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谈谈农业保险问题
王玉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的国情之一，是人口众多，土地不足，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土地还要减少，人口仍要增加，这是个很重的负担。我国的农业生产又具有两大特征。一个特征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薄弱，起点很低。另一个特征是自然条件的制约因素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幅员辽阔，但基本上处于季风气候，威胁农业生产的灾害种类很多，发生频繁。
我国农业的这种落后状态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了很大改观。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十年中，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号召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使农业生产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正在从“低投入、低产出、自我循环”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向“高投入、高产出、社会大循环”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转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农业生产“高投入”与“高风险”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因而研究保险事业如何为稳定和促进农业生产服务，如何建立和完善以保障农村的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年来，各地保险公司在发展农业保险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北京市保险公司就对保险如何促进北京郊区的农业生产作了积极的探索。相对来讲，京郊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较高，粮食和副食品生产都在发展规模经营，各级政府对于“服务首都、富裕农民”的“米袋子”、“菜篮子”工程都非常重视，这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既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稳定地发展粮食生产，北京市保险公司开展了与县、乡两级政府实行“联合共保”的试点工作。去年在怀柔、平谷、顺义、大兴、房山五个区县联合共保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收获保险”的承保面积已经超过２０万亩。今年又与昌平县政府达成一致意见，以保险公司定额补贴和无偿提供业务服务为前提，在该县２５个乡开展了以县政府为保险人的“粮食作物统筹保险”和建立“农业风险基金”的试点工作。为了丰富首都市民的“菜篮子”，为实行规模经营的农民分忧壮胆，以多种优惠措施保障蔬菜、养鸡、养猪等重点项目，扩大了养羊、养鱼、奶牛、肉牛、西瓜、蔬菜大棚等原有险种的承保比重，还设计开办了“冬瓜雹灾保险”、“露地蔬菜雹灾保险”、“大白菜保险”等一批新险种，在一些险种上实行了扩大保险责任、延长保险期限、加强防灾防疫等优质服务措施，从而促进了京郊农业的稳定发展，得到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支持。
从近年来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实践看，农业保险能否稳定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决“两个承受能力不足”的问题。所谓“两个承受能力不足”，就是如果按照经营性保险的一般原则来办农业保险，由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的收益不高，风险又很大，保费标准高了农民承受不了，低了保险公司承受不了。农民承受不了就不入保险，宁可去“撞大运”；保险公司如果只是“小保小赔，大保大赔”，宁可“不保不赔”，结果都会阻碍农业保险的发展。我们知道，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在农业生产上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农业保险是比较发达的，这主要是因为商品化生产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风险，只有参加保险才能转嫁风险，稳定经营，所以那里的农场主或农民风险意识很强，对保险有迫切要求。但是，即使这些国家的农业保险也同样存在“承受能力”问题，解决的办法一般是由政府的专门机构对农民和保险公司实行补贴，以鼓励农民投保和稳定保险公司的经营。这种办法是有优越性的，但目前在我国实行起来还有困难，因为我国农业经济占的比重很大，又处于发展时期，政府财力有限，完全由政府来补贴农险至少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在政府未能实行法定补贴或接受最终分保的情况下，如何冲出“两个承受能力不足”的困境？我认为，首先，保险公司要树立牺牲局部，顾全大局的观念。既然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个大局，既然农业的发展需要保险提供保障，那么，发展农险就是保险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局部看，承保企业经济效益可能要受点损失，但是局部的牺牲可以换取农业保险的较大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增强了广大农民的风险观念和自我保障意识，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必要的，应该看作是提高保险声誉和促进保险发展的一种投入。
其次，发展的步子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开办农业保险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但是步子不宜一下子迈得太大，必须充分考虑农业风险的多发性和难以抗御性的特点。步子迈得太大，主观上想多办好事，但是超出了保险公司的承受限度，该赔的赔不了，该多赔的赔少了，反而会挫伤农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另外，开展农业保险还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意识因素。历史积淀下来的小私有者意识在农民中仍有较多的遗留。如果我们“包”得过多，“揽”得过宽，非但不利于引导农民正确树立风险观念和自我保障意识，反而会产生道德风险。因此采取“控制规模、保证重点、限额亏损、自求平衡”的办法，即通过计划控制承保规模，把优惠政策充分体现在粮食、养猪、蔬菜等重点项目上面，亏损就不会超出承受限度。由于目前我国保险业是混合经营，而且有些险种赔付率较低，在统算盈亏条件下完全可以自求平衡，保障参加了保险的农民的利益。
第三，加强合作，争取多方支持。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而搞好农业保险，保障农村社会生产力的稳定发展，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搞好农业保险，只靠保险公司一家、一个积极性是不行的，要探索与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广大农民同心协力办好农业保险的路子。这种努力在一些地区已经收到成效，说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途径。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妇女运动的真实记录
——读《中国妇女运动史》
郭德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发生过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这些妇女运动和广大妇女的英勇斗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写、春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是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可喜成果，填补了中国妇女运动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空白。
这部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总结了中国妇女运动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内在规律。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与西方的女权运动不同，它是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在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事业中争取妇女解放的。它告诉人们，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解放，就没有中国妇女的解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放妇女。读了这部书，可以深深体会到中国革命胜利之不易，妇女求得解放之不易，从而深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有助于正确指导当前的妇女运动，探索实现妇女进一步解放的途径和方法，并激发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焕发人们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
这部书是在邓颖超同志倡议下，在各级妇联从事妇运史工作的同志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史料丰富，书中搜集、挖掘的很多材料，平时是很难见到的。它的出版，不仅对广大妇女和青年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一部好教材，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邓颖超同志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说：“这是一部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妇女运动实践的著作，是千千万万妇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鲜血和生命为革命、为自身解放英勇奋斗的记录，是多年从事妇女运动，特别是研究妇运史工作的同志们集体劳动的硕果。内容比较丰富，值得学习、研究。”这是对这本书的科学评价。
第5版(理论)
专栏：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当代思潮》杂志评论员
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暴乱的伟大胜利之时，国内外、海内外企望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断言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将会停顿下来。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对中国是否会坚持改革开放持有疑虑。一年来的实践已经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将中断改革开放进程的断言，对人们的疑虑也给予了明白的回答。
如果像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样，把改革当作资本主义化，把开放看作是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那末，在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被平息以来，中国确实没有实行这种所谓的“改革开放”。但是，如果把改革当作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把开放当作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力量的过程，那末，中国的改革不但没有停顿而是深化和前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但没有中断而是扩大了。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深化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轨道上，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实实在在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进程。举其要者：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完善，是在治理整顿中进行的，并且是为治理整顿服务的。治理整顿不但使我们取得了一个有利于深化改革的环境，而且为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了认真的有益的探索。
——在坚持和完善厂长在生产、业务指挥上的中心地位的同时，明确了企业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加强了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对干部的管理，这是企业领导体制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深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一年来，中央一再强调加强农业、稳定农村是稳定全局的保证。在农村改革中，把家庭联产承包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长期稳定下来的同时，又从农村当地的实际出发，逐步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农户分散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使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农村改革正在社会主义轨道上继续深化。
——对１９８４年以来成立的名目繁多的公司，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和整顿。对举国注目的“五大公司”的违法经营问题进行了审计和查处。
——打击了经济活动中的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和惩处了严重以权谋私行为，先后查处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海南省省长梁湘、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等领导干部。
——制定和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个文件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规定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内容、要求和基本形式，对指导和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
——紧密联系群众，密切党政机关、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同群众的关系，是深化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实在在地推进和深化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一年来，同西方舆论界关于“北京的枪声打碎了开放的希望，中国又要回到闭关锁国的年代”的预言相反，我们的对外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了。
——１９８９年我国批准“三资”企业的项目虽比上年下降２．７％，但协议外资金额与实际投入资金额却分别比上年上升５．６％和１４．１％。外商投资上亿美元的项目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新批准的外商独资企业数超过历年总和。外商投资企业１９８９年出口创汇共达４９亿美元，约占当年外贸出口的９％，比上年增长１倍。今年上半年外商投资项目又有较大幅度增加，并向大型化发展。目前全国“三资”企业已超过２．３万家，已开业的“三资”企业今年上半年生产增长达４０％左右。
——对外贸易创造了历史的新纪录。１９８９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１１１６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８．６％，其中出口额为５２５亿美元，增长１０．５％。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达４８７．４亿美元，其中出口２５６．５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５．４％。
——我国经济特区，沿海对外开放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１９８９年都有相当的发展。其中，在天津开发区，美国ＭＧＭ商业公司购买了５．３６平方公里的土地，具有７０年使用权，准备投资近３０亿美元；在上海浦东开发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已经成立，外资一方是美国杜邦公司；其它（如海南、辽东半岛等）地区也在加快开发。
——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制裁，多方施加压力，干涉我国内政，我国同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程度不同地出现困难和曲折。但是，我国同许多国家，特别是同周围邻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却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和加强。我国仍然保持和发展了同一些西方国家各界有识之士的关系。我们的国际交往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还应该看到，一年来我国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流有了前进。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兴办企业和进行贸易的数额和规模有较大增长，中国地区之间的开放在扩大。当然，这是与对国外开放具有不同性质的一种开放。
以上所列事实远非全面。但仅从这些例举中，足以看到我们的改革确确实实在深化，我们的开放确确实实在扩大，认为去年６月以后改革开放只是空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当然，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仍应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改革开放所以不可能停顿，而是走向深化和扩大，因为它不是某种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国策。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的社会形态。它消灭了剥削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迅速发展的优越作用，已经为社会主义的历史所证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不需要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要坚持改革，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既基本适应又不完全适应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旧社会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因而必须也完全可能通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来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正是这样阐述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它说：“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又说：“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根据。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坚持改革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毕竟还是一种新生的制度。它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不可避免地要在客观的和主观的重重矛盾和困难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因而它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善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不在长期的曲折的探索和创新中逐步臻于完善。探索和创新的内在的必然要求，就是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的初始阶段，改革就尤为必需和必要。但是，这种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自身基础上逐步完善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展的巨大成就表明，随着改革的前进和深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随之日益显现。企望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一心要使我国的改革成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我国人民制止动乱和平息暴乱，挫败了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化的图谋，切实推进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的进程。
大家知道，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沿着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取得的。我们并没有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而是依靠自己的探索和创新。当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又开始了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即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探索和创新。事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曲折的过程。不结合固然不行，结合得不好也是要吃苦头的。不论革命还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都表现为一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创新即改革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事业又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一代领导集体所坚持和推进，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探索、创新和改革的光芒，永远照耀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是一部敌视我国的势力对我国实行封锁与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封锁斗争的历史，是制裁与反制裁、遏制与反遏制的历史，当然也是一部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历史，而不是如有的历史学人所歪曲的那样，是什么实行封闭政策的历史。我们不但从来没有拒绝对外开放，而且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谋求扩大国际交往。封闭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思想体系，还是作为社会运动，或是作为国家制度，都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历史地把世界联结成一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深刻地指出：在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种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向世界，实行对全世界开放的基本国策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当然，我们是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开放，而不是依赖外国。邓小平同志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仅就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开放来说，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的扬弃。社会主义不但不拒绝资本主义造就的属于历史进步的文明成果，而且要积极地吸取这些成果来滋养和壮大自己。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对资本主义的东西盲目推崇，全盘吸收。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后来，针对思想领域存在精神污染的严重情况，邓小平同志又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企望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总想利用我们的对外开放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说，当社会主义国家“打开门，取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当把尽可能多的真理送过去”。国内也有人应声赞同，“以夷制华”。当我们拒绝这种所谓的“真理”即西方的社会制度及其相应的观念或“以夷制华”之类的主张时，这些人就断言中国拒绝对外开放。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当前阻挠和破坏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阻碍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主要错误倾向，主要障碍，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在思想领域里，我们斗争的主要锋芒所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贯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必要条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自由化对于改革开放的危害，不可忽视，更不可低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非常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了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其中，把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作为一件大事，放到了应有的位置。实践表明，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的改革正在深化，开放正在扩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正在克服重重困难中健步前进。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社会主义的前途一片光明。
（原载《当代思潮》１９９０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