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商榷
略论储蓄增加同市场疲软的关系
赵海宽
储蓄存款同商品市场是什么关系，当前商品市场的疲软是不是由储蓄存款的巨额增加所引起，这是目前不少人议论的话题。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谈些看法。
储蓄存款的巨额增加是治理整顿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的储蓄存款出现了巨额的增加。去年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增加１３３４亿元，在上年底余额３８０２亿元基础上增长３５％，为１９８８年的增加额７２８亿元的１．８３倍，比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８４年的３３年增加额１２１４亿元还多１２０亿元。今年来城乡储蓄存款的增长势头更加强劲，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又增加近一倍。虽然在增加的这些储蓄存款额中有一些水份，即包含着部分转存公款和个体经济户经营性资金，但比重不大，而且近几年一直有这个问题，因此它不能改变去年以来储蓄存款巨额增加的事实。
储蓄存款的巨额增加，是我国治理整顿取得显著效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１９８９年我国全年净投放货币只有２１０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在上年底基础上增长９．８％，投放额和增长率均不仅远低于１９８８年的６８０亿元和４６．７％，而且也低于本年度的计划。今年上半年的货币形势更好，货币回笼数额比去年同期大出五倍以上。由于货币投放基本得到控制，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差额缩小了，币值和物价逐步趋于稳定。１９８９年的零售物价水平，年底比年初实际只上涨６．４％，今年一到五月份，较去年同期更只上涨３．５％。与此同时，１９８９年我国银行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贷款１８００多亿元，其中仅第四季度就增加１２００多亿元。今年前几个月，银行贷款更是以高于去年同期几倍的规模增加。这就支持和保证了去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３．９％、国民收入增长３．７％、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增长２．２％的经济发展势头。
在这一期间，我国所以能够在增加较多的贷款的同时，把货币投放额控制在适当的额度之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争取到了储蓄存款的大幅度增加。目前储蓄存款已成为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去年银行、信用社增发的贷款中，约２／３来源于城乡储蓄存款。银行其它资金来源不仅数额较小，而且近期增加潜力不大。单位存款受经费或生产、经营规模的限制，银行自有资金也受银行业务数量的局限，均不可能增加很多。因此，假设去年储蓄存款没有那样巨额的增加，比如与１９８８年的增加额相同，即比实际少增加６００亿元，那就不可能出现当前这样显著的治理整顿成效。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在以下两种结果中选择一种：如果硬要把货币投放额控制在２１０亿元之内，则只有大幅度压缩贷款，把贷款增加额减少几百亿元。这就会使企业流动资金更加紧张，货款拖欠数额更大，生产增长速度下降更猛；如果仍要增发那么多贷款，则货币发行额就要大大超过２１０亿元，从而使物价的涨幅增大。
不应把商品市场疲软归因于储蓄存款的巨额增加
的确，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同消费品市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居民手中的现金和有价证券数额不变时，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数额之间就存在着此增彼减的关系。根据历史经验，在商品购买力大于商品可供量，出现慢性通货膨胀的情况时（如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储蓄存款的作用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增加储蓄存款能有效地减少准备购物保值冲击市场的货币，缓解通货膨胀和总需求同总供给的矛盾。近年来我国储蓄存款对治理整顿发挥的重要作用，就证明了这点。
然而我们也不能把储蓄存款对商品市场的影响看成绝对的，它虽对购物保值和可用可不用的货币有较强的吸引力，但对那些预定用于正常消费的货币的吸引力却非常有限。加之，当前由于存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现象，货币存入银行，除三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已实行保值办法外，二年及其以内的存款，按现行利率水平，在一段时期内利息实际是负数。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存款所以大幅度增加，主要由于人们在市场上难以买到更多的称心如意、价格适中的商品，同时又没有其它比参加储蓄更好的保值办法。所以，绝不是由于储蓄存款利率太高，吸引力太大，把一部分按正常情况应该购买商品的货币也吸引到了银行，才使某些商品市场陷入疲软境地。
再向深一层分析。银行吸收的储蓄存款不会放起来不用，而要全部通过贷款使用于社会。把这种存贷活动结合起来考察就会看到，它只改变购买力结构，即减少某些消费品购买力，增加某些生产资料购买力，并不改变购买力总量。这种购买力结构的变化本身，会减少对某些不正常的超前消费的商品及某些质次价高的消费品的需求，但对各种适销对路的消费品（包括某些新产品）的需求并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同时，通过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它又有可能促进某些短线的生产资料的增产。所以，这种购买力结构的变化，如果运用得好，是有利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的，也是有利于治理整顿的。再从总量的角度看，既然银行的储蓄存款在当年就全部贷放了出去，那么储蓄存款的巨额增加到底是不是引起市场疲软的原因，就转化为银行的贷款同存款的差额，更准确地说是整个银行资金来源同资金运用的差额，即货币发行额是否适当的问题。作者认为，由于物价还在小幅度地上升，说明当前市场货币流通量仍然偏多。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存款的巨额增加，的确促成了货币增发额的明显减少，从而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并未造成货币发行量的绝对减少，从而也并未造成总需求不足与由它引起的商品市场疲软。事实上，近年来出现的商品市场疲软，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疲软的特点，这种疲软并不是由于总需求已经小于总供给而引起的。
减少银行储蓄存款无助于克服商品市场疲软
那么当前商品市场疲软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条：
（一）治理整顿初期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１９８９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为４０００亿元，比上年减少５００亿元，扣除货币贬值因素，实际减少２０％以上。这就使基建材料和有关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需求有不同程度的收缩。
（二）清理整顿公司。这是治理整顿的重要措施之一。到１９９０年４月底已决定撤并公司１０万多家，占清理前公司总数的１／３以上，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商业中间环节，压缩了对商品的虚假需求。
（三）更加有效地压缩集团购买力和坚决实行廉政建设，使汽车、茅台酒和高级烟等商品的销售额有所下降。
（四）人们“买涨不买落”的心理。这是消费者的普遍心理，在发生过１９８８年７—８月间的抢购风之后，部分人的这种心理更加增强。那次抢购风不仅提前实现了一些购买力，而且使很多人认识到，购买暂时不用的商品不但会失掉货币的机动性，甚至可能出现商品损耗，价值受损。于是在物价趋稳的同时，不但很少有人继续提前购买，甚至不少人把部分本可在当前实现的购买也推后了。
（五）部分商品质次价高。有些商品质量低，不对路，无人购买。有些商品的价格在１９８８年抬得太高，之后并没有适当调低。
要克服商品市场疲软，就必须针对上述这些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第一，在继续坚持紧缩政策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第二，要花大力气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增加商品销售，特别是对农村的销售数额。与此同时，要大力调整产品结构，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限制不适销的产品的生产。第三，可考虑把部分高档消费品的销售价格放开。当前放开这部分商品的价格，能降低其价格水平，并在其价格下降中实现部分价格改革；能增加这些商品的销售额，缓解有关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现象；能减少借款利息和其它有关费用开支，降低企业产品的成本；能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促使其他商品市场趋于活跃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升。
如果我们不从这些方面采取措施，硬要采取措施减少银行储蓄存款，企图把储蓄存款挤向市场，促使人们增加购买，则肯定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如果现在我们采取措施真的挤走一部分储蓄存款，在银行其它资金来源以及资金运用变化不大的条件下，就意味着必须相应地增加货币投放。然而根据当前仍然存在着物价上涨、币值下降的事实，把增加货币发行作为治理市场疲软的主要办法，是很危险的。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绝不能因为当前商品市场存在疲软现象，就放松储蓄存款工作。我国现在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还实行着紧缩政策，因此绝不能淡化增加储蓄存款的决心，相反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改进工作，继续稳定地增加储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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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漫谈“古为今用”
李侃
走进琉璃厂东街，路北第一家古色古香建筑的门上，赫然挂着“孔膳堂”的金字牌匾。原来“衍圣公府”上的贵族宴席，“商品化”为与众不同的餐馆了。据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类叫“饮食文化”。“孔膳”是儒家祖师家传的菜肴，琉璃厂又号称“文化街”，孔膳堂开设于此，可谓名正而言顺。不独“孔膳”而已。现在还有不止一处新造的“大观园”和什么“红楼梦宴”，以及唐舞、宋、明一条街等等。孔子是封建时代的“圣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他们二人名气大，影响也深。如今大兴旅游，古董值钱，洋人好奇，国人好古，用“孔膳”和“红楼”之类招徕游人，吸引食客，开辟财源，积累资金，未尝不失为一个妙法。至于“孔膳”是不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老夫子亲自享用过的酒席，“大观园”是不是贾府上的原样儿，不问也罢。
由此，忽发联想：这不也是一种“古为今用”么！然而再一想又有些疑惑，觉得这种“用”法似应适可而止，倘如照此法门，无休止地“用”开去，恐怕真会弄成不伦不类的了。
“古为今用”这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国古代文化悠久而深厚，丰富而多采。现代的人们对它用什么，怎样用，学者们至今讨论不休，报刊上时常见到关于历史和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等等问题的文章与报道，就是为此而发。有主张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的；有说古代杰出人物的言行品德，可资启迪，值得效法的；有说古代的发明创造和古代英雄豪杰的智慧气节，可以激励后人、增强民族自尊自信的。所有这些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谈。马克思说过，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今人在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总要从古人那里继承有益的文化遗产，吸取有益的精神滋养。不过，这种继承和吸取，却没有开“孔膳堂”、造“大观园”那样方便；这些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也不像摆在仓库的物质材料，可以随意挑选，拿来就用，立见效益的。
怎样处理古今关系，是中国历来学者们探讨的一个大题目，“博古通今”被他们看成是做学问的极致。东汉王充的名言是“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叙论中，讲了一通封建帝王的“治国”之道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以今之宜治今日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可见，在古与今矛盾的对立统一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今而不在古。王充和王夫之都是封建时代的大思想家，如果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博古通今还有可能的话，在当今的社会主义时代，情况可就不同了。“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之“古”，未必“通”社会主义之“今”；“温”封建时代之“故”，未必“知”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新”。那末就不要“博古”和“温故”了吗？当然不是。问题在于怎样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处理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既有正面的典范性的事例，也有反面的荒唐的“样板”。正面的例子可以举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联系抗日战争的实际，具体生动地以古代典型战例，有力地论证了以弱胜强的事实，说明只要指导正确，战略和战术对头，日本侵略者不但可能被打败，而且是必然要被打败的。还有他的诗词，形式格律都是“古”的，而思想意境却完全是新的。此外还可以举出鲁迅、郭沫若等善于“古为今用”的思想文学巨匠。反面的例子，最典型的要数“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搞的“评法批儒”、“儒法斗争”一系列的“影射史学”，以及“批周公”、“批《水浒》”等把戏。结果把古今都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
无产阶级有与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它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鲜明的阶级爱憎，但是却没有狭隘的阶级私利。它要科学地继承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是却不需要像革命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那样，请出古代的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语言来演出历史的新场面。也不需像康有为那样，明明是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变法”，而却要打出“孔子改制”的旗号。
古代哲人和英雄豪杰的嘉言懿行、道德文章，固然有很好的哲理治道和雄才大略，足资赞美，足资敬佩，应该批判地吸收，但是却不能以此作为“古为今用”的出发点和落足点。因为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真理和道德。因此，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就不会有像“孔膳”和“大观园”那样古代现成的东西，供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拿来就用。
（原载《真理的追求》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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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研讨会述要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学习与研究》杂志社和北京师范学院政法系、宣传部、科研处、学报编辑部于不久前联合召开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研讨会。
与会同志首先回顾了人权理论发展的历史。人权思想的最早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之交的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一体论的思想中。人权作为政治实践问题，最早出现于欧洲中世纪土地贵族和国王的政治斗争中。从１６世纪开始，在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王权的政治斗争及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新兴资产阶级全面提出了关于人权的思想，使人权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被称之为第一次人权运动。１８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卢梭根据“天赋人权”的原则，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从而成为１７７６年美国“独立宣言”和１７８９年法国“人权宣言”以及这两国宪法的主要理论依据。从此，资产阶级人权理论被明确载入西方各国宪法，并作为“普遍真理”世代相传，很少有人对它产生过怀疑。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第一次对人权问题作了科学分析，并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是权利的最一般表现形式，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３７页）。通过对北美人和法国人所享受的人权的分析，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人格和人权的二重性，说明“人权之作为人权是与公民权不同”。（同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突破了早期狭隘的“天赋人权观”，更注重“人赋人权”。其特点是从追求单个人的权利转而要求集体的、群体的和阶级的权利。其内容也相应扩大，除要求个人的人身权利外，还提出了工作权、休息权、医疗保健权、受教育权、维持适度生活水准权，组织工会、政党、团体权、普选权、民族权等。以后，列宁在１９１８年主持制定和颁布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人权的内容和要解决的问题，并公开申明它与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有许多共同点，主张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来实现人民的权利。
与会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资产阶级人权观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①人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人的自然属性所固有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②人权不是普遍的、超阶级的，而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③人权内容是发展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④人权具有一定限度和范围，而不是绝对的和不受任何限制的。
与会同志认为，人权从开始提出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至今它仍是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和争议的重要问题，甚至是跨出国家的界限，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使广大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人民认识到，要挣脱一切剥削和压迫阶级枷在自己身上的锁链，争做新世界的主人。
首先，人权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人权问题；相反地，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准确地阐释我国党和政府对人权问题的立场、观点、方针和原则，用事实批驳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在人权问题上对我国的攻击和诽谤。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无产阶级从不一般地否定人权，而是主张经过革命改造，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只供少数人享有的人权，改变成供绝大多数人享有的社会主义人权。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始了消灭私有制的伟大历史进程，为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第三，广泛开展对马克思主义人权问题的学术理论研究。人权问题涉及众多学科，如哲学、法学、政治、历史等。长期以来，国内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者有没有自己的人权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一概拒绝和排斥一切关于人权的思想和理论，存在着某些疑虑。在国际范围内，有些人公开宣扬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无视人权，污蔑中国共产党践踏人权。因此，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问题的研究分析。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加强调查研究，举办一些研讨会，相互切磋，写出一批简明易懂的普及读物，从观念上、理论上、法制和实践上研究和分清两种人权观的根本对立，搞清两种人权观的实质，提高识别是非能力，有助于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林建公 周金榜整理）
第5版(理论)
专栏：
《社会主义若干问题讲座》即将出版
为配合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级以上干部，学习和研究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宣传教育，当代思潮杂志社最近举办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研讨班”，邀请袁木等领导同志和高水平的著名专家、学者，分别主讲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这是一套完整的系列报告，这些报告联结起来，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为了适应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的迫切需要，当代思潮杂志社将这套完整的系列报告编辑成书，定名为《社会主义若干问题讲座》，由红旗出版社于一九九○年八月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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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形象化
教材编摄座谈会在京召开
为适应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和中国教育科学音像研制中心就联合编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形象化教材，在京召开座谈会。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国家教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及专家到会，对这套教学系列录像片的编、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和希望。用音像手段把抽象的哲学原理形象化的表达出来有较大难度，是一项新的尝试。该片以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纲要》一书为基准，本着观点鲜明、重点突出、讲清难点的原则，注重理论结合实际，达到深入浅出、通俗易学的目的，并充分利用音像手段的特点，以社会生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中的实例，形象、生动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会者认为，这套形象化教材的摄制，将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运用它来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干部群众的理论素质，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预计该片年内完成并正式出版发行。 （晓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