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忠贞不渝 毕生奉献
——深切怀念李贞同志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今年３月１１日，为党为人民戎马倥偬、艰苦奋斗了６４个春秋的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家，人民军队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李贞同志，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但是，她忠贞不渝的品质和毕生奉献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
女将军的信念
李贞同志１９０８年２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幼年丧父，六岁做了童养媳。她向往光明、自由，追求真理。１９２６年春天，她为了挣脱封建枷锁的束缚，毅然剪掉辫子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和妇女解放斗争的第一线。同年１０月被选为乡妇女协会委员长。１９２７年３月，她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树立了终身为之奋斗和追求的共产主义信念。
李贞同志常说：“是党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她入党才一个月时间，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继在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许克祥的队伍四处通缉李贞。面对白色恐怖，她坚定沉着，毫无畏惧，在群众的帮助下，机智、勇敢、巧妙地同敌人周旋。大革命失败后，李贞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历尽艰辛，积极寻找党的组织，终于和党重新取得了联系。在浏东特委和王首道、张启龙同志领导下，她任当地党支部书记，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１９２７年９月，她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著名的秋收暴动，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参加并组织了威震一方的“浏东游击队”，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一次战斗中，游击队被敌人包围在山上，激战两天两夜，子弹打光了，她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同敌人拚刺刀，展开殊死地搏斗。在弹尽粮绝、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她和剩下的六七名战友一起纵身跳崖。她因被挂在树枝上，而幸免于难；醒来后，咬紧牙关，同幸存的几名战友互相搀扶着摆脱了敌人的包围，继续坚持斗争。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她想的只是党的事业、人民的解放、革命的胜利和美好的明天，牺牲个人的利益直至生命而在所不辞。
土地革命时期，李贞同志先后担任过浏阳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赤卫军政委、平江县委军事部长兼妇委书记、湘赣省委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湘赣军区医务学校政委、湘赣军区妇女团政委等职务。此间，她参加了攻打长沙等多次战斗。１９３３年秋天，组织上安排她到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高级班学习，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和董必武、徐特立、邓颖超、杨尚昆等同志的讲课，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教育，进一步坚定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学习结束后，她先后担任吉安县委军事部长兼赤卫军政委，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和湘鄂川黔军区组织部长，把学到的革命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积极参加湘赣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和反“围剿”斗争。后来，李贞同志随红六军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长征途中，她作为一个女同志，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历次战斗中，她身先士卒，出生入死，英勇顽强。有一次，她得了伤寒病，昏迷不醒，同志们抬着她走，可她刚一苏醒，就艰难地跟大家一起走，坚持不掉队。一路上，她一边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一边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收容伤病员，每天还要统计部队伤亡数字。靠崇高的革命理想，靠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终于闯过一关又一关，胜利地到达了延安。此后，无论是在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还是在抗美援朝的炮火硝烟中，她都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文化大革命”中，她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逆境中，她坚信党和人民的力量，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她恢复了工作，任总政组织部顾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老当益壮，焕发出新的活力，为祖国的四化建设献计献策，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尽心尽责，做了大量工作。她虽然年纪大了，仍然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和总政组织部的同志们一起过党日，重温党的历史，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同志们讲传统。女将军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永远激励和鼓舞着我们。
共产党人的风范
“我参加了党组织，就像黑夜里找到了一盏明灯，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这是李贞同志入党时的誓言，也是她一生行动的准则。她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巾帼将领，但功高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处处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风范。
她一生忠于党的事业。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贞同志奉命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不久，组织上调她到八路军妇女学校任校长。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面对复杂的局面和各种困难，她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迎着困难上，带领学员一边学习政治、军事、文化，一边进行生产，修筑窑洞，改善伙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克服各种困难，使学校越办越好，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解放战争时期，李贞同志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在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为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抗美援朝期间，她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１９５３年回国后，李贞同志任军委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长，她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为加强防空军干部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５７年她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当时，军事检察院组建不久，许多事情要从零做起。李贞同志到职后，协助检察长积极开展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为军事检察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她还先后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全国妇联等担任过领导职务，都始终如一、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她说：“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员，只要听党的话，把自己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之中，紧紧地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就能发挥个人的智慧，做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人。”无论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她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认真学习和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识大体，顾大局，品德高尚；她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公道正派，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待人热情，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助人为乐，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李贞同志一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她晚年身上穿的仍是五六十年代的旧军装，衣服补了又补，组织上发给她几百元服装费，工作人员几次劝她做两件像样的衣服，她却说：“我这套衣服还可以穿。”直到她参加党的十三大会议前，身上仍然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衣服。李贞同志个人生活很节俭，但一次又一次为教育、科研事业捐款上万元。组织上配给李贞同志一台车，她经常对司机讲，“汽车是公家的，我们不能随便用车、浪费汽油。”她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北京西山，离城区较远，她总是叮嘱司机：“不急的事，几件一起办，尽量少进城。”有一年，久未见面的四妹带着儿子从兰州来看她，想到八达岭玩一玩。司机说：“天气比较冷，是不是开车送一下。”李贞同志说：“车是公家的，咱们不能用来办私事。”她让司机为妹妹、外甥买了去八达岭的车票。可周围邻居群众有了病人，她却立即用车送医院。她的侄儿侄媳想通过伯母向组织上说说话，从外地调到北京，她就教育侄儿侄媳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她还特地向身边工作人员交代：“我的亲属都不能以李贞的名义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一切事情都要按规定办，决不允许搞特殊。”１９８５年，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同志从自己年事已高的实际出发，主动向中央军委和总政党委写报告，请求辞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军队的领导职务，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老红军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她从工作岗位上主动退下来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自觉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给我们作出了榜样。
革命家的情怀
李贞同志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是叱咤风云的女将军。同时，作为女性，她又是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将崇高的母爱献给战士，献给后代。在长征途中，她常常把自己的马让给小战士骑，为小战士包扎伤口，晚上把小伤病员安排在自己的帐篷里睡觉，有的小战士患了伤寒病，发高烧，李贞就把食物嚼烂，像喂婴儿一样，一口一口地喂伤病员，常常把自己少得可怜的粮食拿出来让小战士吃，而她和丈夫甘泗淇同志只用野菜和草根充饥。
李贞同志以博大的胸怀关心和培养革命的下一代。她没有亲生子女，先后抚养过２０多位烈士的遗孤和战友的孩子，对他们像亲生子女一样，把真挚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他们。李贞同志工作忙，白天很少在家，晚上回到家，总是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学习，他常常告诫孩子们，只有听党的话，刻苦学习，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人，才对得起牺牲的亲人。她教育孩子们艰苦奋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她和甘泗淇将军的培养教育下，这些孩子如今都长大成人，在医疗、文教、科技、国防等战线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她特别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进步，曾多次去北京一些大专院校作报告，讲青年知识分子肩负的历史使命，勉励同学们勤奋学习，努力实践，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将来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她退居二线后，仍十分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她多次到北京市少年宫给“红领巾”讲故事，到工读学校看望失足青少年，教育和鼓励他们刻苦学习，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培养孩子的教师，她也十分关心。她不仅教育自己的亲属安心教育工作，还亲自给辽宁省一位山村小学教师回信，鼓励这位教师克服困难，当好人民的教师，为祖国四化建设培养人才作贡献。她把多年的积蓄除了认购国库券外，全部捐献给全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以及地方科学技术协会，支持地方发展教育事业。她曾经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在她去世后，将她生前的一万多元积蓄和国库券等财产，捐献给有关部门发展儿童教育事业。她对孩子们的爱，寄托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
李贞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党性观念，崇高的品德和情操，无私奉献的精神，艰苦奋斗和平易近人的风范，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她对革命的贡献，永载史册！
（附图片）
１９５５年，毛泽东主席向功名显赫的巾帼将领李贞同志授勋。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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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凭谁叩晓钟
——华岗同志在云南
赵淮青
１９４３年秋天，中共中央南方局委派华岗同志到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昆明，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直接同云南地方党政军首脑龙云取得联系，促使他靠拢共产党，积极支持抗日民主运动。
抗战后期，特别是日本占领越南后，国民党中央势力逐渐深入云南，与龙云地方势力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是龙云接近党的客观情势。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下旬，华岗由罗隆基先生引荐，在昆明五华山滇黔绥靖公署第一次见到龙云先生。华向他介绍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政策和方针，和他一起分析国内外的形势，阐明坚持抗战、反对内战、支持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专政的重大意义。初次相见，华岗对时局高屋建瓴的见解，透彻正确的分析，使龙云极为折服。时过不久，龙云答应华岗的要求，在他主持的云南省政府和滇黔绥靖公署设立了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联系的电台。这部电台一直使用到抗战胜利之后。
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南方局为了让西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督促蒋介石积极抗日，实行民主，并寄希望于这些上层人物，在川、康、滇地区率先酝酿成立联合政府（国防政府）。在那个时期，华岗经常来往于成都、重庆、雅安、昆明等地，与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诸位地方首脑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组织频繁交往，聚会磋商，在他们中间，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与策略，宣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义，敦促西南几省首先行动起来督蒋抗日。
华岗废寝忘食，日夜操劳，克服种种困难，使统战工作取得卓著成绩。１９４４年川、康、滇地区联合起来，成功地制止了蒋介石迁都西昌的行动计划。在以上活动中，华岗政治上的敏锐性和洞察力，面临复杂形势的应变能力，深得西南诸省地方领导的赞许。也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表扬。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和平谈判，周恩来同志指名让华岗担任中共代表团的顾问。这不是偶然的。
华岗还和龙云的一些思想倾向进步的部属，如彝族将领张冲等过从甚密，并通过他们去做龙云的工作。龙云在华岗等同志的帮助下，政治态度有了明显转变。抗战后期，蒋介石曾派大批特务到昆明，又派政府要人来昆明镇压民主运动。龙云先生面对这些倒行逆施，表面上不得不敷衍，实则按兵不动，进行抵制；对蒋的嫡系部队插手云南政务，他更持反对态度。另外，由华岗搭桥，龙云结识了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一批进步教授，他周围一些高级官员乃至龙云先生自己都先后参加进步组织中国民主同盟。龙云还曾资助闻一多、吴晗主办的进步刊物《民主周刊》。抗战胜利后，华岗曾多次提醒龙云，不要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不要相信蒋介石的和平幌子，向他表明，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希望龙云提高警惕，注意国民党中央部队的动向，应该把地方部队集中驻防昆明，防止被突然袭击；并建议他不要把主力部队派往越南参加日本的授降仪式，指出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劝他对此保持清醒头脑。但遗憾的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龙云先生当时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抗战已经胜利了，人心思定，蒋介石不至于这样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还说，即使中央军下手，他也有力量对付他们。而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华岗高瞻远瞩，是很有预见性的。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３日，蒋介石不讲信义，派出嫡系部队突然包围了龙云的住宅，逼迫他交出兵权，终至离开了昆明。
华岗初到昆明时，由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尚钺引荐到云大任教，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课，嗣后他广泛接触社会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华岗同志是革命者，又是学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渊博的学识，在同当时云集昆明的著名教授的交往中，华岗给他们留下了胆识过人、坦率真诚、循循善诱的印象。华岗通过自己的言行，使教授们在鉴别和比较中，从过去受蒙蔽的宣传中解放出来，开始认识了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１９４４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华岗在昆明昆华中学一幢小楼里与西南联大闻一多教授相会。他们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倾心而谈。他们谈政治，谈学术。他的亲自造访，使闻一多先生很受感动。也就在那些日子里，华岗还访问了吴晗、张奚若、罗隆基、费孝通等著名教授、学者，希望他们都来做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通过他们的带动，使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知识分子首先团结起来。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华岗胆识过人，真诚待人，大家有事都愿意请教他。”从那时起，教授们加强了社会活动，大家都来交朋友，尽自己所能为抗战服务，为民主政治开路。
华岗发起和领导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这是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学术团体，参加人有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罗隆基、周新民、李文宜、冯素陶、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辛志超、闻家驷、尚钺、潘大逵等人。每半月开一次会，地址在唐继尧的故宅唐家花园。他们的活动受到了龙云先生的保护。这样的集会，前期着重交流研究学术问题，后期着重讨论时事政治问题。会上，华岗曾介绍过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有关抗日战争、民主政治的论述；还领导讨论过党的报刊《新华日报》、《群众》上刊载的重要社论和文章。每次学习都有中心议题。他们分析形势，计划斗争，各抒己见。华岗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史学家，在他领导下，教授们学习热情很高，收获很大。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后来绝大部分都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领导骨干。
抗战后期，在中共云南工委的领导下，在华岗同志的有力配合下，昆明的民主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了。从１９４４年到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大专院校，利用“五四”、“七七”、“国庆”、“一二·九”等纪念日，以进步师生为骨干，组织了一系列的报告会、演讲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把他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集会都由中共云南工委和华岗同志组织领导，每次有著名进步教授讲演，收到了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成效。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５日，林伯渠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联合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昆明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共云南工委，民盟组织和华岗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在“双十”节举行形势演讲会，由李公朴、闻一多、吴晗、张奚若、楚图南、罗隆基等多人参加演讲。他们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号召，这件事也得到龙云先生的支持。那天，６０００人云集昆华女中，会议进行中，国民党特务燃放爆竹捣乱，龙云派宪兵帮助维持秩序。会上宣读了通电全国的大会宣言，会后进行了游行。召开这样的大会，昆明走在全国的前头，使党的号召变成各阶层群众的行动纲领，西南各省的大城市也纷纷响应。
华岗同志在昆明期间，在繁忙紧张的公务中，还见缝插针挤出时间写了许多历史著作和时事评论，比如《太平天国反清战争的战略研究》、《汉代的伟大思想家王充》、《为全世界工作的马克思》等。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６日，他在撤离昆明回重庆的前夕，也就是在昆明被国民党嫡系部队血洗的第三天，在一片枪声和追捕声中，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名著《中国历史的翻案》，然后化装离开昆明。
华岗同志在云南将近４年时间，在那漫漫长夜里，他像一颗明星为别人引路，他敲响洪钟，迎接祖国黎明。他的历史贡献，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华岗同志１９０３年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一个农民家庭。幼时聪慧好学，在宁波读中学时结识了恽代英等革命志士。１９２４年加入共青团，１９２５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过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１９２８年，他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１９３２年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满洲特委书记，赴任途中在青岛被捕。抗日战争初期被营救出狱，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之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他随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组织领导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１９４９年秋冬之交，他因病在青岛休养，之后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当时山大地址在青岛）。１９５５年华岗同志遭受诬陷，被罗织为胡风分子、潘汉年分子、向明反党集团成员，几乎在社会上每次打击敌对势力时，他都被牵连进去，在劫难逃，关进监狱达１７年之久，１９７２年５月，含冤病逝狱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正式为华岗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嗣后出版了他在狱中完成的著作《规纬论》、《美学论要》、《自然科学发展纲要》、《科学的分类》、《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总计近百万字。华岗同志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付出了毕生精力，他那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治学育人经验，以及他留下的大量的历史、哲学、科学、文学著作，将作为宝贵的财富传之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