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近代爱国主义二题
李文海
从１５０年前发生鸦片战争开始，随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急剧变化，爱国主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了许多新的历史特点。这里只谈其中的两个问题。
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坚定的民族自信心的统一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国推向了沉沦和毁灭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救亡”就成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中心主题，争取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追求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
在近代历史上，国家民族的屈辱和危难每增加一分，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扩大一步。一些重大的爱国运动，往往都是在我们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酝酿和爆发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的一些爱国主义者，无不具有极为强烈的忧患意识。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后，就提醒人们“须防蚕食念犹纷”，并且悲愤地指出：“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把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危机下的中国比喻为一个“枯干瘦羸，渐无精气”，病入膏肓的垂死老人；梁启超则把它比作一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即将倾圮的千岁老屋。据梁启超自己说，甲午战争以后，他曾“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希望“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同梁启超一样，也曾把当时的国家比作一栋即将坍塌的大厦，忧心如焚地发出“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的呼喊。近代历史上的无数志士仁人，正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而勇敢地投身到救亡斗争中去的。
但是，近代的爱国主义者决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痛切淋漓地大声疾呼“国势危蹙”情状，是为了唤起人们的觉醒，激发人们的斗争勇气，而不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民族描绘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使人们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从而瓦解斗志，涣散士气。他们的忧患意识同炽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坚定的民族自信心紧密地交融在一起。梁启超下面的这段话，颇为典型地反映了二者的联系与统一：“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孙中山则认为，中国凭借“四百兆苍生之众，数百里土地之饶”，只要奋臂而起，“振兴中华”，即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一旦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不但可以“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而且可以胜过和超过他们。不难想象，如果近代的爱国志士们没有对祖国和人民的美好未来的热切向往和坚定信念，他们是不可能为此义无返顾地将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祖国母亲的。
前几年，有那么不多几个狂热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曾大肆鼓吹过一阵所谓的“忧患意识”，不过，他们同近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们不同，实际是在“忧患意识”的旗号下散布民族虚无主义。他们扬言，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性，只有奴性”，因此只能“全面否定”，而且“早该后继无人”；不但中国的“黄色文化”是毫无希望、毫无出路的，而且我国近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人的退化，民族的退化”，“民族正在自戕”，“造成了中国人生命力的枯萎”；因为“中国总体制是落后的”，不存在从根本上加以改造的可能，所以，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全盘西化”，以适应“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个“总的历史趋向”。这种“高明绝伦”的理论的“最高层次”，大概要数方励之关于中国不但要“解放”，而且要“解体”、“解散”，以及刘晓波关于中国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的条件是再当“三百年殖民地”之类的惊人妙语了。总之，在他们那里，任何一丝一毫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都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不负责任的诋毁、诅咒和丑化。稍为令人感到有点滑稽的是，尽管他们公开申明“决不能蛮不讲理或愚昧无知地要求一个人去爱把他变成非人的祖国”，但有时还是要为自己贴上一张“爱国”的标签。
不过“爱国”历来有真假之分，这一点，只要对上面谈到的两种不同的“忧患意识”加以对比，就可以一目了然的。
抵抗侵略与向外国学习的统一
大力提倡爱国主义，会不会导致狭隘民族主义的滋长，民族虚骄心理的复归，甚至重新走闭关锁国的老路，影响改革开放？这个问题，近代爱国主义历史发展的具体实践，已经作了清楚明确的否定回答。
近代中国是个半独立国家。绝大多数的爱国人士都懂得，不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不首先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祖国的进步和富强就没有必要的前提条件。人们正是围绕着争取祖国独立展开各式各样的爱国行动的。在近代历史上，对于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腥风血雨”历史的如泣如诉的揭露，对于帝国主义强盗残杀掠夺中国人民的撕肝裂胆的控诉，都曾经极其强烈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振奋起人们的革命精神。
但是，近代的绝大多数爱国主义者，并没有把抵抗外国侵略同向外国学习对立起来。改变祖国贫弱落后的迫切愿望，开阔了他们的胸怀，使他们在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去认真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秀的文明成果。
林则徐对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谱写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第一曲乐章；同时，他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深信为了有效地抵抗侵略，必须知己知彼，了解西方。他通过同外国人的直接接触和阅读西方书报，获得了不少有关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史地等方面的知识，并辑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资料。和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在林则徐的启发、影响下，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个主张简洁明了地表述了抵制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长技”的相互关系。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后期“总理朝纲”的干王洪仁玕，为了能够“与番人（指外国人）并雄”，写作了《资政新篇》，提出了一系列学习外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天王洪秀全的赞同和支持。这表明，即使是农民阶级的政治代表，为了祖国的富强，也并不拒绝学习外国某些有益的东西。与此同时及稍后一段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和一批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知识分子，也不断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并在一些方面付诸实践。
上一世纪末叶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次具有鲜明爱国色彩的救亡斗争，又是一场按照资本主义蓝图来改造封建统治的政治改革。维新派的信条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在他们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中，救亡图存同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是逻辑地、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本世纪的最初１０年中，逐渐成为爱国运动的时代主流。爱国主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的一个最主要也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他们曾经郑重地宣称：“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连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也承认，在那些起来“造反”的人中，不乏“有出于爱国热诚，睹强邻之侵陵，愤官吏之泄沓”，“睹外国之富强，愤中国之积弱”，从而走上革命之路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淋漓尽致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的侵略罪行的同时，十分强调要敢于和善于学习世界各国的长处。他们针对有些人认为既讲爱国，就不应该向自己的民族敌人学习，“一言学人则骂之耻之”的论调，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反驳。如著名爱国宣传家陈天华说：“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凡他种种强过我们的事件，我那一件不要学他的呢？不把他们好处学到手，可抵得住他吗？”他们强调，中国今日，不应当以学人为可耻，相反，应当以不学为可耻。那种认为学习外国就是丢了脸面的“高论”，“固欲中国之束手以待列强之烹割而已。”
应该承认，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把抵抗侵略同学习外国截然对立起来的历史现象，如与戊戌维新运动差不多同时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就曾经为了对抗“洋鬼子”的侵略而否定、排斥一切外国传来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但这种情况，不过是近代爱国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段插曲，并不代表近代爱国主义的本质和主流。至于“以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说法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西学观点，也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这是不待言的。但是，中国人民不排外，这确是事实。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就说过，中国人民从历史上说，是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并无“排外精神”的。他指出：“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
如果说在近代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爱国主义者，都能正确地处理和对待抵抗侵略和学习外国的关系，那末，对于我们一直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然就更应当把弘扬爱国主义同坚持改革开放辩证地统一起来。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振兴中华”的宏图大业，实现这个空前伟业，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方面注意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敢于和善于吸取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这也正是一个民族具有自信心的表现。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下楼与上楼
余心言
去年４月下旬，我正参加一个会议，住在某宾馆７层。每到吃饭时间，大家几乎同时往底层饭厅赶，虽然宾馆有６部电梯，仍然显得十分紧张。
这一天，又是午饭前，电梯前挤满了人。来一部电梯，打开门，里面乘满了人，无法再上；再来一部，还是如此。连着三四部电梯过去，有些同志失去耐心，转身找楼梯步行下楼了。多数人还是等着。
忽然来了一部电梯，门开处，里面居然是空的，众皆大喜，一拥而入，我也随大流进去。等到电梯门关上，起动，大家才发现，原来这部电梯是上行的。可是，既然上了电梯，也都无可奈何，这电梯又是自动的，大家只能苦笑着随电梯上顶层“游行”一次，再随电梯下来。虽然还不至于“欲速不达”，却也落了个比步行还慢的结果。
不能说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才出了这一回洋相。我看同梯的这十几位，对于电梯这“洋玩意儿”，大概还都算是熟悉的。乘电梯的程序：按铃要梯——电梯到——开门——进去——关门——按所要的楼层——运行——标志显示到达所要的楼层——电梯停——开门——出梯，这一套大家是懂得的，也都没有做错。错只错了一小点：急急忙忙没有注意来的电梯是上行还是下行。然而这一小点却是方向性的错误。
回顾我的生活经历，类似的错误并不只是这一回事。有一次，等１０４路电车，久等不来，好不容易来了车，又都挤满了人，根本上不去。忽然又来一辆比较空的车，不顾一切挤上去，走了两站才发现错上了１０３路。这一次就错在路线了。
出这一类错时，自己的自信心都是很强的，自我感觉良好，决想不到会错，因此也没有任何犹豫。如上所述，这点自信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除了所差的那一点，其他条件都同我原来要达到的目的相符。可是，世界上却偏多这类差以毫厘，失之千里的事。某地是殖民地，现在很富裕。如果有什么国家想如法炮制，自动申请当若干年殖民地试试，其结果十有八九保证富不起来。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处在世界霸主的地位，不等于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资本主义化了就可以当世界霸主。事实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２００美元以下的４０多个穷国，绝大多数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可惜，除了存心骗人者以外，也还常常有人不去注意这种情况。
要说这种差异都很难发现，也不见得。许多事只要稍微仔细一点就不难弄清，所以出毛病往往是“忙中有错”。看来，要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这个“忙中”很需要好好分析一下。
什么叫“忙中”？就是急于做某件事。这件事就是改变现状。人的活动，可以说是不停顿地改变现状。如果在某一种状况下停止下来，成为“定格”，那就成了蜡像馆里的蜡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了。问题是怎样改变，变到哪里去。这就只有使自己的行为合乎实际，合乎科学规律，才能获得成功。毛病出在“急”。“饥不择食，急不择路”，一急就有可能影响自己判断的能力，得到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结果。这种教训我们已经有过不少了。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不就是急于改变现状吗？结果怎样？来了一场大灾荒。去年春夏之交，一部分群众由于对腐败现象、分配不公的不满，认为“闹一下也好”，没有想到万一那帮“精英”分子的阴谋得逞，把中国拉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的只能是千百倍的腐败，千百倍的不公。
急于求成容易蒙蔽人的智慧，意外的便利和他人的示范动作则是促成错误选择的客观条件。拿我那一天等电梯的心情来说，等得久了，不耐烦，焦躁不安，突然来了一部电梯空无一人，当然是喜出望外。这一急一喜，心理落差甚大，自然就来不及多想。加上别人一拥而入，我的“从众心理”马上起作用，唯恐来不及跟上，哪里还有冷静思考分辨的余地。其实，世界上太便宜的事本来就不多。人人志在必得的“好事”，突然出人意外、不费功夫地降临在自己面前，就很值得想一想。从众心理又是某些奸人经常利用来使别人上当的漏洞。君不见，街上那些利用“托儿”做成的圈套，曾经使多少贪便宜者落入其中！
人们盼望改变现状，目的是为得到某种目前还未得到的东西，但是往往想不到会因此失去那些已经得到的东西。这是人们在思想方法上常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好像已经到手的利益必然会永恒地存在下去。思想方法上的这种固定化的倾向，把一切已有的东西看作是自然存在的倾向，使人们不去注意珍惜已经取得的成果。实际上人们的每一步前进都是既有得又有失，问题只在于得失的相较。有一个外国笑话：一位富人对一位穷人说：“你应当听我的话。”穷人问：“为什么？”富人说：“我有１万元钱，你没有。”穷人说：“你有１万元钱，与我有什么相干？”富人说：“我分一半给你。”穷人说：“那我们两人钱一样多了，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富人说：“我把１万元全给你。”穷人说：“这样，我有１万元钱，你没有钱，你应该听我的了。”这则笑话不仅反映了那穷人的机智，更反映了富人的愿望：千方百计要别人听他的。如果这穷人有了１万元钱，却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富人的奴隶，归富人支配，那么他所有的这１万元，归根到底仍然属于富人所有。可惜，对于这一类得失之间的算盘并不是每个人都善于权衡。
乘错了一次电梯，只是一瞬间的小事，我所以要罗嗦半天，不仅是因为想到其中有些道理与别的事情也是相通的，更因为联想到对于社会历史“电梯”的选择，如果一旦错了，就不是轻易能改过来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虽然历史的规律最终还是要发挥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走上一条弯路，耽误的光阴很可能就是几十年。人们当然不会故意去选择苦难，可是等到尝到苦头再来吃后悔药却已经于事难补了。社会生活的复杂，还在于人们行为的真正效应不是一下子立即显现出来的。许多事情的后果在若干年之后才能为大家所看清。这就更需要努力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懂得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能够及时识破那些故意要使我们陷入为人作奴境地的种种花招。这是做得到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警惕。
开篇语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思想纵横》，是本报理论版推出的一个新栏目。
《思想纵横》，意在让理论贴近人们的思想。本栏目将关注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困惑问题，为读者提供一个沟通思想、寻求共识的谈心式园地。
《思想纵横》，意在倡导科学思维。思想要解放，要纵横驰骋，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应摆脱唯心论、形而上学、唯心史观之羁绊，而遵循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之经纬。希望本栏目能成为大家学哲学、用哲学的自由天地。
《思想纵横》，采用杂文、随笔式体裁，阐发生活中之哲理。本栏目取材立意不拘一格，鼓励在写作风格上百花竞放，欢迎短小精粹、生动活泼、情理交融的来稿。
愿读者喜欢这个栏目，盼读者支持这个栏目。
——编者
第5版(理论)
专栏：
全国发展少数民族个体商业研讨会简介
最近，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中国少数民族贸易经济研究会、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同甘肃省商业厅和省供销社，在甘肃省临夏市联合举行了全国发展少数民族个体商业研讨会。会议着重围绕如何更好地贯彻党和国家关于个体商业的方针和政策，鼓励、扶持少数民族个体商业健康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
大家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少数民族个体商业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发展民族地区商品生产、活跃城乡市场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挥了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作用。
与会者认为，为使少数民族个体商业，能够进一步健康发展，必须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第一，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扶持少数民族个体商业发展，允许个体商业经营者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少数民族个体商业应当受到社会尊重，个体商业经营者的合法收入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平调和侵吞他们的合法收入。同时，对少数民族个体商业，要运用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加强引导和管理。
第二，要鼓励和扶助少数民族个体商业从事方便各族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商品经营。可以经营国家政策规定允许经营的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不能经营国家指令性计划商品、专控商品和重要的生产资料，更不能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对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进行正当经营的个体商业，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国营商业、供销社应当给予鼓励和扶持，在营业场地、商品货源以及信贷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个体商业经营者一定要依法纳税。各级个体劳动者协会应积极协助政府做好税法宣传工作，加强对个协会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全体会员的纳税意识，使他们做到守法纳税经营。
第四，从事少数民族地区个体商业的所有经营者，必须持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必须遵守国家的物价政策，不得哄抬物价，不得强买强卖，掺杂使假，缺斤短尺。要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热心为消费者服务。
（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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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市管县发展趋势》出版
“市管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生事物。目前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县实行了这一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要进行这一改革？这一改革的成效如何？将来又是怎样发展？姚祥栋、刘觉民、吴江宗三位同志合著的《中国市管县发展趋势》中有详细的论述。
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为基础，对我国市管县体制的产生、发展、现状、特点、优势、经验、问题、趋势等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完善和发展市管县体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道路，作了有益的理论总结。
这本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刘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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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口与发展》出版
胡鞍钢著《人口与发展》一书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为主线，分析了人口演变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几个互相平行发展而又互相影响作用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与之相联系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基本特点。作者指出，人口问题是整个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分析人口与发展诸矛盾特点的基础上，本书依据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提出了本世纪最后十年以至下世纪上半叶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人口目标。作者指出，鉴于国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寻找一种与欧美和日本等国家不同的、非传统的发展模式。为了实现长期发展中的人口目标，在本世纪内以至下个世纪，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咸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