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金马人物特写征文
“傻大姐”小传
毕国昌 曹仁义
这是８０年代最后一个冬天。雪花轻轻拥抱起哈尔滨，一片挨着一片亲吻着房屋、街道和行人。
傍晚，下了班的客运员朱莲香从哈尔滨火车站出来，匆匆忙忙地朝哈尔滨市一家医院走去，准备去看她生病住院的小儿子长帅。洁白的雪地在她的身后印下一串脚印。这时，她突然发现，前边有一个捂着大肚子的孕妇正在雪中踉踉跄跄朝前走，蜡黄的脸，像是被雪花舔走了血色，十分难看。朱莲香一怔，赶忙迎着那孕妇走去。“大妹子，你是不是要生了？”
“大姐，我……我……”那女人眼噙泪花儿，痛苦、焦躁、凄哀的目光里，闪动着渴望帮助的神情，“我去安徽，咳，早不生，晚不生，这不当不正的在道上，我一个人……”孕妇哽咽住，讲不下去了，簌簌而落的泪水替代了语言。
“走，去医院！”朱莲香立刻搀扶着那孕妇朝铁路医院走去。替她办好了住院手续，并垫付了住院押金，转身出去，从卖茶蛋的老太太那里买回１０个没用酱油煮的鸡蛋，塞到孕妇的手上，“吃了，吃了有劲。”话音刚落，她又转身出去，挤上１１路公共汽车，赶到十几公里之外的家里，熬上一锅小米粥，用毛巾被包得严严实实，端着它风急火燎跑回医院：“妹子，趁热喝点粥，补补身子吧。”
那孕妇端起碗，泪水像断线的珍珠，噼噼啪啪地滚落进还冒着热气的粥里……
在这以前的一天夜里，朱莲香发现站台上站着一位老大娘，衣衫单薄的身子在寒风中颤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树良，你咋还不来呢？”原来，老人是从山东来找六年前在哈市落了户的儿子的。第一次出远门，钱包和地址丢失在火车上了。老人只记得儿子张树良住在一个什么屯。
“走，先到我家去，我替你找儿子。”满脸微笑的朱莲香说着就去拎老大娘的包裹。安排她在车站值班室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下了夜班的朱莲香把老大娘带到十几公里之外的家里。自己用煤棚子改造的小偏屋太小，只有８平方米。她让老人睡床，自己睡在临时搭的一个板铺上。像招待自己家的亲戚一样，换着样给老人调剂伙食。吃完饺子，下馄饨，炖了小鸡，烧鲜鱼……朱莲香利用五天休息时间，在哈尔滨市郊跑了１８个屯子，就是找不到张树良。
第六天，朱莲香跑到公安局户籍处，把全市１００多个张树良的卡片，给翻个底朝上，还是没有对上号。她急得吃不好，睡不稳。老大娘看到不沾亲不带故的朱莲香为自己这样热心，太过意不去。她反过来劝朱莲香：“闺女，俺不找儿子啦，回家了。”朱莲香一听急了：“你要这样走了，让我多难过。我没有尽到责任呀！”大娘先是一怔，然后落了泪，说：“闺女，你有什么责任？你没责任。”朱莲香说：“大娘，我的责任就是不让旅客带着困难从我这里离开。”
这是何其艰难的责任！在这方圆１６００多平方公里、４００万人口的哈尔滨，找一个陌生的张树良，不是大海捞针吗？可朱莲香坚信自己能找到。因为，这类事她做了好几百件，没有一次让旅客失望而去。这次也不能例外。
第９天，她把寻找的范围扩大到哈尔滨所辖的县市。终于在阿城市新华屯找到了老大娘的儿子。母子见面，老人老泪纵横，对儿子说：“记住，没有这闺女，你娘一股火上来，怕是就死在路上了。”
是呀，有人事后对朱莲香说：“你不是缺心眼，是啥？换个人不会揽这闲事。万一，老太太死在你手上呢？”闻听此言，朱莲香半晌才转过向来：“我也没想那么多呀。”
不错，她确实没想那么多。在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处世哲学的人的眼睛里，朱莲香做的这些都是“傻事”。那么，只有“傻子”才做“傻事”。
这就是“傻大姐”朱莲香，一个极为普通的客运员，普通的共产党员。可在１２年的客运工作岗位上，她不分份内份外，为数以万计的旅客和路人做了许许多多好事。她曾以亲人的名义为２５名旅途生命垂危的病人签字动手术，在她的挽救、护理下，上百名重危病旅客恢复健康。她亲自为１８名死者送葬料理后事，帮助３０多名被拐卖或丢失的儿童重回亲人怀抱。为此，她付出了无数个休息日，垫付了上万元人民币和难以用金钱和时间计算的心血。她得到的是１万多封感谢信，四十几幅匾额和锦旗。
对此，朱莲香说：这就是我的荣誉和财富，我满足了。
（作者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年轻的思绪
汪国真
独白
别以为我性格开朗
我也有许多忧伤
也有许多失眠的日子
吞噬着我
生命从来不是只有辉煌
只是我喜欢笑
喜欢空气新鲜又明亮
我愿意像茶
把苦涩留在心里
散发出来的都是清香
这不是我的过错
这不是我的过错
是你 使我无法
保持沉默
纵使表白后
方知是一场误会
我也宁愿发生一些什么
不是不会品味沉默
不是一时耐不住寂寞
只因为对我来说
——你是春光
我的心是含苞欲放的花朵
海岸
你总是和很多
最美丽的向往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就像白天的我们
和梦中的自己
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绮丽
在一个旭日喷薄的清晨
徜徉在微风吹拂的沙滩
倾听海洋蔚蓝色的呼吸
面对大海
面对无数流逝了的世纪
不知不觉 心的四周
轰然坍塌了
忧郁垒砌成的墙壁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大别山深处
凌行正
来到大别山腹地的新县山区，见到每一户农民盖新房，宅基旁总竖着一根杆子，杆顶上悬挂着一块红布，在翠谷浓荫间飘飘扬扬，非常耀眼。我好奇地问：这是当地的习俗吗？答道：是的，但也表示大别山红旗不倒哩！
“大别山红旗不倒”，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用鲜血和生命证明了的。仅就新县而言，这里是鄂豫皖苏区首府和鄂豫皖中央分局所在地，是红一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工农红军的摇篮，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到达的纵深地带；这里，在２０多年间有３５０００多人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到新县，人们都会告诉你，电影《五更寒》就是描绘这里的人民，在极端的艰难困苦中，坚持革命斗争的事迹的。
然而，岁月在匆匆流逝，硝烟也早已散去，人们谈论的话题也在悄悄转移。于是，传来了老革命根据地依然贫困的信息。山高路远，交通闭塞，这些昔日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变成了今日发展经济的桎梏。人们在关心着老区的建设，党和国家在支援着老区的建设。但我想知道的，却是今日老区人民的心态究竟如何呢？那鲜血浸红的土地，难道开掘不出新的矿藏吗？因此，当我又听到“大别山红旗不倒”，心里轰然一震，似乎一下子触到了当今老区人民的心弦。回想这些天在新县山区的所见所闻，眼前的确闪动着一面不倒的红旗……
桂竹婆娑
在邱家店村的村头山坡上，我们走进一间类似连队俱乐部的房子。房子正面墙上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画像，四周摆着报刊、图书，贴着红红绿绿的各种图表。这种场所，在今天的农村里似不多见，难道是村的办公室？
一位身穿白布衫、黑布裤的老农民，操着一口浓重的鄂豫边区的口音（被北方人称为“蛮子”的口音），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村的党员活动室。这个山村党支部有２６名党员，６０岁以上的还有９人。别看他们年纪大，每人每年要为群众办５件好事。老党员邱德作６８岁了，是五保户，还能为群众干些什么呢？他就在农忙时帮村里人放牛，不收分文。计划生育工作，党员要包户，年轻党员一人包７户，年老党员一人包两户。有个老党员包了自己两个儿媳妇的计划生育。他对儿媳说：“二毛！”“么事？”“你两个归我包了。”“爹，莫担心，我们登记去就是了。”
给我们介绍情况的这位老农，是支部书记邱德纯。他也６４岁了，还有点偏瘫，但因他模范作用好，抓生产有一套，大家还是选他。他说，脱贫致富，好几年前就放在支部日程上了。老区可以穷一时，不能穷一代。我们一是发展集体经济，二是发展个体经济。我们搞了五小企业１２项，榨油呵，木材加工呵，建筑材料呵，一年收入５万元。我们用３万元为群众办福利，像全民用电；修灌溉渠道，能灌７００多亩；翻修２５间教室，给教师们发奖金；天灾人祸，到县里住医院的给５０元，死一口人给３０元，群众感到了党的温暖。我们还拿出１０００元买了２０万株杉树苗，分给大家栽种，１０年后就值２００多万元了……讲到这里，邱德纯站起来说，走，到村里看看。
村子里，土坯茅草房见不到了，换成一栋栋红砖青瓦的新房。荷塘边的场院上正在收打麦子，狗吠鸡鸣，一片忙碌；油坊正在榨油，飘来一股股油香。我们走进路右首的一家，见正堂上一幅年画的两旁，贴着对联：新春如意人寿家昌，盛世升平幸福绵长。桌子上放着电视机、录音机，旁边还立着一台电扇。这家主人叫邱德久，６口人，承包６斗田（合４亩２分），每年收一二吨杂交水稻，另外搞建筑收入１万多元。我们又来到照相个体户邱文澜家里，三间房有两间布置成了摄影室，风景画、美人彩照贴了满墙。邱文澜不在家，他爱人抱着小孩接待我们，她颇得意地说，她丈夫是全国个体劳协的会员，他的摄影作品获地区“光彩杯”奖第一名。我问：每月收入多少？她答：千把块吧！
走出村子，沿着村外的晏家河河滩，钻进了一大片竹林。顿时觉得天是绿的，地是绿的，空气也是绿的。竹雀在不远处飞着，叫着。乡党委书记黄成奇告诉我们，这片竹园有１００多亩，全部栽的是桂竹，也叫五月季竹、麦黄竹，每年可卖１７０００多元。再把竹子加工成各种器具，收入更可观。我在一杆嫩绿的新竹前站住了，久久凝望着那从深深的土壤中节节拔高的枝干……
杉木葱茏
吉普车在大山脊上颠簸爬行。爬上一个陡坡又一个陡坡，拐了一个急弯又一个急弯，坑坑洼洼，曲曲折折，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公路。但我们终于爬上了大山顶，到了陡山河乡武战岭林场的场部。
虽说在山顶，但满山都是郁郁葱葱的杉树林，加之下着蒙蒙细雨，场部房子里显得潮湿阴暗。有人拉电灯，但是停电。场长曾庆发说，咱们先到山上转转吧，外边还亮堂些。
刚才在车里，视线不广；现在走出来一看，呀，满山遍野尽是杉树，茫茫苍苍，遮天蔽日。我不禁惊呼一句：钻进原始森林了吧？！曾庆发说，这可全是人工林呵，一棵一棵都是我们栽的。他指指一排排参天大树的根部，可明显看到梯田一样一层层一行行的土垄，全是人工痕迹。曾庆发谈起林场的春秋来：
十多年前，这一带的山头还是光秃秃的。当时的老场长寇绍周带领３０多个能吃苦的年轻人，上山造林。他们头年整地，二年栽苗，住在山上，吃在山上，老场长最后也死在山上。一共造了３９００多亩山林，种树１００多万株，除了水杉、枫杨之外，主要是杉木，有３１００多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的劲头更足了，成立了林业科技组，办绿色企业，开绿色银行。提出“要想富，多种树；要脱贫，多造林”的口号。林场每年要间伐、砍伐６００亩，栽种６００亩，从１９８５年以来，已经收入１１０多万元了……听着他的介绍，我们对这位年轻场长感到兴趣，问起他个人的身世来。原来他才３３岁，烈士的后代。他太爷曾广科，是一个区的苏维埃主席，１９３０年牺牲了。曾庆发十几岁就跟随老场长寇绍周上山造林，风里来，雨里去，挖沟垄，栽树苗，学了一手好功夫。但他并不满足，先后拜河南农学院杨有乾教授、中国科学院亚林所赵军年教授为师，和他们通信，向他们索取科技资料，逐步成了林业土专家。他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老场长介绍他入了党，老场长去世后他接了班。１９８９年，林场被林业部评为全国先进乡村林场……
沿着林间小路，我们穿过一片又一片杉林，微风习习，鸟鸣啁啁。猛抬头，一座石碑立在面前。碑正面刻着：寇绍周同志纪念碑。
我们在碑前肃立。曾庆发满怀深情地说，老场长是为林场累死的。那天白天，他领着我们在山上干了一天活，晚上回来他还亲自给大家烧洗澡水。第二天早上没见他起床，喊也不应，推门一看，已经不行了……这块碑，是全林场的人给他立的。
离开武战岭林场，又走了一段更崎岖更险恶的山路，来到了八角寨林场。只见整座整座的大山，从山脚到山顶，被一道道绿色线条环绕着，像木刻刀雕刻的一般。是茶园？是梯田？走近一看，都不是，而是一株株嫩绿的杉树苗，其间间种着花生、黄豆。我们明白了，刚才看到的武战岭的今天，就是这里的明天啊！老区人民大约悟出来了：优势在山，希望在山，潜力在山。温饱靠田地，致富靠林场。一手抓千斤亩，一手抓万宝山。
“红田”碧翠
悠悠倒淌河水从村前静静流过，青青鲶鱼山在村后蜿蜒起伏，葱绿的秧田围绕村庄，这就是红二十五军创始人之一的吴焕先同志出生地——箭场河乡四角曹门村。
我们满怀敬意跨进门来，见堂屋正中摆着吴焕先同志遗像，两旁是领导人的题词条幅。吴焕先同志的侄媳妇肖荣华迎出来接待我们。她看上去有５０多岁，普普通通的农妇。她告诉我们，吴焕先同志的父亲、大哥、大嫂、二哥、小弟均被敌人残杀，住房也早被地主恶霸以火焚之，现在这房子，是解放后照原样复制的。我们问起她现在的生活情况，她说，一家人都在种田，日子勉强过得去。她叹息一声说，我叔要不牺牲就好了……说着说着，难过地流下泪来。
从吴焕先故居出来，走不多远，来到一片秧田的旁边，在茵茵芳草地上，一株粗大的乌柏树下，矗立着一块碑，上刻“三百烈士英勇就义纪念碑”。这是１９２７年黄麻起义失败后，敌人屠杀革命人民的刑场，这片黄泥水田变成了“红田”！
看着“红田”里茂茂盛盛的秧禾，看着不远处簇簇的茶园，我心情很不平静。陪同我们的县负责同志大约看出了我的心思，走到我身边，沉沉地说：新县人民，对革命贡献太大了。这地方，的的确确是烈士鲜血浸红的。我们在县里乡里工作，常常在夜里，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好像能听见烈士们牺牲前的呼喊，这时候我们就感到心惊肉跳，不禁自问，我们没有背叛他们吧？我们今天的工作是他们昨天的希望和理想吧？他们过去利用大别山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我们今天就不能利用大别山来发展经济吗？……这个县，人均只有７分耕地，７亩山场。我们一手抓“七分田”，解决全县３０万人口吃饭问题，一手抓“七亩山”，脱贫致富。这些年我们摸出点路子了，发展以杉木为主的用材林，以板栗、油茶为主的经济林，以茶叶为主的多种经营，开展乡、村、组、联户、个体５级办林场，现在，５级林场已有１３００多个，营林面积达２７万多亩……
这时晚霞似火，茶园那边，采茶姑娘的歌声随风飘来；“红田”旁边，列宁小学校的学生们举着少先队旗欢乐地走过……
呵，“大别山红旗不倒”——它在今天似乎又增添了新的含意……
１９９０年夏，于新县烈士纪念馆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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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死界碑前
陈梅 四长
１９９０年元月６日，西安天阴多云。
上午８点钟，一辆手术车被推进陕西省人民医院手术室，车上躺着的病人是全国劳动模范、农业科学家李立科。
焦急地守候在手术室外的，有他的妻子儿女，有他所在单位陕西农科院的院党委书记和院长。
将要进行的是上颌窦癌的切除。肿瘤部位在敏感的面部三角区，手术难度很大。省医院和四医大为此派出了最好的医生。
徐山林、林季周、王双锡等几位副省长，十分关心这次手术，他们和医生一起商量手术方案，一再地叮嘱医生：要想尽一切办法，挽救这位每年给国家拿回四五个亿的农业科学家。
当年李立科蹲点住过１３年的武功县皇中大队，一村人为他的病寝食不安。他的房东大娘专意邀了村里七八个老婆婆，坐上手扶拖拉机到２５公里外的老武功庙会去为他抽签算卦。这当然是荒唐的，但当抽了一个上上签，卜他遇难化吉时，虔诚的老婆婆们竟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医院通知元月６日要动手术。元月２日，甘井乡的父老乡亲特意包了辆大轿车，连坐带站，满匝匝挤了８０多人，专程到西安来看李立科。除了鸡蛋、核桃、小米等吃食外，乡亲们还给病中的李立科送了一块匾，上写：“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妻子耿凤玲——一个年过半百的身材胖实的家庭妇女，此刻呆呆地守在手术室门口，一分一秒地看着手表，她觉得时间过得好沉重，好沉重。
她陷入了一段段过去生活的回忆——
９年前，立科一个人到甘井去。那时的甘井，全乡小麦平均亩产只有４８．５公斤，一个日工值只有３角钱。老百姓吃没吃的，用没用的。年节走亲戚，换不上一件新衣裳，给人送的“礼馍”，还是那种包个白面薄皮儿的玉米面窝窝。
看见老百姓穷成这样，他真动了感情，回家来抹泪不止。为了集中心思帮助农民致富，他说服妻子儿女，全家落户甘井乡，并于１９８４年弃官为民，辞去陕西省农科院副院长的职务。
参加工作３２年，他在农村蹲点２８年。过去，他总是工作、工作，仿佛没感到妻子儿女的存在。如今，当站在生死界碑前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自己一生最对不住的是妻子。结婚多少年来，他没陪她看过一次电影，没逛过一次公园。他留给妻子的，是２０００元的债务。
她知道，他实在不想死。今年种的６亩小麦试验田，亩产有望突破４００公斤，他想亲眼看到那收获的日子。如果那时他真的死了，他请求将他埋在他的试验田里，上立一块碑，写上：“这块地产过４００公斤”……
耿凤玲思绪如麻，农科院的两位领导也心潮难平。在焦急的等待中，他们的话题一直离不开李立科，他们反反复复地回顾、议论着李立科这些年来的勇敢探索和卓著成绩，仿佛越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越发掂出了李立科的价值，越发感到此人的不可失去。
多少年来，人们对渭北旱塬粮食低产原因的定论是：干旱“缺水”。按照这一思路，战天斗地的人们搞过打井会战，搞过抽黄（河水）上塬的宏伟工程。结果搞了多年，花了几个亿，所实现的灌溉面积还不及全区耕地的１／２０。
面对“就水抓水”的苦苦挣扎，李立科不为“定论”所束缚。１９８２年夏收后，他注意对不同产量的麦田土壤水分进行测定，结果发现，施肥多、亩产高的自留地，对土壤深层的水分利用率高；而低产田块土壤深层的水分几乎未被利用，每亩贮水量尚有４０多立方米。他由此得出结论：渭北旱塬小麦低产的原因，固然有自然降水少的因素，但眼前主要是土壤瘠薄，不能充分利用土壤深层的水分。
为此，他于次年又进行了不同肥料对小麦根系生长影响的对比试验，完成了他的以磷促根调水的旱塬小麦栽培技术。这一技术的应用，使甘井乡的小麦平均亩产比原来净增１４０多公斤。全乡１９８９年给国家提供的商品粮，由他蹲点前的２３万公斤增加到１７０万公斤。原来被称为合阳县的“西伯利亚”的甘井乡，现在户存万斤粮的农家比比皆是。至于这一技术给整个渭北旱塬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就要以亿来计算了……
下午两点钟，焦急守候的人们终于出了一口长气。李立科从手术室里出来了。手术进行了６个小时，做得非常成功。
他觉得自己走了好远好远的路，仿佛走了一生的路程。走到生死界碑前，他记起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又走了回来。
他朦朦胧胧回到了甘井，回到了他的试验田，又见到了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
（作者单位：陕西《当代青年》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