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张闻天一生光辉业绩的历史写照
——读《张闻天研究文集》
彭明
今年８月３０日是张闻天同志９０周年诞辰。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研究他一生的业绩，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自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后，其名字在社会上消失了，对他的研究也成了“禁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为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的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张闻天选集》等著作相继出版，因而也引起了史学界对张闻天研究的重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自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９年底，各种报刊发表的有关研究张闻天的论文达１２０余篇。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研究组编辑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张闻天研究文集》就是从这１００多篇论文中选编出来的。
《文集》选编得很好，基本上反映了张闻天一生的光辉业绩。通读之后，使人对张闻天的那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坚持真理的优秀品德，不能不肃然起敬。
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五四”当年，张闻天正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求学，这个１９岁学工的青年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并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了一批政治论文。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批论文毫无所知，直到１９８１年《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才搜集到这批文章。其中１９１９年８月１９日至２１日在该刊上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明确地提出要以“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论述人类社会的变迁和观察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文章指出：当前革命目标最要紧的是“士大夫阶级”（即封建统治阶级），中国革命与“欧洲式的革命”不同，“起革命”的是“劳农界人”（即工农大众），但工农需要“有知识的开导”（即肯定知识分子的先导作用），中国革命应分为两步（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等等。文章的末尾还全文列举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
如大家所知，“五四”当年，直接谈论马克思学说的还为数不多，而在青年学生中则几乎没有。张闻天能较早地接触和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并用来分析中国革命，所论虽说不上精当，但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张闻天虽然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学说，但如同五四时期的大多数先进青年一样，他也经历过一段“向光明的地方摸索的时期”。１９１９年冬，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随后又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他既谈政治又爱文学，中外作品一齐读，涉猎的方面极其广泛。在他发表的大量论文和翻译作品中，主要是针对封建制度的，其中还触及到劳工问题和农村问题，但也曾对泛爱哲学、无抵抗主义产生过浓厚的兴趣。１９２２年初，他明确地表达了科学社会主义是通向光明之路。他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写道：“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情意上早感到不安，因不安也早产生了改造的决心。不过用什么方法来改造呢？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呢？这些问题常常横在我胸前而一日不能去的。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如江河流水，不绝地引起我底烦闷。但永久不决定是不能生活的。那么，取其长，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上海《民国日报·觉悟》１９２２年１月５、６日）
张闻天在１９２０年曾赴日本留学半年，１９２２年又赴美国勤工俭学。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开阔了眼界。他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这一信念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中，而最具典型的是１９２４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长篇小说《旅途》。他通过中美青年男女谈恋爱的故事，把两国的国情很形象地勾画了出来，描述了旧中国的苦难，也表达了对西方拜金主义的厌恶，他把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上。他认为：要澄清中国政治须靠民众的大团结，用民众的力量推倒现政府；要发展中国的富源，非用社会主义将资本集中为大规模的生产不可。
在遵义会议中的重大作用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中起了重大作用。因此，１０年来，特别是在纪念遵义会议５０周年前后，许多研究者对张闻天在这次会议前后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多方面详尽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从现在收集在《文集》中的《论张闻天遵义会议的转变》等一组文章里，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张闻天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遵义会议文献》第６２页）
张闻天为什么能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研究者们以充分的史料说明这不是偶然的：
第一，在“左”倾路线时期，他和王明、博古的观点便有着明显的差别。张闻天从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长征发表有１５０余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反映了不少“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那些观点；但也可以看出他和王明、博古等人的明显分歧。如他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和经济结构的研究中得出在现阶段不能打倒资本主义的论点。再如，他对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左”倾错误和脱离群众的“党八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１９３３年初他进入苏区，在１９３４年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在同年召开的二次“全苏”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一批以批评极左现象和极左政策为主题的文章，其中涉及劳动政策、对私营资本主义的政策等。特别应指出的，在对福建事变的政策方面，他和博古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博古不主张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而张闻天则主张积极配合。
第二，革命实践，特别是战争实践的教育。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失利，使张闻天的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留下的文章中有三四篇反映了这种变化。研究者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证明，在４月广昌战役失败后的一次中央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和博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张曾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听李德的，我们自己得有点主意。特别应指出的是，张闻天这时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篇文章中写道：“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在这种决战中，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在有些区域内则可以遭受部分的挫折”。又说：“对于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的不了解，会在我们队伍内产生各种各样机会主义的动摇。”（《红色中华》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
第三，毛泽东的帮助。在纪念遵义会议５０周年的时候，发表了张闻天的一段整风笔记——《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研究者充分地运用了这份珍贵史料，结合其他的资料进行研究，从而清晰地描绘出张闻天如何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与“左”倾路线彻底决裂的。这份笔记在讲完和博古的分歧过程后说：“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笔记中又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７８、７９页）
正是有了以上各种因素，才有通道转兵的正确决定（即采纳毛泽东的建议，不再按原计划去与二、六军团会合，而是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也才有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与博古报告相对立的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在会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后，由张闻天代替了博古的职务，如他笔记中所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努力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它的记载和研究，一向为中外学者所重视。特别是１９８６年西安事变５０周年以来，它成为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外学者发表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涉及的方面也较为广阔。但是，所有这些文章中，却很少提到张闻天的贡献。某些国外学者的著作，还对中共的和平解决的决策散布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如说是受国外指令的结果，等等。张闻天的研究者根据新发现的档案材料，对以上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
西安事变第二天，即１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发言记录稿表明：他在当时就提出了“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和“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意见，而当时会上大多数人都主张“除蒋”、“审蒋”，及至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作出和平调解西安事变的最后决策。在这次会上，张闻天对事变发展的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和平调解方针的策略思想及党对失败前途的准备等，均作了论证和说明。他还就会议讨论的结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在１２月１９日开会之际，中共中央根本不知道共产国际有何指示。１２月１６日共产国际确曾发来关于西安事变的电报，但由于译码的错误，电文完全翻译不出。而苏联《真理报》等报刊１４日以来对事变的评论则说事变的发动是亲日派的阴谋。因此，张闻天１９日的发言说：“苏联的舆论，〔是〕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可以使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然而我们是不是能采取这一立场？当然是不能的”。事实充分说明：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作出的，而不是什么接受国外指令的结果。
张闻天不仅参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决策，而且在张学良于南京被扣、西安处于极端复杂和紧张的关头，亲赴西安同在那里的周恩来共商大计。
为马列主义真理奋斗不息
建国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１９５６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作了系统的发言，诚恳批评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并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强调民主作风的重要性。这篇发言的基本思想不但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至今仍然有着深刻的意义。特别应该指出：当他７月２１日发言的时候，已是彭德怀７月１４日上书后的多日，气氛已相当紧张，一些关心他的同志曾劝他少讲一点，可他还是照原来准备的提纲讲了，一讲就讲了３个小时。事后，他谈到为什么要在经济问题上发言时说，他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能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真正为国为民的崇高品德。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虽被撤销了外交部的领导职务，但他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期间，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理论与现实的研究，并深入基层调查，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等一批文稿。
十年浩劫中，张闻天同志受到极严重的冲击。但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在“文革”初期，他拒绝为康生等诬陷刘少奇“作证”。１９６９年他被遣送广东肇庆。就是在这种逆境中，他仍然写了许多文稿，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他在论述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时说：“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线”；“说经济决定政治，并不否定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否定前者，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否定后者，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他在《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一文中说：“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有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这些光辉的思想实际上包含着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它不仅为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对现实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１９７８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前，张闻天在１９７３年就提出了“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高尺度”，这是很可贵的。
令人痛惜的是，这位老革命家由于身心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１９７６年７月１日，张闻天终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无锡。但他的光辉事迹和遗文将永垂青史。
第5版(理论)
专栏：报刊文摘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不容否定
《求是》杂志第１５期刊载了韦实撰写的题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不容否定》的文章。文章一开头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而人民群众是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而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本是众所周知的、深入人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是，自１９８４年以来黎澍同志却连续撰文，对此提出质疑，并作出结论说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也不是经典作家的原意。
黎澍同志的论据之一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提法是苏联哲学家尤金在１９３９年首创的，“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这样说过”，因此就不能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文章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少论述，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完全是经典作家的意思，并非尤金首创。
黎澍同志的论据之二是：“人民群众仅仅提供了‘舞台’和‘源泉’”。文章作者指出，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穿、住等问题，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连续几个星期不生产，它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最基础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创造历史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主要靠人民群众。人们不禁要问：最基础的历史活动，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活动不算“历史”，这在逻辑上能说得通吗？如果除掉了这些，那还有什么“历史”可言呢？同时，唯物史观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另一个依据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源泉，人民群众同时又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黎澍同志的论据之三是：“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文章认为，人人都参与了历史的活动，每个人都在历史上发挥作用，但这是一种历史表象，在这个表象后面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差异，存在着规律。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表象掩盖的矛盾、差异及其规律。历史科学要求指出谁是历史的促进派，谁是反动派；谁的作用大，谁的作用小；谁起决定作用，谁起辅助作用；谁是历史的主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等等，从而确定歌颂与鞭挞的对象，用以指导现实与未来，改造世界，促使人类更快地向理想境界迈进。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正好完成了这个任务。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并非所有的阶级、阶层、集团、个人，在历史的每个阶段、每个时刻都是历史的促进派，确有那么些反动派、绊脚石、寄生虫、吸血鬼，阻碍着历史前进。如果把这些腐朽的、反动的历史活动也冠以“创造”的美名，岂不是对“创造者”一词的玷污与亵渎？如果把这些所谓“创造者”与人民群众一视同仁、平起平坐，那么历史还有没有是非之分？还有没有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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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伦理学理论讨论会述要
中国伦理学学会在庆祝建会十周年之际，于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０日，在长春市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伦理学理论讨论会。与会代表就近些年的一些伦理道德的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
１、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与会同志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十年来我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背景，总结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认为，十年伦理学的发展，主要依托的是三个背景，即改革开放、反“左”防“左”和商品经济。就改革开放而言，没有十年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十年的伦理学的发展，而十年伦理学，也尽心尽力在为改革开放创造社会主义道德的条件。在对待改革开放的问题上，伦理学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就反“左”防“左”而言，正是借助于全国范围内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潮，伦理学在中国才获得了新生。但是，这些年，伦理学界也确实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情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对伦理学领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并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观点。就商品经济而言，伦理学界在把握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关系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对商品经济的负作用，尤其是对货币拜物教——“一切向钱看”的负作用估计不足的情况。
正是基于对伦理学十年发展的上述认识，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与会同志认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与会同志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可操作性”问题，即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实践问题。
２、关于价值导向。
与会同志认为，决不应低估了价值导向的实践意义，而伦理道德的价值导向，又居于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这几年，伦理道德领域内价值导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集中归结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歧和争论。必须看到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血肉关系，也必须看到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血肉关系。因此，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实际上预示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为个人主义正名，不但不能从总体上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问题，而且还会进一步加剧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之间的相互认同，已在我们社会中造成了巨大危害。根据这个思路，与会同志还广泛讨论了价值导向的具体涵义问题。
３、关于道德的本质。
与会同志认为，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即从经济关系、利益关系的方面去揭示道德的本质，而不能从人的主观的、天生的理性，从人的本能、欲望冲动中去理解道德的本质。道德的本质当然表现为一种规范性与约束性，但这决不是对个人欲望的“消极防范”，更不是封建禁欲主义，而是一定的社会物质关系对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们的一种客观必然性制约，是社会整体利益即人们的共同利益对个人利益、个人欲望的一种客观要求和价值导向。经过分辨的道德主体性的概念是可以接受的。道德的主体并不只是个人，更不是孤独、抽象的个人，道德的主体性的最深刻内涵，是道德主体的道德责任意识和行为。
４、关于道德文化的继承。
与会同志认为，是否真正地反封建道德糟粕，并不在于是否彻底否定过去的道德文化史。中国的道德历史中，并不只是糟粕，而是同样包含着许多优秀的遗产。是否要继承这些遗产，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好恶，而是取决于国家发展的需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不等于民族虚无主义，这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备受痛苦之后反省出来的教训，中国作为努力谋求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吸取这一深刻的教训。对待西方道德文化，也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能走全盘西化的路，也不能拒绝吸收一切优秀的、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道德思想，但前提必须能够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价值的方向，防止帝国主义利用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渗透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 （夏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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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技术经济手册》出版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主编的《技术经济手册》，近期将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陆续出版。《手册》的选题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手册》共有二十余卷，包括：理论方法、农业、水产、林业、水利、能源、通信、建材、石油化工、环保、基本建设和建筑、矿山、纺织、地质矿产、交通运输、冶金、机电、轻工、金融、工业企业、计划统计、质量经济等，每卷一百万字以上。目前，已出版的有《水产卷》。
该手册的出版，是技术经济学科领域一项建设性的工程，是我国技术经济科学应用于国民经济各领域成果的汇编大全。 （张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