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尊重史实 实事求是
伍修权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在十年斗争中，它创造了鄂豫皖、川陕两大革命根据地，转战于湖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诸省。极盛时兵力达五个军８万余人。在１０年间歼灭国民党军队３０余万人。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历史是光荣的，又是艰苦曲折的。它不仅经历了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而且受到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害。它进行过两次战略大转移；它在长征路上数越雪山三过草地，不仅要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而且要征服恶劣自然条件给予的各种磨难。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又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转战于巴丹吉林沙漠和祁连雪山之间。
〈一〉
红四方面军是一支善于打硬仗、打大仗的部队。它在军事斗争方面写下了极灿烂的篇章。
在鄂豫皖时期，在方面军歼敌一万余人取得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蒋介石又组织对鄂豫皖地区第三次围剿。为粉碎这次围剿，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上旬到１９３２年６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进攻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队６万余人。其中苏家埠战役，历时４８天，歼灭敌人３万余人，生俘敌总指挥一人、旅长五人、团长１２人及以下官兵１．８万余人。
在川陕时期，在方面军歼敌两万余人，粉碎了川陕边“剿匪”督办田颂尧三路围攻之后，蒋介石又委任刘湘为“剿匪”总司令，组织四川各路军阀，对四方面军进行六路围攻。这次围攻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持续到１９３４年８月。方面军以扩编不久的３０余团兵力抗击敌１４０余团的进攻。奋战１０个月，毙伤敌路（相当于师）司令以下６万余人，俘敌旅长以下官兵２万余人，缴获各种枪３万余支，各种炮百余门。致使刘湘向蒋介石哀呼“官损５千，兵折８万，难乎为继”。
在长征时期，红四方面军也打了不少硬仗和大仗。如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在１９３５年春，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２４天歼敌１２个团１万余人；１９３５年夏的土门战役，历时２０天歼敌１万余人；以及１９３５年冬的天芦之战，百丈之战，每役均歼敌１万余人。使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胆战心惊。
红四方面军是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界地区农民起义中产生的，并在这一独立的斗争环境中，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它和敌人长期斗争中，在军事上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如红四方面军的前身七军的“昼伏夜动、声东击西、远袭近止、绕南进北”的１６字诀；１１军的七条军事原则；红一军的飘忽战略；以及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在鄂豫皖地区的“围点打援”；在川陕地区的“收紧阵地”等等。都是在特定环境、特定地区和特定敌人的作战实践中逐渐总结创造出来的卓越战术。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对这支部队的建军思想、斗争历程和作战经验，有全面、详实的叙述，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战史。
〈二〉
红四方面军进行过两次大的战略转移，在中国工农红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次是由于反第四次“围剿”失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西征；再一次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１９３５年３月红四方面军全部撤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加入了长征。战史编者研究了历史文件，分析了当时情况，对这两大事件，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１９３２年夏，蒋介石投入了３０余万人，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由于当时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被第三次反“围剿”巨大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一味强调进攻，不做反“围剿”准备，两次围攻麻城，当敌人主力进入苏区中心区域时，又仓促撤围前往堵击硬拚。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河口等战役，方面军打得很顽强，歼敌万余人，但自己伤亡亦大，红２５军军长蔡申熙牺牲，苏区大部被占。因为在内线作战已无法打破敌人的围剿，黄柴畈会议决定方面军率领１０师、１１师、１２师、７３师和少共国际团，西越平汉铁路跳至外线活动。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存红军的主力是十分重要的。１９３１年３月中共中央曾指示各地红军“为着保存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红四方面军跳至外线活动是想待机打回，而不是要离开鄂豫皖苏区。但情况的发展，又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苏区和不断的改变行动计划，在大军的追堵下，新集之战没有打好，不得不急速向西转移。进至南化塘时，打算在陕鄂边建立根据地。但敌重兵跟踪而至，无法立足，又决定到汉中建立根据地。几经辗转于１２月到达陕南城固地区时，又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混战，川北敌人兵力极为空虚，那里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回旋余地更为广阔，随即决定集中力量向四川发展。结果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创建了纵４００余里、横５００余里、人口约５００万的川陕根据地。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我们从战史的叙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红四方面军西越平汉铁路是必要的作战行动，随后的三四千里路西征是被迫进行的逐次战略转移，转移的结果，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使自己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因而又是一次成功的战略转移。１９３５年７月２１日，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过，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
１９３５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撤离了川陕苏区，转入长征。一方面是经两次反围攻的残酷战争，根据地受到四川军阀的严重摧残，加上张国焘执行第三次“左”倾各项政策，苏区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无力再支持大规模的反围攻作战；更重要的是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中央红军一进入贵州，中央军委就提出“红四方面军应重新转入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的全部军队”。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央红军拟从泸州渡江北上，中央军委于２２日指示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向西线进攻”、“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随后因战局不利中央红军取消了从泸州渡江计划，但并未放弃“转入川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而四方面军则把迎接中央红军作为主要任务。２月中旬在苍溪附近张坝，方面军一部强渡未果，当即决定另行组织渡江战役。３月上旬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电询四方面军发展方向，１１日方面军回电告“拟大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行动”。随即于２８日，突破敌人江防，占领了嘉陵江以西广大地区。在中央红军进至云南金沙江南岸准备渡江时，４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江油地区开会，提出两军会合与中央红军创立川西北根据地方针。立即组织土门战役打开西进通道。在中央红军经过大理冕宁北进时，四方面军派九军、三十军各一部西渡，前往接应。并于６月１２日在达维实现了两军会合。会合后，红四方面军抽调３０００余人补充中央红军。尔后两军协同作战，穿过草地。从战史对上述情况介绍中，可以看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强渡西进是适时的，是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重要环节。
〈三〉
西路军是执行中央军委宁夏战役渡过黄河的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及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的。渡河部队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在靖远南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渡河后红军和马步青、马步芳部八个旅，在南迄镇虏堡、北至一条山一带，进行反复争夺。经１０日激战，歼敌２０００余人。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被我击毙。
由于河东红军未能遏制住南线敌人进攻，１１月初敌已进占靖远、官桥堡、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并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联系切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宁夏战役已没有实现可能，拟定了新计划，在８日的《作战新计划》中提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于１３日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２．２万。令其依国际新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
西路军受命后，从当时敌情、地形的分析，认为：“如以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主力须速西进。准备于１２月５日进至肃州。并建议如遇特殊情况将去打通远方。这时河西走廊西部，敌人兵力空虚，是较易接近新疆取得外援，然后回师东击的。当时马步青为自身计，亦暗示我们速进占甘肃、安西。因河东红军主力准备执行新的战略转移任务，西路军奉命向东保持回旋地区，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造成策应红军主力西渡的假象以迷惑敌人。从１１月２０日起，西路军停留在凉州四十里铺至山丹一线河西走廊最狭窄的人口稀少地段，无法集中兵力，敌能发挥骑兵移动快的优势，我则陷于被动挨打局面。苦战经月，虽杀伤敌数千人，自身亦减员７０００余人。１２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又奉命继续西进，“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西路军冒着塞上刺骨的寒风，于１９３７年元月初，挺进到甘、肃两州之间，攻占了抚彝（今临泽）、高台两城。此时河东形势紧张，蒋介石扣留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调集重兵，进逼西安，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要其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随后又指示“目前关键在西安”，并要求“在现地休整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西路军久战疲惫，得不到休息补充，军力已极大削弱。战斗部队只有数千人。气候、地形、敌情均对我不利。高台一战红五军和骑兵师大部损失，接着在优势敌人拦击下东返受阻。被迫困守倪家营子地区，受到敌五个旅和大量民团的月余围攻，而陷入绝境。此后，余部翻越祁连群峰，穿过浩瀚戈壁，进入新疆。以后，他们被培养成为我军第一批炮手、坦克手、飞行员和汽车驾驶员。
西路军是执行党的“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之重要环节”的决策而战斗的。在平、大、古、凉战役动员中的口号之一就是“靠近苏联和外蒙古、新疆，争取西北国防政府之实现”。指战员为了实现党的任务，不顾长征的疲劳和弹药、服装的缺乏，以有我无敌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优势敌人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战斗。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７年３月，先后毙伤敌前敌总指挥以下２．５万余人。
西路军斗争虽然失败，但其忠于党、忠于人民事业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艰苦奋战的悲壮历程，将永留史册。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爱国知识分子刘仙洲
唐纪
清华大学原第一副校长刘仙洲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研究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杰出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不知疲倦地“读书、教书、写书”，成绩斐然，勋劳卓著。他由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走向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曲折道路，反映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相似历程。
从发愤读书到参加辛亥革命
刘仙洲于１８９０年生于河北省完县唐兴店村。他家世代务农，自耘薄田，含辛茹苦，仅足温饱。在严亲慈母的教育下，他自幼且耕且读。所以他深知农业劳动的艰辛，对穷苦农民的苦况，耳熟能详。这对他青年时代即投身辛亥革命，亟欲推翻专制腐败的清政府，是一个绝大的动力，也是对后来他花相当大的精力于农业机械的改革，有决定性的影响。从他１９０６年在完县上高小起，至１９１２年在保定育德中学卒业，历年考试成绩绝佳，均是名列第一。在此期间，他不但功课好，且在当时崇实中学进步教师的影响下，还十分关注国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１９０８年他加入了同盟会。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骤起，辛亥革命爆发，育德中学成为保定一带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他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参加燕晋独立和保定、蠡县、满城、完县、石家庄等地的革命暴动，并带领几位同学试制炸弹，前去炸毁京汉铁路唐河大桥，以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军。１９１２年初，袁世凯篡夺人民果实，当了临时大总统，他又奔赴山西太原，参加“倒袁”运动。这些义举，虽未成功，但展示了他的爱国壮志。１９１３年春，他赴北京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实部（即预备到正科学理工农等科者），结果又是名列榜首。一年之后，河北省当局应香港大学的请求，送八名公费生至该校学习。他一举考中，在那里学习了４年。工程理论和设计技术方面，学得很好，自不必说了；他尤重实际的操作，在教师的指导下，他酷好在发动机实验室作实验，并利用两个暑假，将四种实验课所有的实验报告都仔细整理、缮清和附上彩图。１９１８年他在该校卒业。他的考试试卷和这些实验报告，被送到伦敦大学一个委员会审查，结果得到了头等荣誉（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Ｈｏｎｏｕｒｓ）。
从“教育救国”到反抗国民党的倒行逆施
辛亥革命失败后，刘仙洲于痛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的黑暗、腐败统治之余，抱着真诚的“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的理想，置个人成名得利、锦绣前程于不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投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
１９１８年夏，刘仙洲自香港大学卒业以后，本有被当局保送赴英留学的机会。但这时国内有识之士和进步青年已掀起了一个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的母校保定育德中学且已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他为了成就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出国深造，就毅然放弃了赴英留学，而接受了担任该预备班的机械学教员的聘请。他的学生当中，有后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著名领导人的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等同志。刘少奇同志曾在许多场合谈到当年令人留恋的学习生活，说刘仙洲“教书认真，要求严格”，并曾于１９５５年轻车简从，躬临清华刘仙洲的府邸谒见先生。刘仙洲对他们也印象极深，说：“当年在留法预备班学习时，刘少奇很稳重，李富春很聪明，李维汉很活跃。”
从１９１８年在育德中学开始执教以来，到６０年代中期，他从教５０年，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作风，高尚情操和处世风范，诚可谓一代师表。
他在教育思想上的贡献，是自始至终地主张工业教育采取“工读协作制”。它的基本精神是要理论结合实际。他在教学时常引《公羊传》的名句云：“巧心劳力成器物曰工”。怎样才能做到既“巧心”又“劳力”呢？他的办法是要学校与工厂协作，学生在学校求学理，在工厂求实验，把学校和工厂合成一气，把学生和工人备于一身。学生所做的工，力求和他所学的课程有关系；课程的分配，也力求和他所做的工相接近。他从他自己在香港大学学习的经验和长期进行工业教育的经验，深知这是造就工业人才的一种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制度和办法。
他曾将他的这套制度和办法写成详尽的意见书和计划送交北洋政府和其后的国民党政府，但通通遭到冷遇，或以“留备采择”为名，或以“暂缓实行”为由而被束之高阁。在解放前那个漫长的黑暗年月里，他总是事与愿违，鹏翅不展，不能不有爱国有志而报国无门的长叹了！
他心灰意冷之余，便逐渐走上了不问政治、一心想专门从事教学和科研的道路，以度余年。所以，在临近解放前夕的１９４７年，在他５７岁的时候，他曾经这样盘算过，也曾公开向友人这样道过：“我剩下的一段时间，顶多再教１０年书，再写５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
他的心虽如此想，话虽如此说，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有着深深的爱国良知、有着忧国忧民怀抱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种种的倒行逆施面前，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缄默的，险恶的环境他是绝不能逆来顺受的。
下面我不妨举出三个历史见证，让人们来一睹他的爱国风采。
其一：抗战期间，昆明西南联大于１９４２年１月爆发了“倒孔运动”。当时孔祥熙在香港临失陷前，不派飞机去营救在港文化界人士，而用飞机去抢运他的洋狗。这一事件，轰动全国，理所当然地激起了联大学生和大后方人民的莫大愤怒。１月６日联大学生自发地结队上街游行，到了盐行。盐行楼上的教室里，刘仙洲正在给学生上课，忽听得楼下院子里有人高声喊道：“同学们快下来参加游行啊！”刘仙洲平时上课纪律很严，没有他的同意，谁也不能离开教室。这时同学们担心他不会同意，没想到他探头窗外向下面问了一声参加什么游行，下面的回答是为了打倒孔祥熙。他回头向全班的同学们说：“打倒孔祥熙，可以，你们去吧！”大家就兴高采烈地去参加了游行。
其二：抗战败绩和黑暗的法西斯统治已令西南联大师生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为了装点门面，继续对师生和社会各界进行政治欺骗，国民党中央特派其高级要员赴昆，动员西南联大包括刘仙洲在内的十余位驰名中外的老教授加入国民党。手续极其敷衍，只需填一纸表格，便算入党。刘仙洲拒绝填表，当然也就拒绝了入党。学校的国民党区党部却悍然通知会计科从他的薪金中扣除“党费”。刘仙洲当即致函该党部，表示抗议！该党部负责人曲为申颇为尴尬地说道：“你是同盟会员，参加国民党是理所当然的事。”刘仙洲闻罢，凛然地说道：“是的，我是同盟会员。但是我们当初加入同盟会，正是为了打倒像你们这样的作风！入这种党，恕我敬谢不敏了。”国民党上下均无可奈何，只好悻然作罢。
其三：１９４７年秋，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对垒犹酣的时候，刘仙洲方由美国考察农业机械甫毕，风尘仆仆归来。他由沪至宁，路过南京，准备北返清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于此时特意安排盛宴，为他接风洗尘。其真实用心是要刘仙洲东山再起，出任北洋大学校长（注：他曾在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８年任过天津北洋大学校长）。他闻讯之后，连夜飞身离宁，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了朱家骅的宴请。因为此时国内国共两党的斗争，鹿死谁手，已见端倪。如前所述，刘仙洲对国民党政权的绝望，已非一日，他决心自守晚节，绝不同他们在政治上沆瀣一气。但是，事隔数日之后，朱家骅却不经刘仙洲同意，仍然公开发出这项任命，企图通过强行任命和国民党操纵的新闻舆论，造成既成事实，逼刘仙洲就范。但是刘仙洲不为所动，坚不赴任。据当时报载：“刘先生辞意极坚，学校（指北洋大学）转送清华之教部函件，均遭刘氏原封退回。”朱家骅见硬逼不能奏效，便采取了软化劝驾的手段，令中委教育部简任督学吴兆棠，作为他的代表，至清华大学敦劝刘仙洲赴津接任；又电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陈雪屏，亲赴清华催驾。吴、陈等人奉命来到清华游说，要“刘氏体念时艰，勉为其难，力疾赴任主持大计。”刘仙洲则以巧妙的遁词，拒不受命。他“始终表示近来身体孱弱，常患头痛症，不堪担任繁巨，对于教部嘱主持北洋校务之美意，深感心力两违，不克如命，引为抱歉”云云。
朱家骅为粉饰国民党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作的一切努力，终归失败了。刘仙洲晚节自爱、是非分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与日月同辉！
以上三个历史见证，不过举例而已。言微义重，刘仙洲的爱国主义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
刘仙洲思想素质上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能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这在全国解放以后尤为明显。他在旧社会里长期形成的“不问政治”，“认为业务和政治是可以分开的”，“宜于搞学问的人最好不参加政治”等等观点，尽管好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层出不穷的改天换地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逐渐抛弃了那些陈旧的观点，懂得了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和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懂得了后者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
他是农业机械专家，他的思想的转变也是从农业领域开始的。他愈来愈看清了过去任何中国政府不能为发展农业做到的事，而今却一件件地做到了。
北京解放不数月（１９４９年４月），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就约请了刘仙洲和各方面的农业专家７０人开了一个座谈会，朱总司令和董必武同志也都参加，会上决定组成一个农业建设委员会，他被委为委员之一。接着他又参加了该部召开的农田水利座谈会和水车制造座谈会，部里提出要在１９５０年推广十万辆水车，为华北人民解决春旱问题。在这些会议上，他看到“我们的政府是完全和从前的政府不同了。它真是人民的政府，一切施政都是为大多数人民着想”。尤其是人民政府要在１９５０年推广十万辆水车这件事，使他产生了“这是第一次使我感到人民政府的伟大”的感慨。接着在１９５０年初，他又第一次参加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那次主要的议题是全省河防水利问题和生产救灾问题。所有这些真正为人民兴利除弊的事情，都是他过去常常梦想，但是当时历届反动政府绝不肯花力气去做的。他当时深有所感地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是言行一致的，他的一切计划和措施都是为人民的。由于这些事实，我对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很高的信仰。”这种崭新的思想认识，彻底否定了他的不问政治的思想，为他的思想转变奠定了一个初步的、但是十分坚实的基础。
这种新的思想认识，促使他热情地参加了校内外的各种工作。他曾是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从１９５２年起即担任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一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十余年间，他参与学校行政领导，运筹帷幄，历尽劬劳。他对清华大学的建树，饮誉遐迩。在这些工作中，他亲身体验到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决心献身于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于是他在１９５４年正式提出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他６５岁的时候，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更加自觉依靠党的领导，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把他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毕生的力量献给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和科学事业。
刘仙洲是将爱国主义与热心社会主义建设统一起来的知识分子中最早的代表之一。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