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党内多派制”剖析
苏希胜
前几年,“党内多派制”主张在社会上时起。既有“党内多派制”的喧嚣,“党容党派”的设计,又有“党内派别要明朗化、公开化”的构想,还有对“不允许党内有派别活动”的责难。“党内多派制”的主张尽管说法不一,但含义还是明确的,就是主张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内允许有持不同于党的政治观点、政治路线的宗派集团存在。这是妄图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它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予以揭露与批判。
党内派别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根本不相容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政治组织,是为本阶级服务的工具。政党内部任何派别都带有鲜明的政治特色,代表着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人的利益,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政党内部能否允许派别存在和进行派别活动是由这个政党的性质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内不允许派别存在和进行派别活动。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唯一宗旨。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团结的党,没有必要再在党内分裂出代表不同利益的若干个派别。提出允许党内派别存在并允许其进行活动,只能是为少数人谋取私利,而损害整个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行径。其次,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现阶段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都必须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党内派别存在和派别活动是与此背道而驰的。第三,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制度,特别强调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党内派别存在和派别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违背党的组织纪律,不服从本级和上级组织的、以至中央的决定,是直接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相对立的。第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集中统一和团结是党的生命,是党的战斗力、凝聚力之所在。党内派别存在和派别活动,是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和团结、分裂党、削弱党的战斗力的大敌。我们要建设一个集中统一的党,就要把一切派别活动消除干净。
我们党历来反对党内派别存在和派别活动,并作为一条政治纪律写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尖锐地批评过红军第四军共产党内存在的非组织观点和小团体主义。他明确指出,非组织观点的结果,不但是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小团体主义同样具有很大的销蚀和离心作用。长征途中,我们党正确地开展了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的斗争。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又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并明确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516页)。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中央把反对宗派主义作为整风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通无阻。”(《毛泽东选集》第823页)建国初期,我们党又成功地开展了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巩固了党的统一和团结。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强调指出: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它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予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针对“文化大革命”给党造成的破坏,大力进行了反对派性,增强党性的教育。《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更明确指出:“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是分裂党和颠覆党的犯罪行为。”要“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派性和派别活动”。在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党中央果断地排除了党内分裂的干扰,平息了动乱、反革命暴乱,维护了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践证明,派别活动必须坚决反对和制止,这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和团结的重要保证。
当前,坚持党的集中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而稳定全国局势的关键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只要党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团结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就能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就能战胜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和捣乱,就能在全国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凝聚力,稳定住全国的局势。
鼓吹“党内多派制”是要用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来改造我们的党
提出“党内多派制”的一个理由是,党内派别存在和派别活动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他们认为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允许党内派别存在并进行公开的活动是民主的。因此,发展党内民主就要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允许党内派别存在和派别活动,没有派别的存在和派别活动就没有民主。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现状的严重歪曲,而且实际上是企图用某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来改造我们的党。
党内派别存在和派别活动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吗?回答是否定的。什么是党内民主?概括说来,就是民主制定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按照党章规定民主选举产生党的代表和有关组织机构的领导人;尊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对党员和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人实行民主监督;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认真考虑少数人的不同意见等。提出以派别活动来发扬民主则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是在承认党章、党纲,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基础上的民主;在党内组织派别并进行派别活动,是要在党内建立反对派,是根本否定党章、党纲的反党行为,而绝不是什么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与集中是统一的;党内的派别存在和派别活动,则是离开集中讲民主,只讲派性不讲党性。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是光明正大和有秩序的;党内派别存在和派别活动则是拉帮结伙,阳奉阴违,搞阴谋诡计,搞无政府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是全党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民主;党内派别存在和派别活动则是少数人的、以谋取派别利益为目的的“民主”。很显然,党内派别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试问,这样的党内派别存在和派别活动又怎么会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呢?
历史告诉我们,党内派别存在和派别活动不仅从来没有给党内民主带来任何好处,而且是破坏党内民主的危险因素。“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派别活动,真可谓达到了明朗化、公开化的程度。结果怎样呢?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被批斗,有的甚至因此致死、致残,绝大多数党组织被踢开,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这哪里还有党内民主可言!在去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党内有的人也搞起派别活动,公开书写、散发反党声明同党中央对抗。有的党员还成了动乱和暴乱的煽动者、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等等,难道说这些活动也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吗?
不错,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内部是允许派别存在并进行公开活动的。其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党内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派别活动实际上是党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自己小团体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明争暗斗。它们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倾轧,通过领导权的争夺及重要职务的瓜分,来实现利益分配的均衡。这些政党内派别之间的主张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总的倾向仍然是一致的,对内虽然有斗争,但对外是一致的,总是力求保持本党的统治地位。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民主的话,它的实质乃是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哪一派都不代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使从资产阶级内部而言,这种派别的存在和派别活动,也只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党内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的党是与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区别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有着资产阶级政党无法比拟的特点和优势,绝不允许用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来改造我们的党。
鼓吹“党内多派制”的实质是要建立一个反对党,取消共产党,取代共产党
提出“党内多派制”的另一个理由是,党内派别存在有利于加强党内监督。这是一种混淆是非的说法。共产党当然需要加强党内监督,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58页)但是,我们说的党内监督与党内派别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其一,立场和标准不同。党内监督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党章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进行监督。党内派别活动是站在与党对立的派别的立场上,实际上就是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上,以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和是否符合自己派别的利益为标准进行“监督”。其二,目的不同。党内监督是为了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严格执行党章和党的其他各项规定,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党内派别活动实际是在党内制造混乱和分裂,改变党的性质,削弱党的战斗力。其三,手段和方法不同。党内监督是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程序,运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党内派别活动则往往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来进行。很显然,党内派别活动只会给党带来破坏和损失,而绝不会有利于党内监督。
必须看到,极个别人提出党内派别存在有利于党内监督,其真实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反对党,实行“多党制”,进而取消共产党、取代共产党。他们所谓的“党内多派制”,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共产党下台,而由他们上台独裁一切。
在去年的政治风波中和这场风波以后,那些动乱“精英”的言行,也为“党内多派制”的实质,作了明白的注脚。如果说,制造动乱和暴乱的“精英”们在国内公开反对党的领导,一段时间内还有点遮遮掩掩的话,那么他们逃到国外之后,则撕去一切伪装了。苏绍智公开把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叫做“一党专政”,提出要坚决“废除一党的专政”,实行多党政治。吾尔开希更加明确地提出:对共产党“必须坚持打倒的态度”,打倒后再“不允许注册成立”,而“应当坚决取缔”。谁是打倒共产党的主力呢?万润南毫不掩饰地说:“亡共在‘共’……从‘共’出来的‘共’才是亡‘共’的主力,而民阵就是这个‘共’”。这不就是对所谓的“党内多派制”的真实写照吗!


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商榷

  “徒法不能以自行”新解
郭道晖
“徒法不能以自行”是人们常常引用的一句古话,通常都把它解释为“法要靠人去执行”:徒有法律,没有认真执法的人,法不会自动得到施行。——笔者认为,这种理解过于狭窄,与古书原义也有出入。
此语源出《孟子·离娄上》:“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通观这段话的全文,就可看出,这里讲的“徒法”是同“徒善”相对应的。全文意思是说:徒眼明手巧(主观条件),不依靠规矩、六律这些法度(客观准绳),不足以“成方圆”、“正五音”。徒有“仁心”、“仁闻”的虚名,而不行“先王之道”——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因此说,徒有善心(而无仁政、无法度),不足以为政;徒有法度(而无善心,不行仁政),法也不能独自得到施行。
下面再看古代大儒朱熹、焦循等人对这句话的注释: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注曰:“徒,犹空也。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有其政,无其心,是谓徒法。《程子》尝言:‘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而又曰:‘必有《关睢》《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宫》之法度’,正谓此也。”
清代焦循在《孟子正义》中的解释是:“徒,但也。故徒善是但有善心;徒法是但有善法度。行仁政必有法,徒有仁心而无法,不可用为政也。有法而不以仁心施之,仍与无法等。有善心而不以法,与无善心而施行法,同一不行先王之道也。”
上述二人的注释大体一致,都没有说“法依靠人去执行”的意思,而是强调了“法”要与“善心”“仁心”“仁政”相辅而行。这也就是儒家所一贯主张的以德为主,以法为辅,德治与法治并行。原文“不能以自行”,不应理解为没有人就不能“自动执行”,而应是不能“独自施行”,即不能脱离“德治”、“仁政”而得到施行。这里虽也包含人的因素,但主要是指治国的方略。把它理解为“靠人去执行”就太狭隘了。
孟子这句名言,拿到今天来用,可以赋予新的含义。这些年来,人们痛感十年动乱的灾难,一直在呼吁加强法制,实行法治。有些同志还提出“以法治国”等口号。近十多年来,我国大力加强了立法工作,数以百计的法律,数以千计的法规,数以万计的规章,纷纷出台,基本上改变了无法可依的局面,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法律实施的情况却难令人满意,这就使人憬悟到:“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并非万能,单靠法并不能安邦兴国。实行法治,也要有一定的环境与条件,要有其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一、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
天下大乱,必然“无法无天”。无政府主义思潮是法制的大敌。“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不稳,人心不定,也难树立法制的权威。当然,安定的社会环境的造成,也有赖于民主的政治气候。如果政治不清明,政府专制、腐败,社会矛盾也会激化。社会不稳定,法制也无能为力。所以,保持国家和社会稳定,是实行法制的先决条件。
二、要有民主的政治环境
孟子强调行“仁政”,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法的施行的政治环境,即依靠统治者的善心与贤明,所谓“以德服人”,但不是民主。我们时代的“仁政”是民主政治。民主不但是法制的基础,也是法制的保障。社会主义的法离开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寸步难行的。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展人民的政治参与,民主决策于先,民主监督于后,法才能得到认真执行。
三、要有良好的精神文明
法制本身也是一种制度文明,它要靠社会精神文明作支撑。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的法制,其特点是由人民制定,又为人民所自觉遵守,而不是单靠国家强制力,法的实施相当程度上依靠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其中包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社会主义道德修养和一定的文化水准)。不仅公民守法,党和政府也守法,人人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而且敢于同不法之徒进行斗争,支持执法机关维护法制。
四、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
如果说上述几方面是法治的“软环境”的话,那么,一定的人力、物力、制度、机构等等条件,则是法治的“硬环境”。这里固然人是重要因素,但制度不完善,机构不健全,设备不充足,徒有好心人,也难执好法。
总之,法不能孤立而行,治国也不能单靠法,必须进行全面的综合治理。


第5版(理论)
专栏:

  铭记民族苦难 致力中华振兴
刘工践
今年是震惊中外的鸦片战争发生一百五十周年,也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一百三十周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九十周年。今日中国是昨日中国的发展。正在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国人民,追忆鸦片战争以来刻骨铭心的民族苦难,缅怀中华民族从衰败到复兴的一个半世纪的艰苦卓绝的历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伟大开端。一八四○年,英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他们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用武力打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了割让香港,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开放五个通商口岸等不平等内容。从此,西方列强一个又一个地入侵中国,不平等条约一个又一个地接踵而来。中华民族惨遭欺凌、蹂躏,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不仅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侮、侵略和瓜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斗争史。
中国近代史记录了中国人民寻求真理的足迹和道路。同样,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对西方资产阶级的认识,也是通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而逐步深化的。我们不能忘记,最早站在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一边,最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侵华本质的是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当西方列强宣扬侵略中国是“文明的传播”时,马克思就嘲笑他们是“文明贩子”,指出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为鸦片走私利益”而发动的“极为不义”的“海盗战争”。“非法的鸦片贸易”则是“以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把钱送进英国国库”。面对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诬蔑,马克思以无比愤慨的笔触写道:“我们不能不指出戴着基督教假面具的,自夸文明的英国政府”。他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是一场卫国保家的战争,是一个拯救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革命寄予莫大的关注和支持。试问当时世界上有谁,有哪个资产阶级政府能站出来为中国人民说话?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中国人民寻找真理,信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历史的选择。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否定马克思主义,美化殖民主义,不仅说明了他们的浅薄无知,而且是对中华民族利益的背叛,是对近百年来为中国独立自由而献身的英烈们的背叛。他们美化资本主义,攻击中国社会主义,他们忘记了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奴役、掠夺、瓜分中国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清政府垮台,仅对外赔款一项,累计白银近十三亿两,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的本质,这是中国近代贫穷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近代中国人有两个美丽的梦,一个是梦想祖国的独立富强,一个是梦想社会的自由解放。这反映了在拯救中华民族过程中,中国人民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正是这追求和理想的力量,产生了一大批像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刘永福、丁汝昌、邓世昌等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爱国英雄;掀起了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一浪高过一浪推动中国觉醒的爱国运动;造就了龚自珍、魏源、洪秀全、洪仁玕、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直至孙中山这样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这是一个群星荟萃的时代。他们都集合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之下,闪烁夺目、竞放光彩。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扼杀,由于先驱们还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科学武器,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社会关系还发展得不够成熟,这些美好的梦想都终归破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只有在鸦片战争后的八十一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将这两个美丽的梦想联接起来,而且还找到实现这两个梦想的正确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赢得了民族的独立、祖国的解放。建国四十年来,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鸦片战争以来先烈们梦寐以求的民族繁荣、祖国富强的夙愿,正由我们这代中国人民去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形成的,被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仁人志士推进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忠诚继承者和发扬者。正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多世纪,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造了中国的形象。……凡是炎黄子孙,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立场是什么,起码都对中华民族有自豪感”。
“振兴中华”是当代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为致力于推翻三座大山、变黑暗的旧中国为光明的新中国,集中体现在“拯救中华”的话,那么在现阶段,爱国主义则体现在致力于集中发展我国生产力,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振兴中华”上。这是历史的重任,时代的要求,世代炎黄子孙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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