代表团。
塔马拉一行是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于八月十九日抵京访华的。访问期间，代表团就发展和加强中埃两国工会间的了解、合作和友谊，以及两国工会工作经验与中国工会同行交换了意见。
会见时，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菲利普斯·沃尔德—马里亚姆在座。
▲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二十七日下午会见了古巴副外长奥斯卡·奥拉马斯，同他就中古双边关系和当前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
奥拉马斯是应外交部的邀请，于八月二十一日开始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二十八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委内瑞拉众议院议长路易斯·恩里克·奥维尔托一行。邹家华向客人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艾则孜二十八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巴基斯坦全巴巴中友协主席吉尔扎·艾哈迈德一行。
艾哈迈德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访华的。
▲一台菲律宾芭蕾舞团演员主演，中国演员协助演出的芭蕾舞剧《吉普赛女郎》二十八日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首场演出获得成功。
演出是根据中菲两国一九九○—一九九一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由文化部邀请、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主办的。菲律宾总统科·阿基诺夫人为这次演出专门写了贺词，她希望通过两国的文化交流加深两国人民的理解。
协助这次演出的有中央芭蕾舞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电影乐团和全总文工团。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苏联国家劳动和社会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科弗利戈一行。
科弗利戈这次访华，主要是同经贸部商签中苏两国政府关于派遣和吸收中国公民在苏联企业、联合公司及机构工作的原则协定。客人们还访问了天津和哈尔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艾则孜二十九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书记德·彼·布拉吉什为团长的苏联共青团代表团。（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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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君武漫画》首发式在京举行
本报讯 8月30日上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为《华君武漫画》的出版举行首发式。首发式由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主持，彭冲、黄华、曾涛、李昌安、吴作人、刘开渠、林默涵、任继愈、徐肖冰、刘白羽、艾中信、黄胄等出席。与会人士高度评价华君武在创作上的丰硕成果。 （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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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开发的知与行》一书出版
本报讯 《农业开发的知与行》一书，最近已由北京农业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多侧面，如前景、战略、项目决策、经营管理等，对我国农业开发问题进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和阐述，对从事农村经济工作的同志颇为实用。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和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同志题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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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办好县市报”征文评选揭晓
本报讯 记者周文华报道：由新闻战线编辑部和全国县市报研究会筹委会联合举办的“怎样办好县市报”征文活动，日前已定评出一等奖作品1篇、二等奖作品5篇、三等奖作品11篇和入选作品40篇。江西省赣中报副总编辑简秋雄的《假如我办县市报……》获一等奖。这次征文活动从今年1月1日开始到6月30日止，收到征文稿件36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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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本法——创造性的杰作》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本报讯 一本系统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文集《基本法——创造性的杰作》，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今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部将于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实施的基本法，在将近5年的起草过程中，曾几上几下地征求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意见。邓小平同志认为这部基本法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著作”，“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该书汇集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附件、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言论以及《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介绍基本法起草过程的通讯报道和资料性文章等。
该书是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的，共2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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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强出线小记
沉闷的第一场球
也许是早晨比赛的缘故，苏联队和巴西队的第一场比赛给人的感觉沉闷，两队发挥时好时坏，比分起伏大。
比赛一开始，苏联队表现失常，而巴西队有效的后排防守和拦网，打得虎虎有生气，使苏联队进攻一筹莫展，一路领先拿下第一局。第2局，苏联队如梦初醒，而巴西队则判若两人，被苏联队打得不知所措，竟以0∶15败下阵来。第3、4局，苏联队和巴西队打得时好时坏，比分此起彼伏，但苏联队实力毕竟高出一筹，最后以3∶1击败巴西队。
本报记者 刘刚
闯过第一关
不出所料，中国女排3∶0拿下南美劲旅秘鲁队，闯过第一关。
在这场比赛中，秘鲁队几乎难以攻破中国队的防守，中国女排前排拦网与后排防守两道防线衔接紧凑，严密坚实。作为副攻手的李月明不仅3号位快攻出其不意，而且后排防守也积极稳固。
可以看出，中国女排在比赛中有意尝试了加强发球的攻击性，甚至不惜失误丢分。以后两场比赛，中国队将遇到美国队和古巴队或苏联队，只有加强发球，破坏对方的一传，限制对方的一攻，中国队才有取胜的希望。
本报记者 李北大
获胜需扬长
美国队与日本队在今天的四场争夺中是实力最接近的一场。由于比赛关系到谁能进入四强，因此两队全力相争。
今天与日本队交锋，美国队战术作了较大调整，即防守时将二传手后撤至6号位，增加了前排网上争夺的优势，在实战中运用基本成功；在进攻上则发挥了多点进攻的长处，增强了调整反击能力，这是取得全场比赛胜利的关键。
出人意料的是，日本队在这场生死攸关的一战中，没有体现出自己的特长，反倒与网上占优势的对手拚起了强攻。虽然在强攻方面日本队今天发挥得相当出色，但这毕竟不是自己的特长。
本报记者 刘大保 夏珺
倾斜的古南之战
古巴队与南朝鲜队争夺半决赛权的比赛，像是两个不同级别的球队之间的比赛。特别是开始两局，古巴队仅27分钟就一路顺风地拿下来。南朝鲜队仅靠古巴队失误得了几分。只是在第三局，南朝鲜队才有了点生气，打了几个反击，但因实力悬殊，终致败局。
这个结果是在意料中的。赛后南朝鲜队教练李昌浩说，“我们将用充分地准备来迎接明天的比赛。”
这说明，李昌浩心里很清楚，与其今天徒劳地与古巴队硬拚，不如养精蓄锐明天与巴西队拚争。
古巴队志在夺冠，欧亨尼奥主教练赛后说，“明天与苏联队对阵才是硬仗，我们要竭尽全力，争取获胜。”
本报记者 郑红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