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一次成功的尝试
沈天佑
在看完了北影《红楼梦》这部长达１３个小时的影片后，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它传达出了小说《红楼梦》不同凡响的独特韵味。
首先它通过一系列绚烂多彩的画面向观众展现出了一个时代、社会大悲剧所蕴含着的丰富、深邃的内涵。
《红楼梦》所包容的博大精深的内容不是人们一下能认识清楚的，需要再三的咀嚼和体会。小说反映的这个时代、社会的大悲剧，其内容之广且深，含蕴的丰富、复杂是中外文学史上所罕见。这个大悲剧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封建贵族家庭由盛而衰以致彻底败落，更有一系列美丽、聪明、纯洁可爱的青年女子的惨遭不幸，还有作为小说中心事件的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鲁迅在谈到悲剧特征时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的艺术效果，也正体现在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而引起人们感情的强烈震动，使他们在悲哀、痛苦之中得到美的熏陶，起到陶冶、净化心灵的作用。电影在反映这个大悲剧方面是比较成功的，韵味很足，可以说整个电影笼罩在一派悲剧的氛围之中，而且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这种气氛越发浓烈。电影这种艺术处理是和小说的精神实质相吻合的。
这次电影的编导是采用了高鹗后四十回的续书，在我看来这是很明智的。尽管后四十回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曹氏八十回后原稿“迷失”的情况下，相对地说，高鹗的续书是好的。长期以来，后四十回已经受住了时间和群众的考验，成了当前通行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续书中关于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的描写以及与此相紧密关连的“黛玉之死”，尽管它们不一定符合曹氏原意，但写得很深刻，富有社会内容，客观的艺术效果也是很好的。电影采纳这些描写，对反映小说强烈的悲剧基调是很有利的。
其次，电影较好地展示了《红楼梦》小说现实与浪漫相结合，“虚与实”相引发的艺术风格。有人曾说过《红楼梦》是一部诗意小说，又说《红楼梦》是部具有深刻哲理性的小说，这些说法都有它一定道理。《红楼梦》的确不是一味地写实，其中有不少“虚”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描写。如在小说的前五回里就有关于宝、黛来历的神话故事和一僧一道富有神秘色彩的行踪以及太虚幻境及众仙子的虚无缥缈的活动等等，这些描写在作品里有它特殊的地位，其中蕴藏着作者深邃的艺术构思，对此，决不能等闲视之，它们与后来大量的、细腻的现实描写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不了解它们的含义，也就不能真切地领会《红楼梦》的真谛，这次电影编导对此认识较清楚，不惜拿出相当篇幅去表现这些，尽管有些观众在电影开头一看了这些“虚”的浪漫的形象并不理解，甚至认为“多余”，但当看完整个电影之后，就会体会编导的一片苦心，认识到这是完整地体现《红楼梦》的艺术风格所不可缺少的。
再次，电影在再现小说众多人物的个性特征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红楼梦》中典型人物之多、人物典型性之高是中外小说中所少见的。这些人物不是扁平型的，具有多侧面、多层次、浑圆型的特征。性格中相互矛盾着的侧面往往被和谐一致地统一在一起，从而使形象显得特别的丰满、真切、感人。以宝钗说，她出众的美丽，非凡的聪明，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才干不能不叫人钦羡；同时她的世故、虚假以致冷酷，对权势者的巴结、奉迎和对封建伦理思想的忠诚又不能不令人生厌，这些不同性格侧面竟能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起。至于王熙凤的性格就更为复杂，一方面是极端的贪婪、阴险、狠毒和不择手段；同时又那样的聪明、美丽、富有才干和风趣逗人。《红楼梦》这种人物个性的丰富、复杂，给了电影的人物塑造带来了很大困难，任何强调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都会使形象走样。这次电影的导演和演员对《红楼梦》人物的特性了解很深，在扮演拍摄过程中又认真研究，悉心体会，反复琢磨，因此人物形象都比较真实，没有出现明显的失真，其中有的形象如贾母、刘姥姥等演得特别成功，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然电影也还存在着某些不足。譬如在反映这个社会大悲剧方面，对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固然表现很突出、很充分，但相对地说，对一系列可敬、可爱的青年女子的一个个地惨遭不幸，即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则反映得不够具体，不够强烈，从而在表现“美的毁灭”这点上，似乎还差点劲。
《红楼梦》的众多人物形象中，青年女子占了很大比重，小说中有关大观园这个女儿国的活动场面特别多，生活在大观园中的女孩子，无论是小姐还是丫环，她们多是豆蔻年华，活泼天真。这就要求在演员的选择上必须考虑到尽量年轻些，以便更好地展示出她们天真烂漫的风格。现在，电影的编导似乎过分地强调要名演员，相对地却忽略了年龄这一因素，这也该算是个小小的失误。
如何通过音乐曲调去充分展示《红楼梦》雅致、抒情和富有哲理内涵这一特征很重要，像小说里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和大量的诗词歌赋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效能，如给它们配上恰当的音乐，穿插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活动之中，必将会收到极妙的效果，可惜导演对此似乎没有给以高度重视，从而影响了影片抒情性的更充分的发挥。
编者按：北京电影制片厂最近拍摄完成了６部８集系列电影《红楼梦》，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本刊特邀请部分红楼梦研究专家、电影评论家就该片进行笔谈，现先发表其中３篇。其余将陆续发表。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悲情遍被“红楼”
黄式宪
“二红”并出，各擅胜场，一时传为美谈。
“二红”竞立，姹紫嫣红，标示着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创作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上一种博大的气度，其意义、影响显然已越出国门之外，令海内外为之瞩目。
有一种说法，《红楼梦》作为成书于１８世纪中叶的煌煌巨著，作为一幅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盛极而衰的艺术长卷，要改编为影视以画面为语言的作品，“绝难绝难”（甚至说“不可为”）。事实是，一部３６集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一个６部８集具有第一流制作水准的电影巨制《红楼梦》，相继问世，霎时间蔚为大观，一股家谈户议的“红楼”热便勃然而兴。若从历史和审美的角度来评论“二红”改编的得失，固然仁、智所见殊异，也难说“二红”皆臻化境，但是，“二红”的创造，特别是浸渗于对艺术形象及其历史氛围总体把握上的气度、胸襟和美学精神，恰恰体现出中国有出息的艺术家被改革的时代所唤醒的以民族文化为根而敢于问津并营造影视“大工程”的自觉意识。这种艺术的“大工程”，在１０年或２０年前，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主要是不具备在改革、开放后的独特历史机缘以及艺术家在弘扬民族文化上的大度和自觉。
有人问电影“红楼”的总导演谢铁骊：你将怎样拍摄这部巨片？谢导剖白说——“我只是真诚地、尽力地来忠实原著，体现原著。我不希望观众在影片中寻觅导演的踪迹，只希望影片能将观众带到那遥远的过去，从封建制度下的人物命运中获得感受，引起思考。”
电影“红楼”，贵在忠实原著并得原著之精髓、神韵，着笔于“红袖啼痕，情痴抱恨”，以宝、黛的爱情悲剧（同时亦是叛逆封建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人生悲剧）作为叙事轴线，呈现出一首含有非常深刻的沧桑之感的历史挽歌。大观园，俨然被赋予一种历史的寓意和象征，那是荣、宁二府的“国中之国”（宝玉与金陵十二钗们的“女儿国”）。这里有宝、黛纯情的初恋，宝、黛、钗的婚姻纠葛，青春和人性在封建礼教压抑下的苏醒及其悲剧式的抗争，这里还有曹雪芹式的对往昔如梦岁月的追怀和悼念，这里更有纵贯、渗透于“红楼”全书的乌托邦式的人文理想的砉然幻灭。正如有正戚序本“脂批”所写的：“万种豪华原是幻，何尝造孽，何是风流。曲终人散有谁留，为甚营求，只爱蝇头。一番遭遇几多愁，点水根由，泉涌难酬。”这种挽歌式的沉思、忧愤、悲戚，在银幕上不止濡染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叙事氛围，更一层层被烘托成一种可感可兴却难以言传的审美境界。在我看来，电影“红楼”之所以能在文化品格和气韵上高出电视剧“红楼”一筹，症结端在对于此种说不透道不尽的审美境界的营造。
在电视剧“红楼”里，那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固然使它赢得众多观众欲罢不能的意兴，但却失之于叙事的拘泥而难于诱发人们思绪的迁延和凝聚（至于对高鹗所续后四十回的重大改动，诸如凤姐草席裹尸、宝玉沦落行乞等则未免失诸轻率，犹如做成“夹生饭”令人扫兴）。而电影“红楼”的改编与摄制，谢导与其主创人员在艺术的总体把握上，精心、大度而游刃有余，追求一种高雅的文化格调和深沉、凝重而富于历史张力的悲剧境界，在艺术叙事上则又颇注重雅俗合流、虚实相间、疏密有致，且通篇着意于悲剧诗情的皴染与提升。就结构、章法而言，编导不强调动作、情节的连贯性，而采用小说式的散点铺叙，宏大处如“可卿出殡”、“元妃省亲”，极尽“烈火烹油”般的豪华、鼎盛；细密处如“黛玉葬花”、“芙蓉诔祭”、“潇湘焚稿”等，更是情意深切，感人肺腑。就在“红白二事”之中，早已预示了封建末世般的悲凉，如在贵妃省亲的皇家礼节、典制、仪式的铺排之间，便娓娓地描述了诸般人伦、人性被皇权、礼教所窒息的悲情。作为“二谢”（谢铁骊、谢逢松）的得意之笔，我以为，集中地体现在以大观园里春夏秋冬之递变来“曲演红楼”，一则折射了贾府这个封建权势之家由“钟鸣鼎食”而破败衰落的历史过程。二则以大悲剧的力度，揭示出宝、黛、钗之间爱情婚姻纠葛的复杂内蕴和人生况味——那是贾宝玉叛逆封建礼教、蔑视功名利禄的人文理想的大幻灭，自可卿、金钏、晴雯而黛玉，这些纯洁、娟美的女孩儿，一个个离他而去，悲凉之雾乃怆然四合。就艺术的感染力而论，自“葬花”（春去也）以降，更以“抄检大观园”遽然急转，到黛玉泣血而终，贾母的“哭黛”和“告天”，一层层叩击出人间大悲剧的强音，达于再造“红楼”，“几可乱真”的境界。若非艺术的大手笔、大气度，是很难达于此等悲剧审美的境界的。
更难得的是银幕上“一台无二戏”的群星荟萃的演员阵容。夏钦之饰宝玉，虽差强人意，但表演较纯较真，到三、四集之后渐可取信于人。刘晓庆之饰凤姐，在“协理宁国府”等段落，用力过狠，反倒浅露；到后面才渐与角色的复杂性格相合而时有“华彩”闪现（如“凤姐托孤”等），也属难得。陶慧敏的黛玉，李秀明的元春，李勇勇的晴雯都是称职而颇具感染力的。最见艺术功力和才情的创造，当推林默予所演“老祖宗”、赵丽蓉所扮刘姥姥以及傅艺伟所塑造的薛宝钗。如贾母的“哭黛”，既有“是我弄坏你了”的忏悔，又有“你也忒傻气”的自我开脱，深刻呈现出这个出身侯门、唯我独尊，既通于人情世故、事事精明，又深谙维护封建礼教、家族利益之要旨的“贾府尊长”，在裁决宝钗黛婚姻大事上的性格分裂性及其历史的厚度。在“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家族败亡关头，贾母焚香告天，这位老祖宗终于说出了“若皇天见怜，念我虔诚，儿孙的罪孽都由我一人承担”，更动人地刻画了这个末世贵族的末代家长向历史道别的悲怆心境。而赵丽蓉则富于变化地体现了刘姥姥三进贾府的沧桑之感、世态炎凉以及这个憨相可掬的老妈妈性格的乡土气和农民的狡黠。傅艺伟塑造的薛宝钗，有身分、有城府，既见气度又见深度，尤其是在被当作林妹妹而冒充新娘的喜庆时刻，却能将一个女人的痛苦深藏起来，显示出宝钗既作为封建礼教的卫道者，同时又是它的殉道者的悲剧形象的全部魅力。诚然，在这“一台无二戏”的演员的艺术创造中，更不难发现导演在对“红楼”艺术形象及其历史氛围总体把握上的悲剧力度和美学精神。
电影“红楼”改编中存在的明显败笔是，第一部的上、下两集，铺叙过多而进“戏”较慢，对可卿之死的处理亦嫌浅露；在对贾府环境的构筑上则嫌贵族气派有余而末世之相不足，这都给这部煌煌巨片造成难补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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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动态
关于建立民族戏曲导演体系的讨论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主办的以新时期戏曲导演艺术为内容的第三届戏曲现状研讨会，最近在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关专家和各地代表共八十多人，代表们各抒己见，气氛活跃。
此次研讨会基本上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当前建立戏曲导演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建立戏曲导演的理论体系，时机已经成熟，中国戏曲的导演时代已经到来。
有些代表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目前建立戏曲导演的理论体系时机不成熟。主要原因是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批戏曲导演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好的作品。提出当前急待解决问题是导演实践家们应加强对理论的把握。
二、关于建立戏曲的导演中心制问题。
有的同志回顾了欧洲十九世纪末戏剧发展的道路，评价了当时欧洲戏剧改革家戈登·克雷、阿披亚等人的优点和不足，认为戈登·克雷提出的戏剧应以导演为中心，而把演员当作“超级傀儡”的观点是不现实的，不符合戏剧规律。认为：“一直到现在为止，真正在舞台上还是演员中心。当然，演员变成明星，什么都由着他，这是不好的”。
有些代表则认为，戏曲创作历史上形成了“主角儿制”，其弊大于利。当前提出导演中心制，对于戏曲的发展是有益的。应该强调戏曲导演在创作中的“中心”位置，提高戏曲导演的地位。
还有的代表认为，从戏曲的演出形态上来看是以演员的表演为中心，可在创作过程中就必须以导演为中心。
三、戏曲导演的修养。
与会者指出：戏剧这样一门综合艺术，不同于文学、绘画、音乐、舞蹈。正因为这样，戏曲导演应该对于各种艺术门类有相当的修养和水平，这是导演本身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目前戏曲导演队伍的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从总体水平上讲，文化知识要比话剧导演、影视导演低一些。因此，必须要加强戏曲导演队伍的理论和文化修养。
（贾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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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编者的选择
——看系列影片《红楼梦》
余倩
看了系列影片《红楼梦》，觉得电影领域不但年轻一代，而且还有老一代执著人生和艺术的创作者仍在跋涉，在硬挺着前进——新时期电影取得的不同于过去时代、不可妄自菲薄的成就，也正是和这样年轻年老的艺术家的艰苦跋涉不可分开的——如果没有一种执著人生和艺术的硬挺精神，现在谁还会那样“傻气”，去拍摄《红楼梦》，去自讨苦吃呢？
这是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力求在银幕忠实、完整体现《红楼梦》的一种新的尝试。除少数章节外，原小说为人熟知的许多精采段落或场面，都有相当考究的表现。太虚幻境等非现实描写，也都推上了银幕。没有轻易摒弃高鹗续本，尽量保留和曹雪芹原意相通部分，看来还是影片创作者完成“红楼”悲剧结局的目前可能的最佳选择（其实另起炉灶，未必能比高鹗续本更高明）。而６部８集影片越到后来越能吸引观众，也正是由于高鹗续本提供了宝钗出嫁、黛玉焚稿断痴情、贾母哭黛和祭天等一系列闪光和动人的银幕艺术表现的依据。人物命运和人物行动的环境变化的描写表现，也和小说基本一致。演员都在尽量接近角色，尽量贴近历史。一些人物形象也都比较真实感人。贾母的形象，则是这个人物在影视艺术中出现的最有贵族文化气质，也最有深度和最有说服力者。因为这是《红楼梦》在影视艺术中从未有过的比较完整、比较忠实的表现，所以让人感到新鲜。
而影片让人感受最深的，还在环境气氛的表现。布景和道具特别讲究，包括室内各种陈设都是一丝不苟，严格注意了时代的规定情景。也没有时下影视作品常见的表现过去富贵人家，不是穷措大摆阔，便是暴发户的金碧辉煌；却于凝重淡雅中见高贵，让人相信这才真是贾府那种“诗礼簪缨之族”的气派。许多场景都有富于民族特色的诗情画意，并适应和延伸了人物的性格习性和心理状态，让人领略了那个充满了或贵、或贱、或情、或痴的少男少女们的欢乐与苦恼、希望与幻灭的富于诗情的大观园世界。秦可卿出殡和元妃省亲，都是盛极一时的豪华场面，却又或于丧仪的隆重排场显示出荒唐而带喜剧的意味；或于皇家荣华气派渗透了正常人性和人情被扭曲或禁锢的幽愤和悲凉。影片始终都有一种悲剧气氛。这都有助于揭示小说原著原意，并让人感到历史的真实，也感到一种相当典雅的民族传统文化气息。
然而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把《红楼梦》这种世所罕见的古典文学巨著改编成电影而无任何遗憾，恐怕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这样的电影艺术家。
６部８集的篇幅够长了，创作者似乎可以挥洒自如了。然而银幕出现的人与事，却给人有些局促，有些时断时续或缺乏来龙去脉，甚至还多少有些蜻蜓点水的印象。没有看过《红楼梦》小说的观众，难免没有欣赏的障碍。也许篇幅再长些，情形会更好些；但也难免不出现一些困难。因为力求完整表现原著，涉及面必较广泛；虽然仍须有所取舍，而所取又是精采段落，毕竟人多事杂难于每人每事都有清楚交代（现在影片如果不打字幕，观众连贾氏三姊妹都分不清楚）。而原著精华又在日常生活的事体情理的描写；便有大事，也着眼于世态人情的细微末节。在银幕欲作集中表现，难免忽视一些深入实质的人情细节，便有可能缺乏了灵气。小说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联系之紧密，也仿佛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所取舍而无恰当弥合，便会影响情节的畅通和形象的完整。而影片的爱情主线，也因此不够连贯，也不够突出，主要人物的形象发展及内心世界的描写，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小说原著多以人物语言揭示人物性格和人物心理。若全按原著表现，银幕便会语言成灾（现在影片的语言也似乎过多）。这只能另找相应的银幕动作表现，并对语言加以精简。而曹雪芹使用语言之精确，几乎不容更改。贾宝玉大受鞭笞之后，林黛玉去看他。小说写她满面泪光，气噎喉堵，半天方抽抽噎噎说出“你可都改了罢”，数字即深入了灵魂。银幕上的林黛玉，在这里不过多说了两句话，却让人感到失之千里。这种缺陷还不是绝无仅有。而主要人物的形象总觉得有些失神，似乎也和这种语言的缺陷不无一些关系。
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不仅是总揽全书的象征概括，同时也是血泪凝成的、毕其“半生潦倒之罪”的人生感受的诗的升华。拍摄《红楼梦》而不见这种非现实描写部分，总觉得遗憾。现在影片有了这部分表现，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观众的欣赏要求，却也不无一些遗憾之感。这也有电影手段表现的难处。像那个灵河岸上绛珠草还泪的动人故事，就难作有效的银幕造型表现。影片结尾成了绛珠仙子的林黛玉向贾宝玉说：“我在凡间一世，以所有眼泪，酬报了你灌溉之情。”这种表现没有任何感染力，也是可有可无的。没有读过小说的观众，对这突如其来的“灌溉之情”也会感到茫然不解。而让人们直接看到一棵绛色的灵芝，虽有黛玉形象的比拟，也难于唤起更多联想。文学描写和电影造型的作用毕竟不同。在文学描写是美妙的东西，化作电影造型表现不一定就很美妙。整个太虚幻境的银幕表现，似有戏曲意味。也许这是创作者对于这种文学的虚幻描写所作的一种探索性银幕表现。而过于戏曲化的结果，却显得有些简单。
虽然有这些遗憾——世界上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作品，似乎还少见没有遗憾的——从这６部８集系列片，却可以见到《红楼梦》在银幕体现的新的进展和新的水平。而且和原著有差距的电影改编作品，也可能是优秀的艺术品。我以为系列片《红楼梦》，就是一种难得的优秀电影艺术品。
《红楼梦》的时代已成遥远的过去了，《红楼梦》里那些少男少女的形象却和我们相当亲近。总导演谢铁骊“希望影片能将观众带到那遥远的过去，从封建制度下的人物命运中获得感受，引起思考”。我以为这希望不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