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笔谈
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仇启华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人在再认识资本主义的名义下竭力美化和粉饰资本主义，全面否定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说什么帝国主义理论“已经破产”，已经过时，越来越脱离实际情况。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错误认识，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全盘西化论”的重要思想基础。听任这些思潮泛滥，就会动摇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化的歧途。因此，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当代帝国主义相对稳定发展中垄断资本的活动不但没有消失，而是更加严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
第一，发生了新的技术革命。它不仅大大提高了原有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而且开拓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科学技术成果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密切结合起来。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生产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使生产从主要依靠体力劳动开始向主要依靠脑力劳动转变，使智力密集型生产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意义增大。科学技术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
第二，垄断有了新的发展。在生产进一步集中的基础上，垄断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学者托马斯·六伊在《谁掌管美国》一书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力越来越集中到相当少数的几家大工业公司手中。过去２５年中，最大１００家公司所控制的工业资产份额的增长情况如下：１９５０年３９．８％，１９５５年４４．３％，１９６０年４６．４％，１９６５年４６．５％，１９７０年５２．３％，１９７６年５４．９％。这种集中现象在交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方面，比工业更加严重。这些行业６．７万家公司中最大的２０家公司，就控制了全国航空、铁路、通讯、电力和煤炭资产的５０％……金融界的集中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一基础上，垄断的统治进一步加强。７０年代中期，美国几家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飞机市场（３家大公司）为９０％，钢铁市场（４家大公司）为６０％，铝市场（３家大公司）为９０％，重型电气设备市场（２家大公司）为８０％。美国汽车行业总共有企业３３００家，而占企业总数１．２‰的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美国汽车这４家大公司，就控制了全部汽车产量的９５％。大垄断公司和财团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对经济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１９７４年美国十大财团所控制的资产总额达１２５０４．５亿美元，为１９３５年八大财团所控制的资产总额的２０．５倍。而１９８３年美国最大２００家工业公司所控制的资产额达１１４０４．３亿美元，已与１９７４年十大财团所控制的资产额相接近。财团控制的势力范围，不像以前那样只涉及几个部门（如钢铁、石油、汽车等），而是几乎囊括了所有部门，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业，一直到公用事业、零售商业、农业、饮食、旅游、娱乐等行业。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情况也是这样。这意味着垄断资本对整个经济生活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深的基础上，作为国家与垄断资本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空前巨大的发展。其具体表现是：
——国有经济和国私共有经济发展迅速。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这两类企业投资在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法国为３３．５％，英国为３０％，意大利为２８％，日本为２４．１％，联邦德国为２２．７％，美国最低，为１８．４％。这些企业是垄断资产阶级国家实施其政策的工具，并且通过低价供应商品和劳务保证私人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
——国有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运动贯穿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割的全过程。国家用各种形式向私人垄断组织提供补充的资本和科研成果，采购它们所生产的产品，并以利润税形式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这种结合加强了私人垄断组织应付危机和困难的能力。
——国家经常通过财政政策、货币信用政策及其他经济政策，有些国家还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化”来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这种调节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缓和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三，在强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总结统治经验，实行改良主义，以缓和阶级矛盾。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以不损害垄断资产阶级的高额利润为条件，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同时，把企业的一小部分股票卖给职工，吸收一些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活动，实行劳资双方协议工资等等。
第四，垄断资本进一步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过去主要在流通领域内实现，现在进一步在生产领域内实现，作为生产性企业资本输出形式的跨国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传统的国际卡特尔为现代国际垄断同盟所代替。传统的国际卡特尔是私人垄断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国际联合。而在现代国际垄断同盟的场合，参加的成员已经不是单纯的私人垄断资本，而是国有垄断资本（由政府出面）和与国家密切联系的私人垄断资本；联合的范围不限于流通领域，而且扩大到了生产领域。欧洲经济共同体就是由有关国家政府出面的国有垄断资本在生产、流通领域内的国际联合。
第五，殖民主义采取了新的形式。由于国际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由于许多殖民地附属国的政治独立和旧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和对它们进行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和掠夺为特点的旧殖民主义已退居次要地位。新殖民主义表面上承认原殖民地附属国的政治独立，而实际上力图通过各种手段从经济上、政治上间接控制这些国家。在旧殖民主义的场合，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附属国的独占统治，保障了垄断组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顺利进行。而在新殖民主义的场合，垄断组织所进行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扩张，向已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渗透，使它们继续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两者形式不同，但是其攫取高额利润的实质却是相同的。
第六，在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和第三世界兴起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来调节对外经济政治关系。一方面它们采取措施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以缓和它们之间的矛盾，克服面临的困难和危机，并且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建立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举行不同级别的国际会议以至首脑会议，以协调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反帝斗争的压力下，在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帝国主义国家还不得不采取措施协调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同它们进行“对话”，在同它们的经济往来中，在不损害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给予某些“援助”、“让步”，转让某些过时的技术和转移某些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等。
由于上述新现象的出现，再加上国际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在５０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增长较快，各种矛盾有所缓和。
国家和垄断资本的结合给资本主义经济打了一支“强心针”，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家直接和间接地给垄断组织提供的种种资助，扩大了垄断资本的积累规模，从而为加速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国家实行的“反危机”措施和计划化，使市场问题得到暂时的缓和，从而减轻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力；国家对科学研究的大量投资和组织工作，完成了大量只靠私人垄断组织难以完成的科研项目，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造成战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则是新的技术革命。因为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并且有着加速发展的趋势。战后新的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广泛采用技术革命的成果，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生产的迅速发展。
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它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的有所缓和，使帝国主义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当代帝国主义剥削本国人民、掠夺第三世界财富的本性没有变，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使它摆脱固有矛盾和危机
帝国主义的相对稳定和发展并没有消除它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帝国主义仍然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其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并未改变，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必然要剥削发展中国家人民，必然要彼此之间进行争斗，从而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成为不可避免。
垄断资产阶级国家采取的调节经济的措施虽然有暂时缓和危机的作用，却使造成生产过剩的因素积累起来，从而导致严重的危机和停滞（或低速增长）。事实上，１９７３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两次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且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在１９７３—１９８６年期间，美、日、联邦德国、法、英五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从１９５３—１９７３年期间的５．５％下降为２．４％。帝国主义经济中发生的这种转折，再加国际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使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呈现激化的趋向。
一、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来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从来没有改变。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垄断资本的统治，保证垄断资本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高额利润。国家的资助扩大了垄断资本的积累能力并促进了新技术的采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强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在工作日长度有所缩短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呈现提高的明显趋势。如美国物质生产部门（农、林、渔业除外）的剩余价值率，１９４８年为２３６．７％，１９５０年为２４１．２％，１９６０年为２４７．６％，１９７０年为２５５％，１９７７年为２８０．９％。联邦德国能源、采矿、加工业和建筑业的剩余价值率，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期间平均为２０４．１％，在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期间平均为２０６．１％，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期间平均为２２４．６％，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期间平均为２４６．１％，在１９７１—１９７４年期间平均为２６５．１％。
当生产发展比较迅速的时候，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但仍然没有摆脱被雇佣受剥削的地位。当生产发展缓慢和停滞的时候，首先受到损害的还是工人和其他劳动者。
在经济停滞时期，失业人数剧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２４国完全失业人数，从６０年代的６５０万人上升到８０年代的２６４８万人（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平均数），尤其在１９８２年末达到３０００万人，创战后最高纪录。
高失业使千百万工人家庭陷于困境。社会福利事业远不能解除失业者的痛苦。例如，美国的失业保险津贴一般只及原工资的４０％左右，能领取津贴的人只及实际失业人数的１／３。不少失业者只得依靠社会救济、领取施舍度日；许多失业者为了谋生，被迫拖儿带女，从一地流浪到另一地。１９７８年法国１００万余失业者中，４５％以上的人得不到任何补贴，１５．７％的人每月只能得到４５０—５００法郎，略多于政府规定的最低保证工资的１／５，靠这点钱很难维持正常生活。
由于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的情况严重，再加上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已经出现工人实际工资下降的情况。美国私人非农业部门工人实际平均周工资指数，从１９７３年的１００下降到１９８２年的８５．２，９年内下降了１４．８个百分点，比１９６３年水平还低３．５个百分点。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虽已走出危机，通货膨胀也有所抑制，但实际工资仍呈下降趋势，１９８５年实际平均周工资只为１９７２年的８５．９％。
在经济停滞时期，资产阶级政府纷纷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同时通过增加税收把负担转嫁到劳动者身上。高税收吞噬了相当一部分工资收入。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一份报告表明，１９８２年以来，美国政府进行的两次税法变动都使富人受益，穷人受损：１９７７—１９８８年，穷人缴纳的税款提高了１．６％，而富人缴纳的税款下降了１．７％。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贫民越来越多。在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１９６９年为２４１０万人，１９８３年增加到３５３０万人，以后略有下降，到１９８８年仍达３１９０万人。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据美国国情普查局调查，占家庭总数１／５的最富裕的家庭，其收入在全国收入中占有的份额从１９７０年的４０．９％提高到１９８７年的４３．７％，与此同时，占家庭总数１／５的贫困家庭收入所占的份额从５．４％下降到４．６％。又据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１９８９年一个报告的材料，在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８７年期间，美国１／５最富有家庭平均收入上升了２４％，而１／５最贫穷家庭平均收入下降了１１％。
显然，所有这一切，都为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创造了条件。
二、从帝国主义国家和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尽管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它们在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和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并未消除。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的重要资源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尽可能保留自己在前殖民地的特权，另一方面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法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和渗透。国家和垄断资本密切结合，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手段加深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尤其是当帝国主义国家面临经济危机和经济停滞的时候，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危机和停滞所带来的困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头上。
从商品输出方面来看，垄断资本凭借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极力压低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的初级产品价格，提高主要由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价格，通过这种价格“剪刀差”来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仅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７３年间，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上的“高进低出”所形成的价格“剪刀差”，就损失了１３００多亿美元。在８０年代，世界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仍呈扩大趋势。初级产品（不含石油）和制成品的交换比价，如以１９８０年为１００，则１９８８年降为７６．９。从进入８０年代以来，仅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就由此损失了１５００亿美元。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国家还针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某些商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使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锐减，国际收支逆差急剧扩大。
从资本输出方面来看，帝国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借贷资本，绝大部分是私人商业银行提供的需要支付高额利息的贷款，这就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在７０年代以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能按期还本付息。进入８０年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大幅度提高利率，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突然加重。自１９８２年墨西哥宣布无力按期支付外债本息起，仅在一二年时间内就有约３０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１９８４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１万亿美元，当年的还本付息额为２４６２亿美元，其中到期本金为５１２亿美元，贷款利息为１９５０亿美元，从而仅支付利息就耗费了它们出口收入的１／３以上。１９８８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１３２００亿美元。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勒紧裤带来向帝国主义国家偿还债务。
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以谋取企业利润为目的的企业资本输出（直接投资）增长很快。垄断资本从这种形式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显著地超过以获取利息为目的借贷资本输出。而在发展中国家里的投资利润率又显著地超过在发达国家里的投资利润率。从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美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利润率分别为１１％，１２％，１１．４％，１４％，１９．２％，１６．６％，而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利润率分别为２９％，２５．３％，２４．９％，２３．９％，３２％，２４．１％。因此，跨国公司的巨大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巨额利润。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到１９８８年为止累计为７６８．３７亿美元，而仅在１９５０—１９８８年的３９年间所获取的利润高达１７７３．５９亿美元，为投资额的２．３倍。跨国公司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发展中国家，而且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国中之国”，在那里为所欲为，甚至不惜采取政治颠覆和军事干涉等手段，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
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它们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反而扩大了。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材料，１９６５年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４倍，而１９８８年前者为后者的２３．４６倍；１９８７年，占人口总数１６．２％的发达国家拥有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８１．５％，而占人口总数８３．８％的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只拥有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８．５％。（中等收入国家中包括少数非发展中国家。这里所说的人口总数和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不是世界总数和总值，而是上述两类国家的合计数。）
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剥削的加深以及两类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必然加剧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１９５５年亚非万隆会议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指明了方向。１９６４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七十七国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走上了联合斗争的道路。特别是进入７０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三、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战后初期，德、意、日战败，英、法等国严重削弱，只有美国发了战争财，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当时，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１／２、出口贸易的１／３、黄金储备的３／４；而英、法、联邦德国三国只占１／５、１／７和１／１５，日本只占１％、１／２５０和１／３３００。在战后近４０年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为突出，尤其是日本、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美国。这就使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
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８８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２４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美国所占的比重从６１．６％下降到４５．５％，日本所占的比重从２．９％上升到１５．４％，西欧四国（联邦德国、法、英、意）所占的比重从２２．２％上升到２２．６％；在２４国出口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从２８．２％下降到１６．３％，日本所占的比重从２．３％上升到１３．４％，西欧四国所占的比重从３４．７％上升到３８．８％。在美、日、联邦德国、法、英五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１９５２年美国占９９．９％，其他国家微不足道；到了１９８５年，美国所占份额下降到２７．７％，而日本和联邦德国的份额却分别上升到３２％和３１．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形成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局面。
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再加上由于经济危机和停滞所带来的世界市场容量的相对萎缩，使帝国主义各国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趋向激化。
在国际贸易领域，在日本、西欧的激烈竞争下，美国不但失去了一部分国外市场，而且连其国内市场也被西欧特别是日本所蚕食。目前，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贸易逆差国，而联邦德国则成为头号贸易顺差国。为了战胜竞争对手，各国竞相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且相互施加压力或实行报复措施。
在国际投资领域，争夺也十分激烈。在第二次大战后初期和５０年代，主要是美国向西欧和日本大量输出资本，而从６０年代特别是７０年代以来，西欧和日本加强了对美国的资本输出。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从１９６０年的６９．１亿美元上升到１９８７年的２６１９．３亿美元，增长了３７倍。目前，美国已成为最大债务国（１９８８年底国际净债务达５３２５亿美元），而日本却成为最大的债权国（１９８９年拥有的国际净债权超过３０００亿美元）。
仍然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当然不会甘拜下风，它一定会顽强反击，力挽颓势。这就决定了美、日、欧之间争夺销售市场、投资场所的斗争必然更趋尖锐。
此外，美、日、欧之间还为争夺科技的领先地位，并围绕着利率和汇率高低的问题而争斗。
可见，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三大矛盾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得比较缓和，但是它们走向尖锐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
当代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发展，改变不了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命运
完整地把握上述两个基本点，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时避免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
一方面，要看到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仍然可能有相当的发展甚至较快的发展，并且可以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生产关系，使其各种矛盾得到一定的缓和，出现相对稳定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分析，本来包括着这方面的内容，只是我们对某些基本原理缺乏完整的、准确的理解罢了。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时就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８４２页）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时指出：“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８４４页）。列宁在另一个地方又说：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整个道路“决不是平坦的，而是难以想象的复杂”（《列宁全集》第２７卷，第１１７页）。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被帝国主义国家暂时的相对稳定和发展的现象所迷惑。事情决不像某些资产阶级辩护士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矛盾已经解决，可以万世长存。历史的发展将证明，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使帝国主义摆脱其固有的矛盾和危机，能使它避免最终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命运。
只要我们既坚定相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又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那么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困难、挫折和反复，我们都不会动摇自己的信念，坚持不懈地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