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br/>专栏：金马人物特写征文<br/><br/> “傻大姐”小传<br/> 毕国昌 曹仁义<br/> 这是８０年代最后一个冬天。雪花轻轻拥抱起哈尔滨，一片挨着一片亲吻着房屋、街道和行人。<br/> 傍晚，下了班的客运员朱莲香从哈尔滨火车站出来，匆匆忙忙地朝哈尔滨市一家医院走去，准备去看她生病住院的小儿子长帅。洁白的雪地在她的身后印下一串脚印。这时，她突然发现，前边有一个捂着大肚子的孕妇正在雪中踉踉跄跄朝前走，蜡黄的脸，像是被雪花舔走了血色，十分难看。朱莲香一怔，赶忙迎着那孕妇走去。“大妹子，你是不是要生了？”<br/> “大姐，我……我……”那女人眼噙泪花儿，痛苦、焦躁、凄哀的目光里，闪动着渴望帮助的神情，“我去安徽，咳，早不生，晚不生，这不当不正的在道上，我一个人……”孕妇哽咽住，讲不下去了，簌簌而落的泪水替代了语言。<br/> “走，去医院！”朱莲香立刻搀扶着那孕妇朝铁路医院走去。替她办好了住院手续，并垫付了住院押金，转身出去，从卖茶蛋的老太太那里买回１０个没用酱油煮的鸡蛋，塞到孕妇的手上，“吃了，吃了有劲。”话音刚落，她又转身出去，挤上１１路公共汽车，赶到十几公里之外的家里，熬上一锅小米粥，用毛巾被包得严严实实，端着它风急火燎跑回医院：“妹子，趁热喝点粥，补补身子吧。”<br/> 那孕妇端起碗，泪水像断线的珍珠，噼噼啪啪地滚落进还冒着热气的粥里……<br/> 在这以前的一天夜里，朱莲香发现站台上站着一位老大娘，衣衫单薄的身子在寒风中颤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树良，你咋还不来呢？”原来，老人是从山东来找六年前在哈市落了户的儿子的。第一次出远门，钱包和地址丢失在火车上了。老人只记得儿子张树良住在一个什么屯。<br/> “走，先到我家去，我替你找儿子。”满脸微笑的朱莲香说着就去拎老大娘的包裹。安排她在车站值班室睡了一夜。<br/> 第二天早晨，下了夜班的朱莲香把老大娘带到十几公里之外的家里。自己用煤棚子改造的小偏屋太小，只有８平方米。她让老人睡床，自己睡在临时搭的一个板铺上。像招待自己家的亲戚一样，换着样给老人调剂伙食。吃完饺子，下馄饨，炖了小鸡，烧鲜鱼……朱莲香利用五天休息时间，在哈尔滨市郊跑了１８个屯子，就是找不到张树良。<br/> 第六天，朱莲香跑到公安局户籍处，把全市１００多个张树良的卡片，给翻个底朝上，还是没有对上号。她急得吃不好，睡不稳。老大娘看到不沾亲不带故的朱莲香为自己这样热心，太过意不去。她反过来劝朱莲香：“闺女，俺不找儿子啦，回家了。”朱莲香一听急了：“你要这样走了，让我多难过。我没有尽到责任呀！”大娘先是一怔，然后落了泪，说：“闺女，你有什么责任？你没责任。”朱莲香说：“大娘，我的责任就是不让旅客带着困难从我这里离开。”<br/> 这是何其艰难的责任！在这方圆１６００多平方公里、４００万人口的哈尔滨，找一个陌生的张树良，不是大海捞针吗？可朱莲香坚信自己能找到。因为，这类事她做了好几百件，没有一次让旅客失望而去。这次也不能例外。<br/> 第９天，她把寻找的范围扩大到哈尔滨所辖的县市。终于在阿城市新华屯找到了老大娘的儿子。母子见面，老人老泪纵横，对儿子说：“记住，没有这闺女，你娘一股火上来，怕是就死在路上了。”<br/> 是呀，有人事后对朱莲香说：“你不是缺心眼，是啥？换个人不会揽这闲事。万一，老太太死在你手上呢？”闻听此言，朱莲香半晌才转过向来：“我也没想那么多呀。”<br/> 不错，她确实没想那么多。在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处世哲学的人的眼睛里，朱莲香做的这些都是“傻事”。那么，只有“傻子”才做“傻事”。<br/> 这就是“傻大姐”朱莲香，一个极为普通的客运员，普通的共产党员。可在１２年的客运工作岗位上，她不分份内份外，为数以万计的旅客和路人做了许许多多好事。她曾以亲人的名义为２５名旅途生命垂危的病人签字动手术，在她的挽救、护理下，上百名重危病旅客恢复健康。她亲自为１８名死者送葬料理后事，帮助３０多名被拐卖或丢失的儿童重回亲人怀抱。为此，她付出了无数个休息日，垫付了上万元人民币和难以用金钱和时间计算的心血。她得到的是１万多封感谢信，四十几幅匾额和锦旗。<br/> 对此，朱莲香说：这就是我的荣誉和财富，我满足了。<br/> （作者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第5版(文学作品)<br/>专栏：<br/><br/> 年轻的思绪<br/> 汪国真<br/> 独白<br/> 别以为我性格开朗<br/> 我也有许多忧伤<br/> 也有许多失眠的日子<br/> 吞噬着我<br/> 生命从来不是只有辉煌<br/> 只是我喜欢笑<br/> 喜欢空气新鲜又明亮<br/> 我愿意像茶<br/> 把苦涩留在心里<br/> 散发出来的都是清香<br/> 这不是我的过错<br/> 这不是我的过错<br/> 是你 使我无法<br/> 保持沉默<br/> 纵使表白后<br/> 方知是一场误会<br/> 我也宁愿发生一些什么<br/> 不是不会品味沉默<br/> 不是一时耐不住寂寞<br/> 只因为对我来说<br/> ——你是春光<br/> 我的心是含苞欲放的花朵<br/> 海岸<br/> 你总是和很多<br/> 最美丽的向往连在一起<br/> 连在一起<br/> 就像白天的我们<br/> 和梦中的自己<br/> 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绮丽<br/> 在一个旭日喷薄的清晨<br/> 徜徉在微风吹拂的沙滩<br/> 倾听海洋蔚蓝色的呼吸<br/> 面对大海<br/> 面对无数流逝了的世纪<br/> 不知不觉 心的四周<br/> 轰然坍塌了<br/> 忧郁垒砌成的墙壁
第5版(文学作品)<br/>专栏：<br/><br/> 大别山深处<br/> 凌行正<br/> 来到大别山腹地的新县山区，见到每一户农民盖新房，宅基旁总竖着一根杆子，杆顶上悬挂着一块红布，在翠谷浓荫间飘飘扬扬，非常耀眼。我好奇地问：这是当地的习俗吗？答道：是的，但也表示大别山红旗不倒哩！<br/> “大别山红旗不倒”，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用鲜血和生命证明了的。仅就新县而言，这里是鄂豫皖苏区首府和鄂豫皖中央分局所在地，是红一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工农红军的摇篮，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到达的纵深地带；这里，在２０多年间有３５０００多人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到新县，人们都会告诉你，电影《五更寒》就是描绘这里的人民，在极端的艰难困苦中，坚持革命斗争的事迹的。<br/> 然而，岁月在匆匆流逝，硝烟也早已散去，人们谈论的话题也在悄悄转移。于是，传来了老革命根据地依然贫困的信息。山高路远，交通闭塞，这些昔日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变成了今日发展经济的桎梏。人们在关心着老区的建设，党和国家在支援着老区的建设。但我想知道的，却是今日老区人民的心态究竟如何呢？那鲜血浸红的土地，难道开掘不出新的矿藏吗？因此，当我又听到“大别山红旗不倒”，心里轰然一震，似乎一下子触到了当今老区人民的心弦。回想这些天在新县山区的所见所闻，眼前的确闪动着一面不倒的红旗……<br/> 桂竹婆娑<br/> 在邱家店村的村头山坡上，我们走进一间类似连队俱乐部的房子。房子正面墙上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画像，四周摆着报刊、图书，贴着红红绿绿的各种图表。这种场所，在今天的农村里似不多见，难道是村的办公室？<br/> 一位身穿白布衫、黑布裤的老农民，操着一口浓重的鄂豫边区的口音（被北方人称为“蛮子”的口音），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村的党员活动室。这个山村党支部有２６名党员，６０岁以上的还有９人。别看他们年纪大，每人每年要为群众办５件好事。老党员邱德作６８岁了，是五保户，还能为群众干些什么呢？他就在农忙时帮村里人放牛，不收分文。计划生育工作，党员要包户，年轻党员一人包７户，年老党员一人包两户。有个老党员包了自己两个儿媳妇的计划生育。他对儿媳说：“二毛！”“么事？”“你两个归我包了。”“爹，莫担心，我们登记去就是了。”<br/> 给我们介绍情况的这位老农，是支部书记邱德纯。他也６４岁了，还有点偏瘫，但因他模范作用好，抓生产有一套，大家还是选他。他说，脱贫致富，好几年前就放在支部日程上了。老区可以穷一时，不能穷一代。我们一是发展集体经济，二是发展个体经济。我们搞了五小企业１２项，榨油呵，木材加工呵，建筑材料呵，一年收入５万元。我们用３万元为群众办福利，像全民用电；修灌溉渠道，能灌７００多亩；翻修２５间教室，给教师们发奖金；天灾人祸，到县里住医院的给５０元，死一口人给３０元，群众感到了党的温暖。我们还拿出１０００元买了２０万株杉树苗，分给大家栽种，１０年后就值２００多万元了……讲到这里，邱德纯站起来说，走，到村里看看。<br/> 村子里，土坯茅草房见不到了，换成一栋栋红砖青瓦的新房。荷塘边的场院上正在收打麦子，狗吠鸡鸣，一片忙碌；油坊正在榨油，飘来一股股油香。我们走进路右首的一家，见正堂上一幅年画的两旁，贴着对联：新春如意人寿家昌，盛世升平幸福绵长。桌子上放着电视机、录音机，旁边还立着一台电扇。这家主人叫邱德久，６口人，承包６斗田（合４亩２分），每年收一二吨杂交水稻，另外搞建筑收入１万多元。我们又来到照相个体户邱文澜家里，三间房有两间布置成了摄影室，风景画、美人彩照贴了满墙。邱文澜不在家，他爱人抱着小孩接待我们，她颇得意地说，她丈夫是全国个体劳协的会员，他的摄影作品获地区“光彩杯”奖第一名。我问：每月收入多少？她答：千把块吧！<br/> 走出村子，沿着村外的晏家河河滩，钻进了一大片竹林。顿时觉得天是绿的，地是绿的，空气也是绿的。竹雀在不远处飞着，叫着。乡党委书记黄成奇告诉我们，这片竹园有１００多亩，全部栽的是桂竹，也叫五月季竹、麦黄竹，每年可卖１７０００多元。再把竹子加工成各种器具，收入更可观。我在一杆嫩绿的新竹前站住了，久久凝望着那从深深的土壤中节节拔高的枝干……<br/> 杉木葱茏<br/> 吉普车在大山脊上颠簸爬行。爬上一个陡坡又一个陡坡，拐了一个急弯又一个急弯，坑坑洼洼，曲曲折折，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公路。但我们终于爬上了大山顶，到了陡山河乡武战岭林场的场部。<br/> 虽说在山顶，但满山都是郁郁葱葱的杉树林，加之下着蒙蒙细雨，场部房子里显得潮湿阴暗。有人拉电灯，但是停电。场长曾庆发说，咱们先到山上转转吧，外边还亮堂些。<br/> 刚才在车里，视线不广；现在走出来一看，呀，满山遍野尽是杉树，茫茫苍苍，遮天蔽日。我不禁惊呼一句：钻进原始森林了吧？！曾庆发说，这可全是人工林呵，一棵一棵都是我们栽的。他指指一排排参天大树的根部，可明显看到梯田一样一层层一行行的土垄，全是人工痕迹。曾庆发谈起林场的春秋来：<br/> 十多年前，这一带的山头还是光秃秃的。当时的老场长寇绍周带领３０多个能吃苦的年轻人，上山造林。他们头年整地，二年栽苗，住在山上，吃在山上，老场长最后也死在山上。一共造了３９００多亩山林，种树１００多万株，除了水杉、枫杨之外，主要是杉木，有３１００多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的劲头更足了，成立了林业科技组，办绿色企业，开绿色银行。提出“要想富，多种树；要脱贫，多造林”的口号。林场每年要间伐、砍伐６００亩，栽种６００亩，从１９８５年以来，已经收入１１０多万元了……听着他的介绍，我们对这位年轻场长感到兴趣，问起他个人的身世来。原来他才３３岁，烈士的后代。他太爷曾广科，是一个区的苏维埃主席，１９３０年牺牲了。曾庆发十几岁就跟随老场长寇绍周上山造林，风里来，雨里去，挖沟垄，栽树苗，学了一手好功夫。但他并不满足，先后拜河南农学院杨有乾教授、中国科学院亚林所赵军年教授为师，和他们通信，向他们索取科技资料，逐步成了林业土专家。他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老场长介绍他入了党，老场长去世后他接了班。１９８９年，林场被林业部评为全国先进乡村林场……<br/> 沿着林间小路，我们穿过一片又一片杉林，微风习习，鸟鸣啁啁。猛抬头，一座石碑立在面前。碑正面刻着：寇绍周同志纪念碑。<br/> 我们在碑前肃立。曾庆发满怀深情地说，老场长是为林场累死的。那天白天，他领着我们在山上干了一天活，晚上回来他还亲自给大家烧洗澡水。第二天早上没见他起床，喊也不应，推门一看，已经不行了……这块碑，是全林场的人给他立的。<br/> 离开武战岭林场，又走了一段更崎岖更险恶的山路，来到了八角寨林场。只见整座整座的大山，从山脚到山顶，被一道道绿色线条环绕着，像木刻刀雕刻的一般。是茶园？是梯田？走近一看，都不是，而是一株株嫩绿的杉树苗，其间间种着花生、黄豆。我们明白了，刚才看到的武战岭的今天，就是这里的明天啊！老区人民大约悟出来了：优势在山，希望在山，潜力在山。温饱靠田地，致富靠林场。一手抓千斤亩，一手抓万宝山。<br/> “红田”碧翠<br/> 悠悠倒淌河水从村前静静流过，青青鲶鱼山在村后蜿蜒起伏，葱绿的秧田围绕村庄，这就是红二十五军创始人之一的吴焕先同志出生地——箭场河乡四角曹门村。<br/> 我们满怀敬意跨进门来，见堂屋正中摆着吴焕先同志遗像，两旁是领导人的题词条幅。吴焕先同志的侄媳妇肖荣华迎出来接待我们。她看上去有５０多岁，普普通通的农妇。她告诉我们，吴焕先同志的父亲、大哥、大嫂、二哥、小弟均被敌人残杀，住房也早被地主恶霸以火焚之，现在这房子，是解放后照原样复制的。我们问起她现在的生活情况，她说，一家人都在种田，日子勉强过得去。她叹息一声说，我叔要不牺牲就好了……说着说着，难过地流下泪来。<br/> 从吴焕先故居出来，走不多远，来到一片秧田的旁边，在茵茵芳草地上，一株粗大的乌柏树下，矗立着一块碑，上刻“三百烈士英勇就义纪念碑”。这是１９２７年黄麻起义失败后，敌人屠杀革命人民的刑场，这片黄泥水田变成了“红田”！<br/> 看着“红田”里茂茂盛盛的秧禾，看着不远处簇簇的茶园，我心情很不平静。陪同我们的县负责同志大约看出了我的心思，走到我身边，沉沉地说：新县人民，对革命贡献太大了。这地方，的的确确是烈士鲜血浸红的。我们在县里乡里工作，常常在夜里，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好像能听见烈士们牺牲前的呼喊，这时候我们就感到心惊肉跳，不禁自问，我们没有背叛他们吧？我们今天的工作是他们昨天的希望和理想吧？他们过去利用大别山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我们今天就不能利用大别山来发展经济吗？……这个县，人均只有７分耕地，７亩山场。我们一手抓“七分田”，解决全县３０万人口吃饭问题，一手抓“七亩山”，脱贫致富。这些年我们摸出点路子了，发展以杉木为主的用材林，以板栗、油茶为主的经济林，以茶叶为主的多种经营，开展乡、村、组、联户、个体５级办林场，现在，５级林场已有１３００多个，营林面积达２７万多亩……<br/> 这时晚霞似火，茶园那边，采茶姑娘的歌声随风飘来；“红田”旁边，列宁小学校的学生们举着少先队旗欢乐地走过……<br/> 呵，“大别山红旗不倒”——它在今天似乎又增添了新的含意……<br/> １９９０年夏，于新县烈士纪念馆旁
第5版(文学作品)<br/>专栏：<br/><br/> 生死界碑前<br/> 陈梅 四长<br/> １９９０年元月６日，西安天阴多云。<br/> 上午８点钟，一辆手术车被推进陕西省人民医院手术室，车上躺着的病人是全国劳动模范、农业科学家李立科。<br/> 焦急地守候在手术室外的，有他的妻子儿女，有他所在单位陕西农科院的院党委书记和院长。<br/> 将要进行的是上颌窦癌的切除。肿瘤部位在敏感的面部三角区，手术难度很大。省医院和四医大为此派出了最好的医生。<br/> 徐山林、林季周、王双锡等几位副省长，十分关心这次手术，他们和医生一起商量手术方案，一再地叮嘱医生：要想尽一切办法，挽救这位每年给国家拿回四五个亿的农业科学家。<br/> 当年李立科蹲点住过１３年的武功县皇中大队，一村人为他的病寝食不安。他的房东大娘专意邀了村里七八个老婆婆，坐上手扶拖拉机到２５公里外的老武功庙会去为他抽签算卦。这当然是荒唐的，但当抽了一个上上签，卜他遇难化吉时，虔诚的老婆婆们竟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br/> 医院通知元月６日要动手术。元月２日，甘井乡的父老乡亲特意包了辆大轿车，连坐带站，满匝匝挤了８０多人，专程到西安来看李立科。除了鸡蛋、核桃、小米等吃食外，乡亲们还给病中的李立科送了一块匾，上写：“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br/> 妻子耿凤玲——一个年过半百的身材胖实的家庭妇女，此刻呆呆地守在手术室门口，一分一秒地看着手表，她觉得时间过得好沉重，好沉重。<br/> 她陷入了一段段过去生活的回忆——<br/> ９年前，立科一个人到甘井去。那时的甘井，全乡小麦平均亩产只有４８．５公斤，一个日工值只有３角钱。老百姓吃没吃的，用没用的。年节走亲戚，换不上一件新衣裳，给人送的“礼馍”，还是那种包个白面薄皮儿的玉米面窝窝。<br/> 看见老百姓穷成这样，他真动了感情，回家来抹泪不止。为了集中心思帮助农民致富，他说服妻子儿女，全家落户甘井乡，并于１９８４年弃官为民，辞去陕西省农科院副院长的职务。<br/> 参加工作３２年，他在农村蹲点２８年。过去，他总是工作、工作，仿佛没感到妻子儿女的存在。如今，当站在生死界碑前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自己一生最对不住的是妻子。结婚多少年来，他没陪她看过一次电影，没逛过一次公园。他留给妻子的，是２０００元的债务。<br/> 她知道，他实在不想死。今年种的６亩小麦试验田，亩产有望突破４００公斤，他想亲眼看到那收获的日子。如果那时他真的死了，他请求将他埋在他的试验田里，上立一块碑，写上：“这块地产过４００公斤”……<br/> 耿凤玲思绪如麻，农科院的两位领导也心潮难平。在焦急的等待中，他们的话题一直离不开李立科，他们反反复复地回顾、议论着李立科这些年来的勇敢探索和卓著成绩，仿佛越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越发掂出了李立科的价值，越发感到此人的不可失去。<br/> 多少年来，人们对渭北旱塬粮食低产原因的定论是：干旱“缺水”。按照这一思路，战天斗地的人们搞过打井会战，搞过抽黄（河水）上塬的宏伟工程。结果搞了多年，花了几个亿，所实现的灌溉面积还不及全区耕地的１／２０。<br/> 面对“就水抓水”的苦苦挣扎，李立科不为“定论”所束缚。１９８２年夏收后，他注意对不同产量的麦田土壤水分进行测定，结果发现，施肥多、亩产高的自留地，对土壤深层的水分利用率高；而低产田块土壤深层的水分几乎未被利用，每亩贮水量尚有４０多立方米。他由此得出结论：渭北旱塬小麦低产的原因，固然有自然降水少的因素，但眼前主要是土壤瘠薄，不能充分利用土壤深层的水分。<br/> 为此，他于次年又进行了不同肥料对小麦根系生长影响的对比试验，完成了他的以磷促根调水的旱塬小麦栽培技术。这一技术的应用，使甘井乡的小麦平均亩产比原来净增１４０多公斤。全乡１９８９年给国家提供的商品粮，由他蹲点前的２３万公斤增加到１７０万公斤。原来被称为合阳县的“西伯利亚”的甘井乡，现在户存万斤粮的农家比比皆是。至于这一技术给整个渭北旱塬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就要以亿来计算了……<br/> 下午两点钟，焦急守候的人们终于出了一口长气。李立科从手术室里出来了。手术进行了６个小时，做得非常成功。<br/> 他觉得自己走了好远好远的路，仿佛走了一生的路程。走到生死界碑前，他记起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又走了回来。<br/> 他朦朦胧胧回到了甘井，回到了他的试验田，又见到了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br/> （作者单位：陕西《当代青年》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