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风沙紧逼北京城”趋于缓解
首都周围绿化工程显示综合效益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２日电 （农民日报记者洪卓民、新华社记者黄正根）１１年前，有关人士曾发出“风沙紧逼北京城”的警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进入９０年代，问题解决得怎样？
最近，记者为此采访了河北省张家口、承德、唐山等地市，并在途中遇上了正在爬山涉水为这一绿色事业奔忙的京津周围地区绿化领导小组组长马玉槐。这位７４岁高龄的林业部老顾问告诉记者，在京津冀的大力支持下，才开始５年的京津周围地区绿化工程，已完成工程造林种草９９８．４万亩，其中人工造林５０３万亩，３年保存率８５％以上。这些林草工程，已初步发挥了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控制水土流失、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等多种效益。
京津周围地区绿化工程是在１９８５年前后，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由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副主任刘中一及林业部副部长马玉槐等亲自考察确定的，其范围包括京、津两市郊区及河北省的５０个县（区），是“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的重点工程。其中张家口与承德，是北京的风沙入口和水源所在，唐山市则是“引滦入津”工程的水源所在，位置同样重要。
三伏天的张家口坝上地区，仍刮着六、七级大风。但记者一路所见，可以说是“有风无沙”，这一方面是时逢盛夏，草木繁茂，难以起尘；另一方面应归功于层层防护林带。在与内蒙古草原交界地区，已建起了５公里宽的防风林带，总长８００多公里；而在沿坝地区，防风林带总长７００公里，宽度达到２０公里；再加上坝下的低山水土保持林和丘陵平原的农田林网，已形成了防风固沙的４道防线。据北京市有关部门观测，困扰京城多少年代的尘暴日、扬尘日、浮尘日，由７０年代的每年２９天，至１９８７年已下降为１９．８天，１９９０年上半年又比３年前的同期下降。
承德地区和唐山市，是京津两市的上游水源区，白河、潮河、桑干河、滦河等分别流入密云、官厅、潘家口水库。为了保持水源充裕，水质洁净，当地政府组织农民开展大规模的治山治水工程。
这些地市在“服务首都，致富当地”的原则下，兼顾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注意长、中、短期收益的结合。如在坝上地区，主要抓林草、林牧结合。沽源县正在进行的使部分乔木灌木化的试验，可能为畜群开辟速生快长青饲料的新途径；承德有些缺燃料的地区，把营造用材林与薪炭林相结合，树下还可点豆种粮；迁西与迁安的“围山转”，则是造林与发展干果、鲜果、粮食作物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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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战”而胜夸宝丰
——访“烟叶王国”里的新星
唐宇 朱硕民 牛守贤
正值烟叶收购季节，一踏上河南省宝丰县的土地，就看见，公路大道、乡间小径，像娶媳妇那样高兴的烟农，自行车上带着烟，架子车上装着烟，拖拉机上拉着烟，一路欢笑一路歌，向烟叶收购站涌去。
在赵庄烟站，闵庄村中年农民杨建林笑眯眯地说：“俺家老少５口，种了３亩烟，往常一亩８００块，今年至少也得弄它１０００块。”县委书记侯邦告诉笔者，像杨建林这样靠种烟致富的农民，全县有的是。
目睹宝丰县烟叶生产的丰收景象，使我们不由想起了前两年全国范围内的“烟叶大战”。侯邦同志幽默地说：“我们没有‘参战’，却不战而胜了。一些地方企图依靠烟叶大战，松级松价多赚钱，结果事与愿违，坑了国家，也害了自己。我们靠的是提高烟叶品质，使国家、农民、烟草公司的根本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全县农民卖烟收入达７０００多万元，烟草公司上交利税３２００多万元，每年都比１９８６年翻了一番。”
笔者采访了周庄乡杨岗村农民张进会。这位与烟叶打了２０多年交道的农民心直口快地说：“‘烟叶大战’虽然使俺暂时得到了实惠，多卖了几个钱，可心里觉得不踏实，再说这也不长远。这几年烟叶种好了，没发生‘大战’，卖钱倒比过去多了。”
为了彻底弄清宝丰县不“战”而胜的秘密，我们采访了该县烟草公司经理张仁义。他介绍说，宝丰县人均耕地只有１．２亩，民以食为天，靠扩大种植面积发展烟叶生产理不顺，路也不通。为此，县委、县政府确立了不与粮食争地、主攻烟叶质量的指导思想。１９８６年他们在争得“中美合作改进提高中国烟叶质量”试点县之后，紧紧抓住这个机遇锲而不舍，通过小批“正规军”（国家科技人员），培养大批“土八路”（农民技术员），搞了１００个百亩优质烟示范田，使当今中外先进的烟叶育苗、移栽、管理、收采、烘烤等技术，畅通无阻地流入千家万户。全县７万亩烟叶实现了品种优良化、栽培规范化、种植区域化，烟叶质量显著提高，上等烟比例由过去的２％提高到３３％，受到了烟草专家的高度评价。
进入８０年代，烟草的核心问题是质量问题。质优则兴，质劣则亡。发展优质烟，使宝丰横行竖走都是路。
长期以来，我国生产的名牌高级卷烟，主料烟依靠进口，而出口的烟叶只能做填充料。如今，宝丰烟不但作为主料出口，还定向供应广州、上海卷烟厂，代替进口主料烟使用。厂家由于节省了２／３的外汇且使用价值高，除烟叶本身照价付款外，还给了相当可观的扶持费，１９８７年至今，宝丰共得扶持款１２００多万元。
为体现优质优价，中国烟草总公司决定宝丰在全国首家推行４０级收购制。这样，只要烟叶质量好，烟农的收入又要增一块。
正在该县参加全国烟叶生产现场观摩会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金茂先明确指出：宝丰县的烟叶生产，代表着中国烟叶生产发展的方向，已经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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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探索南方开发冬水田新路
重庆“水厢小春田”丰收
本报讯 重庆市大面积综合开发冬水田，今年，１５个县、区的农民种“水厢小春田”７０万亩，小麦平均亩产１６８公斤，比去年增长１３．５％；油菜籽平均亩产７５公斤，比去年增长５．６％。
重庆市地处川东南丘陵地带，人多地少，占耕地面积４０％的４５０多万亩冬水田，长期只种一季、亩产一直没达到５００公斤。为了有效地解决冬水田因长年蓄水而造成的泥深水冷、作物低产等难题，这个市的农业科技人员根据我国著名土壤学家侯光炯的半旱式免耕栽培法原理，从去年开始实施小麦、中稻和再生稻连作这样一项增产措施。其中种“水厢小春”，即农民在头年秋天收获再生稻后，通过掏沟作垄（厢）、沟里排水、垄（厢）种小春作物，变一年一熟为两熟或三熟，平均亩产达８００至９００公斤，比只种一季中稻，每亩多收粮食３００至４００公斤。冬水田实施半旱式免耕连作后，既可在垄（厢）上种稻，又可在沟中养鱼；农民在实现亩产近千公斤粮食的同时，还可得到千元左右的渔业收入，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千田”或“吨粮田”。 （唐嗣友 黄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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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质量才能不“战”而胜
三番
发展优质烟，使宝丰“横行竖走都是路”，宝丰的烟农欢喜，广大消费者也高兴。
质量问题是我国烟叶生产的大问题。前几年，在烟叶消费过热的情况下，质量问题被“烟叶大战”掩盖了。然而，质量低劣的烟叶虽可旺销于一时，但终究逃不脱市场规律的惩罚。眼下，许多地方出现部分农副土特产品大量积压，很难说不是前几年只求松质松价抢购，不重视提高质量品质种下的苦果。
靠“大战”，坑人害己；靠质量，不“战”而胜。宝丰的做法表明，生产者要想赢得可靠的市场，就要时刻抓好产品质量。农副土特产品是这样，工业品，又何尝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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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变让利减税为促营促销
应城市税收连年增长
本报讯 湖北省应城市税务局在扶持名优、出口、支农三种产品上花气力，培植税源。今年上半年共完成工商税收２５６４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５．３％，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应城税务部门以市场需求为向导，抽调７０多人组成的名优产品监督员，到全市２００多种名优产品生产厂家跟踪监督服务，同时，税务部门帮助企业结“良缘”，以名优、新产品为龙头，实行大厂带小厂。
（黄宣传 胡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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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漫笔
赞“次品挂在厂门上”
黄胜平
在江苏无锡县华庄镇，有一家镇办的太湖钢窗厂，自１９８５年以来，连续被评为无锡县明星企业。其主要产品钢窗先后被评为“省优”、“部优”。
忽然有一天，百货站退来一只质量不够格的不锈钢锅。厂长何子裕气得脸色发青，客人一走，他把次品锅挂在厂门上，一声不吭地往锅下一站。生产副厂长、生产科长、技术科长、质检科长、生产次品的人、漏检次品的人，都一个个默默地站到何厂长的身旁，有的人还淌着眼泪。
事后几天，一整套新的全面质量管理制度订出来了。企业管理上了一个新台阶。现在，该厂的产品已走上国际市场。
厂长有勇气把次品挂在厂门上，干部职工就有志气把精品送往国内外的大市场。
工厂出次品，是败绩、是耻辱。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它。成语说：“知耻近勇”。认识耻辱，找出原因，拿出雪耻的办法，就有可能从耻辱走向成功，走向光荣。可惜，我们也看到一些单位一些人，出了次品、劣品仅说“还好，只不过是极少数，多数是好的。”或者像阿Ｑ那样，把失败转变为精神上的胜利，以自我安慰来实现心理平衡。殊不知，这正是一错再错，一辱再辱的根由。
厂长把次品挂在厂门上，这是带头反躬自责解剖自我，也是发动群众自我批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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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州电池厂产品盛销不衰
本报讯 常州电池厂靠质量和信誉，使其生产的“达立”牌扣式氧化银电池覆盖全国同类产品市场百分之七十，人均创利税指标居全国同行业之首。该厂是我国干电池制造的主要骨干企业。八十年代以来，先后从日本、法国引进先进设备，专门从事微型、小型电源的生产。
（曹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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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蚊香厂重视开发新产品
本报讯 仅有二百二十名职工的南京蚊香厂，依靠不断开发灭蚊杀虫新产品，保持了生产销售持续增长的好势头。今年一至六月，已完成产值五百六十万元，利润七十万元，人均利润、产值均居全国同行业之首。目前，该厂向市场推出“金陵”牌蚊香、电热蚊香、卫生杀虫剂三大系列、十五个品种，先后获江苏省优质产品和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
（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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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电集团两种型号
放像机通过鉴定
本报讯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最近开发出ＣＥＣ—１０型及ＣＥＣ—２０型放像机。经国家质量检测中心测试已经符合国家标准，其整机和机芯的国产化程度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的系统控制微处理器及伺服控制微处理器的设计填补了国内空白。八月九日通过部级鉴定。 （龚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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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述评
面对前几年盲目发展结下的苦果：
缝纫机行业出路何在
本报记者 潘岗
眼下，缝纫机市场出现的竞相降价、竞相“回扣”现象，弄得一些企业几近亏本，经营维艰。那么，我国缝纫机市场是不是饱和了？缝纫机行业的出路何在？
据统计，去年底全国缝纫机工商库存已有３１４万架左右，比１９８８年的２４０万架增加１／３。即使各生产厂家不再生产，也差不多够销半年时间。根据资料，家用缝纫机拥有量一般到４３％—４５％时，就进入饱和期，而我国目前缝纫机家庭拥有量已达５３％左右。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表明，我国市场家用缝纫机总量的“饱和”，并不能就此断言各种牌号家用缝纫机都滞销了。一些专家指出，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工业缝纫机在国内国外仍有广阔的销售市场。
近年来，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缝纫机生产企业，限于资金和劳动力成本的昂贵，纷纷转产高技术产品，使得国际市场高速中档工业缝纫机和低档家用缝纫机出现了“空隙”。国内近年针织、衬衫行业迅速崛起，也对工业缝纫机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另外，一些过去用不起缝纫机的“老、少、边、穷”地区群众，随着脱贫致富步伐加快，对名牌家用缝纫机亦产生了不小的需求。我国缝纫机生产行业经过几十年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的引进消化、横向联合，已具有相当的生产规模和较高的生产能力。只要各生产厂家不失时机地在开发适销对路产品，在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售后服务上下气力，仍有可能取得长足发展。
有例为证。中速三线包缝机是公认的“大路货”，但去年西安标准缝纫机进出口公司就组织出口了９１００架，是１９８８年出口量的３倍；今年１—５月，这家公司又组织外销了４０００多架。高速中档工业缝纫机不仅国际市场俏销，许多品种在国内也是俏货。据统计，去年为弥补国内市场缺口，国家进口工业缝纫机用汇不下２亿美元，比１９８８年增长１７％。今年国内高速包缝机等花色机种，供需缺口仍然不小。去年，全国家用缝纫机外贸收购和企业自营出口达１１１万架，比１９８８年上升１１．３％。在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去年上海产的“飞人”、“蝴蝶”、“蜜蜂”家用缝纫机，销售量仍比１９８８年增加５万多架。
应当说，我国缝纫机企业遇到的困难，是前几年盲目发展种下的苦果。然而，面对困难，一味怨天尤人不行，靠“削价”、“回扣”营销也不是办法。我国缝纫机行业的出路，关键在于利用调整的时机，瞄准国际市场和适应国内服装行业崛起的需要，大力发展缺门短线的工业缝纫机生产。普通家用缝纫机要在限制非名牌缝纫机生产的前提下，提倡质优价廉、改善服务，以满足国内外不同层次用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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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费而惠”和“不费而惠”
——大沽化工厂现场观察与思考
本报记者 肖荻
在今天的讨论专栏里，我们发表了两位记者的报道，实际上是介绍了两个工厂的情况和两位厂长对集约经营的看法。
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王天生厂长在尚未见到本报关于集约经营的讨论时，就已写了集约经营的文章，可见他对此感受之深、之迫切。大沽化工厂的技改经验，说明集约经营的路子是宽的。
实际工作者的看法，值得重视。 ——编者
在一向注重技术改造的天津大沽化工厂，谈到集约经营时，副厂长说：咱们先转一下现场吧！
电解车间。180个老式隔膜槽，个个如水泥碉堡，还要辅以庞大的蒸汽车间。18个槽年产烧碱1万吨。要耗电2400度，耗汽5.5吨，才得烧碱1吨。人行其间，又热又呛。再往前走，是从日本引进的离子膜电解槽，体积小巧，也无须蒸发车间，占地仅为隔膜电解槽车间的1／2，仅两名工人在控制室遥控。每吨烧碱耗电下降200度，人行其间，清清爽爽。大沽化工厂从1980年开始，总共进行了19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不仅使产值大幅度增长，而且，出口创汇能力明显增强，现在每年接近1000万美元。这就是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威力。
然而，这要投入一大笔钱吧？
奥妙恰恰在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位副厂长和厂总会计师周正修告诉我：在国家资金短缺时，我们没用国家一分拨款，而是果断引进外资。先后向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世界银行贷款2400多万美元。由于采取了分批贷、分批用、分批还，边贷、边用、边还的最佳贷款还款方案，第一笔贷款本息680万美元，仅用2.3万吨出口烧碱在3年内即全部还清。第二笔贷款也已全部还清。
他们谈到这样一个体会：国内外很多有远见的企业家的发展史证实：他们在开拓事业时，不少人是赤手空拳，就是靠贷款或发行股票来筹资致富的。尽管贷款要交付利息，但只要选项准、动作快，营利率是远远高于利率的！这位副厂长引记者又看了1985年使用世界银行900多万美元贷款从日本引进的一套年产2万吨氯醇法环氧丙烷生产装置。已经投产的这套现代化设备运行正常，每年可为国家上交2000多万元利税，它为我国高效、低耗、大规模地进行环氧丙烷生产打下雄厚基础。
那么，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要作可观的投入吗？
并不。记者在这个厂看到一种农药，用厂里的闲置设备深加工，未投入一文，每吨售价可增值20％。他们和西郊乡镇企业横向联合将液氯加工成漂白粉精出口，每吨可增值近一倍。和塘沽第二中学校办工厂联营，将液碱加工成片状烧碱，并改进包装，已出口到英国、香港，每吨又增值150多美元……
“看来，你们向集约经营转变的路子蛮多？”
“事在人为。不过，这要付出很多辛苦，说服许多歧议，敢于承担风险。我们老厂长孙惟忠，从来没度过星期天！”这位副厂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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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鼓励厂长“磨刀”
——福建水泥厂厂长王天生访谈录
本报记者 张铭清
找王天生谈企业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体会。他未曾开言，先拿出了一张《福建经济报》，报上登有他一篇《谈企业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的文章。
人民日报七月初发表社论并开展讨论，他王天生六月份就谈这个问题，可见，他觉得这是企业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你觉得现时讨论这个问题，有现实意义吗？
答：现在讨论很是时候。但是，什么叫集约经营，认识并不一致。我想，集约经营这个词是从农业“移植”过来的，我也用农业上一个术语“精耕细作”来说明它。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企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在深入治理整顿中提出来，统一认识，此其时矣！
问：你认为要实现集约经营须解决什么问题？
答：首先是个转变观念的问题。长时间搞粗放经营惯了，现在有的人对集约经营不以为然，而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就有一个创造外部环境，逼着人们去转变观念的压力问题。现在，可以说，这种环境还没有创造出来。
问：能不能具体谈一谈呢？
答：比如，以产值为主要指标的考核办法就很不利于集约经营。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现在这种产值中心考核办法，就是不让你企业“磨刀”。因为你一“磨刀”，就影响一时的“柴”的产值。产值一时下来，上下左右就哇哇叫，使得厂长只好用钝刀砍柴。为什么企业搞技改的劲头不大，就是这个道理。
再比如，为什么三角债、连环债越清越多？实质也是压产值的结果，一个再低能的厂长也能判断买方有没有付款能力。但为了追求产值，还要生产。产值体现在统计报表上，厂长好交帐。
问：你以为应该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呢？
答：我认为要根据企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确定考核基数。比如同样设计能力的企业，对产量低于设计能力的企业确定一种增长基数，对已经高于设计能力的企业确定另一种增长基数。不能搞一刀切。现在，不管在设计能力上还是下，一律按增长百分比考核。结果是，生产水平高的企业增长比不过水平低的企业，实际是鞭打快牛，保护落后。我以为，应该用技术经济指标，即能耗、原材料消耗总额、设计能力发挥程度，利润率来取代产值中心指标，对企业进行考核。这样才有利于企业的集约化经营。
问：在企业内部，你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有利于集约化经营呢？
答：最主要的是严格的规范化管理，从厂长到工人，从厂部到班组都要有明确的规范，层层照章办事。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从提高人的素质上去做艰苦的工作。
问：你作为厂长，对集约化经营的实现有信心吗？
答：我是有信心的。但也希望国家对厂长要有保护政策。再一个是希望厂长的任期要相对稳定，不要因人事方面的原因随便撤厂长。厂长无后顾之忧，才能大胆地工作。
“洋”厂长有三斧头，我“土”厂长可能有四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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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曾荻成都市“自学成才先进青年标兵”称号的个体经营者胥良身残志坚。他左下肢瘫痪，但他刻苦自学，从事家用电器修理工作。10年来，他为当地群众修理收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等10万台次，并免费或优惠为“五保户”、军烈属等修理电器1.5万多台次。这是胥良把修好的电视机、收录机装上三轮车准备送到顾客家里。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