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笔谈
坚定、正确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
刘国光 刘溶沧
中国社会主义的４０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初步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由于缺乏经验，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过某些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得以充分发挥，经济发展未能取得更大的、应有的成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及时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没有始终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根本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必须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进一步指出：“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深刻总结了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战略选择上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需要和根本保证。这主要包括如下的三重涵义：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首要因素。列宁早就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１６页）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首先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取得胜利的。因此，如何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集中全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增强综合国力，逐步缩小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成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取得政权以后，决定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头等大事。
第二，促进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坚定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增强社会主义凝聚力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基本手段。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不断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与日益增长的社会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亿万人民自觉为之奋斗，从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根本依赖所在。
第三，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在此同时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是挫败国际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渗透和“和平演变”图谋的根本保证。７０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在国家关系上处于和平共处状态。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防止“和平演变”，当然需要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稳定繁荣，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的心中，才能在对社会主义的严重挑战面前，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我们必须作全面的理解。事实上，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经济建设就是一切。中心任务并非唯一任务，根本任务也不是全部任务。没有其他方面的密切配合，中心任务就不可能完成；而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其他任务的实现就将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并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制约。我们党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明确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同时，还包括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重要内容。这些无疑都是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在要求。
在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它保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正确的政治领导、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改革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力与生机。开放则是为了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文明成果为我所用。这两个方面对于搞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得到了较好的贯彻，经济建设与改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在经济工作中也出现了忽视社会主义方向、淡化思想政治工作等不良倾向，给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了许多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平息了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动乱和暴乱之后，党中央针对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工作，抵制和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是完全必要的。有些同志于是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否会改变的疑问，甚至担心又要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实际上，政治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新的也是更高的要求。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决不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有所动摇和改变，而正是为了保证这个方针能够得到更好的贯彻，使之具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那种把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对的，那种担忧和疑虑也是没有必要的。
在解决正确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的同时，还必须着重解决如何贯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问题。根据我国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最近１１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尤为重要的是应认真解决和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好政治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维护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确保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和社会生产，为经济、为生产建设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动乱给经济建设造成的冲击和破坏性影响，是十分明显、毋需赘言的。因此，保持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就成了稳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坚持和贯彻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的重要前提。
我们不仅要维护近期的稳定，也要维护长期的稳定。以改革促进稳定，在稳定中求得发展，才能有长期的牢靠的稳定。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是很明确的：改革是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从而是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途径。然而，改革与发展之间又不是没有矛盾的。首先，如果改革走偏了方向，即不是把它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自身基础上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而是把改革与四项基本原则相对立，那就会给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带来根本性的危害。其次，如果在改革本身的设计和部署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盲目推进，并因此而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混乱和发展上的不协调，那就会使改革丧失它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适应性功能和促进作用，妨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的有效贯彻。
从本质上说，政治和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就在于，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适时调整、改革那些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既不致因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某些环节、某些方面的落后、僵化而束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又不致因主观随意性的盲目变革，违反社会经济规律而对经济发展造成有害的干扰和冲击。这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途径，也是贯彻执行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战略方针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第二，贯彻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严格遵循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牢固树立和长期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我国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在经济发展上往往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经济比例关系长期严重失调，使国民经济迟迟不能步入良性循环轨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状况，严重干扰和冲击了国民经济的有序、有效发展，使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受到因违背客观规律而产生的各种矛盾的困扰。只有认真汲取这种历史教训，牢固树立和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并逐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
人们不禁要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为什么一直不能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正确轨道，老是折腾不已，甚至在改革之后仍然重犯这个毛病？究其根源，主要出自两方面的病因：一是政策失误，二是经济体制上的缺陷。
政策失误，主要是指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片面追求过大的建设规模和过高的增长速度，一旦国民经济无法承受而跌了下来，就必然严重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但是情况一有好转，就又头脑发热，出现新一轮的发展过热和大起大落。
体制缺陷，主要是指内在于传统的和现行的经济体制中的促使总量膨胀的固有弊端。传统体制中存在的投资饥渴、数量驱动及其带来的膨胀效应，人们已经熟知了。改革以来，由于过分强调对企业、对地方放权让利，改革措施又不配套，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微观经济的膨胀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微观经济的自我约束机制和宏观经济的调节机制却未能相应地建立起来；在新的间接调控手段尚不健全甚至尚未具备的时候，就过早过多地否定了原有的直接调控手段。在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自我调节能力还没有树立以前，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却已大大削弱。所有这些，都是造成近几年经济过热、宏观失控和某些秩序混乱的根源。
解决政策失误和多年积累下来的体制缺陷问题，一方面固然必须深刻汲取历史的教训，树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防止政策选择上重蹈急于求成的覆辙；另一方面，尤其要把机制转换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就是说，要把传统和现有经济机制中那些导致经济过热、投资膨胀、软预算和软信贷约束、数量攀比、短期行为等弊端去掉，按照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和国民经济长期良性循环的根本要求，逐步建立和健全宏观与微观经济的新机制。否则，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会因相关机制的缺乏而不能得到有效贯彻，不能实现经济的持久稳定和协调发展。
事实上，我国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前两步，即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０年，需要把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平均每年需递增７．２％。前１０年我们以１０％以上的速度提前走完了第一步。这样，后１０年每年只需要递增５—６％就够了，其中工业稍高一点，有６—８％，农业有３—４％就够了。如果平稳地保持这个速度，９０年代完成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因此，今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不应该放在速度上，而应放在如何通过政策调整和机制转换去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方面。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也是贯彻落实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做到速度与效益相统一，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的关键之所在。
第三，近期必须集中全力，进一步完成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稳定、有效发展，创造适宜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必要的体制保障条件。
１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但与此同时，近些年来，由于改革和发展两方面都急于求成，步子迈得过大过快，又出现了总量失衡，结构失调，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经济秩序混乱等突出问题，致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障碍，这是多年积累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因此，只有及时地、果断地进行治理整顿，逐步清理和扫除前进道路上的这些障碍，才能为改革和发展的进一步顺利进行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正常的经济秩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降了下来，农业获得较好收成，固定资产投资有所控制，物价上涨势头趋于缓和，社会经济秩序有了一定好转，整个国民经济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实践证明，治理整顿的确是非搞不可、完全必要的。那种认为治理整顿是“倒退了”的说法和认识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为了今后更好、更稳、更有效的前进奠定可靠的基础。
要使治理整顿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在继续实行总量控制的同时，把重点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这既是改变当前资金紧缺和某些商品的销售疲软等状况，保证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适度增长的根本出路，也是逐步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的必然要求。但是，深层次问题必须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当然，在集中力量进行治理整顿期间，改革的步子不可能太大，首先应着力于稳定和完善已经出台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随着治理整顿的深入进行，随着宏观平衡和经济秩序的进一步改善，就可以逐步加大改革的分量，推出一些原来由于经济环境过紧、通胀压力过大而不能进行的改革措施。同时，努力探索新的改革途径，搞好总体规划和制定各项综合配套的改革措施，以便在“八五”和“九五”期间更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经济机制的转换，为更好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经济体制上奠定基础和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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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
王生平
兰州大学教授刘文英著的《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的出版，是中国学者探索梦的奥秘的最新成果。它不仅系统地描述了中华民族探索梦的奥秘的历程，而且从传统文化的发掘中，从中西梦理论的比较中，提出了一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新梦说”。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潜意识”这一概念。但是，把它归之于弗洛伊德一人的名下，则失之公允。中国古代一些哲学家早就初步提出了这一问题，饶有趣味的是，他们也是从研究睡眠、梦的过程中发现的，与弗氏可说是同途同归，而且在时间上要早得多。我国宋代毛晃说过：“寐，眯也，目闭神藏”（《增韵》）。“神藏”是说，人在睡梦中不是没有精神、意识，而是这种精神、意识处于隐伏状态，这已接近“潜意识”的概念。朱熹说：“寤有主而寐无主”。（《答陈安卿》）。这是说，人在觉醒状态下，意念有理性的主宰（“有主”），而在睡梦中，意识失去了控制（“无主”）。这种“无主”状态，朱熹曾准确地称之为“神蛰”，蛰即潜的意思。而这种“蛰”又表现为“悄无踪迹”、“不可窥其朕”的“无主”状态。所以，把“无主”与“神蛰”结合起来，已经与弗氏的“潜意识”基本相同了。
中国古代的发现不止这一个，可以说弗氏提出的许多基本问题，如梦的象征、凝结、转移等等都程度不同地被揭示过了。
由上述可以发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确实是一个亟待发掘的宝库，作者从梦的研究这一角度肯定了这一点。当然，传统文化中不乏糟粕和垃圾，作者在“梦的迷信”中也作了充分的批判。更可贵的是，作者不囿于学术界某些人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以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为背景，以马列主义为武器，结合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提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
概括地说，作者的“新梦说”共有七点：１、人的潜意识并不是来自“本我”的“原欲”，而是人类整个精神生活的积淀；２、梦活动的特征不是潜意识受到“压抑”或“逃避检查”的“伪装”，它本来就是人类原始精神生活的积淀，本来就和原始思维同源；３、梦的材料并非“天之所予”或“我固有之”，而是来自后天人脑的“意象库”；４、梦过程中的眼球快速运动，并不是一种无意义的生理动作，而是根源于中国古代所说的眼球的“内视”机制；５、梦的心理状态并非任何时候都是“欲望的满足”，有时也是忧患的临头；６、梦的原因包括生理病理刺激、精神心理刺激和潜意识的意结（或情结）三个层次；７、梦的生理功能是：调节人体生理节律，显示脏腑功能状况。
“新梦说”扬弃了弗氏“泛性欲”的理论基础，其中三、四两点则把最古老的对梦的猜测和最新科研成果“对接”起来，比较科学地阐释了梦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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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第一届学术年会综述
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５日—２７日，来自全国１７个省、市、自治区的１００多位专家、学者，汇聚南京天王府旧址，庆祝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的成立，并举行第一届学术年会。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代表们着重讨论了如下三个问题：
（一）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对近代化起了廓清道路的历史作用。而且，它使清朝一批士大夫汲取教训，转化为洋务派，开始了学习西方军事和生产技术的社会实践，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太平天国提出的《资政新篇》，是第一个中国近代化的纲领性文献，有力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近代意识的生成与演进。一些学者指出，太平天国对苏浙地区封建势力的扫荡，使得一批士绅、商贾失去土地财产，流向通商口岸，把资金投向近代企业的创设，促进了长江三角洲的近代化。也有学者提出，太平天国政权并未摆脱传统的政治体制和观念形态，缺乏对近代化的理性认识，不宜过高地估计它对近代化的推动作用。还有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层面展开具体剖析，指出太平天国对近代化的历史影响是复杂多元的，既有促进的正面作用，也产生某些负面影响。
（二）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针对近几年来史学界有人全面否定太平天国历史作用，把它说成“一次动乱”，进而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镇压革命辩解的事实，与会学者展开认真讨论和分析。大家一致肯定，太平天国是我国近代的一次伟大农民运动，其历史作用彪炳史册，不容抹煞。这次运动震撼了清廷封建统治的根基，英勇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成为后来民主革命发展和胜利的巨大奠基石。太平天国的爱国革命精神促进中国人民近代民族和民主意识的生长，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是古代农民战争不能比拟的历史作用，必须予以肯定。与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讨太平天国的历史局限，指出：天国英雄生活在封闭落后的农村社会，缺乏文化知识，难以超越封建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必然会因自身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引发各种政策失误，致使天国最终覆亡。对此，学者应当展开研讨，但不宜用当代的评判标准去苛求前人，更不能以此否定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性质。重要任务在于客观地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实事求是地评估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任何人为拔高或贬低，乃至全盘否定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都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史观点和方法，也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国情实际。
（三）太平天国与中西文化的关系
不少学者对以往流行的太平天国宗教、洪仁玕思想等源于西方宗教和文化的看法，展开热烈讨论。他们认为，太平天国宗教和思想文化的取向是多元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农民平均平等观念，同时汲取和改造了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思想文化。有人以洪仁玕为例，对其思想结构展开层面与系统分析，指出这是初步融会中西文化的精神产物。一些学者进一步对太平天国文化和中西文化关系详加研究，力图厘清其层面间的联系与变异，从而确定太平天国文化的正确方位。多数学者认为，太平天国较清朝更为革新开放，比较注重学习西方文化，并试图加以改造和利用，以规划天国建设蓝图。在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天国英雄更具开拓和创新精神，走在时代的前列，超越了后来的洋务派。因此，太平天国文化模式为以后中国改革者融合中西文化的努力提供了借鉴。
也有少数学者对上述看法提出异议，他们的考察结论是，太平天国文化主流是儒家文化，其政治文化、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都没有超出传统的范畴，应该把洪仁玕个人思想和太平天国文化分开，《资政新篇》只是洪仁玕个人特殊经历的体现，并不表明太平天国各级文武官员理解和接受洪仁玕的革新方案。太平天国领袖和群众都生长在传统农业社会，他们缺乏正确评判和取舍中西文化的理性分析能力，更未形成有机融会中西文化的机制，因而中西文化取舍嫁接始终处在较低级的层面，西学经过改造附会于儒学。尽管太平天国反孔非儒，引进皇上帝以为绝对权威，但不能改变其文化的儒学性质。
（崔之清）