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不惑·破惑
胡昭衡
国际风云变幻，国家征途多艰，相应出现社会意识的种种困惑。正如经济最困难时期只能逐步渡过，复杂的思想波动也有一个逐步提高认识的过程。
去年北京的政治风波平息后，北京市杂文学会曾送千册《不惑集》（杂文集）去慰问首都戒严部队；部队的同志一面表示感谢，同时建议针对动乱、暴乱反映出的问题再出一本《破惑集》，学会欣然接受任务。
此后，我发表过“１９８９年时感”三章——孔子的不惑、新中国的不惑和杂文界的不惑。其主旨说明，“对个人来讲，不惑是一辈子努力的事；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不惑是若干代人奋斗的事”。“在认识过程中，旧惑解决，新惑出现；不惑来自继续解惑与破惑。新的不惑反映着新的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人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破惑与解惑是我国国运民命的急需”；我以为，这需要大家动手，从“我”做起，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认真切实、因人制宜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理论教育工作。
一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人们的精神风貌有了显著变化。但如果深入一层，从一些群众的情绪中去体察，许多思想疑虑或认识分歧还是存在的。使我切身感受到，不惑不易！解惑与破惑也不易！当前，求得同心协力所必须具有的不惑共识固然不能一蹴而就，为明辨是非而对症下药的解惑与破惑工作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关键在于，要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须着力端正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实事求是。“不惑”是实事求是的成果，我们所有破惑解惑的思想活动及其能动作用，都离不开实事求是。不过，在社会实践中事事步步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尤其在复杂纷纭的环境条件下，实在是难呵！有时简直能使人像李白吟《蜀道难》时，发出“噫吁嘘，危乎高哉”之叹：难呵！但能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改变为“蜀道易，易于履平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有能力继续发扬自身的政治优势，紧紧掌握并善于运用实事求是的哲学，以振聋发聩，启蒙解惑，凝聚人心，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人的认识有其规律，是逐步加深、扩大、向前发展的。所谓“四十而不惑”、“智者不惑”的“不惑”，只是人的一定实践阶段的正确认识，其水平实际上是相对的，有局限的，会随着时间地域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情况范围转变了，新的困惑就又会出现。例如常见引用朱熹的两句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来说明正确思想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其实，朱熹这一“不惑”，是从他《观书有感》来的，不过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境界而已。我们古为今用，概念内涵已有新意；由于换了人间，我们的观点方法已大非昔比了。
我们求的“不惑”，是以主观与客观近似符合、认识与实践得以统一、个人看法与群众共识能够结合的正确思想，源于社会实践又作用于社会实践。从总体上讲，它是从人的直接经验基础上产生，经过个人的思考作用和分析过程得来的。由于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和人的主体认识能力以及思维运动规律，这“不惑”往往不是一次从实践到认识（其中包括“解惑”“破惑”工作）就能完成的。而且，它将随客观世界的不断变化而相应变化，随着变革现实的实践不断发展而日益发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破惑”“解惑”工作，是较为长期的系统工程。“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曲折斗争的环境，将使我们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工作更为繁复困难。
然而我相信，从我国社会主义大业、国计民生的需要出发，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方法，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理论宣传教育，有的放矢，持之以恒，逐步推进深得人心的“解惑”“破惑”活动，提高民族素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实践，定能在国际共运兴衰危急之秋，写出一部流芳人类历史的《破惑集》。
第5版(理论)
专栏：
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重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靳辉明
《决议》既重点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也对右的倾向发出了警告
九年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这篇光辉文献，总结了历史经验，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不仅早已载入史册，而且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特别是经历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今天，人们已经愈来愈充分认识到《决议》所阐述的基本思想的正确性和深刻性。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面临的十分迫切的任务，是坚决纠正长期存在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顶点的“左”倾严重错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也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而未能解决的课题。《决议》从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明确解决了这个问题，重申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在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更加落后于世界形势，犯更大的历史性错误。
但是，历史的经验表明，在纠正一种主要错误倾向时，必须注意防止掩盖另一种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在当时敏锐地指出：“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７日）《决议》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强调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与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事实，指出“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对我国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问题的全面、辩证的概括。
《决议》特别突出地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１００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以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定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正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的阶段，因此，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从比较不完善进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这里，不仅提出了改革的迫切任务，而且也指明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决议》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一个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的客观真理。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像我们党这样，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像我们党如此深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把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进行伟大的改革和建设大业。人民离不开党的领导，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的。当然，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包括改进其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消除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等等。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责任。但是，改善党的领导，决不是要“改造”党，决不是要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正如《决议》所明确指出的，“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决议》所阐明的这个论断，不幸而言中了！从去年的政治风波中看出，削弱党的领导，放松了党自身的建设，后果是很严重的。
九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了《决议》所阐明的基本道理：“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违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仅现代化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赖以进行的安定的社会环境。九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我们遵循《决议》所阐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这期间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忽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淡化意识形态，削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放松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破坏了社会安定的环境，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教训，应当说是极其深刻、极其沉痛的，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高昂的。今天，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克服过去的失误，依然要遵循《决议》的精神和它阐明的基本原则，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歪曲和否定了的东西，重新恢复和纠正过来，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发扬光大，使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和理论上更臻成熟和完善。
《决议》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是一大历史性功绩
《决议》的核心部分乃是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围绕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有的人不主张将这个内容写进《决议》里去，有的人公然贬低、诋毁、甚至完全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针对这种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不能丢。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并且严肃提出，“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现在看得很清楚，小平同志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是远见卓识之论。
《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指出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内容，和贯彻于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有的错误也是严重的。但是，与他的伟大功绩相比，“错误是第二位的”。对于这些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不能以此而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决议》明确地指出，要“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他晚年的错误正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长期以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正是借批判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之机，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污蔑为是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封建意识形态，提出“不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改革就没有实际意义”。这完全是奇谈怪论。其险恶目的，是要从否定毛泽东思想入手，否定我们党几十年来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瓦解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统一的重要精神支柱，搞乱人们的思想，从根本上取消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推翻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这股反毛泽东思想的逆流，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余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时有表现，有时斗争十分激烈，在去年春夏之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的阴谋之所以不能得逞，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党的强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但也不能不看到，《决议》从总体上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深远影响。
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坚持和发展”是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坚持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是坚持的必然结果。只有对毛泽东思想抱坚定信念的人，才有可能在坚持中发展毛泽东思想。而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动摇以至怀疑的态度，是不可能把毛泽东思想向前推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逐渐形成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理论，这是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创造性贡献，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要像《决议》那样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无产阶级政党永葆强大生命力的奥妙，不仅在于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而且还在于善于从理论上不断地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勇于经受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考验和锻炼。《决议》对建国以来我党的实践活动作了深刻的系统的理论反思，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根本立场。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３２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剖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也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决议》指出：“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伟大的前途。”今天，我们应当学习、运用《决议》这种体现共产党人敢于、善于总结经验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像《决议》倡导的那样“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坚定“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的必胜信念，来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近几十年来，一些国际反动势力利用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困难，渲染社会主义的所谓“危机”。国内一些人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２０世纪的一大遗产。面临着挑战、事变、困难等严酷事实，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要有清醒的头脑，站稳立场，排除种种困惑和疑虑。与已经建立了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还不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局部的暂时的挫折，既遮盖不了它所创造的光辉业绩，也改变不了它所代表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但要把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趋势变成现实，则需要进行不懈的艰苦努力。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历史地位，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建成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曲折的过程，也即经历一个困难与顺利、前进和曲折、成功和失误彼此交织，相互作用的辩证进程。这个新生的社会制度，也只有经过复杂、艰巨、曲折的斗争，不断积累经验，才能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起来或者惊慌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１７６页）因而重要的问题在于要有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善于总结、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避免更大的错误，这样可以使共产党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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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史著是“爱国心之源泉”
朱政惠
梁启超曾言：“史学者……爱国心之源泉也。”这是他１９０２年在题为《新史学》文中所讲的话。为了突破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史学对苟延残喘的清末朝廷的鼓吹，为了把正在被帝国主义肢解得四分五裂的祖国从亡种亡国的边缘中解救出来，他疾呼，史学是学问最博大最切要者，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
梁先生的呐喊，喊出了作为时代正义史学的心声，是对史学本质、史学灵魂、史学方向十分精到正确的表述。
回顾我们史学的历程，哪一部有影响的巨著，不是出于热爱祖国、关心祖国进步、维护祖国统一的治史宗旨！司马迁的《史记》，十二本纪、八书、七十列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的是维护整个西汉王朝的大一统江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表面上看似为帝王治政提供历史借鉴，但实质，从宋代积弱积贫的现状，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希望整个民族、国家的强盛。
真正优秀的著作，都是热情的，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著作。邹容、陈天华，不能说是职业史学家，但《革命军》、《警世钟》却可称得上史学佳作。他们从对历史的回顾，鞭挞封建王朝的腐败；从对现实的分析，控诉外国列强的残暴；他们呼吁民众奋起，养就“独立不羁之精神”，“以百折不回之气”，共谋民族新生大业。这些荡人肺腑的言辞，使多少英雄弹泪！
一章章火红的爱国主义史篇，出于一颗颗滚烫沸腾的心；一个个以民族大业为重的志士仁人，写出了一部部震撼人心的史学巨作。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虽然以沉稳凝重的笔撰写关于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但他们的心何尝不是这样跳动？他们以对中国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倾诉了最深沉、最崇高、最美好的爱国主义情怀。
中国史学史的历程就是这样证明着：历代优秀史著无不为爱国而作，历代杰著无不牵动万千人的爱国之心，历代爱国史著无不出于爱国史家之手。所以梁启超称史学为“爱国心之源泉”，实为精到之论。它说明，一个民族的真正优秀的史学著作，不仅应是宣传爱国主义的文字载体，也应是人们汲取爱国主义力量的源泉，归根结底，它是爱国主义史家的倾心倾力之作。
回顾历史总是为了现实，为了向前看。一切有爱国良心的史家都可扪心自问，清点过去。
不管研究的是什么课题，选的是哪段历史，用的是何种编纂形式，可贵者就在有这样一颗心！然而真正把准时代脉搏，写出有时代意义、振奋民心的史著，也非轻而易举之事；而恰恰是这样的著作，最具生命力，最富影响力，体现民族精灵的著作永远会被人民铭记在心。
但愿当今的时代，早日产生像司马迁、梁启超、郭沫若这样的史学大家；但愿今日昌盛的史苑中，尽快涌现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爱国主义的史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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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出版
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是一部大型史料书，全书共二十余卷，其中《九一八事变》《细菌战与毒气战》《东北历次大惨案》三卷已经出版。
（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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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出版
该书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完整地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著作。本书既是一部当代中国制度较好的教材，也为关心、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们提供了一本参考材料。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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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出版
《胡绳文集》（一九三五至一九四八），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本书选录的篇章都是作者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间在《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上发表过的。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辑是“思想文化评论”，共收三十篇，主题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和自由。第二辑是“史事评论”，作者认真地探索历史，发表的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政治评论的性质。第三辑是“时事政治评论”，收集了作者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文章。第四辑为“杂文”，共收入一百零七篇。这些文章编集出版，再现了作者当年的思想追求和那一时期的历史面貌。
（晓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